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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磊：不是馬克思“臆想”，是你們“無知”

點擊：作者：趙磊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20-05-27 13:51:39

【引言】自打經濟學“庸俗化”以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被屏蔽在“科學”之外，從此打上“臆想”的封條，任憑各色庸人肆意詆毀踐踏。多年前，新上任的某海龜院長召集經濟學老師聽訓，理直氣壯地數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純粹是臆想”云云。一位政治經濟學教師實在是聽不下去了，站起來問道：

【“您讀過《資本論》嗎？”】

海龜院長一時語塞……緩過氣來后回答：

【“沒讀過”。】

這不是我編出來的段子，而是真實的故事。按照詞典的解釋，所謂臆想，是指“主觀捏造，憑空想象”，其含義幾近于“胡說八道”。海龜院長“沒讀過”《資本論》，就敢說勞動價值論“純粹是臆想”，這不是“臆想”又是什么呢？這不是“胡說八道”又是什么呢？可悲的是，這類胡說八道在今天居然是“經濟學家”的刷臉證明，是“學術水平”的語音標志。

更可悲的是，不僅庸俗經濟學家大罵勞動價值論是“臆想”，連很多“左翼學者”也認為，“勞動決定價值”是馬克思憑空構造出來的“以太”，是沒有客觀依據的主觀想象（注1）。左翼學者搞不清“誰在臆想”，這未免讓人無語。沒有客觀依據的“臆想”當然是有滴，但不是勞動價值論，而是占據主流地位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對于“現代經濟學”奉為“科學”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我將另文分析。在這里，我要討論的問題是：勞動價值論為什么被很多人視為“臆想”？

庸俗經濟學家詆毀勞動價值論，這沒什么好奇怪的。問題是，不少“姓馬”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跟著起哄，眉飛色舞地大談馬克思是怎樣憑空構想出一個勞動價值論來的。雖然“姓馬”未必就“信馬”，但對于“姓馬”的跟著起哄這檔子事兒，我寧愿相信是無知造成的一時沖動，而不是“屁股決定腦袋”的結果。此話怎講？由此展開的話題正是下面要討論的內容。這里簡單概括一下：“姓馬”的之所以跟著起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們根本不懂馬克思的方法論。針對普遍存在于“馬克思主義者”當中的方法論“無知”，我在2018年專門撰文進行了分析。下面，我把相關部分做了補充后掛下面，供大家參考。

需要說明的是：其一，討論這個問題，也是兌現我在2018年做過的一個承諾（注2）。其二，以下內容摘自拙文：《“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方法論意蘊》（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年第6期））。其三，原文比較專業，為了便于理解，發表時在文字上做了較大補充。

（一）三個關鍵詞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不是臆想，某個海龜的“臆想”或某個左翼的“以太”說了不算，而必須《資本論》的方法論說了才算數。

馬克思在談到《資本論》的方法論時，有過專門的闡釋。這些闡釋明確指向三個關鍵詞：“研究方法”，“敘述方法”，“辯證法”（唯物辯證法）。

研究方法，就是馬克思分析問題所運用的方法；敘述方法，就是馬克思表達分析結果所運用的方法——也就是“寫作方法”。

“辯證法”不是這里要討論的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拙文《“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方法論意蘊》的第三部分（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年第6期）下面，我要考察的是“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

（二）研究方法

在談到研究方法時，馬克思是這樣說的：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因此，只有商品價格的分析才導致價值量的決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貨幣表現才導致商品的價值性質的確定。”】

馬克思上面說的“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科學分析”，就是“研究方法”。那么，研究方法是怎么展開的呢？

舉一個例子：偵破酒駕車禍逃逸的事故。警察接到報警后，對事故展開“科學分析”的方法是：

（1）來到事故現場——從事故的結果開始進行偵破。

（2）勘察收集事故的人證和物證。

（3）回看沿途監控（充分占有材料，包括各種無用的材料）。

（4）篩取有用信息，追蹤肇事嫌疑人。

（5）發現肇事者飲酒的飯店，鎖定肇事嫌疑人，揭示事故原因。

這就是研究方法的基本邏輯：來到事故現場（從結果出發）—勘察收集事故人證物證—回看沿途監控（充分占有材料，包括各種無用的材料）—追蹤肇事嫌疑人—鎖定肇事者（揭示原因）。

偵破過程的特點在于：它“是從事后開始的”，是從酒駕導致的結果開始的，而不是從事故的原因開始的。

大家想想，這樣的破案方法，依靠的是“實證”呢，還是依靠的憑空“臆想”呢？誰明白了這一點，誰就明白了馬克思的研究方法。

（三）敘述方法

在談到《資本論》中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區別時，馬克思是這樣說的：

【“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馬克思上面所說的把“現實的運動”“適當地敘述出來”，指的就是與“研究方法”不同的“敘述方法”。

