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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略學札記（自序）

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

今天中國發展已到新的歷史起點，新起點需要我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偉大斗爭需要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世界的本質是世界觀形成的前提。1958年3月25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第一是唯物論，第二是辯證法。”毛澤東還批評“我們許多同志對此并不那么看重”。今天看來，用唯物論和辯證法這兩條基本原理觀察世界形勢并形成相應的戰略判斷，“增強政治領導本領，堅持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對于“科學制定和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落到實處”具有重大意義。

 “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對于社會矛盾產生的原因的解釋，人類實踐及其認識迄今沒有超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結論，他們說：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

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

不錯，人總是要思考的，所以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將人的思維當作人存在的第一屬性，他說：“我思想，所在我存在。”但人更是要吃飯的，可以確定的是，吃飯是思考的前提而不是結果。天下所有的認識問題一碰到“吃飯”問題，都會“退居二線”。現在討論糧食安全，如果大家吃飽了，就會一人一個結論；如果餓三天，大家的結論就會歸于統一，那就是要吃飯。餓肚子的事跟文憑高下沒有關系，無論哈佛畢業的，還是北大畢業的，餓三天都是一個感覺，感覺即感性認識接近了，大家的理性認識也就接近了。要吃飯，就得抓槍桿子；餓急了，還要革命。成功的革命沒有不用暴力的。這也不是一個會上理論討論的問題，而是生死實踐問題。

還是餓三天，大家就會找到感覺：在饅頭左邊放了一束玫瑰、右邊放一把槍，人飽時沒有一個人去抓槍，都搶玫瑰。為什么，玫瑰好看，好聽，名聲又好，很有面；人餓急了就顧不上面子了，要抓槍，要斗爭，不然肚子不答應。槍是什么？對國家就是我們的軍隊。由于吃飽了，在和平時期生活得太久了，很多人在研究國家安全的時候，手里盡捧玫瑰。毛澤東批評王明說，這個人不知道人要吃飯，不知道子彈能打死人，不知道走路是靠雙腳。王明碰到矛盾不是開展積極的斗爭，而是跑到莫斯科去，坐在莫斯科瞎指揮，這樣的人不敗才怪。

為了經濟利益即吃飯問題，人們需要進行斗爭，他們為此組成各種社會集團，并以集團的名義展開階級的和民族的斗爭，這種集團發展的最高形式便是國家。古代國家內外關系以血統皇權維系，近現代國家內外關系則以主權維系。這樣，起源于資源即吃飯問題而形成的主權就成了現代國家理論的邏輯起點，由此便派生出如國家力量、國家權力、國家權利、國家制度和國際民主等范疇。列寧說：“范疇是區分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即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是幫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網的網上紐結。”范疇是形式邏輯演繹的“紐結”，而資源則是歷史邏輯演繹的“紐結”，形式邏輯無非是歷史邏輯的反映。資源問題就是吃飯問題。因此，資源，從而吃飯，而不是笛卡爾說的“思想”，便成了“一切歷史”的生發原點，也是一切社會理論的生發原點。

 “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不斗爭便不能進步。人類在誕生之初就面臨資源與發展的矛盾，在人類進入“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市場經濟快車道后這對矛盾就變得更加突出。資源的絕對有限性和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決定了國際政治中的對立和斗爭是絕對的，而合作與調和——盡管值得爭取——則是相對的。因此，研究國家安全問題，我們不能書生氣太重；我們的學術觀點不能脫離馬克思所說的“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

但人畢竟與動物不同，在吃飯之后，人還是要思考的；國家在需要資源的同時，也要有意識形態和相應的社會制度。物質資源，尤其是戰略性物質資源的有限性與極難再生性，決定國家間的關系是一種絕對博弈關系；但是絕對博弈中可能出現的絕對“零和”結果，又使這種絕對博弈關系在許多情況下變為相對博弈關系，即在國家力量的邊界尋求理性和解。一張世界地圖，其邊界線的曲折變化告訴我們的就是這樣的道理：國家邊界的曲折程度反映了圍繞資源爭奪的國家關系的矛盾深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崛起本身并不僅僅是國家為獲得資源釋放國力的物理過程，確切說，它更是一個政治過程。國家政治是國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亞理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馬克思補充說：“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是我們思考新時代一切戰略問題的出發點，也是貫穿我們戰略研究始終的“底線思維”。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要求我們要樹立斗爭意識，這是因為世界資源是有限的，而發展則是無限的。政治問題就是吃飯問題，要吃飯就要有為爭取資源而進行的民族的或階級的斗爭，這就決定斗爭是事物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是反映事物本質的東西。國家是保衛本國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資源而存在的，如果放棄斗爭意識，那“戈爾巴喬夫”式的唯心論及由此導致的蘇聯解體就是前車之鑒。

世界上有兩種國家要失敗，一種是“身體”不好的，一種是“腦子”不好的。身體不好的就是喪失經濟自主權、國家自主性整個被西方殖民主義者擊垮了的南方國家。這樣的國家——比如一些石油國家——可能很有錢，但沒有發展，因為他沒有自我發展的內在能力及由此產生的國家自主性。腦子不好的就象戈爾巴喬夫那樣搞唯心論。國際斗爭中，如果對手國家不能打倒你的自主性，那剩下的就是用唯心論使你腦殘。西方就是用后一種方法擊倒蘇聯的。1991年撒切爾在美國休斯敦明白表示，蘇聯對西方真正構成威脅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她說：

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并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經濟，加上與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制造其內部問題。

撒切爾的話概括起來就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無法按正常方式競爭過社會主義制度，唯一的辦法只有用非常規的方式“制造其內部問題”，將其擊敗。撒切爾接著說：

很快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派”——引者）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

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治理國家的能力不成熟，用柳宗元的話說就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蘇聯解體的教訓告訴我們：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治理國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終還是要垮臺，要被開除球籍的。

歷史經驗表明，國家意識形態只要自陷唯心論——比較典型的如中國歷史上的宋朝，放棄偉大斗爭，那離亡國的日子就不遠了。戈爾巴喬夫上臺不久就向世界宣布了他的以放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斗爭為主旨、以“在未來的世紀中，自由能遍及地球的每個角落”“不同社會制度的和平競賽能無拘無束地展開”為目標的“新思維”，撒切爾從其中看到擊倒蘇聯的戰略契機，她在休斯敦講話結束時一語道破天機說：

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