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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一直在經濟萎縮階段的凱恩斯主義“看得見的手”與經濟擴張階段的新自由主義“看不見的手”之間打轉，亦即在生產環節的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之間打轉而無視分配環節的不公平導致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三大結構性矛盾（商品生產能力的不斷擴大與消費能力的相對不足的矛盾、資本的不斷集中與貧困化人口的擴大的矛盾、利潤率不斷下降與社會生產延續性的矛盾）。2007年美國凱恩斯主義政策導致的次貸危機誘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進而蔓延為全球性的“占領×××”運動并導致新自由主義政策反彈。2020年疫情導致此類政策打轉的前景是資本主義改良余地越來越小而社會主義改良色彩越來越重，新冠病毒“全球化”有望加速這一進程。

第一，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經濟理論比較。一是產生背景，凱恩斯經濟學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直接產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興起的歷史背景是自20世紀60年代末期以來西方經濟由戰后初期的繁榮階段步入停滯膨脹階段，凱恩斯主義主義則無法解釋；二是主要流派，凱恩斯主義下有新古典綜合派、新劍橋學派、新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新興的新古典綜合等流派，而新自由主義下有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新奧地利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倫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等流派；三是經濟觀點，凱恩斯經濟學包括總量分析法、充分就業理論、有效需求理論、消費傾向與乘數理論、流動偏好與貨幣數量論、經濟周期理論、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等，而新自由主義并非是一個統一的團體，經濟觀點上有所不同；四是政策主張，凱恩斯經濟學提出國家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主張私有制而反對公有制，而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經營，反對國家干預，提出“自然失業”理論，反對工會組織，堅持健全財政原則，反對通貨膨脹，宣揚自由貿易，鼓吹經濟全球化；五是實際貢獻，凱恩斯經濟學的政策主張為當時的資本主義經濟擺脫危機與困境，提供了一條現實可行的途徑并最終挽救了資本主義，而新自由主義在英美的實施均不同程度地帶來了負面效應。經濟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都是近代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兩種思潮以表面上對立的形式代表了不同歷史時期西方社會的兩大派統治經濟思想。兩種思潮的對立是有限的，其階級性的同一是本質的。它們都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工人階級，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主要不同之處是經濟政策方面，國家干預主義學派主張國家加強對經濟生活的管理，新自由主義學派則主張放松對經濟生活的管理。類似于中國經濟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亂”，資本主義經濟一管就“剩”、一推就“萎”，只在生產環節打轉而縱容分配環節的錯配則終將危及經濟全局的均衡性。

第二，金融熔斷機制啟動后反凱恩斯主義的供給側改革。2015年“供給側”一詞的出現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迎來重大轉折，未來它將影響到每家企業的經營乃至每個人的生活。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是高層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它顯示政府的經濟判斷與治理思路出現調整。較之于供給側，之前中國管理經濟的思路是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側管理，“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是后者慣常的提法。但“新常態”以來的種種跡象表明，單純的需求管理難以幫助中國經濟走向復蘇。2016年金融熔斷機制啟動前后央行已五次降息降準、發改委新批基建項目超過2萬億元，但經濟未見起色。無論是2009年至2010年的四萬億元還是目前的投資刺激均收效不佳。由此可見，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沖擊，而是中長期的、結構性的、內部的壓力，刺激政策對此無能為力。在許多經濟領域，供給側改革的開放程度決定了消費側活躍度。以近年來受沖擊最大的出租車行業為例，乘客打車難打車貴、出租車司機不賺錢的根本原因在于出租車實施牌照管理，供給側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導致出租車總量供不應求，無論如何刺激需求端都無法解決打車難問題，滴滴、Uber等網絡約車正是從供給側解決問題。再如房地產，全國房價飆升十余年，一、二線城市“地王”頻出的前提是土地供給量遠遠不足，政府以土地換收入的沖動讓他們刻意控制土地供給、抬高單價實現利益最大化。只有從供給側著手，增加土地供給、改善供給結構、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住房問題。同理，當前社會最為突出的看病難、上學難也是“抑制供給”所致，如果敢于打破上述行業中廣泛存在的各種行政管制以及與此相伴的壟斷與既得利益阻礙，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并參與公平、透明的市場競爭，高效率供給的增加無疑將有助于滿足民眾日益增加的對各種社會服務的需求，讓全體公民以合理的成本公平享受到教育、醫療等基本的公民權利。