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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略籌劃關乎全局。美國在短短兩百多年的時間里,從小小的殖民地崛起為世界頭號強國,歷屆政府對國家安全戰略的深遠謀劃,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二戰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數次陷入低谷,教訓亦值得深刻警醒。

“生者有功掛玉印,死者誰復招孤魂。”戰爭帶給世人的是傷痛,帶給一個國家和民族更多的是傷及國運或飽受欺凌。提起戰爭,多數國家都唯恐避之不及,唯有美國不然。從建國伊始,美國就多次運用戰爭手段增進國家利益。240年的歷史中,美國先后打了十幾場重要的大仗,美國的戰爭史既展現了其戰略運籌的成功與輝煌,亦顯示了其戰略失誤之切膚教訓。

在大陸擴張和海洋擴張時期,從獨立戰爭到第二次美英戰爭,再到美西戰爭,新生的美國不僅給了歐洲列強一個下馬威,還用戰爭手段解決了國家生存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并成功站上了世界權力的頂峰,握住了全球霸主的權杖。這個時期,美國關于戰爭決策的突出特點是善于“打一仗進一步”,尤其是利用美西戰爭這場“小而輝煌”的戰爭,美國將貿易邊疆推進到了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腹地,并向全世界展示了要參與重新瓜分世界的決心和能力。此后的一戰、二戰期間,美國在歐洲列強困頓衰敗后選擇參戰,并在戰后取代英國成為新的資本主義世界霸主。總體而言,在大陸擴張和海外擴張時期,美國歷屆政府在戰爭決策上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在目標、對象和戰略選擇上都比較成功,達到了不斷增進和累積美國國家利益的效果。

二戰后,美國進入霸權擴張戰爭時代。出于爭奪和維護全球霸權的需要,美國多次在力所不及的地方用兵,導致開始出現頹勢和敗筆。冷戰時期的朝鮮戰爭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場沒有打贏的戰爭,在越南戰爭中美國付出了高昂代價,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反恐戰爭更是嚴重拖累了美國經濟和綜合實力。美國以戰爭起家,卻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變成“戰爭是戰爭的繼續”,逐步步入“兵久國害”的困境。以二戰結束為轉折點,美國的戰爭決策從“打一仗進一步”滑入了“得不償失”的境地。

在美國國家戰爭學院羅斯福紀念堂的主樓梯上方,懸掛著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上面寫著:“世事多變,唯有地理因素不變。”美國的崛起曾深深得益于其歷代政府宏觀而精準的地緣謀劃。美國地緣戰略的突出特征表現為以陸權和海權的沖突對立為前提、以遏制歐亞大陸陸權國家為主要目標、以控制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和維持歐亞大陸均勢為手段。

自美國完成大陸擴張并取得“兩洋”國家的地緣優勢之后,海洋空間成為其經營重點,馬漢的《海權論》也被美國奉為經略海洋之圭臬,在美國海外擴張史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驗證。美西戰爭結束后,美國代替西班牙成為了加勒比海新的領導者,獲得了走向更廣闊太平洋的戰略航道和重要墊腳石。

二戰后,美國的地緣戰略謀劃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參戰國激戰正酣之際,地緣戰略學家斯皮克曼提出的邊緣地帶理論對美國二戰后的全球地緣戰略布局產生了直接且深遠的影響。二戰結束后,美國通過聯盟體系控制了這個世界島的三大邊緣地帶:1949年美歐簽訂《北大西洋公約》,控制了包括歐洲大陸西部近海地區的西邊緣地帶；隨后在亞太地區又通過一系列雙邊及多邊安全條約,控制了包括亞洲東部沿海的東邊緣地帶；1955年,美國推動英國簽訂了《巴格達條約》,希望打造中東版本的北約,實現對南邊緣地帶的掌控,但這個組織因內部矛盾于1979年解散,包括中東地區在內的南邊緣地帶也成為美國地緣戰略布局的短板弱項。

