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這次國慶盛典，感受最深的就是人們洶涌澎湃的愛國熱情。
我們的游行隊伍幾乎是一路踏歌聲。我們上午9點就抵達了建國門外彩車集合區，緊挨著我們這輛彩車是“中國文藝”彩車。候場之際，歌唱家廖昌永就開始引吭高歌《我和我的祖國》和《我愛你中國》，大家一起跟著唱，然后是一陣陣歡呼聲。許多人看到吳京也在彩車上，大聲喊“吳京來一個”，吳京說我們一起唱吧，然后給大家起了個調“團結就是力量”，大家跟著放聲唱了起來。彩車車隊緩緩行進，在建國門內大街與等在那里的十萬群眾隊伍匯合，此時大街兩邊的擴音器響起了《歌唱祖國》，車上車下隨之開始齊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么響亮”，非常震撼，非常感人。在海外，很多留學生說，每唱到“我們戰勝了多少苦難，才得到今天的解放”總會讓人熱淚盈眶。但此時長安街上十萬人放聲齊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很多人從一開始就熱淚盈眶。這種洶涌澎湃的愛國激情與當年歌曲作者王莘的創作激情一脈相承，當年，王莘也是沿著長安街走到天安門，看到勤勞的人民在建設自己的新生活，看到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文思泉涌，心中流淌出了這首人民共和國的永恒經典。
與我們這個“凝心鑄魂”彩車匯合的是2200多位北京大學的師生，他們絕大部分是90后，95后青年學子。他們手中揮動著“火炬”，組成一個長方形的隊伍，把我們這輛“凝心鑄魂”彩車圍在中間，這些孩子很陽光，很自信，很活潑，踏著一首首愛國歌曲的節拍，伴隨著我們彩車一起走向天安門。我們車上車下不時互動，不少同學喊著“中國機長”、“這就是中國”向我們歡呼。
他們的藝術指導老師告訴我們，同學都是自愿報名參加的，從7月暑假就開始排練，很辛苦，但排練效率很高。這個方陣的口號是“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是1984年國慶游行時北大學生喊出的口號。按計劃，在路過天安門時，大家先喊兩遍，稍停一下，再喊三遍，再稍停一下，然后再喊兩遍。路過天安門城樓時，習主席站起來向大家揮手致意，學生歡呼著、跳躍著。通過天安門后，大家還是繼續喊著“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直至彩車開到下一個主路口，人車分開，大家揮手告別。
這次國慶盛典，從解放軍戰士到大學生，絕大多數參加者都是90后、95后，我們可以從他們堅定的步伐中，從他們嘹亮的歌聲中，從他們歡樂的神態中，感受到他們發自內心的愛國激情。
這是一代最自信的中國人，太棒了！
中國崛起關鍵之時，我們回國打響了一場“話語保衛戰”
這兩句話，要是放在十年前，恐怕還會有人嗤之以鼻。然而十年之后，這兩句話成了很多人的口頭禪，背后都有一句潛臺詞：因為祖國強大了。最早說出這兩句話的，是現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的張維為教授。從鄧小平翻譯，到出國讀書，從東方到西方，張維為教授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比較中西政治制度，探索中國模式的新表達。“我們呼吁中國人要自信，論證中國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偉大文明，強調中國模式可與西方模式競爭。”新中國成立70周年，觀察者網推出“70周年·愛上中國”系列報道，專訪海外歸來學者，從個體人生歷程出發，講述新中國故事。本期嘉賓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
觀察者網：張老師您好，雖然觀網讀者對您已經非常熟悉了，但首先還是想先請您聊聊自己當年出國時的狀況，比如您個人的生活狀況、社會環境等等；您當時出去是有什么機遇嗎？出國后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張維為：我出國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我在念書、然后到外交部工作，以國內為基地的出國，第二部分是我到國外念書工作，以國外為基地，走訪其他國家。我第一次出國是1983年，去泰國曼谷，到了那里我就被震驚了，曼谷竟然可以這么發達。因為這對我們而言是很開眼的事，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商店能開到晚上九點。要知道當時北京最漂亮的商店友誼商店，外賓可以進去買東西，還有一個很好的商店是王府井的工藝美術商店，現在還在；但到了曼谷后發現，這樣的購物商場太多了，當時的直覺是曼谷比北京、上海領先二十年。我可以想象，1978年鄧小平接連出訪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等國，一個比一個發達，這種震撼是中國擁抱改革開放的主要動力。跟國際比較，我們明顯在現代化方面落伍了，必須發憤圖強。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羅伯特·穆加貝，左二為張維為教授（圖片為作者提供）