“供給側改革”就是指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政策手段包括簡政放權、金融改革、國企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等。這套理論來自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供給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與凱恩斯主義針鋒相對。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但這一理論破產于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漲。凱恩斯主義對增長乏力開出的藥方是：需求不足，政府應刺激需求。而供給經濟學則認為，問題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給側出了問題，不該生產的生產太多，同時消費者要的東西缺乏供給。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刺激需求，只會令問題變得更糟。導致供給不足的原因，要么是政府管制太多扼殺了創新，要么是稅負太重抑制了供給。可見，供給經濟學的要義是如何讓供給變得有效。供給學派最重要的兩項主張是：一是減少政府管制，促進企業家的創新；二是降低稅負，提高個人與企業家工作的積極性。前者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總體經濟思路，后者能比所有刺激需求的政策更有效地刺激需求。近年來的中國，一邊是政府高喊擴大需求，一邊是赴港游客被稱為“蝗蟲”抵制，赴日游客將電飯煲、吹風機、馬桶蓋一掃而光，海外代購形成完整產業鏈，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在任何國家都是購買力驚人的代名詞。這一現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價格，同一件商品香港、海外價格往往只是國內的七折乃至更低，而價格背后的原因是高稅收。汽車業對此印象深刻，購置稅減半的政策已兩次被驗證是汽車市場低迷時最有效的興奮劑。稅費過高不僅抑制消費，還會從源頭抑制生產與創造。2014年中國的GDP為63.6萬億元，全國一般公共財政收入14萬億元，包括各項行政性收費在內的“政府性基金收入”5.4萬億元，社保基金收入3.76萬億元，政府收入合計23.2萬億元，占GDP比率達到36.5%，人均1.69萬元。這相當于全國每創造100元財富有36.5元進入政府口袋，上一年每個中國公民交給政府1.69萬元。36.5%的宏觀稅負遠遠高于18%~25%的發展中國家水平，與發達國家接近，但中國卻沒有提供發達國家高稅收對應的高福利。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過大，意味著企業、居民的稅負過重。供給經濟學認為，降低稅率能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就在1974年，經濟學家拉弗（Arthur Laffer）在與拉姆斯菲爾德（后任小布什的國防部長）、切尼（后任小布什的副總統）共進晚餐時，在一張餐巾紙上畫出了拉弗曲線。拉姆斯菲爾德說：“理論簡單得令我震驚，如果稅率100％則政府獲得的稅收為0。”這一簡單明了的曲線，也成了里根政府減稅的理論基礎。里根就任總統后，果斷推行“30%減稅計劃”，個人最高稅從70%降為28%、企業所得稅從46%降至33%。一系列經濟舉措讓美國擺脫了滯漲泥潭，財政收入從1980年的5170億美元升至1990年的1.03萬億美元，奠定了美國長達25年的經濟繁榮。再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歸根結底是市場力量不斷增強的結果。面對從世紀初出現的“國進民退、政府權力膨脹”，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無疑是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央提出加強供給側改革，體現了當前經濟問題的準確判斷。中國面臨的問題顯然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一方面產能過剩，另一方面國民蜂擁到日本買馬桶；一方面國內奶粉行業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澳洲、德國的奶粉被國人買得斷貨。中國經濟真正的問題在于供給側的結構性缺陷：要素價格扭曲導致資源不能有效配置，一些行業過度投資過度發展；政府管制太多、法治薄弱，嚴重抑制了創新活動，減少了有效供給；中國企業普遍停留在低成本競爭階段，中國目前的供給現狀是低端供給過剩、高端供給不足，無法適應居民消費升級的需求結構。但若只減少管制與減稅這兩條，政府是不是甘于放棄短期利益、降低存在感？要實現供給側改革，政府首先要過自己這道關；為了有效實現供給側改革，政府還必須大幅度整治監管產品質量問題，讓生產假冒偽劣產品的人無處可藏，絕不姑息；需求與供給之間還有一個關鍵紐帶是信任，失去消費者的信任則供給側的改革意圖很難見效而難逃“塔西佗陷阱”。

第三，疫期反新自由主義的四萬億元新基建補短板。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逐步得到遏制，如何穩定經濟增長以完成既定的2020年全面脫貧、全面小康的任務成為中央關心的重點。受到嚴重的疫情沖擊與可能導致的全球經濟危機，啟動新一輪投資以穩定增長是大概率事件，新基建迅速成為坊間熱詞并逐步進入高層視野。近期政治局常委會也決定加大公共衛生服務，應急物資保障領域投入，加快5G網絡、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與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新基建建設，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據媒體匯總，各省總投資額達到四十萬億元之巨。新基建概念一出就伴隨著四萬億元重來的爭論，盡管不少倡議者堅稱新基建投入不多，但2020年作為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性節點有著較強的增長目標約束，很難確保最終不會超過四萬億元。