與研究方法不同，“敘述方法”所展開的敘述過程，不是重復現實的運動過程，而是把這個運動過程“觀念地反映出來”。“觀念地反映”，就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正因為這個過程是從抽象開始的，所以，這種敘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舉一個例子，撰寫酒駕車禍逃逸的事故報告。車禍事故偵破之后，對整個事故因果關系的敘述方法是：

（1）肇事者走出飲酒的飯店（從原因開始）。

（2）肇事者的行駛軌跡。

（3）肇事者到達事發現場。

（4）車禍發生（導致最終結果）。

這就是敘述方法的基本邏輯：“肇事者走出飲酒的飯店（原因）—肇事者的行駛軌跡—肇事者到達事發現場—車禍發生（結果）”。

敘述方法的特點在于，它“是從車禍的起點開始的”，是從導致酒駕的原因開始的，而不是從事故的后果開始的。

大家想想，這樣的敘述方法，有沒有必要再把一大堆有用和無用的信息重新收集羅列，具體進行甄別和“實證”呢？抑或是應該把車禍的因果關系，抽象的、“觀念地反應出來”呢？

誰弄懂了這個問題，誰就懂得了馬克思的敘述方法。

（四）二者的區別

在馬克思看來，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是不同的。

研究方法的特點在于：

【“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

換言之，研究方法是“從具體到抽象”的歸納過程，研究者歸納的邏輯起點是具體的、實際的對象，即“從實際出發”。所以，研究方法總是表現出鮮明的“實證”特征。

敘述方法則不同，敘述方法是“從抽象到具體”的演繹過程，敘述者演繹的邏輯起點是抽象范疇，即“從理念出發”。所以，敘述方法總是表現出鮮明的“理性”特征。

值得注意，正是因為敘述方法的理性特征，才使得敘述過程具有鮮明的“先驗”色彩：似乎敘述的邏輯起點是一個無需依賴于“實證”的公理。所以馬克思說，“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所謂“先驗”，就是先于經驗的東東。也就是可以憑空想象的“臆想”。

那么，《資本論》是不是“一個先驗的結構”呢？當然不是！雖然在敘述過程中，《資本論》的邏輯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但這個“先驗的結構”僅僅是現象層面的假象——即馬克思說的“好像”，既然是“好像”，那就并非是“真實”。

為什么《資本論》這個“好像”的“先驗結構”，會被很多人當做“真實”的“先驗結構”呢？這與西方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有關。在西方經濟學的邏輯中，這一類“先驗的結構”（比如著名的“經濟人假設”）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真實出發點（注3）。

（五）學界的盲區

遺憾的是，對于《資本論》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區別，學界存在著許多盲區。比如，在引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關于方法論的論述之后，巫繼學先生這樣斷言：“馬克思正是在對17世紀經濟學家走過的這條迷惘、錯誤道路的批判上，確定了正確的研究方法：從抽象到具體。”

巫先生是學界前輩，然而在我看來，把“從抽象到具體”定義為《資本論》的研究方法，顯然是對馬克思的不知。下面，我把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關于方法論的論述做一個解讀。

（1）“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并不是正確的“敘述方法”。

馬克思說：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做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

馬克思這里講的“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就是“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也就是《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馬克思指出，經濟學的“錯誤”就在于，把“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當作了敘述方法來運用，而不是當作研究方法來運用。所以，馬克思在后面補充說：

【“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后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

也就是說，從“從實在和具體開始”，把“研究方法”當作“敘述方法”來運用，這正是17世紀的經濟學家的錯誤所在。當然，這也是巫繼學先生的錯誤所在。

（2）“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才是正確的“敘述方法”。

馬克思說：

【“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末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進的規定之后，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混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

馬克思這里講的“越來越稀薄的抽象”，就是研究方法，而不是敘述方法。而敘述方法，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問題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其中的“那里”是哪里呢？就是“越來越稀薄的抽象”之后的“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所以，敘述方法是從“最簡單的規定”開始的，而不是從“人口”開始的。對此，馬克思在后面補充道：

【“后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中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

馬克思所說的“后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這“后一種”是哪一種呢？就是“從具體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從抽象再到具體”的敘述方法！也就是說，“具體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加上“抽象到具體”的敘述方法，這樣的“兩條道路”就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

大家注意：馬克思說，“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什么是“再現”？再現就是“表達”，就是“敘述”！也就是“寫作”。

馬克思在這里說得很明確：“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這就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而“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這就是《資本論》的敘述方法。