我是1988年離開外交部出國，當時聯合國給了我一個合同，到聯合國歐洲總部日內瓦做口譯，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能去念書，所以到了那邊之后我就申請日內瓦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并通過了考試，1988年10月入學讀碩士、博士。
從1983年夏天進外交部翻譯室，開始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做翻譯，到1988年離開，我在外交部工作將近五年，走了近30個國家。到了歐洲后，我就想，能不能走到一百個，爭取每年都有機會出去走走，比如到某地開會也好旅游也好，就順便走一兩個國家，這樣慢慢積累，到2006年我就走了一百多個國家。
觀察者網：您到瑞士念書的經歷，跟之前外交部的工作還是很不一樣，到了歐洲，個人的感受應該也有所不同吧？
張維為：歐洲當然比泰國更加發達，那時我就在想什么時候中國才能趕上；但現在中國人到瑞士、到歐洲去看看，也就這么回事了，很多地方我們比他們更發達，特別是硬件、基礎設施之類。我在外交部做翻譯時，可以說正好是改革開放的黃金年代，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創意、新的政策措施，給領導人做翻譯時，他們談的也都是改革開放，話題比例恐怕要占到一半以上，還有一半可能就是外交政策等。所以我對很多問題都特別感興趣，利用讀碩博士這段時間認認真真思考。現在回頭看，這就是在研究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了，但當時沒有想到這么多，把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我1994年博士論文做完的這段期間，中國發生的大事件梳理一遍，包括發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意識形態領域內狀況如何，主要采取什么政策，哪些方面回頭看是對的，哪些方面則是出了問題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很早就談中國模式，中國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
觀察者網：您在瑞士讀書時期，正好是改革開放的活躍期，站在國外回望中國時，有什么事情對您觸動特別大，讓您意識到國家的變化，想要回國或是重新認識中國？
張維為：回想80年代，我的整體感受就是中國活起來了，當時民間有個說法叫“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跑單幫”。過去因為“文革”的壓抑，人們不能賺錢，賺錢是錯誤的事情。而那時人們突然發現，只要通過自己誠實的勞動，哪怕沒日沒夜干活都沒人阻攔，雖然給人一種到處都比較亂的感覺，但社會氛圍非常活躍。就我個人來講，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上海的變化，因為每年都會回來看看。鄧小平在1991年說“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我真的親眼見證上海翻天覆地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初又正好趕上我做博士論文，所以我基本上把鄧小平的講話、思路進行非常透徹的研究，我覺得這條路是走得通的。另一方面，我當時已經走了大概五六十個國家，很多是發展中國家，也有一些西方國家，比較下來發覺中國模式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經得起國際比較，我們的進步大且快。
張維為：我可以跟你講一個例子，雖然不是我本人，但跟我的經歷一模一樣。當時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秘書是一位比利時女士，她陪日內瓦的一個樂團到上海等幾個中國城市巡演；回來后，她手舞足蹈地做手勢跟我形容上海的變化，她說太厲害，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發展，簡直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那會兒上海正在建立高架，有的已經造好了，車子在上面開，整個城市非常立體化，相比之下歐洲是不變的。我三十年前去瑞士日內瓦，那時的地圖到今天還可以用，沒有什么變化，但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的變化是不得了，像復旦大學規模已經是過去三到四倍，變化太大了，這些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我曾舉過一個例子，從90年代至今，中國越來越亮；過去在西方時，發現這些國家都好亮，城市燈光很炫，但現在全世界最亮的大概是中國。