當然，四萬億元確實幫助中國在全球經濟體中率先恢復并留下高鐵、4G等幫助中國形成新動能的重要基礎設施推動近年來中國服務業與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但也因為大水漫灌而將支出責任主要下放給地方等方式而留下產能過剩、杠桿過高，房價熱漲等一系列問題，本屆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著力推動以“三去一降一補”為核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消化這些后遺癥。自二戰以來，世界上無論哪種體制的政府與公共機構都面會在疫期積極干預經濟，本次疫情也導致多國央行紛紛降息。因此，考慮應急政策與刺激政策的核心不是政府要不要有為而是怎么有為，只有通過政府的有為促進市場的有效，克服潛在新動能發展的瓶頸以釋放新動能才能轉危為機。因此，討論新基建是不是四萬億元，一是要看中國新動能發展中還有什么瓶頸與短板以及新基建能不能有效地補足這些短板，二是要討論政府應以什么樣的方式參與到新基建的投資中。關于“補什么短板”的問題，中國2019年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在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與主要城市甚至摸到了發達國家的門檻。上述新基建的七個領域將顯著推進中國的數字經濟、先進制造、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的發展，促進城市群、都市圈的集聚，都是重要的補短板措施。但要發展這些新產業，人力資本可能是更重要的短板。要把人口紅利轉為人才紅利，必須解決在危機中曝露出來的醫療健康（而不僅僅是公共衛生），以及長期以來存在的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短缺問題。這些領域不僅存在機制問題，根本上還是總量不足的問題。比如2018年中國醫療衛生費用占GDP的比例是6.6%，甚至低于不少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的低收入國家水平，也遠低于全世界9.9%的平均水平；政府衛生支出占比維持在3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的61.8%，更低于歐洲國家政府平均值的76%。2018年中國千人擁有護士數為2.9人，而世界多數國家的千人護士數在3人以上，OECD國家平均達到8人。與其降低外國人入籍的門檻，不如政府投入更多一點，既能更好地提高本國的人力資本，也能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些傳統上視為公共服務的投入，其實也并非沒有產業回報。比如醫療衛生的公共投入必將促進制藥與醫療器械等產業發展，而這些產業正是中國必須進入的新動能領域。中國傳統制藥行業以原料藥、仿制藥為主，醫療器械也以低價值耗材為主，規模大但效益低。近年來，伴隨這基因技術、生物技術、AI技術、新材料的出現，中國得益于充裕的生物人才與數字人才并擁有健全的制造業體系，制藥與醫療器械等產業領域正迎來一個能換道加快追趕的機遇。在這一領域，醫療衛生機構的公共機構采購是擴大新產品應用以推動產業發展的第一個驅動力，同樣的機會在教育、文化領域也正在涌現。“怎么補短板的”的問題涉及哪些基礎設施必須或最好由政府來做，哪些其實是產業而不是基礎設施則由社會資本參與更好。一般來說，基礎設施應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一個使用者對該物品的使用并不減少對其他使用者的供應。新基建中的5G網絡、軌道交通、特高壓等更像是基礎設施，政府的大力投入有顯著的外部性，會帶動一系列產業的發展，甚至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產業變革，但這些領域也肯定有社會資本愿進入其中。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則介于兩者之間，而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或概念更大一點，產業互聯網）則更像是產業方應做的事。比如產業互聯網，目前看能分為兩個發展部分。一個是面向服務業B端的產業互聯網，比如在疫情期間大熱的在線辦公、在線會議、在線教育與在線醫療等應用，騰訊等數字平臺企業在幫助傳統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只要不斷完善與改進治理模式即可；在面向制造業B端的工業互聯網領域中，短期內很難做到像消費互聯網那樣的一張網，每個產業有自己的特點，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需求，在整個“十四五”期間可能很難打通，政府甚至很難找到集中的投入方向。政府在數字技術這些領域該怎么做？一是加強政府自身的數字化建設，加強運用數字技術的能力，此次疫情中廣東、浙江等數字經濟與智慧政務發展得好的地區，疫情響應與復工響應都更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與數字平臺企業合作，用好了數字助手；二是抓住這一輪換道超車的機遇投資于基礎研發，尤其是人才的引進培養，幫助企業、科研院所在各國引進人才或設立研發機構、并購優質企業以加快技術追趕，同時重點補貼工業軟件研發、智能設備制造等產業短板，做好推動企業數字化的政策引導。補短板要細分央地支出責任，在5G網絡、軌道交通、特高壓等偏向基礎設施的領域加強中央支出，在更偏產業的領域加強地方對產業因地制宜的引導，政府引導基金等市場化方式會更有效。逆周期調控是宏觀經濟政策的本義，但正像近期李克強總理強調的，“越是遇到困難就越是要擴大改革開放”。政府支出不是為刺激而支出，而是為發展而投資。在經濟萎縮階段，企業不愿做、不能做、做不好的領域由政府牽頭破除新動能發展瓶頸，補足產業發展的短板，相比之下不失為成本較低而效果較好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短板的一種次優政策選擇。

