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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評價

魯迅是毛澤東最為心儀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家和思想家，罕見地稱他為“現(xiàn)代中國的圣人”。

1936年10月，魯迅辭世時，中國共產(chǎn)黨對他的評價即已達到很高的位置。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發(fā)布的《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提出：魯迅先生一生的光榮戰(zhàn)斗事業(yè)，做了中華民族一切忠實兒女的模范，做了一個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為世界和平而奮斗的文人的模范；為了永遠紀念魯迅先生，決定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搜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出版魯迅全集等等。

毛澤東對魯迅的了解和推崇，與中國共產(chǎn)黨同魯迅的特殊關系有關。張聞天、陳云、瞿秋白這些黨的領導人，和魯迅都有過不淺的接觸和了解；像郭沫若、茅盾、周揚、馮雪峰這些黨內(nèi)著名文化人的經(jīng)歷，都和魯迅有著深切的關聯(lián)。1937年以后，隨著一批文化人從國統(tǒng)區(qū)來到延安，毛澤東在和他們的接觸中，越來越多地了解到魯迅的思想、性格和在國統(tǒng)區(qū)文化界的特殊地位，越來越強烈地體會到魯迅對中國共產(chǎn)黨高揚中國革命文化大旗不可替代的作用。

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評價魯迅，就使用了一個特殊的概念——“圣人”。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陜北公學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他在大會上發(fā)表的《論魯迅》演講中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jù)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xiàn)代中國的圣人。”

這個評價，一直到晚年也沒有改。不僅沒有改，還升了格。1971年11月20日同武漢軍區(qū)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時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在這里，作為“圣人”的魯迅，從“第一等”，升為了“第一個”；不只是“現(xiàn)代中國”的圣人，而是“中國的”圣人；毛澤東自稱“賢人”“是圣人的學生”。對魯迅評價之高，在古今文化人當中，無出其右。

毛澤東稱魯迅為“圣人”，源于他們的“心”是相通的。

毛澤東和魯迅雖然沒有謀過面，但兩人都非常明確地表達過對對方的真摯好感。魯迅生前在文章中公開表示要站在“毛澤東先生們”一邊，宣稱自己“即使怎樣不行”，被“毛澤東們”“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紅軍到達陜北后，他給毛澤東發(fā)電報，還捎帶火腿等等。如此立場感情，無疑使毛澤東感動不已。這就可以理解，在魯迅逝世一周年時，他為什么會稱魯迅是“圣人”，稱魯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產(chǎn)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

在魯迅說的“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的年代，毛澤東和魯迅都是戰(zhàn)士。一個側(cè)重于武器的批判，一個側(cè)重于批判的武器，戰(zhàn)斗精神和理想目標頗為相似，而且都收獲了“于無聲處聽驚雷”的奇效，從而使他們在心靈上互相感應，視為同志。

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層，最早提出毛澤東和魯迅有思想默契的，是周恩來。他在1945年說，“魯迅的許多思想和毛主席的思想一致”。毛澤東自己的表達，則更為感性。1949年訪問蘇聯(lián)時，他對工作人員說，“我就是愛讀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這里說的是魯迅和“我們”，到1966年7月給江青的那封信中，則換成了魯迅和“我”。他說：“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讀點魯迅”

毛澤東讀魯迅作品，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開始的。他那時是《新青年》雜志的熱心讀者，魯迅最初的一些白話小說和雜文，便發(fā)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第一次到北京時，因為對周作人撰文介紹的日本“新村運動”很感興趣，專門跑到八道灣魯迅和周作人同住的院子拜訪，可惜那天魯迅不在家，只見到了周作人。晚年談到此事，毛澤東還遺憾地說：“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

1920年，毛澤東在長沙經(jīng)營文化書社，親自選進魯迅的《吶喊》等作品來賣。大概從這時起，他對魯迅的作品有了較多的印象。1932年底，馮雪峰從上海到瑞金，魯迅成為他們見面交談的重要話題。魯迅1936年10月逝世前，曾托馮雪峰將自己編校的瞿秋白文學譯文集《海上述林》上卷，轉(zhuǎn)送在陜北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毛澤東同時收到的，還有魯迅開列書目讓人去選購的一批書，其中就有《吶喊》《彷徨》這些作品。初到延安，毛澤東在一所中學圖書館發(fā)現(xiàn)有不少魯迅的書，不斷派人去借來閱讀。

