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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領導團隊同它的核心人物是共生同構的。有什么樣性質和水平的團隊，就有什么樣性質和水平的核心人物；有什么樣的核心人物，就干出什么樣的事業。

　　毛澤東雖然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了中央決策層，但仍然要遭遇一個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政黨在選擇自己的核心領導時所必須的各種考驗。

　　遵義會議出現的變局，主要不是因為當時的中央領導層在整體上對政治路線或思想路線的認識有多大改變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以來沒有章法的潰退強烈不滿，并形成了“仗不能再這樣打下去”這個共識。一向謙虛穩重的朱德，甚至在發言中說出“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這樣的重話。于是，改變領導決策層迫在眉睫。毛澤東此前在創建紅軍和開辟中央蘇區過程中積累了很高威望，雖然屢受排擠和打擊，不能參與決策，但畢竟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名義上還是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主席。在出席遵義會議的人員中，他和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的主張也最鮮明，一批紅軍將領也支持他。在危急關頭，大家覺得還是讓毛澤東出來參與指揮更好些。

　　后來，人們一般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主要是指毛澤東在中央決策層起的實際作用而言。從名義上講，他在中央的領導地位和權威并不是遵義會議后立刻就明確起來的。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云，會議明確“以毛澤東同志為周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也就是說，當時黨內最高的軍事指揮者是周恩來，政治上則明確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這個安排大體有這樣一些考慮。第一，在非常時期，保持領導層的穩定很重要，只能做幅度不太大的調整，用原來的中央常委繼續負責，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確實唱了主角，周恩來也是此前的常委，而且是此前的決策核心“三人團”的成員。一個掌黨，一個掌軍，比較合適。第二，張聞天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屬于同一“陣營”，共產國際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過，如果用此前“左”傾教條主義者主要打擊的對立面（毛澤東）來代替博古，變化太大，阻力也大，還涉及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的看法，而這是當時很難去討論的問題。第三，在長征途中，誰在黨內負總責，并不是特別重要，關鍵是誰能夠領導紅軍打好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在戰爭中讓黨和紅軍轉危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所以，毛澤東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回顧這段歷史時說：“遵義會議只集中弄清軍事路線，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組織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書記而以張聞天（洛甫）代之，因為當時只有如此才能團結我們內部。”

　　卻說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雖然參與軍事指揮，但大家對他的地位和權威的認識并非那么明確和固定。有四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遵義會議上，政治局委員何凱豐對毛澤東說：別人都說你打仗行，我說你不行，你只不過是按《孫子兵法》打仗。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指揮的第一場戰斗在土城失利，博古也曾嘲諷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也不成”。第二個例子是1935年3月10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家都主張去進攻一個叫打鼓新場的地方，唯有毛澤東不同意，他甚至提出，如果你們堅決要去打，就辭去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大家說，你要辭就辭，結果就真的舉手通過了他的辭職。第三個例子是在四渡赤水過程中，林彪不滿意毛澤東總是讓部隊走“弓背”路的指揮方式，徑直向中央發電報要求換彭德懷來直接指揮。第四個例子是中央紅軍到陜北以后，毛澤東提出過黃河東征的戰略計劃，決策層便爭論得很厲害，多數人不贊成，原因是走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安身之所又要走，大家都怕脫離根據地。但毛澤東還是堅持東征。東征戰績不錯，后來形勢發生變化，又回到了西邊。從這四個例子看，在非常時期，在重大考驗關頭，領導層內部出現不同意見，甚至出現個別人先于多數人作出正確判斷的情況，實屬不可避免，但從中也看出，那時候毛澤東的權威地位還沒有真正樹立起來，還需要一個通過實踐來檢驗進而逐步認同和選擇的過程。所以，鄧小平晚年談到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時，用語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

　　到了延安，也沒有平靜下來。1937年底，王明從莫斯科回來，便很鬧了一陣子。他一回來，便提議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十二月會議”），作了專題報告，聲稱是傳達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還咄咄逼人地指責中共中央此前制定的抗戰路線，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毛澤東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這個情況時說：“1937年12月會議時，王明回國，進攻中央路線，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王明一回國就“進攻”中央路線，底氣依然來自在抗戰問題上覺得自己代表了共產國際的意見，而且他的身份就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中共領導人得此職務者，只有王明。十二月會議事實上對王明的特殊地位也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認可。惟其如此，除了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基本路線這個根本原則，毛澤東在有些問題上是讓了步的（“別的問題我都承認”）。也因為如此，當時中央領導層普遍覺得王明的主張不可忽視、不好反對，多持贊成態度。周恩來在1943年的中央會議上就談過，自己在王明回國后的一段時間，“對王明的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有容忍和退讓的地方。”張聞天1943年12月寫的《反省筆記》中也說到，自己對王明回國后宣傳的那一套，一度有所“迷惑”，不夠“清醒”。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雖然做了辯白，最終還是采取了忍讓態度，服從了多數人意見，所以他說自己“是孤立的”。隨后，王明到武漢，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大有與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禮之勢，甚至提出把中央全會拿到武漢去開。李維漢曾回憶說，“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澤東，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1996年筆者在杭州采訪江華時，江華也有過同樣的回憶。