第四，跳出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危機循環的出路是社會主義。破解經濟危機困局、實現公平而持續的經濟發展是各國關心的共同主題，但由于疫期國際金融危機的肆虐，世界經濟、貿易與工業生產增速迅速放緩。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反危機的各種措施，但美國產能利用率至今仍處較低水平而失業率居高不下，歐盟經濟受主權債務危機拖累而被迫緊縮財政赤字，日本經濟繼續面臨通貨緊縮壓力而經濟增長緩慢，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則有快有慢，通脹壓力普遍較大。由于各國經濟刺激計劃陸續出臺，就業、赤字、債務、產能過剩、通脹與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等引發的不確定性風險繼續釋放，世界經濟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一百八十年前馬克思就已指出，世界市場危機必須看作資產階級經濟一切矛盾的現實綜合與強制平衡。2020年疫期的資本主義經濟仍然要通過一次經濟危機的強制平衡來延續，但危機的根源即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仍然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其表現形式。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橫行而社會主義被“歷史終結”后，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與政治綱領的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藥方并沒帶來經濟繁榮，卻帶來了更嚴重的全球性經濟動蕩，貧富分化的矛盾更尖銳了，地區差距、國家差距、民族差距與階級差距越來越大。斷言以資本主義私有化與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為人類方向的“普世價值”與“歷史終結”神話并沒變成現實，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世界政治與軍事形勢也沒因為“一超”主導與歐盟“集體帝國主義”（薩米爾·阿明語）行為而更穩定，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與軍事的價值觀帶給各國的不是勞動人民的自由，而是壟斷資本的自由及其導致的前所未有的混亂與無序。疫期由美國主導的各種資產階級理論與政策不僅不能挽救資本主義，反而大大地加深了世界經濟體系的矛盾，成了歷史的反面教材。就連曾主張“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也不得不在其《新保守主義之后》一書中承認：對美國保守主義的批評實在是很讓人信服的，而解決方法則是改善既成事實搭建“多極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就像一面鏡子，折射了世界的未來發展方向。在資本主義危機下，資本增值要求與勞動者生活狀態惡化、國際壟斷資本擴張與民族經濟發展、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的緊張關系加劇，不斷加速世界經濟的分化、重組與重建進程，世界格局與世界秩序“一超獨霸”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疫后世界格局將發生三個超越：一是在經濟發展上超越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枷鎖，重新認識國際壟斷資本主導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眾擺脫貧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經濟權利、特別是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掌控之上，構建公正的經濟全球化、地區化與集團化機制；二是在政治發展上超越“一超”主導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圖，擺脫少數西方國家頻頻干涉別國內政與人權進步的狀態，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達的多樣性，構建民主的政治多極化與國防自衛化機制；三是在文化發展上將超越資本主義的單一價值觀，確認各國與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構建豐富的文化多樣化與交互化機制。疫后深化的資本主義危機將不斷喚醒世界各國人民對更高社會形態的渴望與探索，逐漸增強世界社會主義理論與運動的力量。對后資本主義的未來與更高社會形態的不懈探索是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偉大壯舉，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又有嚴重的曲折。蘇聯解體快30年了，這一巨變使世界由兩極對立演變為“一超”主導格局，加速了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導致世界范圍內的金融、資源、環境、領土、民族、宗教等問題也日益突出。蘇聯解體并不表明社會主義行不通，更不表明馬克思主義已過時。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其計劃經濟缺陷與生活水平低下與民主程度不夠，而是蘇聯領導集團主動背叛馬克思主義而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然而，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并沒給俄羅斯與東歐國家帶來經濟奇跡，卻紛紛陷入了經濟衰退與發展緩慢的泥潭。與此同時，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與越南、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白俄羅斯與實行“21世紀社會主義”的委內瑞拉則有了發展又好又快的新局面，其成功經驗表明各種社會主義特征的新型經濟體制模式比美國等新自由主義與北歐等凱恩斯主義主導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框架更有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發展中大國的一種有益探索，其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是實行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制度、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制度與自立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制度。