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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先達：論“兩個必然性”——兼評民主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

點擊：作者：陳先達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發布時間:2019-09-07 07:4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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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關于“ 兩個必然性” ( 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理論有其科學的客觀依據，唯物史觀是這一理論的哲學基礎。當代世界歷史的發展不但沒有推翻，反而是不斷證明著“ 兩個必然性” 理論的正確性。民主社會主義否定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把社會主義建立在抽象的道德原則的基礎上，把社會主義僅僅看作是一種價值目標，這是以唯心史觀代替唯物史觀，否定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

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中，最使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們感到恐懼和煩惱的，是關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理論。因為關于“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以鐵的歷史規律為依據向全世界宣告：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盡管資產階級理論家們把馬克思比之為上帝，把“ 兩個必然性” 諷刺為宗教中的“ 末日審判” , 但規律終究是罵不倒的。

當然，歷史不是由純粹必然性組成的暗淡畫面，而是曲折多姿、風云變幻。當前國際形勢中出現的暫時的局部的逆轉，只是使“ 兩個必然性” 的實現更為曲折和復雜，而不可能根本改變歷史的走向。我們應該深入探討“ 兩個必然性” 的客觀依據，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反對和批評曲解“ 兩個必然性” 理論基礎的錯誤理論。

“兩個必然性” 的客觀依據

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和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抨擊是形影相隨的。可是從最初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莫爾和康帕內拉，到19 世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歐文，都沒有解決甚至沒有提出過資本主義社會為什么必然滅亡，社會主義社會為什么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的客觀依據問題。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針對的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激情多于理性，幻想壓倒科學。即使是處于科學社會主義誕生前夜的19 世紀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也沒有突破這個局限。他們譴責資本主義制度不公平、不人道, 夢想用移民試驗的辦法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他們的歷史觀停留在抽象人道主義的范圍，把社會主義理想建立在自由、公平、正義、人道原則的基礎上。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功績，并不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問題。社會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理論、理想或者行為目標，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已存在很久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創造性貢獻，是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而這一轉變的關鍵是指出了“ 兩個必然性” , 并充分地科學地揭示了它的客觀依據。

列寧反復強調的正是這一點。他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功績，在于他們用科學的分析證明了資產主義必然崩潰，必然過渡到不再有人剝削人現象的共產主義” 。① 列寧還對科學社會主義和以往一切空想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進行了比較分析，強調科學社會主義“ 完全是新東西”。它之所以是新的東西, “新就新在”它以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客觀分析，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變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性。②

必然性的觀念是哲學觀念，但“ 兩個必然性”的理論并不是基于哲學的推論，而是植根于歷史過程本身。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 即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分析的基礎上。“ 兩個必然性”所表現的歷史趨向，深深植根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本性之中。的確，任何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科學社會主義不是哲學共產主義，它的基礎不是抽象的哲學原則，而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學分析。離開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剖析，就不可能找到“ 兩個必然性” 及其客觀依據。

可是經濟學的分析不可能離開哲學的指導。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和階級結構作過分析，但得出的是相反的結論。它們不是把資本主義社會視為歷史上的過渡階段，而是把它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和最后的形式。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以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解剖刀是辯證的、歷史的唯物主義，它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規律為指導，從社會形態演變的高度，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矛盾內部，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肯定方面看到它的否定方面，從它的存在中看到它的必然滅亡。馬克思發表于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可以說是科學地揭示“ 兩個必然性” 的客觀依據和理論依據，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根本結論結合在一起的卓越典范。

幾點爭論

在當代，圍繞科學社會主義關于“ 兩個必然性” 理論，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有的學者認為，自十月革命以后，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在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取得勝利，這說明“ 兩個必然性”的依據并不存在于經濟之中。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馬克思主義關于“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 是以社會經濟形態的基本矛盾及其更替為依據的。它的根本之點在于強調，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形態( 準確地說應該是共產主義) 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基本矛盾的產物，是以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內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為前提的。社會主義形態不可能在封建社會形態的母胎中孕育成熟。如果世界上根本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社會，人類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在地球上就不可能出現社會主義制度。所以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開始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并沒有違背“ 兩個必然性” 理論。因為從時代來說, 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這是對人類社會形態演變的總體觀點、全局觀點，或者可以稱之為世界史的觀點。

