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會議間隙，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云等在一起交談。（資料圖片）
毛主席是踐行“民主集中制”的楷模
當今，潑在毛主席身上最黑的一盆污水，就是“污”他行事風格“獨斷專行”；扣在他頭上最大的一頂政治帽子就是“個人專斷”、“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順著這條思路，黨內“反毛”、“污毛”代表人物——社會主義叛徒辛子陵，惡毒地肆無忌憚地造謠污蔑：毛主席“是打著社會主義的幌子，搞專制獨裁，搞世襲制和家天下”。（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導言》，2007年香港書作坊出版）對辛子陵的造謠污蔑，一般人們大都會嗤之以鼻！因為人們認識世界、判斷是非，畢竟是用大腦而不是用腳趾思考，是以發生了的事實為依據的。事實是，毛主席創建的，是消滅了幾千年剝削與壓迫、人民大眾翻身作主人——實現全民福利、實實在在的科學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是什么“忽悠”人的“社會主義的幌子”；
事實是，黨內出現過的三位接班人，從劉少奇、林彪到華國峰，沒有一個是姓“毛”的，又何來“世襲制”？事實是，為何毛主席在生前就沒把江青或毛遠新安排到黨主席的位子上？難道憑毛主席的功績與威望，還比不上袁世凱？如果他想要搞“家天下”，還怕搞不成？！
辛子陵的造謠污蔑，自然不攻自破。然而，“污”毛主席搞“個人專斷”、“獨斷專行”的誹謗，確實也“蒙”了不少糊涂人。有的甚至還跟著“反毛”分子一起瞎起哄，認為毛主席晚年確實“破壞”了民主集中制，犯下了“嚴重錯誤”。最近某將軍的一句評論：“毛澤東的過人之處最終贏得了全黨全軍的尊重，但他的‘霸道’也為他晚年的失誤埋下了伏筆”，就是這種糊涂人的典型。“霸道”、“獨斷專行”，實際上是“專制獨裁”的同義語，只是小人們“跪著造反”、不敢明說，換了一種較為婉委的表達罷了！那么，什么是“專制獨裁”呢？顧名思義，就是獨自裁斷，獨自決定，不聽別人意見，個人說了算。從現代政治學意義上講，它是與“民主”相對立的一個貶義詞。如果“獨裁”就是“個人說了算”，那么，從某種意義上講，凡是領導人都是“獨裁”者。為什么？因為，在任何民主政體中，領導人均擁有合法的“獨裁權”。美國，可說是右派文人們頂禮膜拜的“民主國家”了吧，試問：在美國政府中，是誰說了算？當然是總統說了算。不管誰當總統，一旦當選，他就擁有了行政的“獨裁權”。想當年小布什打“反恐戰爭”，用胡說八道的“理由”先后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當時國際、國內輿論均有強烈反對聲（有數百萬人的示威游行，頂個屁用！），他卻下令照打不誤。這不就是“個人說了算”？如今，現任總統特朗普不顧國際信譽，任意推翻前任的承諾與政策，不斷“退群”；誰如果與他意見不一，他就讓誰“下崗”；現今他又挑起同中國的貿易戰，國際、國內可謂是反對聲一片，但他照樣出爾反爾、不斷升級。這不是“獨裁”又是什么？然而，美國人卻都認為他是在行使總統的權力，是美國式“民主政治”的體現。（要不然他早就被“彈劾”下臺了！）其實，從科學的意義上講，“獨裁”與“民主”，原本就是一個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體。作為一種“決策”方式，“民主”與“獨裁”，本來就是一體兩面，關鍵是你的決定是否符合當地、當時的政治規矩？在中國，這就是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根據這個原則，《黨章》制訂的紀律規定：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主席，黨中央的一切決定的產生，盡管都要經過一定的程序，但最終都得由他點頭、簽發來作決定——由他“個人說了算”。縱觀世界上任何一個集體，最終聽從領導人的個人意見或由領導人作出最后決斷，這是正常的領導方式，談不上是“獨裁”。（孫中山在國民黨內的職務就是：“總裁”，也沒有人說他是“獨裁者”！）鑒于領導人行使職權，都是以“個人說了算”形式實施的，因此，要判斷一位領導人究竟是不是搞“獨裁”？不應只看形式，而更應看其實質。筆者以為，關鍵要看兩條：一是，要看領導人的意見與決斷，是否體現了群眾意志？是不是符合該集體的利益？“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
這里的核心問題是，領導人是否真正集中了群眾的意見？領導人集中的意見，是否真正符合這個集體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客觀實踐的檢驗才是最重要的。如果領導人的意見與決策在實踐中證明是錯的，但卻又不愿改正，甚至堅持錯誤、一味“蠻干”，壓制不同意見（不爭論！），排斥、鎮壓反對意見（不換思想就換人！），那才是標準的“獨裁”！如果是知錯必改、肯做自我批評，那就只能算是犯錯。二是，要看領導人的意見與決斷的推出，是否違反正當程序？是否符合政治規矩？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它既不是極端民主化的無政府主義，也不是個人專制主義。《黨章》規定，“黨的各級組織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原則，任何重大問題都由集體決定，同時使個人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
如果領導人的意見與決策，超越了個人負責的范圍、屬于“重大問題”，那就得看這一意見與決策，是否通過領導集體的討論與認可？如果任何必須經由領導集體討論的重大問題，未經集體討論與認可，任由領導人擅自推出，那才叫“獨斷專行”；反之，則是正常的“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搞清楚了什么是“獨裁”的真正含義，才能真正識別“獨裁”者。領導人“個人說了算”，絕不是判斷是不是“專制獨裁”的根據。
毛主席是踐行“民主集中制”的楷模
綜觀毛主席一生，忠誠于共產主義信仰，從不動搖；他始終站在工農勞苦大眾的立場上，信仰群眾史觀，總是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他一生無私奉獻，不管順利還是逆境，始終堅持原則又嚴格遵守黨紀，堪稱是踐行“民主集中制”的楷模。1927年大革命失敗，全國充滿了白色恐怖，革命者對前途一派茫然。“眾人皆醉我獨醒”！是毛主席提出了“槍桿子里邊出政權”的口號，領導了秋收起義，創建了真正的人民軍隊，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使中國的革命事業蓬勃發展起來。但他個人卻屢遭磨難，一直被奉行“左”傾教條主義的黨中央壓制與打擊，多次遭受黨紀處分。從“開除”黨籍、撤職，到被奪權，被批為“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晾”在了一邊。然而，他從不動搖，始終忍辱負重；但又堅持原則，決不在壓力下放棄自己的正確主張。最后，終于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獲得多數同志的擁護，從而也改變了中國革命的命運。