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本前蘇聯資深外交官阿達米辛與人合寫的回憶錄。阿達米辛在冷戰后期負責蘇美之間的人權對話,但他一邊和美國人對話,一邊從心里感到美國人有理,并與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一樣,認為蘇聯應通過美國的幫助融入西方主流文明。但后來的結果卻是他和戈爾巴喬夫都沒有預料到的:蘇聯經濟走向崩潰,國家走向解體。戈爾巴喬夫親自呼吁美國提供200億美金的貸款以幫助蘇聯度過難關,但這個要求被美國婉言謝絕,隨后就是蘇聯的轟然崩潰。但接下來的俄羅斯領導人還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國專家指導下推動“休克療法”,結果換來的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社會浩劫,俄羅斯腐敗也因此變得一發而不可收。
我們的一些知識精英有點像戈爾巴喬夫和阿達米辛,執迷于西方政治話語,希望中國也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盡快融入西方代表的所謂主流文明。一個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國參與形成的,比如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國際法體系,這沒有問題。但如果不是中國人一起參與形成的,我們則要謹慎對待。看一看前蘇聯的經歷就知道了:蘇共下臺了,國家分裂了,但西方還是不放過,繼續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難怪俄羅斯駐北約大使干脆發飚:北約先是要借你的車庫,然后要借你的臥室,最后要和你夫人睡覺,所以“我們不再容忍了”。他的話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羅斯人今天對西方的情緒。戈爾巴喬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寵,但他在俄羅斯的支持率始終超不出1%。
南斯拉夫的解體也類似。在西方推動的“民主化”浪潮沖擊下,南斯拉夫知識和政治精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天真地以為只要實行所謂多黨制、言論自由、私有化,南斯拉夫面臨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結果卻是內戰全面爆發,國家迅速崩潰,20多萬人喪生,數百人流離失所,釀成了二次大戰以來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實際上,這不是一黨制與多黨制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國情下,推動西方希望的政治變革必然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戰爭,但大多數南斯拉夫的知識和政治精英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一點。
我由此而聯想到歐洲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用理性主義代替了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這總體上是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的工業革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和及其話語推向絕對,形成了一種新的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并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銷。結果也是可以預測的: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話語和模式,幾乎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只能用“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來形容。最新的例子是烏克蘭和海地:五年前喧囂一時的烏克蘭“橙色革命”今天已黯然失色,國家政治混亂,經濟瀕臨破產。海地曾是法國殖民地,又被美國統治了20年,過去20年又實行了美式“民主化”,但最后成了一個一貧如洗的“失敗國家”。海地大地震帶來的傷痛絕不只是肉體的,也是政治的。其實環顧整個發展中世界,根本找不到一個照搬西方話語和模式而成為現代強國的例子。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五千年文明古國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而迅速崛起。回想起來,如果當初我們沒有自己的理念,而是處處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的話,那么中國的今天恐怕不是崛起,而是重蹈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崩潰的覆轍。西方文明有其長處,我們應該借鑒,但一定要以我們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和取舍。中國國畫大師齊白石曾說過一句名言:“仿我者死,學我者生”。也就是說,機械地模仿別人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條,學習別人的長處,才是生路。我這里還可以加上一句:“超我者達”,也就是說,要想達到理想的境界,就要知己知彼,最終爭取比別人做得更好。
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國際秩序大變局的序幕已經拉開。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再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而是獨立思考,本著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時,摒棄西方新愚昧主義和絕對主義,共同探索和建構“后美國時代”的中國話語和戰略,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做出中國人自己的獨特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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