至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首先從哪個國家開始突破，這是另一個問題。革命總是首先從統治力量薄弱、矛盾尖銳的地區首先取得勝利的。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并不是首先在資本主義最早萌發的意大利，也不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英國，而是在法國。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是無與倫比的。同樣, 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首先發生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西方，而是在資本主義不太發達或很不發達的俄國與中國取得勝利，這與“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并不矛盾，理由有三：第一，把俄國和中國放在世界歷史總體中考察，俄國和中國的革命是在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以后發生的；第二，俄國的資本主義已經有相當的發展。列寧的名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作過充分的論述。中國沒有經歷獨立的資本主義階段，但在世界資本主義總體系中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同樣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或者是帝國主義在華經濟，或者是帝國主義卵翼下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或者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總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并不是在封建社會的母胎中孕育出來的，而是以資本主義的一定發展為前提的。第三，從革命的主觀力量來說，俄國和中國都很強大。中國的資產階級雖然很軟弱，但卻有一個比較集中，特別能戰斗的無產階級。這個強大的無產階級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資本主義經濟( 帝國主義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必然產物。

馬克思主義關于“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把社會生產力看成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但并不把生產力的絕對水平看成是否應該革命的標志。馬克思主義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中考察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即使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但只要生產關系還有容納生產力發展的余地，只要它的上層建筑特別是國家政權還能正常地發揮它的調控機能，它就不會立即滅亡。相反，一個國家即使生產力水平不太高，但腐朽的生產關系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僵死腐敗的政權窒息了社會最后一點活力，不推翻這個政權，不改變這種生產關系，整個民族和社會就會在這種窒息中毀滅。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對舊中國的這種狀況進行了科學的剖析。何況在相互聯系的世界體系中, “ 對于某一國家內沖突的發生來說，完全沒有必要等這種矛盾在這個國家本身中發展到極端的地步。由于同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進行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④

由上可見，把中國放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考察，中國革命完全符合“ 兩個必然性”的規律。只是由于中國的具體情況，使這個必然性的實現帶有中國的特點。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鄧小平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都為中國找到了一條實現“ 兩個必然性” 規律的具體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特別近幾十年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發展迅速，經濟穩定, 革命沉寂，因此不少西方理論家們斷言，馬克思主義關于“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已經完全失效。

賓克萊在《理想的沖突》中說: “ 自從馬克思去世以后，歷史進程本身已經表明他所預言的革命并沒有發生。社會潤滑劑，如社會保險，失業補助，縮短工時，改善勞動環境等已經使工廠主和工人之間的摩擦減少了。在經濟比較發達的西方世界，通過投票箱，甚至講諸正義、公平這些資產階級的價值而逐步進化，一般人的命運已經逐步得到改善。” 因此他認為，馬克思的“ 兩個必然性”已經過時, “ 作為歷史必然道路的預言家的馬克思則已經降到只能引起歷史興趣的被人遺忘的地步。” ⑤

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雖然對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但他的關于工人與資本主義制度一體化、工人階級已同資本家同化，工人階級已分享資本主義制度的成果，沒有任何革命欲望的觀點，實際上也是對“ 兩個必然性” 的否定。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更是非常賣勁地鼓吹這種一體化的理論。他說：“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工資勞務者變為 '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事例是不多見的，他們并沒有成為任何時代性革命變化的動因。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已經同民族資本主義合為一體，——在政治上、經濟上和心理上都是如此。在這樣合并后，他們便在資本主義內部形成了一個依賴性的而不是獨立的變因。” ⑥

在米爾斯看來, “ 兩個必然性” 是一種虛構，馬克思設想的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可能發生。他說: “ 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以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序列，是馬克思的理論和預言的巨大歷史框架。但我們現在卻必須對它加以修正: 從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并沒有產生出任何一種可被認為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 ⑦ 米爾斯很清楚，只要推翻了馬克思關于社會經濟形態更替的規律，也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擯棄“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

我們并不否認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制度的某些變化，例如勞動條件的變化和就業工人生活狀況的改善，等等。但是馬克思主義關于“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是以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基本矛盾為依據的，而不是單純建立在工人的生活狀況上。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描繪的工人悲慘處境可以改變，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并不會消失。誰敢斷言，在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不存在私人占有；誰敢斷言，無產階級已經不是被雇傭階級。事實上，同早期資本主義相比，生產社會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不是緩和而是更尖銳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更擴大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可以通過從落后地區和國家獲得的高額利潤來緩和矛盾；可以通過采取各種社會保障政策來調節矛盾，但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資本主義社會的成熟、發達和富裕，同它的必然滅亡并不是對立的。盡管某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存在著發展生產力的潛力，并沒有完全喪失創造力量，但它注定要為更高的社會形態所代替，因為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隨著它的成就而不斷激化。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一切都是相反相成的。它創造了摩天大樓，也同時創造了用硬紙板和鉛皮搭成的貧民窟；它發明了許多消滅細菌的新藥，可又不斷滋生新的社會病，從吸毒到同性戀。科技與生產力的發展以道德淪喪作為代價，艾滋病的產生和傳播并不能單純歸結為自然原因。的確，資本主義社會是所有以階級對抗為基礎的社會中最具創造力的社會，又是最冷酷、最令人憎惡的社會。所有人們能看到的弊病，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最深層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表征和結果。因而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科技的發展，只會加劇資本主義的破壞力，從而使它更接近死亡。