觀察者網：90年代初，中央決定對上海浦東開發開放，這件大事的最終拍板肯定離不開鄧小平。您過去做過鄧小平的翻譯，又親身經歷浦東開發的整個過程，您有些什么感觸？
張維為：我最后給鄧小平做翻譯是1987年，浦東開發是1990年。我沒有親眼見證這一重大決定，但對于他的思路，我有一些了解，也蠻有感觸。鄧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94年春節，后來就沒來過了。那時新錦江飯店建成不久，他登上錦江飯店樓頂的旋轉餐廳，看到上海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說上海變了，非常高興。從1991年提出“一年個樣，三年大變樣”到1994年，正好三年，看到了上海的大變樣，燈光燦爛，當然現在就更不一樣了。鄧小平過去說過，如果改革開放中有什么失誤的話，那就是上海開放晚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研究中國如何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是有風險的，所以鄧小平最初決定先在相對邊緣的地方搞特區，比如深圳，即使出了問題也不會有太大影響，但上海是中國經濟重鎮，對國家財政貢獻大概高達五分之一左右，誰都擔心萬一出問題怎么辦。所以，鄧小平后來說，上海如果能更早一點開放會更好，但他也講，晚開放有晚開放的好處，可以汲取別人的教訓，做得更好。浦東經驗是非常成功的，我們稱之為“浦東模式”，浦東模式的經典之處是一張藍圖繪到底，迄今為止上海市政府換了這么多屆，但這張藍圖沒有任何變化，只是往深探索，整個發展規劃早已做好了。這是中國成功的經典案例。
觀察者網：確實，這跟您過去經常提到的中國政府的穩定性、制定長期規劃并有效執行的觀點很符合。那么，您在歐洲學習生活這么多年，最后選擇回到國內是出于什么原因？
張維為：我是一直想回來的，雖然在歐洲我生活得很好。我一直看好上海，上海毫無疑問是一個世界級城市，這一點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當時見過上海老市長汪道涵，我有段時間做兩岸關系，臺灣去的比較多，回來后跟他聊過，他也跟我講起當年鄧小平對浦東開發的一些設想，我印象非常深。我最終完全回上海定居是受到一些具體事情的觸動，說起來和觀察者網也有關系。如果沒記錯的話是2010年4月，在這之前我已經出了一本書《中國觸動全球》，這本書初版做得并不是很好，但該看的人都看到了，包括現在大家熟悉的我們核心團隊的成員，但那時我們之間還不認識；他們給我發邀請函說，張老師能不能到春秋研究院來做一次演講，于是我就來了，也就認識現在一起做事的核心團隊。當時我講了一個觀點，我認為中國崛起是一個精彩的故事，但隨著互聯網的興起，網上幾乎都是罵自己國家、罵中國模式的聲音，令人擔心之極。我覺得這是要出大問題的。有感于此，我講了一個故事。我說，今年是2010年，是抗美援朝六十周年，當年周恩來總理跟印度大使有過一次談話；當時中美沒有外交關系，所以周總理請印度大使轉告美國，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我們要管。這句話擲地有聲，印度大使后來還將此寫在回憶錄中。我當時說，我個人認為敵視人民共和國的力量已經越過了“三八線”，我們要管，否則要出大問題。在座的另一位學者、現在也是我們核心團隊的成員之一說，張老師你的判斷是對的，但我們在國內感覺這個狀況比你講得還要嚴重，不是越過“三八線”，而是已經打到“鴨綠江”邊了。總之，當晚，我們就一起吃飯一起商量，決定要做事情，要寫書、辦網站、辦刊物，要通過自己的資源和力量來糾偏，完全是民間力量，沒有任何官方指示。接著我就從歐洲回來了，另外還有從美國回來的，從新西蘭回來的，從新加坡回來的等等，大家一起聚到上海做事情。慢慢的，刊物、著作、網站、視頻等都做起來了，影響也越來越大。我覺得一批有擔當，有學識，真正做事業的人，在中國崛起的關鍵時刻，發出了自己應該發出的聲音，總體看來還是起了一點積極作用的。我們最早提出了“中國人，你要自信”，我們反復論證講中國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的偉大文明，我們一直說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可以和美國模式競爭，一點都無需害怕。2011年，春秋研究院組織我和福山的辯論，你可以去回看一下當時的現場視頻，一半人支持我，一半人反對我、支持福山，對立情緒非常厲害；我一講完， 一部分為我鼓掌，福山講完另一部分人為他鼓掌。現在八九年過去了，證明我們對中國大勢、世界大勢的判斷比西方學者更為準確，我覺得這是好事。前面提到的這段經歷我過去沒有公開說過。
觀察者網：所以其實讓您決定回國定居，跟當時國內的整體形勢是有關系的。