　　在不斷的摩擦中，直到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從莫斯科回來傳達共產國際的意見，說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這才明確了毛澤東實際上的領袖地位，但職務并未明確。當時，陳云等提議由毛澤東擔任總書記，但毛澤東覺得時機還不成熟，沒有同意把這個問題拿到六中全會上去討論。全會以后，張聞天主動把工作逐漸向毛澤東轉移。1939年初，張聞天把政治局會議的地點從自己住的藍家坪移到毛澤東住的楊家嶺，雖然仍主持政治局會議，但一切重大問題實際上由毛澤東做出決斷。1939年夏季后，張聞天開始提出把自己名義上的總負責“完全解放”，實際上他也主要去做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了。到1940年5月，張聞天索性把住處和自己負責的中央秘書處這個機構，也搬到了毛澤東住的楊家嶺，事實上把黨內總負責的工作全部交給了毛澤東。后來毛澤東贊嘆說，“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是“開明君主”。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央依然沒有對中央領導層進行正式調整。原因恐怕有兩個，一是不調整也不影響毛澤東實際主持中央工作，二是毛澤東或許覺得條件仍然沒有完全成熟。

　　所謂沒有完全成熟，就是說，當時中央領導層在對待“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這個問題上，認識上還不一致，特別是王明，還繼續堅持他的主張。具體情況是，王明1940年不經中央同意，將他1931年出版的“左”傾教條主義綱領性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印發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這說明他仍然堅持已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那套“左”的東西。與此同時，關于中共中央抗戰以來的政策路線，雖然毛澤東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論新階段》的報告已經充分闡述，但王明并沒有心服。他在會后寫的一首詩中說：“相持階段只空吟，對日屈從是實情；抗戰心消反統戰，誣加馬列教條名。”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后，王明又寫一首《新民主主義論----評毛澤東這篇論文的根本錯誤》的詩，說：“新民主主義，理論自托陳；資革成功后，資行社不行。”“列義被修正，前途迷霧存。”1940年10月，王明在一首題為《親法西斯的漢奸路線》的詩中，稱毛澤東主張的統一戰線是“愿作漢奸緣底事，策同托派胡亂來”，并在詩下加注說：毛澤東搞的是“在中國實行聯日聯汪反蔣的統一戰線”。1941年9月底10月初，王明還當面同毛澤東爭論，提出中央的抗戰路線和處理國共關系的原則，都是錯誤的。毛澤東1943年11月談到這場爭論時說：“前年九月會議，提到抗戰時期黨的路線問題，王明堅決不承認路線錯誤。我說，不說路線錯誤也可以，但有四個原則錯誤，即（一）速勝論，（二）運動戰，（三）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斗爭，（四）組織上鬧獨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認，不久來了反攻，說他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央路線是錯誤的。”

　　除了王明的因素，毛澤東還覺得整個中央領導層結構存在著問題，由此認為進行調整的時機沒有成熟。還是在1943年11月政治局會議上，他說道：“遵義會議前被誣為機會主義者的，今天已變為主要領導者。但這個碼頭仍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這是一個矛盾，已經忍耐了多少年，從前年九月會議到現在又忍耐了兩年，我還要求同志們再忍耐一下，不忙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在這里指出的“忍耐了多少年”的“矛盾”，是指當時在中央起決策作用的“主要領導者”是過去“左”傾教條主義所排擠的人（當然包括毛澤東自己），但中央領導層的整體班子（“碼頭”），卻是“左”傾教條主義統治中央時形成的，由此還有不甚協調的地方。為此，必須在領導層當中徹底弄清是非，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從1941年9月起，開始在高級干部中進行整風學習活動，這個活動隨后在全黨普遍展開。

　　經歷逆境的毛澤東深知，要使黨成熟，必須靠思想理論建設。一到陜北，他就發憤地讀書學習和寫作，先是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類總結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著作，然后又在哲學方面發表《矛盾論》和《實踐論》，軍事戰略上寫出《論持久戰》，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義論》，回答了中國革命的性質、目的、方法、對象以及我們要建立什么樣的社會等等，在文化上還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些著述，漸漸把中國革命的基本模樣說得清晰起來。與此相應，通過整風學習運動，逐步弄清了土地革命時期以來的路線是非，毛澤東的權威地位也就逐步明確并在全黨形成共識。