這種看法不僅是共產黨人的看法，西方某些進步的，正直的學者也都不諱言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例如在《美國社會問題》這部著作中，作者把美國的社會問題分為結構性和過失性兩大類，詳細地分析了美國的兩極分化、種族歧視、吸毒、同性戀、政府濫用職權和家庭結構的解體等一系列問題。美國社會充滿了矛盾。美國的確很富裕，但它是富人的天堂。對于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來說，它的富裕帶來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和怨恨。工人階級，特別是覺悟了的工人階級，不會由于生活的某種改善而安心于被雇傭、被剝削的地位；貧困和失業者不會滿足施舍式的保障。資本主義越發達，越是預示由整個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和把生產成果轉歸整個社會共同享有，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壽命還有多長，這無法預料。馬克思主義并不是算命先生。但關鍵問題是，不能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是最終的社會形態，變暫時的相對穩定為絕對的鞏固。歷史的衡量標準是大尺度的。我們的時代正處在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根據幾年或幾十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狀況企圖推翻馬克思主義關于“ 兩個必然性” 的論斷，不是近視就是偏見。

至于有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利用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挫折和困難，宣揚共產主義的“ 大失敗” , 期待“ 不戰而勝” , 以此來證明馬克思主義關于“ 兩個必然性” 理論的失效也是徒勞的。馬克思主義關于“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揭示的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和規律，它并不排斥發展過程的曲折性和反復性，并不排斥偶然性，相反以其作為自己實現的形式和補充。社會主義社會這種人類歷史的根本轉折，不可能沒有倒退、沒有旋渦、沒有挫折、沒有反復。處在比較強大的、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環境中，落后國家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遇到的困難將是可想而知的。但如果真正發生逆轉，隨著新的資產階級的出現，必將同時出現一個被雇傭的工人階級；隨著資產階級重新處于統治地位，必將伴隨著無產階級處于被統治地位。已經解決了的矛盾重新開始，“ 兩個必然性” 的規律將在改變了的條件下重新起作用。事情僅僅是揭開帷幕，并沒有結束。把起點當作終點、序幕當作謝幕，是歷史的錯覺。

社會主義僅僅是價值目標嗎?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關于“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自身發展的規律和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活動實現這個規律的條件和機制，民主社會主義則不同。

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對立，不能簡單歸結為要不要講民主和人道問題。似乎民主社會主義強調民主、人道，而科學社會主義則相反。事實上，我們主張社會主義民主，但不贊同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社會主義人道，但不贊同人道社會主義。原因在于，民主社會主義不是從“ 兩個必然性” 的角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考察社會主義，而是把社會主義建立在抽象人道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僅僅把它作為一種價值目標。盡管社會黨國際的宣言，以及某些社會黨綱領原則上都宣布按照社會主義要求改造資本主義，實際上它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理由，完全是以抽象人道主義為依據的。

在民主社會主義看來，社會主義根本不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而是自由、民主、人道、公正、互助原則的實現。人們追求社會主義，并不是由于歷史規律的要求，而是因為它是符合人類本性的價值目標。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1947年年8 月《齊格海因聲明》中公開宣稱, “ 自馬克思以來的歷史進程，揭露了只從經濟角度進行觀察的片面性。“ 社會民主黨把人的思想自由和道德責任也看作是對歷史進程起塑造作用的因素。社會民主黨為實現自己的最后政治目標而斗爭，但它不僅僅是根據經濟發展的趨向或出于物質的目的性原因, 而是為了人的尊嚴。” ⑧它們否定對社會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論證，把它稱之為“ 歷史的烏托邦” , 強調社會主義的“ 道德必然性” 。社會民主黨著名的哥德斯堡綱領，把自由、公正、互助確定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宣稱社會民主黨“ 致力于建立一種符合這些道德觀念的生活秩序” 。在后來修改的綱領中仍然堅持把社會主義看成是價值的觀點，強調: “ 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自由、公正和相助，是我們估量政治現實的準繩，是衡量一個新的更好的社會制度的尺度” 。⑨