張維為：有一個情況是，我突然發覺，過去一直以英文寫作為主雖然也產生影響，但用中文寫作時受眾多百倍不止。我還在日內瓦時開了一個博客，把《中國觸動全球》中的一篇《別了，南斯拉夫》，放到博客上，是我走訪南斯拉夫的整體觀感和思考，沒幾天，文章跟帖就達到三四千，這種影響在國外是不可能的。我感覺到要近距離跟讀者互動、討論，當然關鍵是這一批人，大家都覺得這個時候應該回國做事。
觀察者網：您前面提到不少在上海的經歷，您出生在上海，對這座城市經歷的變革是否有著更特殊的看法？如今站在建國70年之際，您最想對其訴諸的情感是什么？之前一個有意思的說法是，您主講的《這就是中國》這檔節目敲定在上海東方衛視錄制，后來央視也找過您，但您最后還是決定留在上海，這是否有什么考慮？
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的節目是東方衛視主動來找我，我過去在央視也做過一些節目。毫無疑問，這兩個平臺都非常好，如果說有什么差別的話，東方衛視作為地方衛視總體上靈活性更大一點，比如在東方衛視我們可以調侃一下印度、調侃一下特朗普，但在央視就很難做。所以我決定做這個節目。當時我說，最關鍵的是，最后由誰來拍板；這個最關鍵，千萬不能婆婆媽媽太多，拍板的人要認同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理念、中國話語。東方衛視對此做了安排；做節目有時也要磨合，但這很自然。有些觀點大家會有爭議，但關鍵是我們堅持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講真話，我們堅持真實的觀眾，真實的問題，原創性的話語，原創性的形式，最后效果非常之好。觀察者網和讀者都理解，這是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人們有很多困惑、很多問題，就像這幾個月的香港問題，前兩天沙特油井遭無人機轟炸，中美貿易戰持續一年有余等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普通老百姓困惑，年輕人困惑，甚至黨政干部也有困惑，所以我們覺得要把自己的研究、真正的思考拿出來跟大家分享。我想，我們這個做法是對的，我們的方法是打話語組合拳——學術話語、大眾話語與國際話語的組合拳。這跟官方話語不完全一樣，官方話語很重要，但因為西方話語對中國的圍剿包括學術話語、大眾話語和國際話語，所以我們必須也要有對應，這樣才能很好的傳播。我們做了嘗試，觀察者網其實也是如此，是三種話語的組合拳，讀者就喜歡看。顯然這個嘗試是成功的。
觀察者網：今天我們談論建國70年肯定脫離不了上海。上海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正如前面提到的為什么改革開放最早不是在上海，可能跟它承擔很多國家責任有關，大量國企扎根上海，尤其今天上海又承接新的國家戰略等，這是上海自身的努力所抓到的機遇，還是國家必須將此賦予上海？您對上海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的新任務和新實驗有何看法？
張維為：上海一直是中國經濟重鎮，中央對上海的定位非常明確：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現在上海開展的一些改革開放試驗，特別是開放層面的試驗，都在上海先行先試，像自貿區、滬倫通、進博會等等，都是沿著這個思路一步步升華。當然，這也跟上海自身的發展有關，換句話說，上海再進一步發展，它的目標在哪里？中國模式有個很好的地方，就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提出更高的目標，讓你去努力實現。上海的整個發展過程，進步非常之快，我當時那本書《中國震撼》，實際上不少內容是在講上海震撼。上海有做得好的地方，但很快也會遇到一些自己的問題，比如國企改革等等。好在中央做過大量調研后，對上海提出的很多目標，總體上海完成得不錯，中央也比較滿意，所以愿意把很多試驗放在上海。以自貿區為例，它已經不是過去簡單的開放。開放的一個大背景是在發生變化的，十八大之前總體是以吸引外資、出口導向為主，大多是工業和商業。現在的開放，明顯就是全方位開放，不僅吸引外資，還要中國資本走出去。從過去五年為尺度來看，實際上走出去的資金比吸引進來的還要多一些，過去是以出口為主，現在進口大幅增加，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增加進口也有其他好處，其中一個就是人民幣可以走出去，取得定價權。這些方面自貿區正在試驗，過去的一些自貿新區更多的是貿易便利化，現在則是貿易自由化，因此在設計上不光是貨物流，還有服務流、資金流，人員流，這些方面都在上海自貿區進行新的試驗。中央對上海的要求是能提供一些可復制的經驗，所以自貿區很快推廣到各個地方，比如“一口受理”，一個地方辦理各種各樣的要求，加快辦證速度，再比如負面清單制度、注冊制，過去很多需要審批、審核，現在改注冊制，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為主等等。總體而言，這些試驗還是比較成功的。最近臨港新區相當于是過去自貿新片區的擴大，有了更多新功能，像先進制造業、金融中心的新服務項目。甚至不久前我還看到上海建航運中心涉及到不少爭端解決機制，所以設立海事法庭，這也會在新片區實踐。總之，上海有很多新任務都在試驗。