　　毛澤東在理論上的成熟和建樹，對中央領導層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說，從根本上改變了黨內領導層對毛澤東的認識。1941年10月8日，陳云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發言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因為長征中遵義會議后的行動方針是毛澤東出的主意。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后，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王明回國后自以為政治上高明，對中央不尊重，犯了許多錯誤。我素來對王明是尊重的，但對他武漢時期的許多做法不同意。”這年10月22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講：“遵義會議前后，我的認識有一個過程。會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們的分歧是原則問題，對毛主席也只是覺得他經驗多。遵義會議后，開始知道毛主席是懂軍事的。紅軍南渡烏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軍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國后直至十二月會議，在獨立自主問題上、徐州會戰問題上，對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認識到他是中國革命的旗幟。”1942年6月30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紀念“七一”干部大會上講，毛澤東是“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一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這年7月，張聞天在陜北、晉西北從事農村調查期間，也對身邊的同志說道：“中國革命21年來最大收獲和最大成果，就是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了久經考驗的、英明正確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

　　比毛澤東那一代資格更老的革命家吳玉章，在其回憶錄里的分析大概是最精辟也最到位的了。他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在這之前，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并不十分鞏固”，“教條主義者們認為，毛澤東馬列主義理論修養不足，內心并不服氣，《論持久戰》的發表，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嫻熟應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征服了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的心。全黨感到十多年曲折的歷史，終于鍛煉并篩選出自己的領袖。這種感情上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絕不可同日而語。”

　　1943年，終于水到渠成，在組織程序上鞏固和確認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標志是這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決定說：“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志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澤東同志為主席”。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

　　毛澤東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這兩個“主席”職務的確定，標志著從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不僅在思想上、政治上，也在組織上、體制上最終鞏固和完成。

　　也是在1943年，發生了幾件重要的事情，進一步鞏固和明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領導地位。

　　第一件事，是共產國際解散。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通報關于共產國際主席團將于22日宣布解散共產國際一事。翻譯師哲把這封電報送給毛澤東時，毛澤東興奮地說：“他們做得對，我就主張不要這個機構。”通俗地說，頭上沒有了“太上皇”，無疑更有利于中共能夠獨立自主地按照中國實際情況來處理中國革命問題，也有利于中央領導層更權威地發揮對全黨的凝聚作用。

　　第二件事，是中央其他領導人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1943年3月，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提出“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把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說成是新軍閥，強調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國民黨方面還乘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制造輿論，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取消邊區，同時調集二十多個師的兵力，準備向邊區發動突然襲擊，形勢十分嚴峻。這時候，中共必須強化內部的團結和統一，確立并高揚自己的思想旗幟。于是，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文章提出：“中國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文中還稱毛澤東是“我黨英明領袖”。第二天，劉少奇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這樣，毛澤東不僅成為政治領袖，也是全黨名副其實的思想領袖了。

　　第三件事，是1943年9月到11月，中央政治局召開多次會議，總結歷史經驗，對抗戰以來王明的路線錯誤開展了嚴肅的批評，在思想認識上達成空前共識。在這一過程中，中央領導層紛紛表態，對毛澤東的歷史貢獻和領袖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認可。

　　9月，博古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示：武漢時期（1938年）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毛澤東為首的黨的正確路線----布爾什維克路線；一條是王明在武漢時期的錯誤路線----孟什維克的新陳獨秀主義。

　　10月6日，從井岡山時期起就和毛澤東患難與共的朱德，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毛澤東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的人。有毛澤東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照毛澤東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澤東辦事的本事。”

　　11月15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經過這幾年的實踐，對毛澤東的領導確實心悅誠服地信服。”事實上，周恩來在8月2日從重慶回到延安，就發表了一個演說，其中講：“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二十二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這段話收入了《周恩來選集》。

　　11月下旬，在中央蘇區時期曾經說“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的任弼時，在中央高級學習組會上說：去中央蘇區前，對毛澤東已有右傾的印象。到中央蘇區后，正遇反“圍剿”，認為毛有獨特見解，有才干，故后來推毛為中央局代書記。但同時認為毛講反對本本主義，講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輕視理論”。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國后，閱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又看到毛澤東在處理國共關系、領導整風運動以及對各種政策之掌握，對毛澤東則完全“愛戴佩服”，而且認識到他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

　　12月，張聞天在其《反省筆記》中寫道，從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以來，“給我思想上的轉變幫助最大”，“我從黨史上發現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是中國黨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而我從莫斯科帶來及四中全會后中央當權時所發揮的一套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同志，不但是我黨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是理論家的這個觀點，也就是這個時候建立的，我對毛澤東同志心悅誠服的感覺，也是從此時發展起來的”。

　　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自然也影響到王明。王明稱病沒有參加這期間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向他傳達政治局會議精神，聽取他的意見。12月1日，王明的妻子孟慶樹代筆為王明寫了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不管是誠心之舉還是應付之辭，他在信中終究表示：“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

　　歷史的選擇，由此塵埃落定。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