我們并不否定從價值評價角度比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的合理性，也不否定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倫理動機的重要性。無疑地，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正義原則，人道原則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不可比擬的。問題是，民主社會主義把科學與價值割裂開來，否定“ 兩個必然性” , 否定歷史發展規律，把社會主義建立在抽象的道德原則基礎上。它們不是立足于歷史規律和如何通過人們的活動來實現規律的要求，而是訴諸人們的道德觀念、訴諸人們的理智和良心。這無異于把社會主義推向遙遠的、永遠不可實現的未來。

的確，民主社會主義從來沒有打算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通過革命手段、更不用說通過暴力革命來建設社會主義。它們既然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價值目標，必然認定社會主義是可以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通過改良逐步實現的漸進過程，是資本主義制度人道化的過程。其實，這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只要資本主義的“ 好處” 不要其弊端的理想化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已。這當然是一種幻想。

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中，同樣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70 多年的實踐中，并沒有出現兩種社會主義制度：一種是專制的極權的社會主義；一種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前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無非是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漫畫化和諷刺畫，是利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某些缺點和失誤而對社會主義制度極力加以丑化；后一種所謂社會主義，則是由于不能正確地對待歷史經驗而走向另一個極端的虛構。

社會主義社會當然需要擴大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需要堅持、宣傳和貫徹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原則。但是不能抽象地宣揚社會主義應該以人為出發點，用人道的、民主的來定義社會主義，把抽象的人道和民主當作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和最高目標。

社會主義改革，實際上仍然是“ 兩個必然性” 規律起作用的過程。社會主義制度通過自我完善，找到一條在自己國家中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這是一個充滿矛盾和斗爭的過程。不可能只講民主不講專政。特別是在經濟落后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鞏固的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無法立足的；同樣也不可能只講人道主義不講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的最高目標是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制度，它必然會損害和觸犯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對抗和反對。因此純粹民主和抽象人道原則，不應該也不可能實行。

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哲學基礎不同，它們的著眼點也完全不一樣。科學社會主義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依據，強調歷史的必然性，因此著眼于客觀規律。它重視無產階級的主體地位，但把無產階級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來闡述它們徹底解放的道路和可能性。恩格斯曾經精辟地闡述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他說: “ 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考察這一事業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 ⑩ 由此可見，科學社會主義不是關于人、人的本性的異化和復歸，關于最美好、最理想的社會制度應該是什么的理論，而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剖析，闡述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以及完成這一使命的條件的科學理論。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價值判斷服從科學判斷。而以抽象人道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民主社會主義，否認歷史客觀規律和“ 兩個必然性” , 把道德價值視為最高目標和歷史尺度。歷史似乎在捉弄人，民主社會主義重新回到了空想社會主義，但已經沒有空想社會主義曾經享有過的榮譽與地位。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不斷地反對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特別是作為它們哲學基礎的抽象人道主義的歷史觀。馬克思和恩格斯19 世紀40 年代對以赫斯為代表的“ 真正社會主義” 的批判，核心問題就是應該用什么樣的歷史觀看待社會主義的問題。

赫斯是德國“ 真正社會主義” 的代表。他不能科學地論證社會主義代替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性，而是把英法的空想社會主義和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結合在一起，力圖用費爾巴哈關于人的本質的異化和復歸來闡述自己的社會主義觀點。赫斯以“愛”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的手段，以人的本質作為歷史的尺度，以人道主義作為最終目標，把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性歸結為人道主義要求。

這種觀點似乎充滿了感情，但極端有害。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予了批判。他們說，“ 真正社會主義” “所關心的既然已經不是實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喪失了一切革命熱情，而是宣揚對于人們的普遍的愛了。” ?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給予了更猛烈的抨擊，說“ 真正社會主義”是德意志各邦專制政府用以嚇唬資產階級的“ 稻草人” , 是政府用來鎮壓工人的毒辣皮鞭和槍彈的“甜蜜的補充”。?

如果說, 《德意志意識形態》對“ 真正社會主義” 的批判, 對唯物史觀的論述，是從理論上宣告用抽象人道主義歷史觀作為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的破產；那么1848年6月革命的被鎮壓，則是從實踐上宣告用抽象人道主義歷史觀作為社會主義革命旗幟的破產。馬克思在總結6月革命經驗時，曾辛辣地諷刺那些用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為工人向資產階級乞求施舍，用冗長的博愛說教為無產階級催眠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馬克思說: “大多數人有充分的權利嘲笑那些犯了時代錯誤，不斷重復'博愛' 詞句的可憐的空想家和偽善者。因為這里的問題正是要拋棄這種詞句以及由這個詞句的模棱兩可的意義所產生的幻想。”?

