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本文以“《未雨綢繆防范‘金融戰’》”為題刊發于今天(2019年8月12日)《環球時報》,刊發時有刪節,這里貼出原稿全文。“中國的經濟反擊不應自我局限于貨物貿易領域,而是應當同時涵蓋金融領域。金融領域可供我們選擇的武器不僅包括人們談論多年的拋售美債,也包括打擊美國股市。既然美國股市屢創新高,道瓊斯工業股票平均價格指數去年一年刷新收盤紀錄60多次,為1995年以來最多,也是特朗普最愛向選民夸耀的‘政績’,那么,在這個領域動手,能夠把特朗普打疼。”
與絕大多數人的觀點相反,中美貿易戰中的金融戰并不是剛剛開始,而是從去年3月特朗普簽署備忘錄、發動對華史詩級貿易戰當日起,中美貿易戰就已經蔓延到了金融市場,當天全球金融市場劇烈震蕩。八月伊始,隨著美方又一次單方面踐踏共識宣布新的加征關稅措施和將中國定性為“匯率操縱國”,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連續幾個交易日震蕩下行,人民幣匯率“破7”,中美貿易戰的金融戰場交鋒空前升級。
從去年貿易戰爆發之初,我就提出,中美貿易戰要高度關注金融市場,而且金融市場很可能是中國還擊的重要戰場(文章鏈接:梅新育:中國應當與特朗普打一場史詩級貿易戰)。為什么?因為金融本來就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而且中美兩國是當今世界經濟體量、綜合國力最強的兩個大國,金融市場體量也分居全世界前兩位,兩國貿易、投資、金融與外部市場交織已經相當緊密,這一點決定了雙方的貿易戰對金融市場影響非常顯著,金融市場反應又會反過來制衡貿易爭端,雙方還會越來越注意到利用金融市場反應作為貿易戰中打擊對方的工具。正因為如此,此次中美貿易戰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對金融市場的沖擊力、金融市場反應的強烈程度前所未有,遠遠超過此前任何一次中國對外貿易爭端;國內外金融機構對此次中美貿易戰高度關注,遠遠超過此前近20年里任何一次貿易戰。隨著中國對外貿易規模持續擴大,隨著中國金融市場深度、廣度、開放度持續加大,預計中國與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美國之間貿易爭端對金融市場的影響也將日趨顯著,上述制衡、打擊等作用也會同步增強。
有鑒于此,在此次中美貿易戰和未來貿易戰中,我國應當重視貿易爭端與金融市場之間的相互影響,以求趨利避害,實現下列三大目標,終極目標則是以戰止戰:——防范貿易戰對手與國際游資借力貿易戰操縱打擊我國金融市場。
即使在僅涉及貨物貿易的狹義貿易爭端中,我們也需要把金融市場作為潛力巨大的貿易戰工具。因為無論各方口頭爭論、威脅多么激烈,無論各方公布的加征關稅、貿易禁運清單規模多么龐大,涉及產業領域多么關鍵,只要貿易戰各方尚未正式開始加征關稅或禁運,相關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就不會受到實際的影響。但是,所有這些口頭爭論、威脅,這些公布加征關稅、貿易禁運清單的舉動,就已經足夠在金融市場上掀起驚濤駭浪了。這一特點在這次中美貿易戰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還將隨著經濟生活發展趨勢而日益顯現。
基于上述三大目標,我方在貿易戰中的金融戰場上需要注意以下問題:——防范對手與國際游資操縱打擊我國金融市場領域蔓延、手法“創新”;
在防范對手與國際游資操縱打擊我國金融市場領域蔓延、手法“創新”方面,除了匯率方面的操作之外,目前政、商、學界議論較多的是以下潛在風險:美方可能強行將中美資本市場脫鉤,包括但不限于直接間接強迫中國概念股從美國資本市場退市,禁止美國機構投資者投資中國上市公司,等等。
美方可能強行將中國企業、金融機構與美元結算體系脫鉤。美方可能扣押、凍結中國資產,包括中國企業、居民投資,以及以美債等形式持有的官方儲備資產。