西方國家通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全世界推廣其經濟價值觀、理論與政策，但這個獎的全稱是“瑞典國家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而“瑞典銀行”的股權并不由瑞典人擁有，也不是由瑞典這個國家擁有，而是由“國際出資人”擁有，使該獎實質上成為借諾貝爾之名頒發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獎，以半秘密的右翼團體即共濟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為標準而有了鮮明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涵義，美國倡導“新社會主義”的加爾布雷斯、英國溝通凱恩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劍橋學派”等帶有一定進步性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被排擠而未曾獲得此獎。對于這種情況，諾貝爾侄孫彼得·諾貝爾先生稱之為“占諾貝爾之名的布谷鳥”。2011年第六屆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論壇發表題為“對資本主義危機的回應：超越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共同宣言，鑒于當前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產出已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一些分析人士聲稱經濟大衰退已結束，但始于2007年的經濟危機并未結束。資本家收益增加、首席執行官們漲工資時多數國家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工人們工資持續減少，中等人均收入都在下降，公共服務與社會事務質量驟降正影響了百萬勞動者的收入，貧窮與饑餓的情形越來越嚴重。2008年至2009年間，大銀行與非金融公司面臨倒閉威脅，資本主義宣稱暫時放棄浮夸的自由市場策略，用納稅人的錢幫助他們脫離困境并制定高開支計劃來阻止經濟崩盤。一旦完成救助，經濟產出上的一落千丈的狀況停下來，“精英輿論”將迅速變為支持財政緊縮的政策。全球資產階級設法利用經濟危機的形勢更加全面地執行聲名狼藉的新自由主義行為，卻突然發現政府預算平衡的優點并籍此收回工人階級在過去政治斗爭中所贏得的一切社會利益，暗中破壞公共部門的工會運動。財政出問題不應歸咎于社會項目法規紕漏，這種變相的美國式危害一再證明過高地發放工資與紅利根本行不通，公共部門工人的工會代表權也應適度。很多實際問題是晚期資本主義所特有：毫無節制的金融投機，為保護企業利潤的減薪需要而勉強要求有錢人公平繳納應付的稅款，高額的私有化醫療開支、軍費開支、帝國主義戰爭開支（最后一條在美國尤為嚴重）。資本家們甚至連福利領域的增值機會也不放過，尤其是電力、市容、醫療、電信服務。諸如此次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總會誘發重大的危險，正當無數人遭受著經濟危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時，右翼學術與政治勢力正試圖把人們的視線從大銀行、大公司與資本主義制度這些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身上引開，而將貧困移民、少數民族或非主流宗教作為替罪羊以贏得公眾的支持。在美國，相關的危險還來自對其他國家發展的恐懼。不擇手段的政客們把自身的問題怪罪到其他國家。例如，美國的政客與大眾媒體將他們的憤怒發泄到近期經濟發展迅速而過去貧窮的國家，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場理論與政策斗爭中應發揮如下作用：一是推動各個國家出臺調控政策與經濟計劃以迅速扭轉工人所處的惡化環境，二是批判右翼學術與政治勢力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實際問題轉向世界各國的工人階級的主張，三是推動發展非傳統意義的21世紀社會主義以解決資本主義產生的各種問題，四是分析新自由資本主義導致產生這場經濟危機的路徑與制度根源，五是制止以新帝國主義戰爭作為解救資本主義危機的手段。此次危機再次暴露了資本主義的非理性與新自由主義行為的非法化，而中國正在為超越各種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作出表率。

“占領華爾街”運動是代表99%的美國人的草根階層對代表1%的美國上層金融、政治精英的無奈的情感宣泄，進而誘發“占領×××”運動蔓延全球。在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沖突與普通民眾的壓力下，西方社會中涌現了替代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各種思潮并推進了對指向社會主義的各類替代計劃的新一輪探討。對于當今世界的絕大多數國家來說，很多經濟問題的長遠解決方案是放棄資本主義制度而建構全球化的社會主義制度。對于資本主義制造的巨大麻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有責任面向急切的公眾給出問題的答案。在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每個人都能獲得一份工作與滿意的工作環境而不是失業與過勞；每個人都會有一份足夠的收入，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富有而大多數人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社會主義制度足以提供共同的消費需求而不是去削減有價值的公共項目，保證每個人從出生到終老都有滿意的居住條件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持續不穩定狀況。社會主義制度全球化是確保相互尊重國家主權的和平國際關系成為可能的制度，而不是被富于侵略性的資本主義驅使去控制他國的市場、技術、資源與生態。較之于全世界工人階級在持續到底的戰斗中以彼此對抗為前提的國際經濟格局，社會主義有望為全世界帶來一套基于合作與互利的經濟制度。

作者：陳俊杰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