遵義會議以后，特別是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以后，毛主席的領袖地位已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自然形成，且已眾望所歸、不可動搖。即便如此，他在黨的最高領導崗位上，始終保持謙虛謹慎的作風，團結同志（包括像王明、博古這樣犯過嚴重路線錯誤的），嚴格遵守黨的民主集中制，既充分發揚了黨內民主，又集中了正確的意見，從而保證了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建國以后，在要不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上，黨內高層出現了分歧。然而，毛主席對昔日戰友，總是滿腔熱情地說服教育、耐心幫助，帶領他們共同前進。回顧50年代毛主席領導黨和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盡管遇到過許多艱難曲折，但其主流始終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對出現的問題和缺點，他也總是坦誠地承擔起責任。如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盡管他當時已退居“二線”，不是“一線”直接領導。但正是他第一個發現了大躍進中的錯誤，迎著“一線”阻力、竭力加以糾正。并四次（1960年的《十年總結》，同年《“11.28”的批示》，1961年《“6.12”中央工作會議總結講話》；以及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主動地作了自我批評：“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批評自己不該把反右傾斗爭搞到群眾中去；“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與毛主席勇于自我批評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黨史上始終未見有刮“共產風”始作俑者的“一線”領導主動作過自我批評！）
遺憾的是，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深入，不少原先跟隨過毛主席的“革命者”，由于受幾千年剝削制度“傳統觀念”的影響，未能改變世界觀；加上建國后這些人原有地位發生了改變（都當了“官”）；社會主義時期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又在潛移默化地侵蝕著他們；等等。所有這一切，正在促使國內一個特權統治集團的形成，并促使黨內兩條路線分歧與斗爭的日趨尖銳。黨內的上述變化，對多數同志來說盡管感覺不到；但毛主席卻已洞察秋毫。毛澤東，出于他對中國幾千年“歷史周期率”的充分認識，作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豈能聽任中國的革命事業半途而廢，怎能容忍讓幾千萬革命先烈的鮮血白流！共產黨人，究竟還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的“總綱”也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的目的是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當中國革命的航向已經在發生偏離，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黨主席，能袖手旁觀嗎？如果袖手旁觀，豈不等同是同流合污？怎么辦？要打破“歷史周期率”，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歸根到底，要實現社會主義民主。
他在同黃炎培的“窯洞對”中早就認識到，要防止歷史上的悲劇重演，共產黨只有找到新路。
“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主席感到：既然我們過去搞了一些在文化、農村、工廠的斗爭，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都沒有解決問題。沒有找出一種形式，公開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所以他要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放手發動群眾，實行“大民主”，充分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露矛盾，明辨是非，從而保證紅色的人民江山永不變色。那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據此就能斷定他的作風是“獨斷專行”，是“個人專斷”，是“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是“專制獨裁”了呢？否！這就得用檢驗是否“專制獨裁”的兩條標準來衡量。盡管現今人們對文革的是非，仍存分歧。但從防止上層腐敗這一角度講，越來越多的人是予以肯定的。更為主要的是，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決策，是作為黨的“重大事件”，是經過黨中央正式會議全體討論、表決通過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這次會議是由劉少奇主持的，文革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的，決策程序是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可見，說是毛主席的“專制獨裁”“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是不符邏輯的，是站不住腳的。有人也許會說，是毛主席的“過人之處”“贏得了全黨全軍的尊重”，形成了“個人崇拜”，從而讓人們不敢反對、不敢有不同意見了！那這要怪誰呢？你有反對意見，卻不吱聲。這像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共產黨人嗎？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講過：“共產黨人不屑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并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
究竟是光明正大地堅持自己的觀點是共產黨人的應有品質呢，還是去做一個口是心非、韜光養晦的陰謀家與兩面派？
“反毛”分子可以堅持自己的立場，但他們永遠不能指責毛主席是“個人專斷”、“專制獨裁”！因為無論是他老人家的個人意見還是代表黨中央做出的決策，都是經受得起時間的檢驗、是正確的；更是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的決策程序的。客觀事實證明：毛主席一生既堅持革命原則，又嚴格履行黨的紀律。他無疑是踐行“民主集中制”的楷模。（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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