在正常情況下,上述風險發生的概率很低,因為美方自己從政府、企業到居民都要為此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有的風險甚至可說是屬于戰爭邊緣政策。但本著“做最壞打算,朝最好方向努力”的思路,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設想并為防范應對極端情況開展準備。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況目前政、商、學界議論很少,卻不可忽視,發生概率也高于上述幾種風險,就是對手與國際游資通過A+H(即內地、香港同時上市)上市公司渠道操縱打擊我國金融市場。之所以要防范對手與國際游資通過A+H上市公司渠道操縱打擊我國金融市場,是因為內地金融市場開放度不高,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達到香港市場的開放程度;貿易戰對手與國際游資若要選擇直接在A股市場上操縱打擊,難度甚高,更可行的辦法是在香港市場直接操縱打擊A+H上市公司,通過危機傳染機制間接打擊A股市場。在高度開放的香港市場上,貿易戰對手與國際游資要選擇操縱打擊A+H上市公司,難度要低得多;同一上市公司的H股價格若暴跌,必然拉動A股價格同步暴跌。由于A+H上市公司中多屬大型藍籌股,其中還不乏具備系統重要性的企業;貿易戰對手與國際游資若能成功操縱打擊導致這些公司股價暴跌,就有可能進而導致A股市場大盤整體下跌,甚至形成趨勢。如果國際游資在香港股、匯兩市聯動操縱,他們的無風險收益還會更加豐厚。1997年10月—1998年8月國際游資襲擊香港特區的“玩兩手”手法(double play)就是利用衍生工具聯動操縱股、匯兩市的典例。當時外國機構投資者在外匯市場和股票市場同時大規模賣空,在港幣聯系匯率制度的自動調節機制下,拋售港幣使利率大幅度上漲,股市因此大幅度下跌,外國投機者從中牟利甚豐。在2004年出版的《國際游資與國際金融體系》一書中,我對此作過較詳細分析;時過20年,根據現在的情況,我認為我們需要關注國際游資在香港股市、香港匯市、內地股市三個市場聯動操縱的風險。有鑒于此,在貿易戰期間,為穩定金融市場起見,宜盡量避免調整大型藍籌A+H上市公司人事等重大事項,以免給投機者創造進攻機會。待貿易戰塵埃落地之后,再進行調整。
在真刀真槍的戰爭中,一味防守沒有出路;同樣,在貿易戰中,盡管我們絕不主動開啟釁端,但也絕不能只是被動承受沖擊而不防守反擊。實際上,在綜合國力相近國家間的貿易戰中,金融市場可以成為貿易順差國扳回先天性不對稱劣勢的有力工具。作為貿易順差國,中國在對美國的貿易戰中存在先天不對稱弱點:中國對美貨物貿易出口是自美進口的3倍左右(2018年為出口4784億美元對進口1551億美元),這意味著倘若雙方交鋒僅限于貨物貿易領域,美方能夠打擊的中國出口是我們能夠打擊的美國出口的3倍還多。在挑起這場貿易戰初期,美方之所以表現得相當肆無忌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吃定了這一點,自以為可以主動對我方不斷施壓,而我方無還手之力。對此,中方反制措施不能是亦步亦趨照樣加征關稅,而是需要不對稱反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能由對方決定貿易戰的戰場與形式。美國金融業、金融市場是全世界最發達的,其規模、對國民經濟影響、對環境變化反應敏感度皆遠超中國同一產業,決定了在美國與中國這個綜合國力相近國家爆發貿易戰時,金融市場、特別美股注定會成為軟肋。而且,美股居于高位,特朗普上任以來美股上漲甚多,相比之下,股市波動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力則遠遠沒有那么大。倘若貿易戰導致中美兩國股市崩盤,A股崩盤對中國國民經濟殺傷力猶如從二樓會議室窗口跳下,而美股崩盤對美國經濟殺傷力猶如從國貿三期頂樓跳下。止戈為武。貿易戰本身不是我們的目的,面對對方主動開啟釁端,我們被迫應戰,追求的目標是以戰止戰。為此,適度反擊和防守同等重要。(作者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梅新育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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