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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杰：揭批“低調俱樂部”式公知

點擊：作者：陳俊杰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5-25 09:26:34

【1942年12月，汪精衛與東條英機會面】

抗日戰爭前夕以汪精衛為精神領袖的“低調俱樂部”一步一步走向賣國之路，中美貿易戰前夕中國的升級版“低調俱樂部”的論調、傾向與之何等相似？

一、抗日戰爭前夕“低調俱樂部”式公知的由來

1932年“一·二八”上海保衛戰勝利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灣8號造了一幢花園洋房并在花坊下造了一個大地下室。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陶希圣、羅君強、胡適、陳布雷、陳立夫、張君勱等常來此躲避空襲，順便常常討論時局，都對中日戰爭前景持“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胡適為這里的這個非正式的組織起了個名字“低調俱樂部”，以表示其成員們對當時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風氣”（指當時國民黨主戰派及民眾的抗戰熱情）的不滿。周佛海在抗戰初期曾就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國現如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與日本比擬，戰必敗。后來胡適被迫拋棄和平幻想：“和比戰難百倍”。他赴美展開國民外交，成了另一條戰線上的抗戰分子。抗日戰爭爆發后低調俱樂部成員一度四散，部分成員又集合到“藝文研究會”里。

“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以“低調”區別于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鉆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鉆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云時，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自我標榜為“低調俱樂部”。

汪精衛沒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游擊隊。共產黨以游擊戰爭回避對敵作戰，人稱‘游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汪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么呢？為的是國家能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與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與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匱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于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近代中國固然屢遭列強欺凌、侮辱，千年榮耀損失殆盡，卻也不得不承認這一百多年的風云變幻中隱現著無數英雄豪杰，一掃之前萬馬齊喑究可哀的陰霾。殊不知一個英雄是喜劇，十個豪杰是悲劇，更別提近代中國這些人并不是什么英雄豪杰，而是一群目無余子、心雄萬夫、信奉“當今之世，如欲治平天下誰我其誰”的救世主。近代以來中國紛亂不已，主要原因并非國力不濟，而是這幫救世主們為貫徹自己的強國信念互相征伐所導致。而這群“救世主”里有一位最為極端，最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就是賣國者汪精衛。汪精衛是一個賣國者這是沒有疑議的事，然而歷史的詭異之處卻在于無論是當時還是后世，為其辯護，為其惋惜者層出不窮，這其中包括胡適先生。究其原因，無非是汪精衛投日之前是當時中國風評最好的政治人物，其投日初衷也算是“憂國憂民”的緣故。然而，這一切真的只是汪精衛表象罷了，他與近代中國其他有“救世主”情結的人物本質上并無二致。在他們的心中，真正在乎的永遠只是自我的滿足，自我的價值實現罷了。汪精衛出走之后立即要求日本徹底轟炸重慶，這里可有半點把“人民”放在心中的影子？在南京明知日本對他純屬利用，和平全無希望，他依舊戀棧不去，一意孤行成立偽政府，這里可有半點把“國家”放在心中的樣子？說來說去，汪精衛這樣的“救世主”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不管他們打的是什么旗號。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救世主”們遲早會原形畢露。

胡適是“精英”們眾口一詞稱贊的“自由主義”領軍人物，改革開放初期西風最勁時，胡適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偶像，溫潤如玉翩翩君子，簡直是“民國大師”形象的完美化身。然而，隨著越來越多資料的披露，他的近乎“漢奸”的形象又浮出水面：主張對日和談，支持放棄東三省，參加低調俱樂部，去美國搜羅博士學位……從主觀意愿上來說，胡適從來沒有想過當漢奸、出賣國家，也從來沒有想過做壞事、損人利己。甚至，他一直想做好事，想為國做貢獻。但這更突出了事的可怕—想做好事都做成這樣了，哪天他想賣國害人，那豈不……其實，胡適是集合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愚蠢幼稚與虛偽于一身的人物。單純批胡適遠遠不夠，我們要找到他想法的根源，要批判他代表的那個群體。為什么胡適長期主張不抵抗？日軍侵略東三省，他告張學良不要反抗；常凱申放棄東三省他專門寫文章說做的太好了，誰要抗戰誰就是愚蠢，誰因為這個罵委員長他跟誰急；華北對日作戰，他痛心疾首，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反復電報常凱申要求不要打……胡博士這么做是想為國家好的，是有理由的，根據就是他自己的一套“戰爭論”。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不同，胡適根據自己幾十年的親身經歷，認為兩個人打架是因為有仇恨，那么推而廣之，兩個國家打仗也是因為有仇恨。日本打俄國，打我們，那一定是因為恨俄國、恨我們。然而，我們并沒有招惹他，所以這一定是有誤會，可能是他們把清朝或什么時候的仇恨算到了我們身上。因此，面對日軍侵略，我們萬萬不能反抗。一旦反抗，本來沒有仇也要變得有仇了，本來仇恨不大會加深仇恨。所以，我們一定要和談，要勸說日本人坐下來，要與他們心平氣和地講道理。只要大家冷靜下來，把道理講清了，日軍自然會撤退，我們大家自然還能親親愛愛地做朋友，豈不美哉。后來，日軍繼續侵略，中國已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此時的胡博士轉而支持抵抗，但他絕不認為自己之前的想法是錯的。他的觀點是，這全部都怨那些抗日的人，本來只是兩國的誤會，本來中日沒什么仇恨，本來能求助國聯，讓他們聯系中日領導坐下來和和氣氣地把事講清楚，現在就因為這些抗日分子，中日之間真的有了血仇，那就只好打了。這次新披露的文件也能佐證這一點，胡適拒絕汪偽政府的邀請，還勸汪精衛不要“曲線”，“現在主和是亡國”。但他仍然堅持“以前主戰是誤國”，現在不能和平解決是因為死人太多了，仇恨太深了。大家可能會覺得這是嘴硬，是虛偽，是胡博士好面子不愿承認錯誤。但我覺得真不是，胡博士真的是這么認為的。在讀胡適文集時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厚厚的鏡片之后那雙真誠善良的眼睛，以及看到軍民抗日消息時痛心疾首憂國憂民的表情。（參見《胡適文集》第十一卷）1936年胡適的一篇文章反復強調“仇恨”是主導中日關系的因素，所以他當駐美大使后不急著籌款爭取美國援助，因為他覺得那都沒用，反而會加深中日仇恨。他要把美國拉進戰爭，必須讓美國人恨日本人。所以他才到處演講說日本人有多壞，當然，也“順便”搜羅幾十個博士學位。他甚至覺得自己兢兢業業為國獻身，多跑幾個地方，多演講幾次，就能多讓幾個美國人恨日本人；只要恨的人足夠多了，他們自然會支持打日本。胡博士這套“仇恨戰爭論”，認識水平近乎三歲孩子。他真的不是壞，而是單純的蠢。胡適這種知識分子到今天還有很多，而且，我覺得西方的“白左”應該會非常喜歡胡適。2001年科索沃問題鬧得正兇，某西方電視臺舉辦了一個討論會，嘉賓是一個塞爾維亞人，一個阿爾巴尼亞人（雙方正在沖突）與一個和平學家（和平學在西方是一個學科）。在沖突雙方針鋒相對地發言之后，輪到和平學家了。他真誠地建議，打仗是不好的，你們應該放下過往，尊重彼此的不同，寬容對方、愛對方。只要有寬容與愛心就不會有戰爭與痛苦。這倆對立方此時竟然不約而同地對視了一眼，然后用關愛智障的眼神看向和平學家。齊澤克曾經引用并分析了這個案例，他將這個和平學家稱為“善良而無知的”。但其實，無知的善良根本就不是善良，反而可能是災難。看過通吃島原來那篇“胡適為什么反對馬克思”的話就會知道，造成胡適這種思想的真正原因是他的成長經歷。他從小到大都在相對優渥的環境中，從來沒有真正接觸了解過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狀況。白左們也是如此。他們對現實的了解，全部來源于書本、數據與自己相近階層的人。所以，在他們眼里，沖突大都來源于仇恨，而仇恨常常又是源自文化差異或偶然誤會，這些都是能通過“心平氣和的談判”用寬容與愛解決的。胡適反對抗日是因為他無知的善良，而這種思想的根源是階層固化與學術界的象牙塔化。現在批如果僅僅是批他這個人或批各種實質上的誤國賣國行為都是不夠的，只有透過現象找到根源才能有效防止“胡適型知識分子”抑或“白左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沉渣泛起。