我注意到，正是由于對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不知，導致了學界對《資本論》的邏輯長期存在以下誤讀。

（六）對“價值轉型”起點的誤讀

學界通常認為，馬克思的“價值轉型”是在《資本論》第三卷才開始的。筆者認為，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雖然馬克思專門討論了市場價值向生產價格的變化，但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的“價值轉型”始于《資本論》第三卷。因為，市場價值并不是價值轉型的邏輯起點，勞動才是價值轉型的邏輯起點。

問題的要害在于：學界之所以把“價值轉型”僅僅局限在《資本論》第三卷之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正確把握《資本論》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馬克思說：

馬克思的這段話表明，由于科學分析“是從事后開始的”，所以，政治經濟學只能從價值發展的結果（價格）開始研究。科學分析的目的就是要從價格“量化”（即“價值轉型”）的過程，去揭示價值“決定”的含義，而不能反過來，用價值“決定”的含義去刻意要求價格的“量化”必須與其保持一致。馬克思所說的“從事后開始的”科學分析，其實就是《資本論》的研究方法。

與此不同的是，《資本論》的敘述方法則是從抽象（理念）再回到具體（實際），也就是從價值的邏輯起點（勞動）開始，逐步展開為價值的表象（價值形式）。這個敘述過程就是“價值轉型”的過程。所以，“價值轉型”過程必然貫穿于整個《資本論》一、二、三卷的邏輯之中，而不是僅僅存在于《資本論》第三卷之中。

在《資本論》第一卷，隨著價值形式、資本、剩余價值等范疇的出現和演化，馬克思為我們揭示了價值轉型的發生過程；在《資本論》第二卷，從資本循環與周轉到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馬克思為我們揭示了價值轉型的深化過程；在《資本論》第三卷，隨著市場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以及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馬克思為我們揭示了價值轉型的定型過程。

（七）對勞動價值論的誤讀

對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無知，導致了對勞動價值論的誤讀。比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德曼認為，馬克思從價值分析開始，然后再到生產價格的轉型，完全

【“是一個虛幻的、無中生有的問題”。】

因為，

【“既然馬克思的各種勞動量完全是以物質形式表現的實際工資和生產條件的衍生物，而這些物質的量本身足以決定利潤率和生產價格，我們馬上就可以得出結論，對于利潤率和生產價格的決定來說，勞動時間量是沒有意義的”。】

在斯蒂德曼看來，只要給出使用價值的一套“物量數據”，那么不需要借助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人們就能計算出各部門產品的價值量，從而得到一個生產價格體系。因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純粹是多余的東西。

斯蒂德曼所謂“勞動價值論沒有意義”的指責，其實是源于對《資本論》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無知。正如西方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羅斯多爾斯基所指出的，很多人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敘述方法，當作“似乎只是一種關于‘概念的辯證法’，其中的經濟范疇呈現出自我運動的方式，以典型的黑格爾主義風格進行分化和融合”。如此一來，勞動價值論就變成了馬克思頭腦中憑空想象出來的概念規定。

問題的要害在于，勞動價值論的旨趣或任務，并不是要用黑格爾的“概念辯證法”推導出“生產價格理論”，而是要用唯物辯證法揭示生產價格背后的價值。那么，馬克思是如何揭示生產價格背后的價值的呢？

如前所述，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是有區別的。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的邏輯是“歸納”：生產價格是研究的起點，而價值則是研究的結果。馬克思的敘述方法的邏輯是“演繹”：價值是敘述的起點，而生產價格則是敘述的結果。

斯蒂德曼以“使用價值量也可以得出生產價格”的邏輯（即“演繹”的敘述方法），來否定勞動價值論的初心（即“歸納”的研究方法），其實就是用馬克思的敘述方法來否定馬克思的研究方法。這顯然是對《資本論》方法的無知。對于這種無知，馬克思在談及價值和貨幣概念發展的時候，不無先見之明地指出：

【“往后，在結束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對唯心主義的敘述方式作一糾正，這種敘述方式造成一種假象，似乎探討的只是一些概念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證法。”】

馬克思所說的“糾正”，并不是要否定“從抽象到具體”的敘述方法，而是必須對于這種敘述方法“造成的假象”，做出唯物辯證法的說明和澄清。如此而已。

注釋

1：李曉鵬：《<國富論>和<資本論>的思想對比及其對當今中國的啟示》，載《察網》2018年6月21日。

2：趙磊：《如此解讀馬克思，何來“啟示”可言？》，載《察網》2018年7月2日。

3：趙磊：《“經濟人假設”的五個誤區》，載《學術月刊》2009年第9期。

（2019年1月6日）

【趙磊，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常務副總編，博導，教授。來源：察網】

責任編輯：紅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