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度隱然成為日本政府經濟政策藍本的《前川報告》政策主張與中國“一帶一路”計劃頗多相似，本文以“《回顧〈前川報告〉失敗三大教訓》”為題刊發于2016年3月16日《21世紀經濟報道》，旨在總結《前川報告》和日本經濟轉型升級失敗教訓，以供我國“一帶一路”計劃借鑒。刊發時刪削較多，這里貼出原稿全文。

 

主要論點：《前川報告》之路未能走通，首要原因當屬美國對日本大政方針的控制。為什么美國能夠有效地迫使日本走上這條不歸路？是因為日本本質上并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與德國、意大利一樣都是美國軍事占領下的戰敗國，因此不可能自主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道路。

 

幾乎同樣重要的原因是日本領導層頻繁易人。

 

《前川報告》失敗的第三大教訓是未能處理好與力圖趕超它的貿易伙伴的關系。具體而言，就是沒有處理好與中國的關系。

 

如何處理好與力圖趕超自己的貿易伙伴的關系，中國對此還需要積極穩妥探索。

 

強調：經濟社會全面轉型升級需要地位穩固、目光遠大、行事堅定的領導集團，但《前川報告》出臺前后的日本社會開始出現衰敗苗頭，在上層突出表現為政治精英群體缺乏凝聚力和擔當魄力，最高領導層變動頻繁，窮于應付政爭，無暇顧及國家長遠大計，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正事也就不能不耽擱了。

 

修理水管尚且需要專門技術，不必虛妄地聲稱民主體制下可以不需要杰出領袖、僅靠庸常人等就能治理國家。不必虛妄地神化西式公務員體系，聲稱實行了這個體制就可以擺脫政局和高層領導變動的影響而保證國家正常運行發展，假如真是這樣，那么，這種聲稱的功能實際上就動搖了西式民主政治的根基，因為這表明選舉產生的政治領袖在治國中是不必要的，非選舉產生的官僚體系才是必不可少的。不必虛妄地贊美那種對政治家小節過于苛刻的風氣環境，即使不考慮這種風氣環境對政治領袖形成了逆向選擇機制，使得只有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之徒才能幸存、上位，“大行不顧細謹”的雄才大略者卻要備受抑制；假如政治領袖是必要的，最高領導層頻繁易人，結果必然是實際權力轉入不受選舉政治左右、任職穩定的官僚體系，所謂“選舉權”遭到架空。

梅新育：回顧《前川報告》失敗三大教訓

“一帶一路”概念提出之初，經常被外界喻為“中國的馬歇爾計劃”；但馬歇爾計劃面向的是歐洲國家，而且一開始就帶有濃烈的冷戰色彩，是希望盡快扶植西歐國家經濟復興以對抗蘇聯集團；“一帶一路”面向的則多為新興市場經濟體，又是一個經濟開發計劃，也無意于根本顛覆現行國際秩序而創造兩個平行世界市場。因此，將“一帶一路”與馬歇爾計劃相提并論并不合適；與日本當年的《前川報告》比較可能更加合適。與“一帶一路”一樣，1986年發布的《前川報告》是一個“出口導向”色彩濃厚的國家企圖通過發展貿易伙伴的經濟來穩定本國外需，從而實現可持續增長，是其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就總體而言，日本經濟的轉型升級不算很成功，不但未能實現持續增長，反而因為吹大泡沫經濟而最終陷入失去的二十年。正因為如此，審視《前川報告》和日本經濟轉型升級失敗教訓，對我國“一帶一路”計劃頗有借鑒之效。

《前川報告》得名于主持制訂這份報告的日本銀行前總裁前川春雄，其背景是19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嚴重失衡，并多年苦于“滯脹”而無法自拔，擁有巨額貿易盈余的日本和聯邦德國等國由此籌劃對拉美、亞洲和非洲開展大規模實業投資，支持第三世界工業化，以促進西方國家的工業品出口，帶動世界經濟擺脫長期蕭條。聯邦德國社民黨發表了著名的《勃蘭特報告》，主張南北合作共同發展；為解決“黑字還流”（此處“黑字”指貿易盈余）問題，日本當時也計劃向發展中國家大量出口工業基礎設備，特別是墨西哥、伊朗、巴西和中東國家。三菱集團研究所倡議創辦的日本全球基礎建設發展基金計劃向發展中國家投資5000億美元，用于發展鐵路、供水和發電等基礎建設；1986年發布的《前川報告》提出，為了擺脫由于巨額經常帳戶順差而造成的在世界上孤立的“危機狀況”，日本必須改造成為內需主導型經濟結構，并擴大海外投資。其后數年，《前川報告》一度隱然成為日本政府經濟政策的藍本。不難看出，上述主張與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不乏相似之處。可想而知，如果走通了這條路，今天的日本經濟社會就不會是這種死氣沉沉的局面。

