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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綜觀相關報道，但凡重大場合的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近乎都會提到“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耐人尋味，意味深長，告誡全黨，“要時刻準備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鞏固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使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永遠立于不敗之地。”[1]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率領全黨全國人民，進行的偉大斗爭廣泛、深入、持久：黨內為保持黨的純潔性、先進性而展開的反腐敗斗爭，國內涉及脫貧攻堅、改革克難、“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而展開的斗爭，還有與境內外敵對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進行斗爭，為爭取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爭取國際話語權而進行斗爭。“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邏輯起點。

一、新的歷史階段

當今，國際格局變遷、秩序調整進入關鍵時期。二戰后，在同盟國勝利的基礎上，形成了以美蘇各自為代表、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相平衡相制衡的雅爾塔體系。然而，出于帝國不能沒有對手敵人、不能停止擴張的基本原理，冷戰隨后開啟，美蘇東西方在各個領域的競爭、斗爭不斷升級而且達到白熱化境地。競爭、斗爭最后以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獨霸而告終，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異常興奮而忘乎所以地稱之為“歷史的終結”，斷言“21世紀依然是美國世紀”。

然而，好景不長，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以新經濟泡沫破滅以及“9·11”恐怖襲擊為伊始，而后又以次貸危機引爆金融大危機收官。大危機產生大沖擊，美國等西方國家群體性加速衰落，與之相輝映的是，中國等新興大國群體性快速崛起，彼消此長，構成了世界最靚麗的風景，也勾勒出國際社會新一輪大變遷的輪廓，揭示了“天變道亦變”的樸素真理。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當前，國際形勢正處在新的轉折點上，各種戰略力量加快分化組合，國際體系進入了加速演變和深刻調整的時期。”[2]正是在分化組合的轉折點上，在加速演變和深刻調整的關鍵當口，習近平總書記認為，“現在，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雖然是三個‘前所未有’，但前進道路絕不會一帆風順。”[3]

中國與世界都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大變局時代，過去一切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如經濟持續增長、收入(包括財產性收入)不斷增加、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日益推進等經濟現象，無產者享受補貼、中產者安居樂業、富貴者窮奢極欲等社會現象，自由、民主、人權等政治理念，甚至于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等時代潮流，像空氣與陽光一樣再正常不過的東西，正在遭到普遍質疑，甚至有可能被拋棄、被顛覆。“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的持續快速發展令世界矚目。經過幾十年的勵精圖治與快速發展，中國不再是吳下阿蒙，社會主義現代化朝氣蓬勃，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社會，全面建成小康關鍵時期;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國家，由大到強關鍵時期。昨天的中國還是世界的普通函數，隨著世界的改變而改變，然而似乎一夜之間，今日的中國就突變為世界的重要變量，廣泛而深刻地改變著世界。

“今天的中國，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這個新起點，就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的新起點，就是中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起點，就是中國同世界深度互動、向世界深度開放的新起點。”[4]“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面對的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5]“我曾經講過，一個國家往往在兩個時期面臨的外部壓力最大，一個是積貧積弱之時，另一個是發展振興之時。現在，我國就處在由大向強發展這樣一個關鍵階段。我們發展得越快，對外部的影響沖擊就越大，受到的戰略反彈力就越強，正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6]

二、新的歷史特征

新的歷史階段呈現出一系列新的歷史特征：國際金融動蕩常態化，世界經濟低迷長期化，全球尤其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貧富分化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社會矛盾尖銳化引發西方國家政治僵化與極化，為此不斷向國際社會轉移風險、轉嫁危機，加劇大國博弈白熱化，世界無政府狀況進一步惡化，變遷國際制度與推進全球治理已成為當務之急。

國際壟斷資本為獲取超額利潤，謀求日趨擴大的勢力范圍，積極推動全球化，全球化導致國際壟斷資本的實力與勢力進一步增強，使得國際壟斷資本愈發主導著國際金融、深刻影響著世界經濟。金融資本厭惡金融穩定，猶如細菌厭惡真空一般，因此不斷加劇乃至制造金融動蕩，通過做多與做空，在動蕩的國際金融中火中取栗，獲取巨額投機收益。加之地緣政治動蕩的助推，信息全球化的放大，“黑天鵝”滿天飛勢在必然，國際金融動蕩常態化勢在必然，小動蕩引致大危機勢在必然，大危機帶來大蕭條大沖擊勢在必然。