抗日戰爭爆發后，隨著全國抗戰的呼聲不斷高漲，身為臥底的周佛海卻隨同汪精衛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暗中還與日本侵略者勾結，謀求所謂的“和平”。周佛海曾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早年留學日本，是旅日代表。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與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一大”后，他脫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與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在抗戰勝利之時，他搖身一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朝秦暮楚，的確值得后人玩味與深思。1897年5月，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縣涼水井鄉。周佛海出世不久，其父病故，家境敗落。年幼的周佛海在鄉塾接受啟蒙教育，后考入沅陵縣高等小學堂。后東渡日本留學。1920年暑假，離別故土三年的周佛海決定回沅陵省親，并與陳獨秀組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作為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代表旅日支部參加一大，并成為中共一大的代理書記。1924年回國后，任國民黨宣傳部秘書，同年9月脫離中國共產黨。脫黨后，周佛海逐漸蛻化為國民黨右派分子，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干將與蔣介石的心腹。周佛海以右派分子戴季陶為“榜樣”，積極開展反共宣傳。深得蔣介石的賞識與重用，負責為蔣介石起草講話與命令等。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文膽”之一，頗得蔣的寵信，而周佛海的地位也節節高升。蔣介石先后建立兩大特務組織——“清白團”與“復興社”，即后來的中統與軍統組織。周佛海身兼兩個大特務組織負責人，成為蔣介石最親信的大紅人。1935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后出任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中央宣傳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組織“低調俱樂部”，與抗日唱反調，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1938年，汪精衛趁蔣介石發表抗日講話時逃離重慶，飛抵昆明，周佛海受戴笠秘密指派，隨汪精衛及汪的老婆、親信等人乘坐歐亞航空公司的一架專機，逃到越南河內。汪精衛的偽中央政權成立時，偽政府中的各院，部，會的漢奸要員，都是在周佛海筆下提名產生的，偽政府實際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周佛海對此十分得意。在形式上，周佛海地位僅次于汪精衛與陳公博，但由于周佛海直接掌握汪偽政權的外交、金融、財政、軍事、物資與特務大權，并且直接掌握一支裝備精良、訓練嚴格的偽稅警團，因而其在汪偽政權中是一個握有實權的人物。日本投降后解散南京偽政府，周佛海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向蔣介石拍急電，表示他控制的一萬多人的武裝能以“完整的上海奉給中央”，并向蔣介石表忠心。蔣介石接電報后，極為高興，立即以個人名義嘉獎周佛海。1946年，國民黨公審漢奸，首先受到審判并被處以死刑的是偽立法院副院長繆斌。接著，陳公博、梅思平、褚民誼、林柏生、陳璧君等漢奸被審判，分別被判以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但周佛海逍遙法外，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質問當局為何在大小漢奸受到審判時，“獨頭等漢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無消息？迫于壓力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審判周佛海。周佛海于1946年被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1947年經蔣介石簽署特赦，改判無期徒刑。1948年，周佛海因心臟病猝然死于獄中。

抗日戰爭前夕與汪精衛一樣持悲觀看法的頗不乏人，特別是長城戰役之后，日本加緊在華北五省搞自治運動前后，晉系的徐永昌便說：“中國今天不但不能出個岳飛，可惜連個秦檜也沒有。”蓋當時以口號高唱抗日者多，但以實際行動及作法配合中央抗日者少，宋哲元等北方地方軍系若不是為日本統戰所軟化便是為了抗日而急于依蘇親共的張學良，至于西南軍系如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等將領，更甚至拿著日本私下供給的經費與武器而在高唱“倒蔣抗日”。

彼時中國內部各派各懷鬼胎，根本就沒有抗日的準備與把握，有的也只是為“求敗而戰者”的抗日高調(閻錫山語)。舉目望去，全國皆是“對抗日的實地工作，不能踏實去做，卻日日時時在喊叫抗日”(徐永昌日記指責張學良語)，這種情形，看在那些自認較能了解國家真正情況的人，自是著急萬分，這種事實，自然會讓對國家有責任感的高級知識分子與深知國家底蘊的人不能不悲觀了。這方面的人物除了對全局看得較清楚的汪精衛之外，還應包括孔祥熙、王世杰、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以及先前之閻錫山(民二十一年時，閻曾說中國經不起日本幾點鐘之攻擊云云)，以及后來的胡適之、何應欽、程潛、陳布雷等。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期間，上海、平津社會上也有更多的主張立即對日開戰的，主要的是主和派所說的“激烈青年、腐化官僚、將死老人”，他們多數是“見鮮淺浮、偏激、執拗、誕妄，較之義和團時代并不進步”(徐永昌日記)的民族主義狂熱分子。相對于主張中國應有抗日準備、卻不急于求戰的，確實是較能理性看待問題，較能知己知彼的老成持重的。盧溝橋事變之后，國人對中日關系之主和主戰，更形分歧，即使已面臨與日軍短兵相接之宋哲元二十九軍本身，也分為主和與主戰兩派。中央方面，在德使陶德曼轉來愿調解中日糾紛時，除蔣中正、李宗仁等較主戰外，多數國內要人均主張不可放棄和平一途，其中自然以汪精衛及其追隨者周佛海為最凸顯。特別是在對日軍事上，宋哲元自信能守北平三個月，但不到三天北平即失守，劉汝明守張家口，既拒絕湯恩伯之中央軍入援察哈爾，但當聞日軍已到懷來時，便以“彈盡援絕”為藉口放棄張家口。保定之迅速淪陷如出一轍。平漢路正面二十九軍自成一系，既不愿中央軍早些入援其防區，又不準中央軍預做防御工事，日軍一到，又嫌中央軍來得太慢，所以第一戰區行營主任徐永昌便說，我軍失敗之原因在于不少領袖對日抗戰表面積極，內心消極，打仗時每個將領都已留后手，一經接戰，前方自相驚擾，紊亂不聽指揮，而后方則到處都是潰軍傷兵，缺乏醫藥收留，敗兵擾民則如土匪下山。