那么，《前川報告》之路為何未能走通？首要原因當屬美國對日本大政方針的控制。當時，美英右翼勢力惟恐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危及其經濟優勢和戰略統治，對以《前川報告》為代表的思路極力阻撓。根據美國學者凱塞·沃爾夫的記載，當時布熱津斯基直言不諱地告誡日本：“你們不能幫助墨西哥，因為美國無法容忍邊境周圍出現一個新的日本”。[1]與此同時，在美國主導下，西方七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1985年9月19日簽署了《廣場協議》（Plaza Accord），1987年2月又簽署《盧浮宮協議》。時過境遷之后回顧，國際社會廣泛認為，正是《廣場協議》把當時的第二經濟大國日本拖下了深淵，這份協議在日本制造了龐大的“超級日元”泡沫，引誘日本充當了境外美元資產的大買主，為美國巨額財政赤字提供了融資，為瀕臨絕境的美國房地產投機商“解套”，為美國的通貨與宏觀經濟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日本本國最終卻在不可避免的泡沫破滅之后陷入十年蕭條漫漫長夜，至今仍然無法重新恢復活力；弗里德曼也將日本泡沫經濟歸咎于1987年2月《盧浮宮協議》中日本迫于美國壓力實施了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的超低利率。[2]美國學者凱塞·沃爾夫等人干脆直指美英聯合通過《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等工具蓄意制造了一個龐大的“威尼斯泡沫騙局”，誘騙日本入彀。[3]盡管國際學術界對美國是否有意識地通過《廣場協議》轉嫁了金融泡沫并由此全面確立追逐國際鑄幣稅的原則還存在爭議，但無可辯駁的事實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直至21世紀初，美國沒有再次出現類似1979—1982年間那樣的通貨膨脹，并成為繼瑞士之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通貨最穩定的國家。

為什么美國能夠有效地迫使日本走上這條不歸路？是因為日本本質上并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與德國、意大利一樣都是美國軍事占領下的戰敗國，因此不可能自主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道路。2011年春利比亞戰爭期間，美國前助理財政部長保羅·羅伯茨在接受伊朗新聞電視臺采訪時就直率地道破了西方集團內部關系的實質：“北約國家都是受美國操縱的國家，英法意德都隸屬于美利堅帝國。美國駐軍從1945年開始已經占領德國66年了，意大利也有美國的軍事基地，這樣的國家談得上是獨立國家嗎？”[4]正是這一點，在千百萬“商社戰士”以其蓬勃朝氣、不屈不撓精神把日本經濟推向高峰之時，就埋下了日本經濟日后必然“被趕超”的悲劇命運；也正是這一點，驅使現在的日本走上了根本違背其自身長遠利益的為美前驅、對抗中國之路；同樣正是這一點，使得歐洲在北約東擴、難民等許多問題上采取了有損自身長治久安、甚至堪稱自殺的決策，因此我們即使對德國未來的長遠前景也不宜過度高估。

幾乎同樣重要的原因是日本領導層頻繁易人。經濟社會全面轉型升級需要地位穩固、目光遠大、行事堅定的領導集團，但《前川報告》出臺前后的日本社會開始出現衰敗苗頭，在上層突出表現為政治精英群體缺乏凝聚力和擔當魄力，最高領導層變動頻繁，窮于應付政爭，無暇顧及國家長遠大計，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正事也就不能不耽擱了。

羽田孜，擔任日本首相約兩個月

通過長期的儒家學說熏陶，依靠單一民族構成，日本曾經建成了一個擁有強大凝聚力和動員能力的社會，從明治維新到二戰后經濟重建，直至1980年代初，莫不如此。但從1980年代后期開始，正當日本迫切需要強有力領導帶領國家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時，卻出現了最高領導層頻繁易人、首相任期大幅度縮短的趨勢。《前川報告》發布于1986年；而筆者統計，從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就任首相至2010年6月8日菅直人就任首相，歷時不足23年，日本便更換了21任、16名首相，平均每人任職僅約一年半，任職最短的宇野宗佑（1989年6月3日至1989年8月10日任職）和羽田孜（1994年4月28日至1994年6月30日任職）任職都只有兩個月左右。自2006年9月小泉純一郎卸任之后，日本首相“短命”現象變本加厲，接連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任職均不足一年便黯然去職，野田佳彥任職也只有一年三個月，安倍晉三“二進宮”至今三年出頭，已經算是近十年難得的“長期”任職首相。