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使得經濟危機越來越多地表現為金融危機。金融化與全球化，使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周期性基礎上，又有了結構性與系統性特征。因此，經濟風險在全球范圍內積聚，危機一旦在某個鏈條薄弱環節爆發后，會迅速延燒至整個世界。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國際金融大危機，與1929-1933年“大蕭條”相比，在周期性與結構性之外，更具有系統性，由此引發的大沖擊前所未有，要比昔日的“大蕭條”更加嚴重。大沖擊之下，世界經濟走勢既不是所謂“V型”(觸底反彈)或“W型”(觸底反彈無力再次觸底而后回升)，也不是完美的“U型”(危機-蕭條-復蘇-高漲即標準的周期)，而是一類“倒根號型 ” (    ，即觸底反彈無力而下滑而長期低迷)，經過數年的演變演繹，目前正處在其中的“L型”階段，是謂世界經濟低迷長期化。

2008年國際金融大危機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首先是美國次貸危機，而后是歐洲債務危機)，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遭遇重挫。社會“頂端10%人群”(實際上是1%甚至0.1%人群，即資產階級)有雄厚的財力支撐，再壞也壞不到哪里去，極少一部分甚至更好。社會“底層50%人群”(即無產階級)有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障，不過依靠施舍，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國民經濟重挫首當其沖的是居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40%人群”(即中產階級)，倍受減薪、失業以及股市房市下跌導致資產縮水等多重打擊，可謂“寒天飲冰水，滴滴在心頭”。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得勢以來，中產階級滿懷希望的上流通道(進入資產階級)愈發狹窄，而殘酷現實的下流態勢(淪落為無產階級)越發嚴重。美國等西方國家原本一直引以為豪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因中產階層的塌陷，而成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峙的“M型”，即99%與1%的對立。蕭條漫漫長夜，復蘇遙遙無期，大眾在苦海中掙扎，富豪在蜜罐中逍遙，“占領華爾街運動”、“憤怒著運動”由此興起，加劇了本已日趨緊張的社會矛盾。

經濟持續低迷，社會矛盾加劇，動搖了上層建筑的基礎，在鈔票與選票博弈的政黨政治情勢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越發僵化與極化，左的更左，右的更右，政治共識越來越稀少，最大公約數越來越難找。在美國，共和黨被茶黨挾持，傾向極端保守右翼，唐納德·特朗普成為政治黑馬，民主黨則被“占領運動”等社會思潮綁架，左翼色彩越來越濃厚，伯尼·桑德斯躍升社會紅星。正是在這種越發不確定情勢下，2016年總統大選，竟然成為“騙子”與“瘋子”的角逐，將“比爛競賽”進行到底。讓世人大跌眼鏡，甚至令精英跌出了眼珠，產生了十分混亂的誤打誤撞誤判。長期以來，因不斷兜售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而形成的美利堅“高大上”形象大打折扣。美國儼然從照耀資本主義世界的燈塔，一舉淪落為展示資本主義弊端的櫥窗。

美國實力與勢力不斷衰落，西方列強群體性衰落，而且還是在加速衰落。美國正在喪失領導地位，西方正在喪失主導地位。中國等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力量不斷壯大。此消而彼長導致國際力量格局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國際社會面臨近500年來未有之變局。《易經》有云“群龍無首，吉”。霸主式微，群雄逐鹿，國際失序，大國博弈越發白熱化。整個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況進一步惡化。無論是在時間上，還是在空間上，動蕩連著動蕩，危機接著危機。和平發展正在成為過去時，動蕩危機正在成為進行時，戰爭革命正在成為不斷迫近的將來時。實際上網絡戰、信息戰、輿論戰、金融戰等等無硝煙戰爭早已打響，“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實質是反革命)早已來開序幕。

“當今世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不可逆轉，但也要看到，國際競爭的‘叢林法則’并沒有改變，鑄劍為犁仍然是人們的一個美好愿望。”[7]“歷史一再證明，沒有和平就沒有發展，沒有穩定就沒有繁榮。各國安全緊密相關，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包打天下。拋棄過時的冷戰思維，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是當務之急。”[8]

三、新的偉大斗爭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沉著冷靜，審時度勢，高瞻遠矚，告誡全黨全國人民“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9]習近平同志解讀，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句話涵義很深，既意味著要抓住機遇，更意味著要迎接挑戰。[10]為此號召全黨全國人民，要時刻準備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和鞏固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使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永遠立于不敗之地。[11]當今中國所面臨的矛盾尖銳性、局面復雜性、形勢緊迫性前所未有。中國越發展就越會遭受資源環境等多方面要素的制約與掣肘，就越會遭受世界上那些視中國為競爭對手的國家的嫉妒與作梗，就越會遭受國際反華勢力與境內外敵對勢力的仇恨與破壞，因此中國進一步發展所遭遇牽制遏制等內外阻力壓力就會越大。中國的國家安全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嚴峻，不管中國人喜歡不喜歡，接受不接受，各種困難都在那里，為此必須迎難而上，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新的歷史特征的偉大斗爭主要表現在——