目睹此一情況，擔任指揮者流淚者有之，大哭者有之。連在前線的衛立煌也說：“以如此軍隊如此配備，皆不足以守此陣線，如此敗退，如此何了。”而早在長城戰役中擔任旅長的鄭洞國將軍事后也在回憶錄中說，在日軍機械化猛烈的火力下，他也只有在望遠鏡中，看著他的士兵們一排接一排地在戰斗中白白犧牲，一個個倒下。而在抗戰中擔任督戰官的一位曹將軍事后也說：所謂八年抗戰者，國軍沒有好的裝備，士兵們連吃飯都吃不飽，而所以還能與日軍對抗者，無不是一級壓一級，硬逼著士兵一個個用性命冒鋒鏑，作犧牲而換來的“悲慘勝利”。八年抗戰大多數的戰役中，平均中國人十個換日本人一個，中國人不值錢。

中國正式決定積極備戰并抗戰是在1937年8月7日南京的“國防會議”，主和的意見在會議中已被某些人士指為“漢奸”，而參謀本部估算武器與彈藥則僅夠6個月之需，開戰后軍費平均每月至少缺乏兩千多萬元之數。然而在昂揚的抗日情緒下，這些問題并未獲得重視。在這種情勢下，主張不可放棄和平交涉的和平派仍認為應堅持“為結束戰爭而抗戰，不是為擴大戰爭而抗戰”。也因為如此，他們其中不少人經常交換促和意見及和平交涉之方案之考量。主和派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匡過補闕”，稱主張積極抗日的太高調。汪精衛等眼見中國戰局日壞而支持議和的軍政大員愈來愈少，對時局也就愈來愈悲觀，因而對一向高調主戰者“暴跳如雷”，大罵反對和平交涉的“幼稚”、“誤國”甚至于反責為“漢奸”之外也別無他法可圖。武漢失守后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中居然以蔣委員長下臺為前提，主和派望而卻步，汪與蔣之間已無互信，距離愈來愈遠。汪、周等人最后竟不得不走進日本的圈套，“曲線救國”是可悲也是可憐。

“低調俱樂部”骨干之一胡適真的很低調嗎？魯迅對胡適的辱罵，比如“毒蛇”、“出賣廉恥”、“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這些都不是空穴來風的，胡適確實做過不被國人認同的事。比如他大贊“二十一條”，這是袁世凱政府跟日本簽訂的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即便如此，胡適還是維護“二十一條”，還鼓吹偽滿洲國，參加低調俱樂部。胡適在知識與文學理論上確實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也不能否認他這些大方向上犯的錯誤，魯迅罵他是有根源可尋的。但我們卻很少能找到胡適反擊魯迅辱罵的章句，他是不是在用“唯沉默是最高的蔑視”反抗魯迅？魯迅生前胡適確實未曾沖突，但魯迅死后胡適給胡雪巖的信中直言不諱：“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狺狺”二字是用來形容狗叫的，而魯迅生前覺得罵別人的最高境界就是罵人是狗，胡適通過這種形式回擊魯迅，因為死人沒法反擊了。《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是這樣罵死王朗的：一條斷脊之犬，還敢在我軍面前狺狺狂吠，我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這里的狺狺是什么意思還用解釋嗎？胡適就是在嘲諷已死的魯迅是“一條狗狂吠”。

二、中美貿易戰的“低調俱樂部”式公知盲點

中美貿易戰打到疫期，不管從輿論、從微信、網絡上看還是從各方的采訪來看，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中國經濟學家看衰中國，美國經濟學家看衰美國。中國經濟學家在媒體上一片唱衰：“完啦！遭啦！大難啊！我們糟糕了，一塌糊涂！”；你采訪美國經濟學家其實也跟這種人一樣，“完啦！遭啦！特朗普把美國折騰成這樣，美國將來出大麻煩了！”為什么出現這種現象？雙方都唱衰自身。都是經濟學者，都是專家學者，為什么出現這種現象？雙方對自身的缺點都了若指掌，雙方對對方的缺點都有所不知。都知道自身一大堆缺點與毛病，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缺點與毛病知道的太多了，美國經濟學家也一樣。但對對方的毛病知道的不多。那么中美貿易戰期間，中國與美國的優勢分別在哪里？

中國的優勢，第一，制造業優勢；第二，市場優勢；第三，開放優勢。美國的優勢是什么呢？第一，科技優勢；第二，貨幣優勢，美元；第三，軍力優勢，不行就打。這是美國的優勢。制造業方面，美國長期占世界工業制造的20%以上；日本在高峰時期，大約在1995年1996年，接近美國，占到世界工業制造20%，然后下滑；德國制造業不錯，但量太小，長期在世界制造業10%以下；中國2009年與美國達到同一比重，各占世界制造業18%，然后上升，美國下降。中國制造業2016已占世界制造業比重25%，世界第一。這種制造業的優勢，任何國家難以取代，而且中國還在上升。現在美國高層有一句口頭禪：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理工科人才。中國是首個年度專利申請數量突破百萬的國家，占全球專利申請總量近40%，比美國、日本、韓國加起來還多。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學報講，44%的中國大學生主修自然科學與工程學，美國只有16%，考慮到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倍。美國人選修什么呢？法律，金融，醫學，因為工資待遇高。按照美方統計，中國本科生每年畢業600萬個工程師，即使90%作廢也能剩60萬。

奧巴馬要返回制造業，特朗普要返回制造業，領導拼命號召，人在哪里？工程師在哪里？藍領工人在哪里？白領技術人員在哪里？曹總在美國搞玻璃廠，雇傭的工人都是四五十歲，實際上四十歲極少，大部分是50歲60歲的，誰給你當工人啊？誰干啊？沒人干，非常困難！美國今天面臨的問題是他想返回制造業，他回得去嗎？人在哪里？單靠政府號召就回去啦？政府號召我就選修工程學啦？我不想學，工程、建筑，沒人學的，這是美國今天很大的問題。

美國刁難中國在美國的投資，華為、中興、三一重工、聯想，都受到刁難。中國安撫美國企業在華的投資，我們開放，你要投資，來啊，我們繼續歡迎，我們繼續開放，包括金融領域，我們都是繼續開放。美國收緊開放程度，反移民法。特朗普講了，幾乎每一個中國學生都是間諜。中國擴大開放程度，他在以階級斗爭為綱，我們在改革開放。在這個方面我們與美國是完全相反的，這就決定了在貿易戰中中方的中長期優勢。最近中國股市低迷，大家唱衰，都覺得不好。中國經濟學者大量看到的都是中國近期，美國經濟學者唱衰美國，他們大量的看到的都是美國經濟的中長期，雙方視點不一樣。中長期對美國非常不利，近期給我們造成了意外的困難，所以感覺這坎兒好像都過不去了一樣，其實雙方都難。

