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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革命以前，反對不公平私有財產制度，主張財產社會公有。毛澤東出身于農民家庭，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教育，受到中國傳統公私觀影響。在東山學校讀書時，毛澤東開始接觸到維新變法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并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尤其喜歡讀《新民叢報》。受康有為、梁啟超的影響，年輕的毛澤東把“大同”作為最初的人生理想。進入湖南第一師范讀書后，毛澤東廣泛研讀中西著作，有了更好的“文化基礎”，并且也有了對世界大勢、中國社會發展更深刻的理解。在給黎錦熙的信中，他明確表達了對“大同境域”的無限向往，并直言“大同者，吾人之鵠也”。同時，他認為不公平的私有財產制度導致了“少數人所得而私”，這些人都是“重利盤剝的人，坐擁遺產的人和挾資經營產業的人”。在1919年7月21日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他作出了詳細的說明：“金錢是生活的媒介，本來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識的貴族和資本家，想出什么‘資本集中’的種種法子，金錢就漸漸流入田主和工廠老板的手中。……”“替他們作工的千萬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給與。作工的既然沒有金錢，于是生出了貧富的階級”。因此，毛澤東竭力反對這種“吃人”的剝削，并認為“勞動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會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這種改革就是革命，就是從根本上推翻產生這種不公平財產占有的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毛澤東并且認為：“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顯而易見，此之所謂“新社會”，無疑是毛澤東對“大同”的最初設計與規劃，在這里實行共同勞動、共同享受，實行完全的平均分配。可見，從這一時期起，毛澤東就開始了對這種共同勞動、共同享有、平均分配的理想社會的追求。

2.土地革命時期，承認合理的私有財產制度，反對剝削和不當得利。1925年，毛澤東在廣泛調研和深入思考后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深度解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特別是把資產階級劃分為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分析了各自代表的生產關系以及資產階級妥協性與革命性并存的原因，明確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革命的首要問題，這也就為毛澤東合理利用資本主義、發揮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積極作用做了理論上準備，也為后來中國共產黨認識和處理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關系提供了指導。簡單的說，判斷的標準就是“是否存在剝削、是否有利于革命、是否有利于人民”，也就是對于合法的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予以承認，對于大地主、土豪劣紳等通過剝削而得到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一貫的予以反對。1928年初，毛澤東提出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明確保護他們的財產和買賣，不能隨意侵犯他們的利益，但對于壓迫農民和中小商人的土豪劣紳，發動群眾沒收其浮財。隨后在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中，再次明確要保護大小商店，對城鄉小商人絕對不要沒收商店、焚燒賬簿。同時，對于在根據地隨意沒收、破壞私營工商業者財產的“左”的傾向，毛澤東親自糾正，對其所領導的部隊反復強調要保護私營工商業者財產和正當利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強調了承認和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的政策，明確提出“我們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1936年，毛澤東給黨外民主人士章乃器、陶行知等人寫信，明確表示：“一切商人和大小資本家的財產工廠，均不沒收，并保護他們的營業，援助他們的發展”。對于農民而言，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財產就是土地。土地革命初期，毛澤東主張通過“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方式來解決土地問題，強調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分離，即農民有使用權，但所有權歸政府。隨著革命的深入，毛澤東肯定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與此同時，毛澤東把地主和舊式富農的私有財產予以區別，“對于富農我們只取消其封建式剝削的部分，即沒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貸。富農所經營的(包括雇工經營的)土地，商業，以及其他財產則不能沒收”。這不僅是對以往“左”傾錯誤政策的糾正，而且為今后在具體工作中正確對待私有財產提供了指導。此外，毛澤東承認大多數國家在華的合法財產，明確“合法的外國投資，我們是承認的”。

3.抗日戰爭以來，肯定私有財產制度客觀存在，保護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毛澤東深刻認識到推翻舊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公有制并非易事，必須“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在一定時期內還得允許私有財產制度客觀存在。1937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內，并沒有超出資本主義范疇內私有財產制的界限以外，并沒有實行社會主義。”在與世界學聯代表團的柯樂滿、雅德等談話時，毛澤東進一步闡釋中國共產黨抗戰后要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這個國家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乃是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與不破壞私有財產原則下的國家與政府”。隨后，在接見世界學生協會代表團時，他又強調了“這樣一個國家和政府將充分貫徹民主原則和民主制度，它將不能動私有財產。一個現代的中國就將是這樣的”。多次向外界闡明“不破壞”、“不能動”私有財產思想之后，毛澤東在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我們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國就是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國家，是一個民權主義的國家，是一個民生主義的國家，它不否認私有財產制度。至此，毛澤東從國家性質的高度出發，肯定了私有財產制度。1949年9月29日，“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盡力保護國外華僑的正當權益”等內容寫進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以法律形式確定了私有財產制度，明確保護私有財產。這樣，就必須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革命的前途和步驟的問題。對此，毛澤東有清晰的認識，他認為：“我們的斗爭目的是要從民權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第一步，我們要砸碎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不破壞一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也就是我們首先要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而這一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這個社會，政治上是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經濟形態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以及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實行“耕者有其田”，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