直面“四大考驗”需要偉大斗爭。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從西柏坡遷往北京，毛澤東同志意味深長地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實踐證明，我們黨在這場歷史性考試中取得了優異成績。但是，這場考試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如今，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就擺在我們黨的面前。在“四大考驗”中，能否駕馭資本，成功經歷市場經濟考驗至關重要。“不可否認的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商品交換原則必然會滲透到黨內生活中來，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誘惑纏繞著黨員、干部，‘溫水煮青蛙’現象就會產生，一些人不知不覺就被人家請君入甕了。”[12]

應對“四大危險”需要偉大斗爭。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等“四大危險”中，“能力不足”的危險更加突出。“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我看這種狀態，在黨內相當一個范圍、相當一個時期都是存在的。”[13]存在明顯不足的能力，不只是與群眾打交道、為人民服務的能力，抓經濟、促增長的能力，駕馭資本的能力，更在于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在于應對復雜社會問題、解決各種重大矛盾、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一言以蔽之，有效應對“四大危險”，就是要不斷提高執政能力，解決“本領恐慌”問題。

避免“四大陷阱”需要偉大斗爭。新中國建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取得了長足發展與巨大進步，徹底改變了過去“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改變了過去因為落后而始終面臨著挨打、挨餓的危險境地。即便如此，中國依然是個發展國家，在由大向強的發展過程中，勢必面臨一系列“成長的煩惱”，會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周邊安全陷阱、顏色革命陷阱等“四大陷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順順當當就能實現的，我們越發展壯大，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會越大，面臨的外部風險就會越多。這是我國由大向強發展進程中無法回避的挑戰，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繞不過的門檻。”[14]

完成“四個全面”需要偉大斗爭。中國是個發展國家，發展依然是當代中國的第一要務，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讓全體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美好生活。為此，黨中央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就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現在，我們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我們黨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對我們黨治國理政考驗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15]

實現“四個偉大”需要偉大斗爭。改革開放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黨和人民的一切奮斗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目標。“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更好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就必須以更大力度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16]“四個偉大”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缺一不可，偉大目標需要偉大工程做堅強保障，以偉大革命為有效手段，偉大事業則是必然途徑。“越是偉大的事業，往往越是充滿艱難險阻，越是需要開拓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前進道路上，我們將進行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17]

四、有矛盾就有斗爭

凡是矛盾都有對立面，“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18]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是，應當直面而不是回避矛盾的對立面及其斗爭性，應當視矛盾的性質、類型和環境不同，而選擇不同的斗爭方式來化解矛盾。斗爭既有對抗方式，也有非對抗方式;既有劇烈的形式，也有比較緩和的形式;既有武裝斗爭，也有和平運動;既有合怯的形式，也有非法形式。如果是敵我矛盾，那么就是對抗性的，敵我雙方存在著根本的利害沖突，倘若又涉及到所謂重大利益甚至核心利益，那么勢必要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反之，如果是人民內部矛盾，那么就是非對抗性的，彼此并不存在根本的利益沖突，在這種情形下，使對立面的雙方保持互相依存和互相合作，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些對唯物辯證法一知半解抑或對“以階級斗爭為綱”那段特殊時期過于敏感的人士，有時會偏執地認定，矛盾等同于斗爭，斗爭等同于“階級斗爭”、“黨內斗爭”，“階級斗爭”、“黨內斗爭”等同于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實際上，矛盾既有統一性也有斗爭性，統一性就是強調合作共存和諧的一面，而且哲學意義上的斗爭并不等同于社會政治意義上的“階級斗爭”、“黨內斗爭”。本身違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等錯誤思想與災難實踐，并不能否定矛盾——斗爭——階級斗爭內含的真理意義。

1879年，馬克思恩格斯這樣寫道：“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19]很顯然，承認不承認階級立場、階級斗爭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無產階級專政，是識別馬克思主義與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那些口口聲聲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抑或“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鼓動家們，只要是在階級斗爭上遮遮掩掩、含含糊糊，其實都是假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同志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問題，有重大理論建樹，他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20]1956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然而，很可惜，“以階級斗爭為綱”這樣的極端政治綱領還是被尊重提出、被不斷強化、被登峰造極地執行，嚴重干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提法，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21]即便如此，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是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22]

鄧小平同志科學界定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性質。他指出：“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同他們的斗爭不同于過去歷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23]

黨的幾代最高領導人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與階級斗爭的認識是一貫的與一致的，顯示出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堅定立場、鮮明觀點與科學方法。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班講話中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有人說這已落后于時代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我們說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并不是說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不存在了，在國際大范圍中也不存在了。”

我國現行憲法序言中明確規定：“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但是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24]黨的十八大通過的新黨章重申：“在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