觀察者網：不過，外界對于這些新試驗也都抱著誠惶誠恐的態度，不確定今后走向如何，也不知道上海經驗能否在別處被復制。
張維為：對的，我想恐怕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擔憂是金融，其他方面我都不太擔心，但上海能否建成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中心，有些緊張。這次港交所有意向收購倫交所，但倫交所的回應中沒有任何意向，還稱談合作的話更愿意和上交所合作。這說明他們更看重能直接與大陸打交道，也證明上海這些年在金融改革方面的進步。上海背后是整個長三角，腹地非常大，再加上今年科創板在上海啟動，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證監會主席易會滿、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都在上海做了重要講話，提振信心。我們仔細看上海這些年的變化，中央還是比較滿意的。研發的投入占上海GDP的比例已絕對超過一般的西方國家，超過OECD成員（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這標志著上海經濟驅動力已經不是純粹靠一般投資，而是靠研發投資，靠新經濟。這也是給中國其他地方帶頭，看能否在新發展理念、整體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發揮引領作用。
中國崛起走到這個階段，什么問題都不能回避
觀察者網：您前面多次提到要將中國模式作為參照物，新中國70年發展之路上，中國共產黨無疑發揮巨大作用，您能否概括一下中國共產黨在復興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今后更漫長的歷史奮斗中還需作出的自我革新？
張維為：中國共產黨最大的特點是，它并非西方意義上的政黨。西方意義上的政黨是部分利益黨，僅代表某個社會階層，某一個社會的一部分力量或一部分利益。通過票決制競爭，你51比49就贏了，也就是所謂的法治。但這種政治游戲在中國的國情下難以適應，因為中國是個超大型的國家，人口規模相當于一百個歐洲國家的人口總和，傳統就是統一的執政集團。所以中國共產黨是統一的整體利益黨，我覺得這是最關鍵之處。跟西方政黨完全不一樣，整體利益黨是“使命黨”，它對國家、對文明的終極命運負責，比如韓國的一個政黨、臺灣地區的某個政黨，他們不需要負任何終極責任，不負任何終極責任。但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決策、尤其是重大決策，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毛主席過去說，五六十年要趕上美國，否則要開除國籍；鄧小平說要分三步走，一直規劃到2050年；習主席提出兩個百年，所以只有整體利益黨、一個文明型國家的政治力量，才會這樣來規劃，它對自己文明的復興負終極責任。更可貴的是，在這種長期的過程中，我們一直都在講改革。值得驕傲的是，中國是全世界的改革專家，過去四十年我們是改革加開放，兩者有機結合、相輔相成。其實，多數國家是沒有改革能力的，因為他們沒有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這是最關鍵的。但我們一直與時俱進，不停地改革是讓自己的工作能做得更好。世界變化太快，要適應這個變化，包括在大學、在各個機構，你會發現一方面進步很快，但另一方面有很多問題，這些問題要怎么解決？就是靠改革。
觀察者網：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主要是向西方學習。2008年奧運會之后，似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自信起來，總結中國模式。您怎么看這種國家心態的轉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張維為：這是很正常的，一個國家以這樣的規模崛起，在人類歷史都是罕見的，我經常講這是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每隔十來年就是一場工業革命，30歲或是30歲以上的人在中國幾乎全程親眼見證了什么叫農業文明、什么叫工業文明、什么叫信息文明？現在信息文明方面，我們是走在世界最前列的，一部手機可以全部搞定，這樣的變化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自信心，這在過去是沒有的。雖然還有一些公知天天罵自己的國家，但他們的影響力在迅速減弱。另外，這次香港局勢又給大家上了一堂史詩般的道路自信、愛國主義的思政課，效果很好。