特朗普46年生，簡單的把過去美日經濟對決拿過來用在今天與中國的經濟對決，80年代末美日經濟對決，一個《廣場協議》把日本打趴下了，日本直到今天都恢復不了。但特朗普是40后，美國的交班很怪異，60后交班給40后，奧巴馬是61年的，特朗普是46年的，他都能完成交班，60后交給了40后，40后上來了，然后拿出對付日本的那一套對付中國，完全不行！80年代末，美日經濟對決是產品之間對決，雙方都有獨立于對方的完整的產業鏈。美日汽車，干起來了，日本汽車有完整的產業鏈，全在日本生產；美國汽車完整的產業鏈，全在美國生產，計算機、電器都是這樣，各自都有較為完整的產業鏈。

全球化經濟發展到今天，美中經濟對決不是產品的對決，不是汽車產品的對決，不是計算機產品的對決，是撕裂的產業鏈，這與美日對決完全不一樣，40后至今還沒有明白這個問題，他覺得關鍵還是產品。他劃分的非常細，中國的幾千種產品，其中大量的都是中間產品，不是最終產品。中間產品進入美國，他們還要加工升值，這就影響極大了。因為產業鏈密切的上下游關系，決定了并非誰掌握了高端技術誰就掌握了一切，掌握中低端的也并非那么容易取代，只是賺取的利潤不高而已，我們承認，中低端賺取的利潤不如高端，但也不能忽略中低端的優勢。美國回不來了，美國想要回到中低端，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已回不去了，工程師在哪里啊？藍領，白領在哪里啊？沒人啦！這些事都由中國人干了。

那好，找一個替代中國的，有中國這個規模嗎？有中國這個質量嗎？有中國這個創新能力嗎？沒有！講美國的高端優勢，我們頂禮膜拜，但我們中低端也有優勢的，我們正在往高端走，但我們手中也不是一張牌都沒有，他們難以替代。產業鏈的撕裂除了兩敗俱傷，已無法形成傳統意義上的對立格局，傳統美日對決，你必須要簽廣場協議，你不簽就完蛋，只好這樣，日元升值，最后一塌糊涂，今天你試試看？今天是產業鏈的撕裂，兩敗俱傷，對中興的制裁非常典型，美國制裁中興，高端芯片卡我們了，芯片卡住了，中興老總說我們行將休克，大家聽了非常震驚，中興，中國第二大電信設備供應商，世界第四大電信設備供應商，被美國卡了一個芯片就休克啦！大家覺得，為什么我們的經濟學家唱衰中國？因為美國太厲害了。一個芯片把中國搞住了，中國就完了。你知道這是產業鏈嗎？中國完了，美國也完了。你看高通怎么辦？高通2017年的營業額，紅色部分是中國，橙色部分是韓國，美國看這個縫兒，就一條細縫兒，跟人的眼睛瞇了條縫一樣，高通在美國沒有什么銷售。2017年高通全球銷售營收223億美元，中國市場占150億美元，占2/3，比例還在一直上升，而在美國本土，高通營收微乎其微。把中興制裁，不買美國芯片，高通同時也完了，這就是產業鏈的特色。

特朗普懂這個嗎？美國人愛講，特朗普30年沒有任何的教育了，各種培訓班他都沒進過，我們現在就是培訓班，他在這里慢慢接受教育。特朗普的一個大麻煩就是他30年沒有接受過任何的培訓教育，他一個40后，還停留在過去產品對決那一套，他知道今天是產業鏈嗎？他今天給美國帶來了大麻煩。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生產國。2017年中興出貨4600多萬部，超過一半使用高通芯片，中興休克，高通深受重創！2015年中國政府對高通開出9.75億美元的罰單，高通十分配合，第一時間交納，馬上就把錢交上來了，并且對國產手機生產廠商專利費打6.5折，失去中國市場是高通無法接受的，這是今天的產業鏈，這是今天形成的共生關系，這種關系是無法斬斷的。

美國深陷經濟全球化陷阱，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沖突無法化解，企業的稅收大量在海外了，企業的就業在海外了，然后國家還得保護他，國家花了高額的費用，不管是戰爭還是和平，去保護他，給企業帶來這種困境，給國家帶來這種困境，所以美國今天的優勢正在被化解，他的科技優勢、貨幣優勢、軍力優勢正在被化解，而且不是被人化解，是他們自身把優勢化解了。克林頓的高級軍事顧問泰森曾講：美國高科技行業能否抵住中國的挑戰，并不取決于美國能否成功地遏制中國的進步，而取決于美國自身保持與支持美國公司創新能力。迄今為止，政府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支持煤炭開采、鋼鐵生產等傳統行業，而非創新。特朗普是個老派人物，希望煤炭重新開采，鋼鐵重新生產，黑煙重新冒起來，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濃煙滾滾，他鐘情于傳統的工業，拿傳統工業與中國競爭！反移民政策嚴重損害美國科技創新，你到加州硅谷看看，中國移民、印度移民、以色列移民、東歐移民，大量在硅谷。特朗普反移民，你反的是什么？反人才。

再看今天的城市，中國也一樣，深圳最活躍，深圳科技創新能力最強，美國很擔心深圳未來30年，40年取代加州的硅谷成為全世界研發創新中心。為什么呢？深圳五湖四海，深圳移民。上海這一輪為什么落后了？上海移民很難啊，所以他就落后了。當然，深圳現在移民也有問題，深圳現在移民也不容易了。就是一個地區啊，中國有句話叫做“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人必須得流動，才會有創新。特朗普反對流動，美國就是傳統的，宗教的，白人的美國。你能阻斷人才流動，阻斷直接損害美國科技創新。沃頓商學院經濟學家哈里森講：我們現在在做的不是支持新興行業而是在救助衰退行業。企業界都對政府的政策不滿意，特朗普胃口太大，想干的事兒很多，有點志大才疏，什么事兒都不想干。

宣布國內減稅。這做的是不錯，企業開心，但政府本來就沒錢，這一減稅，政府更沒錢了。宣布重返月球。美國阿波羅計劃之后，廢棄了，為什么？因為沒錢，登月太花錢了，不登月了。特朗普宣布，重返月球，又得花錢，大幅增加軍費，籌劃太空部隊，軍費增加到創紀錄的7160億，軍費在美國之后的九個國家，從中國到第10名九個國家加起來總和還沒有7160億多。極大的增加軍費，繼續嚴厲制裁俄羅斯，簽署美臺軍艦互停，美臺交往法案，恨不得與中國打起來。提出退出伊核條約，又軍事威脅伊朗，伊朗又跟美國干了起來。搞全面貿易戰，跟各國都過不去。然后2018還大興基本建設。其實核心就一句話：錢在哪里？打仗要錢，建設也要錢，你有錢嗎？美國著名的風險投資者凱西說了一句話：在軍費問題上特朗普表現太過愚蠢，只能使得美國政府在破產道路上加速前進。他說：他到哪里去籌措美元？如今俄羅斯與中國已不再購買美國國債，外國投資者也在尋機拋售，假設特朗普成功連任，第二季任期結束，美國政府為財政赤字支付的利息每年就近萬億美元。每年為美國政府貸款支付的利息將近萬億美元，你怎么辦？特朗普已債務飆升。特朗普接手了一個不是特別好的攤子，他要在攤子上有所作為，要想把債務壓下去非常難。美國的債務一直控制在原來可控的水平，這時基本相當于他的國民經濟總量，美國債務現在已超過了國民經濟總量，就是說他現在全年的國民經濟生產還不夠還債的。但這個債務以前是沒有這么高的，1776年美國建國，到1980年里根上臺，美國全部的多少屆政府，兩百多年，美國政府債務不到一萬億美元，財政狀況還是不錯的。但1980年到2008年從里根到奧巴馬債務十萬億，為什么？因為其間有2002年阿富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美國債務開始飆升。2008年，奧巴馬上臺，到2016年特朗普勝選，債務20萬億，超過美國國民生產總值（17萬億），這是對今天的美國來說債務非常嚴重的，壓力巨大的一件事。特朗普發誓要把債務減下來，但現在這個趨勢，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結束，債務要達到25萬億，彼得·席夫，美國經濟學家中唯一一位準確預測了2008金融危機，以房貸引起的金融危機。他說：可能加劇下一場金融危機的大問題是，美國人實際上已身無分文。都在借錢。美國國家債務飆升為什么這么高呢？他的問題是中國的貿易盈余高嗎？這不是問題，美國人不存款，美國69%的人存款在1000美元以內，1000美元合人民幣不到7000塊，放在中國，全家存款不到7000人民幣，這不是開玩笑嗎！美國就開玩笑，美國40%的人沒有存款，69%的人存款在1000美元以下，他們是不喜歡儲蓄的。這意味著什么？美國各大銀行沒有人去存錢，銀行沒錢，財政問題由此而來。