五、新的偉大斗爭是繼往開來的斗爭

多年來，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實踐理性下，“階級斗爭熄滅論”占據絕對主導，導致一些黨內同志與諸多社會人士對“階級”諱莫如深，談“階級斗爭”色變，“斗爭”似乎被徹底“和諧”了。然而，階級與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從來不避諱階級與階級斗爭，如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全書中就貫穿階級分析與階級斗爭的思想，2011年美國的知識分子們就用“CLASS STRUGGLE”(階級斗爭)甚至“CLASS WAR”(階級戰爭)來標識“占領華爾街運動”。近些年來，中國不斷壯大的新生社會階層熱衷官商勾結，使得資本操縱問題愈發嚴重，橫行于中國的跨國壟斷資本、境內外敵對勢力、國際反華勢力滲透、顛覆、破壞始終沒有停止，而且愈發變本加厲地實施“和平演變”、“顏色革命”，威脅中國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安全。“階級斗爭并沒有完全結束，還會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如果我們喪失警惕性，那就會上大當，吃大虧。”[25]

中國人并非好斗，中國人民酷愛和平。多年來，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努力“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26]但是，“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27]國內外反華仇共勢力一刻不停而且加緊折騰我們，圍堵我們，顛覆我們，破壞我們。國家要崛起，民族要復興，西方視我為敵的勢力則努力遏制阻止我們，分化西化弱化奴化我們，因此必然要進行斗爭。斗爭，不只是針鋒相對，刀光劍影，硝煙彌漫，而更有冷戰暗戰兵不血刃之戰，是勇氣與智慧的較量，充滿者策略和藝術。斗爭，既有一般國際關系抑或階級關系的斗爭，也有哲學意義的斗爭，是對抗性與同一性的統一，既合作又斗爭。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越發利益多元化、階層階級分化、意識多樣化。由于長期埋頭于和平、合作、共生，長期悶聲發大財、發洋財、發橫財，導致憂患意識與敵情意識淡薄，矛盾思維與斗爭思維能力衰減。一些國內精英人士、資本勢力長期替國際反華勢力張目代言，或直接從事反華反共反人民活動。這些實質的敵我矛盾隱藏、摻雜在人民內部矛盾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斷理還亂，從而使得現階段中國的社會矛盾異常復雜。針對日趨復雜的國內矛盾，必須使用辯證唯物主義的顯微鏡、歷史唯物主義的望遠鏡以及科學社會主義的瞄準鏡，準確而動態地區分形形色色的各種矛盾，科學而合理地使用憲法賦予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手段，一方面，對敵對勢力實行專政，針對敵我矛盾，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持續堅決不妥協的斗爭;另一方面，對人民使用民主，針對人民內部矛盾，采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求同存異，趨同化異，努力向中央看齊，向愛國主義看齊，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看齊。

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充滿災難、落后挨打的悲慘屈辱史，是一部中華民族抵抗外來侵略、反抗民族壓迫、實現國家獨立的偉大斗爭史。“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任意選擇，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不論發生過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論出現過什么苦難和困難，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的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的發展史，都是人民書寫的歷史。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總結和吸取歷史教訓，目的是以史為鑒、更好前進。”[28]新的偉大斗爭不僅有階級斗爭，更有生產斗爭，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斗爭，是擺脫貧窮與落后、實現繁榮與均富的斗爭。

實際上，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斗爭”是一脈相承的。半個多世紀以前的1962年，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向全黨全國人民發起動員，“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斗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斗爭的客觀規律。”[29]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的“偉大斗爭”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的“偉大斗爭”的繼承與發展，革命斗爭的薪火代代相傳，黨的長期執政與國家長治久安就有切實保障，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注釋：

[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

[2]習近平《在十八后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4年8月29日)。

[3]習近平《加快提高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水平》(2013年12月27日)。

[4]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6年9月4日)。

[5]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10月23日)。

[6]習近平《在聽取空軍工作匯報后的講話》(2014年4月14日)，《習近平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選編》(二)，第26頁。

[7]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3月11日)。

[8]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2016年9月4日)。

[9]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2年11月17日)。

[10]習近平《加快提高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水平》(2013年12月27日)。

[1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

[12]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2014年10月8日)。

[13]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暨2013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上的講話》(2013年3月1日)。

[14]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3月11日)。

[15]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5年12月11日)。

[16]習近平《關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的說明》(2016年10月3日)。

[17]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8月20日)。

[18]《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頁。

[19]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頁。

[20]《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頁。

[21]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8月20日)。

[2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182頁。

[2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頁。

[2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頁。

[25]《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頁。

[26]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的講話：“我們的偉大目標是，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只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勝利實現這一宏偉藍圖和奮斗目標。”

[27]三國魏人李康《運命論》。

[28]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3年12月26日)。

[29]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302頁。

江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發表在《國有資產管理》2017年第3期，有刪節，原標題為《偉大斗爭，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邏輯起點——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