觀察者網：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就是原本可能存在這樣的聲音，但起初他們不知道如何去發聲，受到壓抑，當有了一個平臺或是看到像您這樣的一批人在做這樣的事情后，突然發現自己想表達的情感被講出來了。
張維為：這背后是其實時代的潮流，在推著你往前走。像觀察者網，我們這批人的聲音，得到越來越多的人理解甚至是呼應，應該說逐漸成為越來越主流的聲音。比如，我現在做《這就是中國》節目，很多年輕人追劇，我們沒想到這些小孩子看了之后在B站給我們打9.7分。節目的很多觀眾是90后，這證明了他們有很多困惑，當你真誠地對待他們的問題，實事求是回應他們的關切，給他們有溫度、有質量的作品，他們會非常喜歡。
觀察者網：有時候我們也開玩笑說，張老師做了這個節目之后好像“出圈”了。有一些過去不熟悉的、沒有任何交集的觀眾、讀者也在看，年齡層跨度很大。您通過寫書、寫博客、開講座、做節目等各種方式與社會各界有志之士共同為中國話語建設努力。回顧并展望中國話語構建，您有什么感想和評價？對如今市面上各類中國話語，有什么看法？
張維為：這說明時代呼喚思想，呼喚有質量有溫度的精神產品。我們太需要把中國的一切說清楚，因為中國崛起已經走到了這個階段之后，就會發覺我們什么問題都不能回避。很多問題我們要開宗明義地討論，開放式提問，什么問題都可以討論，你要說“修憲”，我給你講“修憲”，你想談“文革”我們就討論“文革”，你要講“言論自由、網絡自由”，我就和你探討這些自由，什么都不回避。我覺得中國到了這個階段，一定要把這些問題透徹地說清楚，這也就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就目前來看，我們在解構西方話語方面的成績很大，特別是在政治學和政治領域，坦白說我們已經基本解構完畢，隨時可以亮劍，無需做準備。無論是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還是國內公知，我們都可以辯論，講道理。相比之下，建構方面雖然也做了很多努力，也蠻有成就感，但還有很多的事要做。因為解構相對容易，你把他存在的種種問題說出來就可以了，但建構需要更多努力和精力。
觀察者網：此前外界有一種觀點是，我們應該從怎樣講好中國故事慢慢發展為講好中國觀點，如何在國際上表達我們的觀點、主張甚至設置規則的聲音，您認為在這方面還應有什么作為？
張維為：籠統地說，我把這些都歸在中國話語里面，包括中國觀點、中國標準、中國認知等等。這些話語建構也正在慢慢起來，但真正高質量的還不是特別多。以中國標準為例，這個標準不僅要能用來討論中國問題，也可以用于討論世界的問題。我們現在也在做這方面的努力，比如說“實事求是”的中國概念，它既可以講中國，也可以講西方，可以比較，再比如選賢任能，你可以就此建立一個指標體系等。最近我提出來、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因為中國將于明年完成扶貧、消除極端貧困，我就想到美國的貧困，我們用中國的標準來看美國的貧困。根據聯合國報告，按美國的標準有4000萬人處于貧困，其中530萬是赤貧，即便按第三世界國家標準都是嚴重貧困人口。如果以人口比例來看，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放到中國可能就相當于2500萬是赤貧狀態的。這個問題提出來之后，我們之后就要研究這到底怎么回事、持平到什么程度。聯合國已經出了一份報告，我也想看看報告原文，了解一下具體情況。這其實就是嘗試一下能否用中國標準把西方的問題分析得非常清楚，這是中國話語建構的一部分。
放眼國際，我們心態可以更平和一些
觀察者網：中國走到這個階段，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威脅論，再到重新審視中國的國際角色，外界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但總有抹不去的偏見和傲慢。我們該如何對外解釋中國70年的改革和發展？西方究竟能聽懂嗎？
張維為：從我個人的視角來看，我們的話語研究成果是外部世界可以看懂聽懂的。我現在沒有這么多時間和精力，否則將《這就是中國》翻成英文，老外完全能看懂聽懂。我們的概念是國際化的概念，這些工作是很有意義的。我們提出的一些概念，西方社會現在也開始理解和接受，“阿拉伯之冬”這個概念是我自己創造并第一次使用的，現在大家全都接受了。他們知不知道這個概念是張維為創造的，這沒關系，但只要你始用這個概念，你對整個問題的理解就比較深入了。再比如文明型國家的概念，很多西方學者也都逐漸接受了，只是他們接受的和我的解釋不完全一樣，他們理解的范疇更大了，印度、土耳其、俄羅斯都說自己是文明型國家。但背后的理念是指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并不是西方推崇的、都要走西方這條路，這是最關鍵的，這一點認知很重要。大家都這么做的話，我們可以在更好的基礎上對話。我提出“良政和劣政應該代替民主和專制”，接受的人也多起來了。所以，只要你認認真真投入，切合這個世界的真實需求、真實狀況，就會逐步產生影響力。我希望有更多的學者來做這件事情，這個世界太需要中國人的智慧，通過中國人的分析和觀點把世界上的事情說清楚。