中國人都存錢，賺點錢就要存起來，中國人儲蓄意味著什么？這個儲蓄極大的支持了政府，而且我們相信銀行不會倒閉的，所以我們沒有說經濟風險，股市低迷就跑去銀行擠兌，我們一擠兌，銀行也會夠嗆。我們沒有擠兌，相信政府銀行永遠不會垮臺，有政府的信用擔保，銀行是一定會還回我錢的。

美國人則是稍有風吹草動就擠兌，本身也沒多少錢，都欠債。所以美國現在的大問題，他們國家除了發國債沒有別的渠道，從民間收集不到錢，大家不往銀行里交錢，69%存款都在1000美元以下，很多美國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的大問題在這。美國不儲蓄，中國高儲蓄，中國你看指標不漂亮，政府還在那干，為什么？因為政府有民間儲蓄，有非常豐厚的資金在銀行里。美國怎么辦？美國就靠借貸，但借貸要還利息，而這個利息極高，我們的銀行儲蓄利息很低。

美國現在面臨大麻煩，從短期來看中美貿易戰結局必然是兩敗俱傷，長期看，貿易戰不但將倒逼兩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而且通過一段時間的較量，反而有助于雙方找到新的平衡點。中美關系一定能找到新的平衡點，重新平衡。中國的產業鏈就是平衡點，就是雙方的國際分工，就是交叉在一起。最安全的是什么？就是跟對手最緊密的混在一起，你也掰不開我，我也掰不開你。美國好萊塢大片《教父》里的黑手黨老大的父親被殺后講了一句話：你能給對手最大的震撼是什么？就是能與對手平靜地坐在一起喝咖啡。這是對對手最大的震撼，他與我是殺父之仇，我與他坐在一起喝咖啡，他也知道我，我也知道他。我們今天與絕對不是與美國分開，你干你的，我干我的，然后我們就開始冷戰，絕對不是這樣，我們更要與美國混在一起。有人講現在問金教授能不能到美國投資，我說到美國投資很好，只要你能進得去，你就干！就怕你進不去，他的限制很嚴。我們就跟他混在一起，最安全。中國要認清自己的真實地位，堅持擴大改革開放，積極主動與國際接軌，加大對國際產業鏈的深度嵌入，努力培植擴大內需，最終誰也奈何我們不得。中國介入國際產業鏈，嵌入越深我們越安全。而且我們現在內需明顯提升，中美貿易戰如果在2006、2007年發生，對我們的傷害比今天要大。2006年我們的進出口貿易占國民經濟總量的63%，今天只占33%，比例大大下降了，因為內需提升了。貿易戰在今天對我們也有影響，但不會有2007年時那么大。

中美貿易戰讓國內公知一篇哀嚎，不管是理論界還是企業界或民間、股市，這種狀況以前也出現過。抗日戰爭前夕國內輿論一片哀嚎：打不過日本，不能打！彼時中國成立的“低調俱樂部”都是中國一流的學者，中國最聰明的大腦聚集在一起，從不抵抗一步一步走向賣國求榮。蔣介石跟共產黨在一起講抗戰，高調，吹牛皮，說共產黨吹牛皮，老蔣也跟著吹，抗戰？抗的過嗎？打得過日本人嗎？所以他們是低調，包括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都低調，不愿跟著別人一起“唱高調”，別吹，根本打不過。這與我們今天是何其類似！現在中國的公知講的都是中國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種能與美國比，貿易戰中國肯定失敗。這兩者有什么差別？歷史在驚人地重復。回顧當年的“低調俱樂部”，除了胡適與陳布雷，其他全部變成了漢奸。陳布雷，蔣介石的文膽，離不開蔣介石，他跟著蔣介石。胡適，老蔣救了他，沒有老蔣，抗戰一開，胡適也到南京去了，跟著汪精衛走了。蔣介石任命胡適為無任所大使，沒有固定的任所，全世界游說，宣傳國民政府抗戰，胡適拿著老蔣的外交口徑去各國宣傳國民政府要抗戰，等他念了一圈兒回來，汪精衛已成漢奸了，那伙人都成了漢奸了，胡適幸免于難，成了中國大學者之一。好多人喜歡說胡適不得了，但沒有老蔣救他，他就完了。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講：戰爭的偉力最深厚之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老蔣說要抗戰，胡適吃飯時問他：你說要抗戰，抗多久？老蔣回他：六個月！為什么是六個月？因為國民黨兵工署向老蔣報告，南方北方所有的槍炮彈能供師以上單位打三個月。三個月之后槍炮彈都沒有了，老蔣能說抗六個月也算可以了。老蔣只看到了武器的統計數字，而毛澤東講《論持久戰》，毛澤東看到了民眾，戰爭的偉力最深厚之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中國今天不也是這樣的嗎？中美貿易戰最深厚的根源是外匯儲備嗎？是美國國債嗎？是貿易盈余嗎？是廣大民眾！

什么樣的民眾？華為的任正非，以及他們這批企業家。43歲創業，1987年以27000元集資創建華為，2015年華為全年營收利潤110億美元，2016年，華為國內納稅700億，海外納稅200億，將華為發展成了震驚世界的科技王國，震驚了美國人，堵截華為。任正非說：阿富汗戰亂時，我去看望過員工；利比亞開戰前兩天，我就在利比亞，我飛到伊拉克不到兩天，利比亞就開戰了，我若貪生怕死，何來讓你們去英勇奮斗！什么叫企業家精神？什么叫中國企業家精神？這是我們過去以往理論能凸顯的嗎？中國發展道路沒有理論能凸顯，中國企業家的這種性格，這種人格，這種創業的耐受性，沒有人能超越。2019年美軍攻擊敘利亞時任正非還在貝魯特淡定地喝咖啡，這就是中國企業家的精神。

