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由單一所有制制度向包括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內的體系化制度轉變的突破。在構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三項內容和層次中，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是整個經濟制度的基礎，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總體格局；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結構是所有制結構的利益實現，決定了共富共享的總體格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決定了市場與政府雙重調節的總體格局。

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多年來，我們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基本經濟制度。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一大理論創新，就是在此基礎上，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這三項制度，都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三者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互促進。這一理論創新，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對于更好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對整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認真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中所有制問題的經驗和教訓，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開始對我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進行深刻的調整和改革，逐步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為被長期禁錮的個體經濟發展掃除了政治障礙。黨的十二大提出“堅持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的方針”，多種經濟形式主要包括農村和城鎮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應以公有制為主體，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它們發展；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種形式，私營經濟是公有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中外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和外商獨資企業，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必要和有益的補充。黨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愿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成果。

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進一步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理論的創造性發展。

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基本經濟制度與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等十三個方面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體系的基礎性制度，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制度是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資料所有制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決定》對進一步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制度作出了系統部署，提出了明確要求。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大力發展各種所有制經濟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探索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健全支持非公經濟發展的法治環境和政策體系。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完善農村家庭經營與集體統一經營相結合的基本經營制度，為鄉村振興提供穩定的制度保障。

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生產決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產。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體現了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內在要求。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有利于鞏固發展公有制經濟，保障勞動者利益，實現共同富裕。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促進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性，增強經濟活力。

簡要回顧一下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制度的歷程，也就不難理解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的實踐必然性和理論必然性。黨的十三大提出要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按勞分配為主體與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相適應，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關系和社會主義勞動性質的客觀要求；多種分配方式并存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相適應，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關系及其客觀要求。黨的十四大又提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運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種調節手段，既鼓勵先進，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踐也在賦予“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新的實踐成果和新的理論內涵。黨的十五大強調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黨的十六大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豐富和發展了分配制度，賦予了分配制度嶄新的內容，比如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水平等等。黨的十七大除繼續強調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外，特別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這是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重大調整，既體現了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認識的不斷深化，也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對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創新和發展。

黨的十八大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內容，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升到“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高度。第一次明確提出“兩個同步”和“兩個提高”——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兩個同步”和“兩個提高”賦予了分配制度動態發展的特征，不僅具有頂層設計的制度規定性，也具有政策層面的指導性和操作性，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那就是共享發展，共同富裕。黨的十九大在三個方面進一步豐富發展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內容。一是要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二是提倡勤勞守法致富，擴大中等收入人群，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把收入分配納入法治軌道；三是通過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增加居民收入。

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分配制度日趨成熟定型。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分配制度的“四梁八柱”已經成熟定型，必須長期堅持。作為基本經濟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分配制度本身也是一個制度體系，每一個子制度側重點不同、功能不同，但它們之間相互配合，形成一個功能完整的有機整體。按勞分配和按要素貢獻分配相結合的初次分配制度，是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決定力量；國民收入再分配制度是國家利用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主要手段對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關系進行調節，進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彌補初次分配功能性缺失的重要矯正器；第三次分配制度是《決定》對分配制度的重要發展，是借助社會力量發展公益慈善事業，實現對特殊人群的靶向救助，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補充；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是形成正確激勵導向、規范分配主體權力邊界、把分配納入法治軌道的重要機制。這種立體化的分配制度體系為我國始終沿著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實現共享共富目標提供了強大的制度保障。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發展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經過40多年的探索實踐，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實現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推動了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十二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范疇，進而提出了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的論斷；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大論斷，闡明了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五大提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的十六大作出我國已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判斷和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部署，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開辟了新的道路。黨的十八大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建設實踐，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具體實踐的新要求，提出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的十九大再一次強調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國家制度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體系，包括高標準市場體系、公平競爭制度、產權保護制度、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制度、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資本市場制度、發展先進制造業振興實體經濟的制度、振興鄉村和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制度、國家糧食安全保障制度、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的制度，以及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其中，更好地發揮市場在一般經濟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體系的核心制度。

總之，《決定》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由單一所有制制度向包括分配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內的體系化制度轉變的突破。在構成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三項內容和層次中，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是整個經濟制度的基礎，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總體格局；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結構是所有制結構的利益實現，決定了共富共享的總體格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決定了市場與政府雙重調節的總體格局。這一新概括是新中國七十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結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的一次理論創新，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原理的堅持和發展，也體現了新時代我國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治理的經濟制度要求，我們必須科學把握和積極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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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王朝科，上海對外經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求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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