后來，恩格斯在1859年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寫書評時，講到唯物史觀對論證社會主義的意義，著重指出: “ 新的世界觀不僅必然遭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反對,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愛的符咒來翻轉世界的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反對。” ?

究竟用什么世界觀來論證社會主義，這個斗爭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一直存在。在70 年代中期，在反對杜林及其一伙時，馬克思在致左爾格的一封信中就抨擊過一幫不成熟的大學生和過分聰明的博士，說“ 這些人想使社會主義有一個更高的、理想的轉變，就是說，想用關于正義、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女神的現代神話來代替它的唯物主義的基礎。”?

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態度非常明確，可是恩格斯逝世以后，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其中包括所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又重新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著力反對的觀點上來。他們極力否定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觀察社會主義，力圖用抽象人道主義原則，特別是倫理原則來進行論證。

伯恩施坦信奉新康德主義。他反對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歷史必然性，而是把它看作一種倫理公式，是從人類存在的本性中產生的倫理要求。他在同盧森堡的論戰中明確地宣稱，自己并不認為社會主義勝利要取決于它的內在的經濟必然性，認為給社會主義提供純粹唯物主義的論證，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中的一些人也持類似的觀點。他們力圖使科學社會主義倫理化，變為倫理社會主義。他們反對從歷史必然性的觀點看待社會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是以承認人的一般價值為前提的，是以人為目的的一種道德理想。似乎認為社會主義符合規律就會妨礙人們去追求，而把社會主義作為價值、作為一種理想，就可以調動人們的積極性。這仍然是重復把人的能動性同客觀規律視為不相容的老調。

列寧反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反對他們否定唯物史觀，重新回到抽象人道主義歷史觀的立場上 , 反復強調“ 兩個必然性”的客觀依據。列寧說: “ 科學社會主義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這一事實為依據的。”? 還說: “ 社會主義學說正是在它拋棄了關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會條件的議論, 而著手唯物主義地分析現代社會關系并說明現在剝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時候取得成就的。”?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兩個必然性”的科學論證和他們對抽象人造主義歷史觀的批判，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在歷史觀上的對立。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有其特點，但就它們的世界觀基礎來說，非常明顯地重復經典作家們曾經批判過的錯誤觀點。

民主社會主義企圖使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化有其深刻的經濟的、政治的原因。但不可忽視的是，它與兩個傳統有不可分割的聯系：一個是歐洲的文化傳統, 一個是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傳統。

從歐洲文化傳統看，人道主義源遠流長，影響深遠。它從14世紀萌芽，經過法國啟蒙哲學，一直流傳至今。不同的是，從14世紀到19世紀40年代，屬于上升路線；古典人道主義有其進步性和卓越貢獻；它尊重理性、尊重科學。可是從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后，古典的人道主義轉變為非理性主義的唯心主義的人本主義。從本世紀20年代開始，以德國哲學人類學家舍勒為代表，開始興起了哲學人類學浪潮。從古典人道主義到當代哲學人類學表明，抽象的人道主義原則影響是根深蒂固的。民主社會主義直言不諱地自稱繼承了人道主義傳統。可是它已經沒有古典人道主義那種革命性和進步性。因為用抽象人道主義歷史觀來論證社會主義，對于科學社會主義來說不是前進，而是倒退。

另一個傳統是第二國際后期社會民主黨的傳統，也就是伯恩施坦、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民主社會主義否定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否定“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依據和客觀依據，宣稱社會主義是一種價值目標，并從人的倫理要求出發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這種考察問題的觀點和思路，同伯恩施坦以及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是一脈相承的。

對于一種思潮來說，傳統是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現實的思潮的影響。從1932年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全文發表以后，在西方逐步興起了一股把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化的思潮。開始是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們，后來某些共產黨人以及西方一些理論家也參加了這個“ 大合唱” 。他們強調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背后的人道主義和倫理動機，強調共產主義是人的本質的復歸，如此等等。把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化的思潮，顯然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觀有著勿庸置疑的影響。

在理論領域中我們同樣應該有反潮流的精神。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和社會主義遭受挫折，使得一些人對“ 兩個必然性” 的理論發生懷疑和動搖，但歷史規律終究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依然是我們的結論。

注釋：

① 《列寧選集》第3卷，第603 頁。

② ?《列寧全集》第1卷，第1 版，第127 、155 頁。

③ 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 第320、323頁。

④?《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 卷, 第83 、537 頁。

⑤ 賓克萊: 《理想的沖突》, 第106頁。

⑥⑦ 米爾斯: 《馬克思主義者》, 第128 、134 頁。

⑧⑨ 參閱《當代西歐社會黨的理論與實踐》, 第123、154 等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 第279、302 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 第118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第4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