4.建國后，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新中國成立后，圍繞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毛澤東和黨中央決定實行土地改革，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生產力，為新中國工業化開辟道路。但到了1952年底，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大的變化，國家發展面臨許多新的問題，社會生活中累積了新的矛盾。在廣大農村，土地改革后農民分得土地，但分散、脆弱的農業個人經濟無法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同時“農民不可避免地要向兩極分化”，加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農民互助組、初級合作社等逐步建立和發展。根據這些情況，黨認為組織互助合作，不僅可以幫助農民克服現實困難、發展農業生產，同時可以防止農村資本主義自發趨勢，引導農業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走共同富裕之路。在城市，通過沒收官僚資本迅速構建起國營經濟，穩定了國家財政和經濟大勢。到1952年，國營工業產值在全國現代工業總產值中的占比達到56％，社會主義已成為國家經濟生活中相對強大的因素。與此同時，在利用與反利用、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中，我們黨積累了豐富的關于對待資本主義私人工商業的經驗，為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基礎。在國際上，帝國主義國家不僅在軍事上侵略威脅，同時還在經濟上封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自然成為了新中國學習的榜樣，并對毛澤東等人思考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當時斯大林肯定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的一些設想。另外，一個不可無視的因素就是毛澤東對“公”與“私”的認識出現了新的變化，其更加注意和思考觀念層面的東西，把私有制、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綜合起來考慮，更加重視對人的思想改造。如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毛澤東就明確提出，隨著所有制的改變，農民對土地的私有觀念也必然會發生變化。這樣，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黨的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問題，希望通過建設和改造同時并舉，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上半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了單一的公有制。但同時也出現了諸如部分物資供應緊張、價格上漲等新的問題。對此，毛澤東又作出政策調整，提出了“新經濟政策”，認為“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后，全國各地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提出“一大二公”，實際操作上搞“一平二調”，一切財產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在全社范圍內統一核算，統一分配，造成了嚴重的平均主義。同時，社員的自留地、家禽、耕畜、家庭牧業收歸社有。這股愈刮愈烈的“共產風”嚴重損害農民利益，也遭到了農民的反抗，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在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開始糾正“共產風”，但未能剎住。于是，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嚴厲批判“共產風”。他明確指出，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隨后，他又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以引起高度重視。按照毛澤東要求，各地隨后開展了大規模的“退賠”工作，有力扭轉了形勢。然而，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后，“共產風”再度刮起。“文革”時期，公與私更是被尖銳地對立起來，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但這段慘痛的歷史經歷，為后來黨和國家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提供了鏡鑒。

二、毛澤東認識和處理公與私

關系的基本特點

歷史表明，消滅私有財產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毛澤東的理想追求和畢生奮斗目標。毛澤東允許一定程度、一定范圍私有制存在，甚至認可“不過分剝削”的存在，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作出的策略性選擇，其方向仍然是“公”、“大同”，使人民過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

1.始終圍繞建立公有制、實現“大同”這個目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毛澤東認識和處理公與私關系最顯著的標志。在認識和處理公與私關系的過程中，毛澤東始終堅持了“立公”、“為公”的方向，在有步驟有策略地處理公與私矛盾的過程中，不斷走近心中的目標。如前所述，毛澤東早在青少年時期就確立“大同”之鴻志，并且對未來美好社會作出了精心的設想和勾畫，向往能夠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公有共享。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毛澤東堅定地追求共產主義并積極探索其具體的實現形式。1925年，毛澤東指出：“現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這三個階級合作的革命……其終極是要消滅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建設一個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聯盟(即孫先生所主張的人類平等、世界大同)。”這里，毛澤東因形勢需要巧妙借用孫中山“人類平等、世界大同”主張，表明革命的終極目標。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明確指出我們的斗爭目的是要從民權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完成民權主義革命后跟著就要執行社會主義革命。1937年，毛澤東明確提出，“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并堅信“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建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描述未來社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更加清晰表明其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標。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毛澤東繼續圍繞“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目標進行探索，主導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盡管這是一次失敗的嘗試，但毛澤東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初心是值得肯定的。

2.主張利用合法私有財產的積極作用。毛澤東認為，“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這就使得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發揮私人財產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的積極作用成為了黨實現自己最終目標的一種策略手段。在不同的革命時期，毛澤東立足國情，牢牢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因勢利導地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利用和發揮合法私有財產在促進社會生產、豐富人民生活、支持中國革命等方面作用。土地革命時期，蘇維埃政府吸引和鼓勵私人資本家投資，利用私人資本發展蘇維埃經濟，促進蘇區內生產力的發展，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鞏固蘇維埃政權。毛澤東提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并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贊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并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并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和黨中央始終采取了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的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中具體地指出，“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現時比較進步的社會成分與政治力量。富農的生產方式是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是抗日與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解放區，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了“獎勵私人企業，提倡私人資本主義之發展”、“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等方針、政策，保護私人工商業發展，以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長期戰爭”。建國后，毛澤東主張采取利用、限制的方針，積極發揮私人資本主義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中的作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毛澤東又提出了不少關于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思想主張，支持私人資本主義繼續發揮作用。