任正非講過一句話：“除了勝利，我們已無路可走”。這句話超越了我們現在所有的經濟理論，這就是今天中美博弈我方的優勢，就是毛澤東講的話：戰爭的偉力最深厚之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中國社會，中國人這種勤勞勇敢，這種創新能力無可替代，這是中國應對美國發動的貿易戰的最大一筆資本。

華為的任正非，1987年以27000元集資創建華為，2015年全年營收利潤110億美元，2016年華為國內納稅700億，海外納稅300億，變成一個震驚世界的科技王國，今天把美國人嚇得要死，堵截華為。波士登的高德康，1976年八臺縫紉機起家，為了完成上海進貨，騎自行車往返，駝著布料來回200多公里，下大雨，把布料衣服包得好好的，自己澆成落湯雞一樣。有一次自行車爆胎，他扛著衣服要上公交，被人嫌棄一身汗臭，滿身泥濘，然后被推下了車。小裁縫的大夢想，這不是民眾？吉利的李書福，只有高中畢業，干汽車很困難，很多人說，你懂汽車嗎？你知道汽車是工業社會的皇冠嗎？當年收購沃爾沃，中外媒體都丑化李書福，畫的樣子很丑，一個蛇要把象吞了，再看看今天的吉利吧！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你看中國人這種耐受性，這種創造性，這是經濟學家能總結出來的嗎？這是股市能計算出來的嗎？我們今天的學者在講什么？中等收入陷阱、馬爾薩斯人口陷井、金德爾伯格陷阱……學者告訴我們企業家全是陷阱，寸步難行，太危險了。你看看任正非、高德康、李書福這些人怎么回答的？都是問題，愁死你了，干才是答案，做才是最終的目的。阿富汗戰亂時，任正非去看望過員工。利比亞開戰前兩天，他還在利比亞，任正非說：“我若貪生怕死，何來讓你去英勇奮斗？”經濟理論能解釋嗎？

知識不是力量，只有能執行的知識才有力量。灰心喪氣發牢騷、講壞話也是知識，但形不成力量。最有知識的成立了“低調俱樂部”，但有力量嗎？人人都是普通的，人人都可能做非凡之事。從任正非到高德康，哪個不是普通的？普通的農民，普通的工人，他們都做出了非凡之事。再謙卑的骨子里也流淌著江河，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真相之后依然選擇熱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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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代中國版“低調俱樂部”式公知何以自賤？

2018年3月23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正式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特朗普當場宣布將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并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并購。就此打響了中美貿易戰的第一槍。3天后，胡錫進先生發了一條微博：“仗還沒有真正開打，雙方在擂鼓布陣，就有人主張割地求和了。沒出息。”隨后，某公知在這條微博下評論道：“希望打仗有出息？還是希望和平有出息？”這個評論讓一向頗受爭議的胡錫進都氣笑了，他直接正面硬懟道：“用投降換和平沒出息，在遭到入侵時敢于迎戰，以戰止戰有出息。”雖然胡錫進“以戰止戰”的說法如同一加一等于二，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但在當時依然贏得了很多人的高度認可，相反，某公知“希望打仗有出息？還是希望和平有出息”的說法則引來一片嘲笑之聲。竟然有人能將投降偷換概念成“希望和平”，在佩服之余，不得不說這些人的腦回路真夠清奇的，竟能將投降說得那么清新脫俗。話說，如果投降等于“希望和平”的話，那秦檜與汪精衛豈不都成了“和平愛好者”？

公知“愛好和平”是眾所周知的，可惜傻子都知道，公知要的和平絕非真正意義上的和平，而是靠搖尾乞憐換來的虛假的和平，而且這種和平往往是要付出“割地賠款”的代價的。真正的和平從來不是靠屈膝投降就能得到的。當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與張學良奉行“不抵抗”政策，表面上確實換來了“和平”，但這樣的“和平”能長久嗎？這樣的退讓能讓日本鬼子收手嗎？答案顯然是不可能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得隴望蜀，中國一步步退，直至退無可退。

2019年網上流傳《中國到了200年來的重要關口，我焦慮得睡不著……》的“奇文”，有人竟為中國的未來“焦慮得睡不著”，赤子之心躍然紙上，多么讓人感動啊！但看了文章卻發現，這哪是什么赤子之心，分明是狼子野心。此文作者回顧了蘇聯與日本慘輸給日本的歷史，言外之意無非是說歷史上與美國作對的都沒有好下場，很顯然，這位作者在暗示中美貿易戰中國如果“一意孤行”極有可能會步蘇聯與日本的后塵，如此，難怪會“焦慮得睡不著”了。不得不說，這位作者的歷史知識是有片面性的，為什么就不想想抗美援朝戰爭與越南戰爭呢？這么一想豈不是就能舒舒服服的睡一覺了？當然，那位先生未必真不知道抗美援朝戰爭與越南戰爭的歷史，只是選擇性忽視掉了而已。論據是為論點服務的，如果都說美國是如何輸的，還怎么得出中美貿易戰我們必須投降的結論呢？該文充斥著投降的味道，妙就妙在，這位作者幾乎通篇沒有提到投降兩個字，就算說了，也不忘了貼心的給投降加個雙引號。我不知道這位作者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大概是因為直接說投降比較麻煩吧，就像汪精衛當年也是用了“曲線救國”為自己的投降打掩護一樣，現在的公知也要為他們的投降論調涂脂抹粉一番。比如，某公知將投降偷換成“希望和平”，又比如，這位作者將投降偷換成“務實”。

最近關于中美貿易戰，民間的聲音一邊是主戰派，一邊是求和派或“投降派”。我腦海中忽然回到了當年李鴻章與翁同龢的爭論。翁同龢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責李鴻章，大意是說，“你怎么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朝廷給你那么多錢，建立強大的北洋水師，必須打！”李鴻章則比較務實，反問翁：“你知道我們主力艦的航速、射程與日本的差距嗎？”翁同龢是“道德治國”的典型代表，對工具參數沒有概念，日本軍艦一分鐘打3炮，我們一分鐘打1炮，打慢點不就是了。為了說明投降的必要性，這位先生以甲午海戰前李鴻章與翁同龢的爭論為例，試圖證明在中美貿易戰中“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的民間的主戰派是多么的無知與錯誤。甲午戰爭早已塵埃落定，洋務運動的最大成果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但這位先生沒有將甲午戰爭的失利歸因于李鴻章，而是歸罪于主戰的翁同龢。一褒一貶，這位作者的立場已一目了然了。聽話聽音，這位作者顯然是想說中美貿易戰必須聽這位作者那樣的“務實的聲音”，而不應該民間“主戰的聲音”，否則甲午海戰就是“榜樣”，赤裸裸的恐嚇啊！有必要糾正的是，這位先生說甲午海戰中日本軍艦射速比中國軍艦快確實是事實，但這位先生是否知道當時中國軍艦比日本軍艦的大炮的口徑更大、射程更遠呢？這明顯是雙方互有優勢才對啊。那么，到底誰才“對工具參數沒有概念”呢？實話實說，我對李鴻章與翁同龢到底誰對誰錯根本沒有興趣，我有興趣的是這位作者為何要將主戰的翁同龢的“道德治國”打上雙引號，看來這位作者大概也知道投降論調是見不得人的的下三濫吧。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曾戲言：當代中國的公知們用自己的刻薄與淺薄掩護了中國的戰略崛起，美國的情報部門一定是恨死他們了！自特朗普上臺以來，中美關系的弦也越繃越緊。隨著特朗普將疫情甩鍋給“武漢病毒”，中國最親美的觀點是：貿易戰都是中國不兌現WTO承諾的原因，談崩了是中國毀諾，都是中國的責任。有一大幫（這些自由知識分子認為自己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中國人希望貿易戰中國打輸。因為有一幫中國人希望中國輸，中國是失道寡助，親戚畔之，貿易戰中國必輸。不同的立場導致不同觀點，沒必要上綱上線，也沒必要平白無故的生氣，首先還是要把性質分清楚。按Chairman Mao說的，搞統一戰線工作，要“團結-批評-團結”。首先，中華民族還是要搞好自己的團結。