這樣，在相當程度上，日本事實上曾多年處于無領導狀態，猶如一個沒有大腦的人，一艘沒有船長的航船，其狀態比明神宗萬歷晚年多年不上朝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可能帶領日本實現發展模式轉型。盡管日本是個成熟的發達國家，有一套獨立于政務官任免而運行的公務員體系，即使高層變動不居，只要不遭遇重大危機沖擊，這個公務員體系仍能保證日本社會日常生活運轉；加之前人給現在的日本留下了豐厚遺產，日本人仍能維持比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國民更高的生活水平。但這種狀態守成坐吃山空足矣，為國家開辟新天地則無能為力，一旦遭遇重大危機沖擊更是原形畢露；而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上，人們不能指望不遭遇危機，只能寄希望于擁有應對危機、乃至預見危機的能力。

放眼更長遠的歷史背景，明神宗萬歷晚年多年不上朝，依靠成熟的文官體系，大明帝國似乎還在繼續正常運行，國內市場經濟更是似乎空前繁榮，人民生活自由度空前之高，以至于現在不少歷史學者為之謳歌不已。可是，如此“自由”狀態下的大明王朝有效平定了剛剛冒頭的努爾哈赤建州女真邊患嗎？有效解決了從萬歷、天啟年間開始小冰期造成的北方數十年干旱、蝗災和瘟疫嗎？[5]而這兩大問題最終又給大明王朝帶來了什么樣的慘痛命運？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死亡，除北京之外所有大中城市全部毀滅，奴隸制大面積復辟，中國經濟社會大幅度倒退，中國開始從一個至少連續兩千年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淪落……

修理水管尚且需要專門技術，不必虛妄地聲稱民主體制下可以不需要杰出領袖、僅靠庸常人等就能治理國家。不必虛妄地神化西式公務員體系，聲稱實行了這個體制就可以擺脫政局和高層領導變動的影響而保證國家正常運行發展，假如真是這樣，那么，這種聲稱的功能實際上就動搖了西式民主政治的根基，因為這表明選舉產生的政治領袖在治國中是不必要的，非選舉產生的官僚體系才是必不可少的。不必虛妄地贊美那種對政治家小節過于苛刻的風氣環境，即使不考慮這種風氣環境對政治領袖形成了逆向選擇機制，使得只有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之徒才能幸存、上位，“大行不顧細謹”的雄才大略者卻要備受抑制；假如政治領袖是必要的，最高領導層頻繁易人，結果必然是實際權力轉入不受選舉政治左右、任職穩定的官僚體系，所謂“選舉權”遭到架空。

《前川報告》失敗的第三大教訓是未能處理好與力圖趕超它的貿易伙伴的關系。具體而言，就是沒有處理好與中國的關系。中日兩國客觀上存在爭奪東亞主導權的競爭關系，因此，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機會，日本面臨兩難選擇：作為長期“出口立國”的國家，不可能無視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市場機會而拱手讓人；又擔心扶持了競爭對手。當時的日本決策者們采取更重視東南亞、拉美乃至中東的策略，結果是使得自己喪失了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在中國市場曾經占有的壓倒性優勢地位，對華出口額落到了韓國之后，最終也未能阻止中國經濟總量超越自己。

與日本不同，中國國土上不存在美國占領軍，相反，新中國政權恰恰是通過抗美援朝在國際社會站穩了腳跟。正是這樣的本質不同，決定了當年的日本不可能實施《前川報告》，今天的中國完全有能力自主選擇“一帶一路”的最優決策開辟新天地。中國的領導核心也是穩定強有力的。但如何處理好與力圖趕超自己的貿易伙伴的關系，中國對此還需要積極穩妥探索。

注 釋：

[1]《美英如何誘導了日本的泡沫經濟和銀行危機》，《當代經濟科學》，1998年第2期.

[2] World Economy Affairs，Winter 1999。

[3] [美]凱塞·沃爾夫：《美英如何誘導了日本的泡沫經濟和銀行危機》，《當代經濟科學》，1998年第2期。

[4]《環球時報》，2011年5月10日，第7版。

[5]在1972年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竺可楨運用豐富翔實的物候資料得出結論，1400—1900年間（明建文二年至清清光緒二十六年，涵蓋明清兩朝大部分時間）最溫暖時期也未達到漢唐時期的溫暖程度，最冷時期則是17世紀，其中又以西元1650—1700年（清順治七年至康熙三十九年）最冷。萬歷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1608—1617年），湖北春初物候比1970年代武昌物候遲7—10天。西方部分歷史學家則稱這一時期為“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時代”，太陽物理學家稱1645—1715年為“太陽能量最小時期”，期間地球表面氣溫降到了西元1000年以來的最低點。

（作者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梅新育論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