3.把消滅私有制看作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毛澤東指出：“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毛澤東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上篇和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這也是“走歷史必由之路”。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是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需要。所以，在民主革命的不同時期，盡管社會主要矛盾不斷發生變化，但毛澤東基本上是承認、允許私有制的存在，保護一切正當的私有財產，并沒有急于消滅私有制。新中國成立后，為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毛澤東認為正確的做法是，“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滅經濟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合理地調整既有工商業，切實而妥善地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并明確指出：“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1953年11月，在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出：“總路線就是逐步改變生產關系。斯大林說，生產關系的基礎就是所有制。這一點同志們必須弄清楚。現在，私有制和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再次明確了私有制在一定的社會發展時期內將繼續存在和發展，但最終將被公有制所取代。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毛澤東又多次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反對過早過急消滅私有制，把消滅私有制看作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三、毛澤東認識和處理公與私

關系思想的現實意義

毛澤東認識和處理公與私關系的思想，對于新時代推進共享發展具有深刻啟示意義。共享發展的目標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共同富裕，要求是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實現共享的過程，是推進經濟社會發展與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相統一的過程，要求在“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公與私關系，解決好如下幾個問題。

1.把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與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發展統一起來，夯實共享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所有制問題是認識和處理公與私關系的中心問題，也是關系政權性質和國家命運的核心問題。列寧指出：“無產階級的統治表現在廢除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所有制。……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廢除并徹底破壞了這一所有制，階級統治也就表現在這里。首先就表現在所有制問題上。我們實際解決了所有制問題，這樣也就保證了階級統治。”如前所述，毛澤東對建立和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進行探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教訓。概而言之，就是要始終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把鞏固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發展非公有制結合起來。如果沒有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就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如果沒有把鞏固公有制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統一起來，就會造成經濟社會中的困難。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在毛澤東探索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新時期如何堅持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進行了探索，創造性地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大力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從站來到富起來的歷史轉變。實踐證明：以公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多種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促進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這種制度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性質，又充分激發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我們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當前，我國社會生產力總體水平顯著提高，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更加突出出來，成為制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我們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同時，要利用好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迅速、多樣靈活的優勢，積極支持和引導資金、技術、股權等多種市場要素參與到生產和利益分配中來，“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不斷夯實共享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

2.把私有財產與私有制區分開來，在推進共享發展中依法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在革命時期，毛澤東主張利用合法私有財產在促進社會生產、豐富人民生活、支持中國革命等方面的作用，認為消滅私有制將是一個長期過程。馬克思認為，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通俗來說，共產黨人要消滅的私有制是指建立在通過財產的私人占有來剝削他人的勞動、自己卻不勞而獲的私有制，即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就是馬克思所強調的“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所以，我們要把私有財產和私有制區別開來，弄明白共產黨人要消滅的是資本主義的具有剝削性質的即勞動者受到資本奴役的不公平的私有制，要消滅的是這種占有的剝削性質，而不是占有本身。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個人正當的私有財產大量增加，這是政策允許的，是受到國家法律保護的。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進決勝階段，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利益問題交織在一起，一些人別有用心地把私有財產與私有制等同起來，鼓吹現階段就要徹底消滅一切私有財產，實行所謂的“財產共有”。這種言論是極端錯誤的，用心也是極其險惡的。新時代，共享發展強調全體人民共建共享，人人參與、人人享有，支持人民群眾通過誠實勞動、大膽創新、合法經營，不斷增加社會財富，促進社會健康發展，決不要好逸惡勞、坐享其成者。我們要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下，深刻把握好“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時代命題，保障好每個人實現發展、追求進步的權利，依法對合法私有財產實施平等的、全面的保護；同時，動員全黨全國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共享發展成果。

3.把保護個人合法私有財產與防止兩極分化統一起來，朝著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斷前進。毛澤東認為，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這樣兩個原則，是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內人們決不能不嚴格地遵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在社會財富分配上既反對絕對平均主義，又反對過分懸殊。鄧小平也強調，“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我們搞改革開放也好，搞市場經濟也好，只要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黨的十六大確定：一切合法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得到保護，不能簡單的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做判斷人們在政治上先進和落后的標準，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么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么支配和使用的，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做的貢獻。今后，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牢牢堅持基本路線、基本經濟制度等不動搖，加大對個人合法私有財產的保護，充分激發人民群眾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富裕起來。同時，我們也要防止因主客觀因素導致的發展極端不平衡不充分現象，堅決防止兩極分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新的起點上，我們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牢牢把握我國發展新的歷史定位，牢牢把握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繼續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