“親美派”有兩類人，一類人是屁股已坐在美國人一邊，衷心希望美國好中國完蛋。這類人推上有不少，國內不多。這類人中的太多人已移民美國或西方國家。他們離開后，希望中國越差越好，越差越能體現自己離開決策的正確，在留在國內的人面前更有優越感。對這類人，他們已是從國籍到內心都是美國人了，站在美國立場理所當然。比如之前在飛揚軍事論壇活躍的一個黨史作家，在國內時還故作公允，跑出去之后的惡毒，簡直聳人聽聞。比如，他主張全世界所有國家聯合起來徹底覆滅ZG，說中國人是禽獸腦殘。說華為是人類公敵，華為不死，全球難安。”那些從身體到精神上都投奔美國的人的惡毒是正常人完全無法想象的，這種論調我們就當是狗吠吧，既不用聽也不用理，看他們能堅持叫多久。反正他們也放棄了與自己母國的任何聯系，中國的每一次挫折在他們眼里都是他們英明決策的一個證明。買股票踏空了，不免也會期待股市崩盤。在中國也有一小部分人身在中國沒移民，也移不出去，但以美國人自居，自認為自己是美國利益的代表，這種人只能說是“傻”了。對這種人，理他們是多余，我們只需做好自己的事，證明他們的決策是錯的。另一類人的屁股還是坐在中國一邊，希望中國好。這里面包括很多美籍華人，他們即使入了美籍但還是希望中國好的。絕大部分親美派都是這一類，他們相信美國的宣傳，覺得美國是真心的對中國好。他們也會擔心美國的強大，擔心中國打不贏，還不如早點妥協。他們認為，因為美國本質上還是對中國好的，即使妥協，也不會太過分。妥協對中國是更好的選擇。這個稍微有點天真，但并不奇怪，也不應過于苛責。一個國家的本質與真實意圖并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的，抗戰時的“低調俱樂部”里也不都是漢奸。

我們現在回看歷史都會覺得中日關系從甲午戰爭開始就是日本步步蠶食中國，如果有人現在認為日本在二十世紀初的國家戰略是中日友好，日本會真誠的幫助中國復興強大。日本的目標是中日兩國并立在東方共存共榮，我們現在肯定覺得這個人是神經病，傻白甜，日本人這么明顯的野心都看不出來。但這如同事后諸葛亮，當時的中國人并沒有能預測歷史的水晶球。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那時的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是不可能這么直接了當的。

甲午戰爭后日本割走臺灣澎湖，賠款2億兩，日本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但以大學問家梁啟超的智慧，一開始也沒看出來。在辛亥革命前后梁是真心相信日本會幫助中國復興強大，日本會接受中日兩國并立東方。他覺得日本人可愛可敬，日本愛中助中。二十一條曝光之后，他覺察了日本之兇，但沒有覺察日本之毒。直到1920年左右他才認識到日本的真相與可怖之處，在對日本的立場上隨之而有了轉變。舉這樣的例子并非認為美國對中國會像當年日本對中國一樣，只是說一個國家的本質與意圖不是那么容易看出來的。在本世紀初，很多梁啟超這樣的人都認為日本是誠心誠意的幫助中國，希望中國復興，并立為東方兩柱石。很多人的日中友好的幻想，直到七七事變時才破滅。梁是聰明人，日本甲午把中國打得這么慘。割走臺灣澎湖，賠款2億兩。這種情況下，在辛亥前后，梁啟超都能相信日本真心是對中國好的，中日友好共存共榮。改革開放以來美國與中國和平相處了將近四十年，剛剛有點貿易戰技術戰。現在國內又有公知認為貿易戰是美國真心為了中國好，如果對照當年的“低調俱樂部”也不是那么不好理解。

梁啟超下野后，日本人為了利用他的政治剩余價值，隨之不惜動員官軍商民，全力服務幫助梁啟超。按梁的原話“雖孝子慈孫之事其父祖，不能過也。” 梁苦思之下，幡然醒悟。日本為啥對他這么好，還不是因為他有政治剩余價值，能做為分裂中國的籌碼。想清楚了之后，梁“毛骨俱悚，不寒而戰。”禮下于人，必有所求，對你好的不一定是喜歡你，而往往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以甲午戰爭中國失敗之慘，以梁啟超之英明，也要花二十年才能認清日本的真面目。現在有些國人對美國有好感，為美國說話，不足為奇，也沒必要過于苛責。

特朗普上臺對中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噼里啪啦一陣亂打，暴露了美國的本質與意圖，讓國人清醒自知，也促進了國人的團結。遏制中國并非是特朗普自己的觀點，而是美國上下的共識。完全不能抱有僥幸心理，認為特朗普下臺就能解決中美爭端問題。紐約時報算是最反對特朗普的媒體了吧。紐時的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內容是“特朗普這樣的總統，是中國應得的報應。”弗里德曼是特朗普的持續批評者，同時也是全球化的倡導者。但他在對中國的態度與特朗普沒什么不一致的。民主黨也在批評特朗普對中國不夠強硬。紐約時報的一個專欄作家用“窺探、盜竊、綁架、欺騙、污染、破壞、FB、核擴散與霸凌”來形容中國，美國朝野上下對中國的敵意是跨越兩黨甚至跨越階層的。

剛打關稅戰時，中國的親美派還在說貿易談判破裂中國責任很大，美國追求平等貿易無可厚非。但在美國在沒有任何理由，違背自由貿易原則發動對華為的封鎖時，這些人也找不出為美國辯護的有力論據了。財新的一個專欄作家就是一個例子。這個作家是比較喜歡美國的，喜歡到發說美國不好的微博內心都會感到不安。但即使這樣的親美派，都無法支持特朗普封殺華為供應鏈的做法，都為之憤怒不已。如果其他的美國政治家，會說很多冠冕堂皇的話，把遏制你的做法藏在后面。這種偽裝是讓很多人喪失警惕的。特朗普的真小人的極限施壓，卻讓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認清現實，團結起來。而這種團結對中國是非常難得的。

特朗普的策略是極限施壓，關稅戰技術戰，揮著大棒一頓亂打，打疼了中國，順道也打了幾下美國的盟友。民主黨的策略是什么呢？是聯合盟友然后溫水煮青蛙。TPP就是一個例子，美國讓利給盟友，聯合盟友一起對付中國。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對中國而言更危險的是什么？溫水煮青蛙，麻木不仁坐以待斃。

