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電，2020年5月23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中間，同他們親切交談、共商國是，就當前社會普遍關心、群眾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充分聽取大家的意見和建議，并一一作出回應，傳遞出一系列重要信號。
在全國政協經濟界聯組會上，有的委員談到，要堅持從完善市場機制出發，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總書記在聽取他的發言后指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一錘定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經過改革實踐，我們認識到，決不能不克服市場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將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結合得更好一些，這是一個止于至善的過程。
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努力將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結合得更好一些，這將是一個不斷追求、止于至善的過程。
有的媒體在傳播這段講話時，只截取其中“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不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這句話，而忽略了“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克服市場的盲目性”。
總書記的一貫思想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尤其是他更加鮮明地強調過——我們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展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既要“有效的市場”，也要“有為的政府”，努力在實踐中破解這道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
——《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2015年11月23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融合。什么叫“融合”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不能用西方市場經濟的樣子來評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融合起來，這才是“有機融合”。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強調政府作用不是回到計劃經濟，而是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讓市場經濟更好地運行。因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是有盲目性的，這個盲目性就要政府去糾正。一種是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已經給世界帶來了嚴重的危害。一種是許多歐洲國家實行的，可以稱為“社會市場經濟”，是在自由市場的基礎上進行再分配，改進社會公平，但它主要是在分配上做文章，需要很高的成本才能維持社會福利，造成“福利陷阱”。第三種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把市場經濟嵌入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中，通過發揮公有制、政府宏觀調控、產業政策等優勢，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用好政府和市場“兩只手”，比其他模式的市場經濟有更大的優勢。同時通過社會主義制度和宏觀調控克服市場經濟的盲目性、自發性等弱點和消極方面，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的長處更好地結合起來，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新自由主義”主張絕對的私有化、自由化、小政府，一些發展中國家照搬這些教條，結果不僅沒有發展起來，反而在全球經濟和金融競爭中解除了武裝，喪失了經濟自主性，最終導致經濟和社會危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拉丁美洲，由于放棄了獨立自主的經濟政策，許多國家變成了單純的資源輸出國，20世紀80年代被拉美學者稱做“丟失的十年”。前蘇聯末期，在美國經濟學家的指導下，實行快速私有化的“休克療法”，一夜之間導致了巨大的貧富分化，瓦解了原有的產業體系，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困難。美國等國家利用他們控制的國際組織，向發展中國家大力推行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其實質是讓這些國家放棄自己的的經濟利益，以便維護霸權主義大國的壟斷地位。巴西學者說，該國“不僅工業、商業、服務業，就連銀行、電力、石油、公交、水利、郵電、鐵路這樣一些重要部門，也都私有化了。”西方跨國公司成為最大的并購買家，拉美變得更加依賴國際市場和資本。21世紀以來，拉美許多國家主張社會公平和正義，反對社會不平等和貧富分化，反思新自由主義，主張社會公平和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政黨上臺執政，對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后果進了一定的糾正。為什么社會主義和市場結合起來會更加有利于市場經濟發揮作用呢？一句話，那就是市場發揮作用是有條件的，而社會主義正好創造了這種條件。
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建立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社會基礎，包括穩定的政治和社會、完善的法律、比較公平的社會基礎、對風險的保障機制等，這些基礎越穩固，市場經濟就越容易發揮積極作用，促進經濟增長。一個貧富懸殊、階層分化的社會，市場機制只會被強勢利益集團所操縱，成為掠奪弱勢群體的工具。社會公平還能夠擴大有效需求，而貧富懸殊的社會往往購買力不足。市場經濟還需要一定水平的社會保障，以實現互助互濟，減輕自然和市場風險對人們的傷害，除此之外，還需要基礎設施、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宏觀政策穩定等公共物品，也需要政府來提供。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會造成許多弊端，造成許多社會問題，不斷侵蝕和破壞它所賴以運行的社會基礎。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讓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是配置資源的主要機制，這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但市場機制也存在失靈之處，有一些天生的、固有的缺陷，如壟斷、負外部性、公共物品提供不充分、信息不對稱、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等。這些問題解決不好，就有可能積少成多，從量變到質變，最終反過來對市場機制本身形成“反噬”。當市場失靈出現時，政府和社會治理市場失靈的措施，包括政府管制、舉辦國有企業、提供公共產品、實行收入再分配、宏觀經濟政策等，會緩解市場對社會的破壞、遏制利益集團、縮小兩極分化，重新恢復一個比較公平的起點、穩定的社會、有力的保障，從而為市場經濟新一輪的發展奠定新的起點，開始一輪新的繁榮。這時的市場經濟，已經是新一階段的市場經濟，這種過程還將繼續下去。相對而言，社會主義制度有更強的力量、更多的資源來糾正和防止這些問題。比如，以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最大的負外部性來講，近年來我國政府集中整治環境污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藍天增多了、水清了、樹綠了。據有關機構測量，從2000年到2017年，全球新增綠化面積約1/4來自中國，貢獻比例居全球首位。這說明，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有效治理市場失靈帶來的問題，并能為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經濟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螺旋前進的，只有正確抑制其消極作用，才能更好地發揮其積極作用。在歷史上，有時候市場有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有時候市場失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拓展歷史的視野就會發現，一個時期市場的作用大一些，一個時期政府的作用大一些，這都是符合市場經濟自身規律的。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之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比較成功，并不在于中國的市場經濟和這些國家有什么區別，市場的運行有自身的規律，這在各國并沒有本質的不同，但中國和這些國家不同之處就在于，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努力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黨和政府。在疫情之后，要更好地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上做文章，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制度優勢，轉變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面對美國在科技領域對我的打壓，要加快科技創新步伐，既要發揮市場在配置創新資源、激發創新活力、發現社會需求方面的作用，又要發揮政府在基礎研究、共性技術、大規模協同創新、人才培養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還要通過政府和市場的融合，打通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的上中下游通道，讓創新資源充分發揮外溢效應、乘數效應。在投資領域，當前我國很多一般競爭性領域投資已經飽和甚至過剩，大量資金沉淀在銀行，找不到好項目。但是在基礎設施、環境整治、農村發展、社會事業、尖端技術等基礎性、戰略性領域，還有大量投資空間，這些領域的特點是投資規模和風險大、回報周期長，單靠市場或者政府，都獨力難當。這也需要政府和市場更好地融合。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共和國經濟史”，有修訂）【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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