冷戰時期,通過在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建立一系列橋頭堡,美國控制了歐亞大陸外緣的重要島嶼、海峽和通道,以強大的海上力量完成了對歐亞大陸的包圍,并成功遏制了蘇聯的陸權擴張。兩極結構解體后,冷戰時期的聯盟體系被保留下來,在此基礎上,美國奉行了冷戰后時期以兩洋戰略為內核、以遏制中俄為重心的全球戰略:在大西洋方向,極力推動北約東擴,在太平洋方向,美國則不斷鞏固美日軍事同盟,推動美日安保條約西擴,特朗普的“印太戰略”就是這一地緣戰略布局在新時期的延續。

回顧歷史,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取得,既不是上帝的“恩賜”,也不是他國自愿依附,而是精準的戰略謀劃與實施的結果。而美國二戰后所遇到的挫折則是戰略謀劃失誤所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謀劃的歷史對當前的中美戰略博弈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首先,國家安全戰略目標與手段的平衡與否是國家盛衰的重要因素。二戰以后,美國一躍成為超級大國,自信心不斷膨脹,在實力評估和目標定位上日漸喪失清醒。冷戰期間,遏制共產主義傳播的意識形態斗爭已經超越了美國的核心利益。無論是朝鮮戰爭還是越南戰爭,都是美國肆意擴大干涉規模造成的惡果,是美國戰略目標與手段逐漸失衡的反映。美國追求的目標是無限的,而力量與手段卻是有限的,決策者在戰略目標與戰略實力不相匹配的背景下過度擴張,最終導致戰略目標與實力手段脫節,國家實力受損。

其次,國家安全戰略手段的選擇上應避免對戰爭手段的依賴與濫用。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在經歷了海灣戰爭的短暫理性之后,遭遇了改變美國人集體精神狀態的“9·11”事件。這是美國成年以來其本土遭受的第一次嚴重襲擊,造成了美國人的集體不安全感。在此沖擊之下,美國戰爭決策再次走形,其對戰爭手段的濫用最終將其拖入伊拉克戰爭的泥潭。這場先發制人戰略指導下的戰爭,不僅因師出無名而飽受譴責,還直接導致美國經濟實力受損、軍事自信受挫,并最終嚴重牽制了奧巴馬重返亞太的戰略步伐。事實證明,美軍大舉進入伊拉克,能贏得軍事,卻贏不了政治；能夠征服土地,卻征服不了人心；能贏得戰爭,卻輸掉了中東地區的和平。

再次,在戰略思維層面要突破遏制與零和博弈的思維定勢。冷戰時期,以蘇聯為主要對象的遏制戰略拖垮了前蘇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美國取得了地緣政治優勢,為美國戰后稱霸全球提供了便利。但是,遏制戰略也導致美蘇之間的激烈對抗和無節制軍備競賽,同時,也消耗了美國自身國力,使西歐和日本一時成為冷戰的贏家。從全球范圍看,冷戰也加劇了國際矛盾與世界動蕩,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損失與后果。要清楚地看到,遏制戰略雖已成為歷史,但美國遏制戰略產生的思維定勢并沒有隨著美蘇冷戰的結束而改變。新時期,面對不可逆轉的國際力量多極化趨勢,美國只有走出遏制與零和博弈的思維定勢,才能為世界和平與繁榮創造更好的條件。

最后,謹慎選擇與運用聯盟戰略,避免陷入聯盟困境。近年來,美國曾提出要構建“基于原則的亞洲安全網絡”,企圖進一步整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雙邊安全同盟及伙伴關系,構建一個新的亞太聯盟安全體系,以強化對亞太地區的主導權。作為美國實現其戰略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美國聯盟戰略在幫助美國維護全球霸權地位的同時,也對世界安全產生了負面影響,作為盟主的美國自身也不得不承擔過多責任與義務,在全球各地背負起沉重的聯盟代價,甚至陷入“拋棄”與“牽連”的聯盟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