觀察者網：您提到這一點，我想起了一個細節，您在演講時提到一個中國概念時，經常會把對應的英文表述也告訴大家。
張維為：對，中國話語要走出去的話，現階段確實需要外語，通過各種媒介把它表述出去。
觀察者網：其實類似的想法，在一些國外“知華”學者中也有。比如傅高義，他在回應日本經歷泡沫經濟破裂后的社會狀況時曾提出，日本缺少有智慧、有能力、有勇氣、且能在國際場合用外語準確表述自己主張的政治家和學者，事實上我覺得這個觀點即便是放在當下的中國也是講得通的。
張維為：是的，像我因為長期在國外生活，長期跟西方各種各樣的觀點亮劍交鋒；有些觀點之所以比較有戰斗力，也跟這個有關系，因為本來就是在辯論和交鋒中產生的。我經常說，提什么問題都可以，越尖銳越好，我做任何講座都堅持一條，一定要有互動，這是發自內心的自信。一切在于國際比較，當然我也不是說中國已經做得好到天上去了，我們有自己的問題，但將過去數十年中進行跨國比較，中國無疑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國家。放眼整個國際，對中國的誤解還是很多。本質上講，我們可以繼續努力，但我們心態應該放得平和一點，西方社會因為自身的宗教傳統、意識形態傳統，要想讓它完全接受我們的觀點是很難的，你再怎么努力，到了這個限制就跟過不去的坎一樣。但同時，我也認為西方是最承認實力的，如果他最后覺得“哇，你就是這樣”，他沒有辦法了，那么即使不理解也會跟著中國。就像中美貿易戰，不要害怕，美國人有一個特點，英文叫做“if I can’t beat you ,I join you”，中文是“如果不能打敗你，我就加入你”。美國是個商業民族，這是刻在基因里的文化，你比它弱，它就拼命欺負你，一旦發覺斗不過你，他就加入跟著你走。第十二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在上海舉行，劉鶴與美方代表站在和平飯店眺望黃浦江。
觀察者網：您講了這么多關于自己、國家這些年來走過的路程，最后請您總結一下中國70年發展能為全球治理提供什么重要借鑒，尤其是當下自由主義多元化與保守主義對抗零和之間的角力？當然也要請您展望今后的中國。
張維為：這個題目有點太大了，我就簡單總結一下自己的感受。新中國前三十年，是三十而立，最大的特點是奠定了基本的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等。隨著中國成功，我們發現這些政治制度非常之重要，并不斷完善。此外還奠定了基礎的工業體系，雖然是初步的，還進行大量社會革命，婦女解放、土地改革、基礎教育的普及，這都是前三十年做的事情。如果沒有建立這一系列獨立的體系，就沒有后四十年的崛起。但是我們要承認在四十年前，依照國際標準來看，中國是一個窮國，全國人均GDP低于非洲。我在上世紀80年代初去曼谷也好，去非洲也好，很多國家的首都都比北京更現代化。一直到70年代，我們講結婚三大件，就是縫紉機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就是為了補衣服，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整體生活水平還比較低。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我稱之為“四十而不惑“，經過四十年時間，一次接一次工業革命之后，中國找到自己成功的道路，真的可以做到一覽眾山小。我一直講兩個觀點，今天用中國制度、模式、道路來看西方，甚至看香港，他們的問題在哪里？我們當然也有問題，但我們一直在改革，可以通過改革解決。在70年歷史新的起點上，中國可以非常自信，不是說我們好到天上去了，但是我做到了別人做不到的很多壯舉。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根據購買力平價），創造了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成為世界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向全世界輸出最多的游客，關鍵是還有世界最大的有產階層，這是過去難以想到的。所以，中國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作者系復旦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研究院院長，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今日頭條、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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