從1937年10月發(fā)表《論魯迅》演講開始，毛澤東就頻繁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魯迅作品了?！墩擊斞浮芬昧唆斞傅娜恼?，其中，《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是早期的作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1936年7月才發(fā)表的；還有魯迅1934年11月17日寫給蕭軍的一封“痛斥變節(jié)者”的信，發(fā)表于1936年11月15日在上海出版的《作家》月刊，當時還沒有收進魯迅的集子，毛澤東也引用了。1938年1月12日，他在寫給艾思奇的信中說到：“我沒有《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內(nèi)，遍尋都不見了。”《魯迅全集》此時還未編輯出版，毛澤東尚不知道，但閱讀魯迅作品之急迫，卻極為真誠。

第一版《魯迅全集》，是1938年8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以“魯迅全集出版社”名義在上海出版的，共20卷。出版社特印200套編號發(fā)行并注明是非賣品的“紀念本”，贈給延安兩套，毛澤東得到其中的第五十八號。收到《魯迅全集》后，毛澤東讀魯迅著作，便成為常態(tài)了。新華社曾發(fā)表過一張毛澤東在延安棗園窯洞里工作的照片，辦公桌上便放著3卷《魯迅全集》。1942年７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最近經(jīng)驗，少而精的東西還能看而且有益，多了無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時間，可印《魯迅全集》《海上述林》。”

這套《魯迅全集》，被毛澤東完整無缺地從延安帶過了黃河，帶到了西柏坡、香山，進了中南海。1949年底訪問蘇聯(lián)，他帶去不少魯迅作品，閱讀時連飯都顧不上吃，工作人員多次催促，他回答說：“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記了睡覺。”一直到晚年，他依然心系魯迅作品。1971年11月20日同武漢軍區(qū)和湖北省黨政負責人談話時強調(diào)：“魯迅的書不大好懂，要讀四五次，今年讀一遍，明年讀一遍，讀幾年懂得了。……我們黨內(nèi)不提倡讀魯迅的書不好。”1975年底又講：“我建議一二年內(nèi)讀點哲學，讀點魯迅。”

“讀點魯迅”，是毛澤東晚年以人名代著作，提倡閱讀的唯一中國人，從句式到用意，幾乎和“讀點馬列”這樣的說法差不多。

毛澤東閱讀和保存有三種版本的《魯迅全集》。第一種是前面說的1938年8月出版的20卷本的《魯迅全集》，內(nèi)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他在這套書上作了不少圈畫和批注，凡書里文字排印顛倒、錯字漏字的地方，也都一一作了校改。第二種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繼出版的帶注釋的10卷本《魯迅全集》。這套書只收魯迅著作，未收譯文和整理的古籍。第三種是1972年有關部門根據(jù)10卷本《魯迅全集》排印的大字線裝本，他在書中畫了許多紅道道，許多冊的封面上畫有紅圈，其中一冊的封面上寫著“1975·8再閱”。

毛澤東逝世時，床頭書桌上還放著一本厚厚的《魯迅選集》。書里夾著一封沒有信封的信，是女兒李敏1975年4月15日寫的，上面說：“爸爸：您好，您近來身體怎樣？女兒十分惦念。您讓我讀的這本魯迅選集，我已經(jīng)都讀完了，什么時候，我想和你談讀這些雜文的看法。這本書里您畫了不少符號，寫了一些評注，我都仔細看了。但有些地方還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問問。”在毛澤東的藏書中，還有一套1972年9月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輯、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線裝本《魯迅手稿選集三編》。這套書共有29篇魯迅手稿，因一些手稿字跡太小，毛澤東就用放大鏡看，并留下不少圈畫。

（作者：陳晉，《新湘評論》2016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