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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千方百計擴大出口”？——是的，根據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國際國內經濟走勢，我們有必要重提這個1980年代的流行口號，對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應當如此。

因為在世界經濟已經步入可能延續較長時間的低增長期的背景下，在長期性國際貿易爭端形勢復雜多變的環境里，穩定、擴大出口是外經貿政策調整的首要目標，是決定我們迎擊外部沖擊成敗的關鍵。

不錯，在11月最后一天，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聯合宣布了2019年11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重回50（榮枯分界線）上方的重大利好，50.2%的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比上月上升了0.9個百分點，至少暫時扭轉了5—10月連續6個月低于50的局面，但這并不表明經濟壓力已經全面緩解，我們要做好應對經濟壓力持久戰的思想準備。

由于當前宏觀經濟穩增長的重心在于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穩定和擴大出口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因為積極財政政策正在推動財政赤字和債務出現了較大增長，而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巨額財政赤字+巨額經常項目收支逆差”通常會引發國際貨幣/金融危機。

正值我們積極擴大對外開放、擴大進口之時，我們比以往更加需要擴大出口，避免出現貿易收支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

由于高新技術產業是中國產業升級和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是中美貿易戰的焦點，千方百計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相應成為擴大出口的焦點。

在最近幾年投資疲軟環境下，高新技術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繼續保持了較高增幅，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2016—2018連續3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都在兩位數以上。

今年前4個月整個固定資產投資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幅為6.1%，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幅為6.7%；前9個月整個固定資產投資投資（不含農戶）同比增幅下降到5.4%，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幅則回升到11.6%。如果該產業因銷售受阻、關鍵元件和技術被“斷供”等原因而陷入癱瘓，最近幾年對該產業的巨額投資將從優質資產淪為不良資產，進而嚴重沖擊中國金融系統。

鑒于2019年1—8月僅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負債就達60633.7億元，同比增長10.1%，比同期整個工業負債總額同比增幅（5.0%）高一倍有余，對華高技術產業絞殺戰潛藏的金融風險不可低估。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表4.3.1《分行業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歷年。

在最近幾年中國和西方國家、臺灣地區、韓國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力度都較大的情況下，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高新技術產業在相當程度上處于“淘汰賽”境地，導致高新技術產品產能利用率常常不太高。

我根據國家統計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重要產品生產能力和實際產量數據計算，2016、2017兩年，微型計算機設備產能利用率分別為61.9%和67.1%，手機產能利用率分別為68.9%和74.8%；相比之下，空調和汽車2017年產能利用率分別為77.4%和78.0%。

不僅如此，2018年前后，國內外信息通信技術產業（ICT）就相當廣泛地預計2019年全球半導體等產業市場可能出現較大幅度下行，此時全力打擊中國高新技術產業，有較大希望放大對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殺傷力。

1860—1870年代（清同治年間），在國際市場茶葉需求擴大的刺激下，中國、英屬印度殖民地、日本都在茶產業做了巨額投資，僅中國茶葉生產在1840年代至1870年代的30年里就增加4倍之多。由于在與印度阿薩姆紅茶、日本綠茶的市場競爭中失利，中國茶產業自1870年代中后期以來徹底喪失國際市場主導權，東南各省經濟、貿易、財政蒙受重創，直到現在，我們仍未完全奪回國際茶葉市場主導權。同期生絲產業也發生了類似轉變。這樣的歷史悲劇，我們決不能容許在我們手上、在高新技術產業重演。

由于手機等多項大類高新技術產品國內市場接近飽和，保持、擴大銷售的重點應該是開拓國際市場。鑒于目前流行的提法是“擴大內需”，在高新技術產品開拓國際市場問題上我們尤其需要保持頭腦冷靜清醒。對高新技術產品重提1980年代“千方百計擴大出口”的口號是完全適用的。

在更大歷史跨度上回顧新中國七十年發展史，中國工業化的起點本身就是1949—1952年戰后經濟恢復時期遭遇的抗美援朝戰爭，這場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非但未能打斷中國經濟恢復進程，反而為中國創造了長達66年既無大規模外戰、又無大規模內戰的和平時期，中國工業化由此得以全面啟動。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里，中國先后遭遇4次重大外部沖擊：1980年代初債務危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政治風波和西方制裁，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次貸危機。去年以來國內外都有相當一部分投資者對中國市場預期惡化，但與上述重大外部沖擊時期國內外流行預期的悲觀程度相比，只能算小巫見大巫。

中國經濟恰恰是在這一輪又一輪重大外部沖擊中實現了趕超，每一次沖擊最后都推動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江湖地位”上了一個臺階。中國之所以能夠一次次化危機為契機，關鍵在于能夠推進經濟社會改革，及時調整，增強自身競爭力，外部沖擊甚至成為凝聚經濟社會改革共識的契機。

從經濟周期長波視角看，2014年以來世界經濟已經步入低增長時期，且可能延續10年左右的較長時期，國際經貿爭端及其向政治領域蔓延的趨勢又進一步放大了經濟周期運行的外部沖擊；但只要我們能夠如同此前歷次遭遇沖擊時那樣及時調整政策，推進經濟社會改革，我們仍然能夠化外部沖擊為契機，推動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江湖地位”再上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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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梅新育論衡”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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