抗日戰爭時期蔣百里曾說：“中國不怕鯨吞而怕蠶食。” 溫水煮青蛙是最危險的。如果日本在七七事變前，采用了918事變策劃者石原莞爾的國家戰略，我們可能永遠也收不回東北了。石原的策略是什么呢？拿下東北后，用20-30年消化，在這個期間，維護與中國的關系，不要進攻華北，不要得罪美國。我們應該慶幸二戰時日本的統治者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實力。如果真的日本停留于918后的成果，二戰不站隊，不進攻華北華東，慢慢一步步蠶食中國更危險。

特朗普所作所為第一讓國人團結，第二讓國人清醒。對華貿易開出的不平等條約讓國人看到美國的霸道，而對華為的封鎖讓國人意識到自己技術與實力的不足。梁啟超說他自己對日本態度轉變有幾個節點。袁氏稱帝后覺日人可惡，二十一條后覺日人可恨。華為事件也讓很多中國人看清了美國的本質。所以，特朗普的極限施壓讓國人清醒，讓國人團結。Chairman Mao 曾經對日本訪華代表團說過這樣一段話：“你們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 特朗普對中國的極限施壓，也起到了這個效果。特朗普所作所為對中國的第三個好處是這些做法無可挽回的傷害了美國的軟實力。這次對華為的無理由禁運摧毀了全球對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多邊協議與國家間的信任。這些是美國一直維護堅持的，也是美國最重要的軟實力。關稅升升降降很正常，達成協議之后關稅隨時能取消，但這種軟實力與信任的恢復是非常難的。全球化建立在各個國家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每個國家都默認上游企業在商業合理的基礎上會向自己供貨。特朗普把這種對上游供應鏈的信任作為一個貿易談判的籌碼來使用，簡直是不擇手段了。商業上這種策略沒啥問題，雙方失去信任大不了老死不相往來，互相之間不做生意了。國家之間這么玩，后果將相當嚴重。最后的結果是每個大國都不敢完全相信全球供應鏈了，都要自己搞一套備胎防止卡脖子。特朗普能對華為這么玩，把華為做為與中國貿易談判的籌碼，未來對歐洲或日本，也難保不用類似的手段。

一戰開打前英國外交大臣格雷曾說：“整個歐洲的燈火正在熄滅。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將不會再看到它們被重新點燃。”特朗普的行為也許會讓全球化的燈火在全世界熄滅，這也許就是特朗普的本意，也是支持特朗普的激進選民們希望看到的。然而，退潮了才知道是誰在裸泳。真正在全球化浪潮中真正獲得最大好處的是中國還是美國，也只有在全球化退潮后才知道了。面對當代中國的升級版“低調俱樂部”公知言論，我們看看就行了，沒必要生氣，也沒必要太理會。他們也許只是一時沒有看清楚。中美之間一定要經過一場斗爭，斗爭的目的不是打敗美國，而是讓美國給中國留出發展空間，彼時的中國公知還是要用腳投票的。

四、“低調俱樂部”式公知戰“疫”的前途

從1938年武漢戰役到2020年武漢戰“疫”，中國公知的應對進步否？

毛主席有句名言：“中國人是有這么一條，和平是贊成的，戰爭也不怕”。這才是對待戰爭與和平辯證的態度。反觀某些公知戰爭還沒開打呢，就開始哭哭啼啼找出各種不能打的借口，與民國時期的“低調俱樂部”何其相像？只是，民國時期的投降派至少還知道投降論調見不得人而選擇了“低調”，哪像今天某些公知那樣宣揚投降還宣揚的理直氣壯趾高氣昂？坦白說，真的是活久見。

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戰爭，戰爭是為政治服務的，如果和平方式能達到目的，那確實是能不戰爭就不戰爭，但如果敵人才喊兩嗓子嚇唬嚇唬你，你就恨不得馬上跪地求饒，那你是不是有點太低估自己的同胞了？

中華文明是惟一延續五千年沒有斷絕的文明，能延續至今顯然不是靠投降投出來的，而是打出來、拼出來的。每到歷史關頭，總會有英雄站出來帶著民眾負重前行，他們從不服軟，更不服輸，這些人才是中華民族的脊梁，而不是那些屈膝投降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軟骨頭。現在每年“九·一八”恐怕都會有公知“反思”：如果當初蔣介石與張學良沒有不抵抗，那還會有后來日本鬼子的全面侵華嗎？歷史無法假設，但起碼我們知道了，“九·一八”那樣靠“不抵抗“換來的茍且偷安絕不是真正的和平。投降任何時候都是沒有出路的，正如民族英雄楊靖宇直逼靈魂的一問：“老鄉，中國人要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

抗日戰爭期間，“低調俱樂部”一邊躲避轟炸一邊預言“我們肯定打不贏”、“對抗戰感到悲觀”，還“諷刺那些堅定要與鬼子干到底的‘愛國賊’”。很難想象，如果說當時的中國人都效仿低調俱樂部，那么抗戰會是怎樣一種走向。歷史已證明：面對著強大的侵略者，只要中華民族團結一心浴血奮戰，終將獲得勝利！是不是覺得很耳熟？沒錯，此次中西方輿論戰是關乎價值觀生死的“搏命戰”，西方必須全力以赴，不會手下留情。這時卻又有一些國內的“知名人士”面對西方輿論對中國的諸多抹黑時呼吁大家保持“冷靜”。如果有人對西方的抹黑反駁，他們說這叫做“民粹”；如果西方輿論提出“中國哪里哪里沒做對”，他們立刻開始“反思”；當西方輿論嘲笑中國疫情處置不力時，他們跟著叫好。當西方輿論開始造勢，說如果它們好不了，中國經濟就要完蛋時，他們立刻點贊。

可明明也是西方，在這種情況下依然對華為動手，對此他們卻視而不見。當中國的網友看著西方國家因為自己作死鬧成這樣，理所當然吐槽時，他們說：你們的良心呢？可他們卻對西方國家為了爭搶物資暴露的海盜行徑視而不見，也忽視了我們國家目前已援助了超過100多個國家！到底是誰，真正想要幫助世界控制疫情？清者自清。平心而論，我自己也不是一個愿看到排外情緒高漲的人，因為我知道這對國家發展不利。但就算我呼吁大家冷靜，也是讓大家就事論事，該吐槽的沒問題，不該吐槽的別擴大化。但這些“知名人士”說出民粹甚至“義和團”的話語后，性質就完全不同了。因為他們的話語其實是在否定自己的同胞，將同胞視為不可救藥的烏合之眾。本質上還是那一套“西方沒有錯”的論調，在10多年前的公知雞湯中屢見不鮮。但在這次西方破釜沉舟的輿論戰之下，遭遇攻擊的可不僅僅是名流嘴里的“民粹”，而是全體中國人，甚至包括海外華人，以及膚色相同的亞裔。如果我們能贏得這次輿論戰，讓全世界看到中國價值觀的力量，那么在有生之年，也許大家走在國外時，都能更有自信地昂首挺胸。一旦失敗……被激起仇恨的外國民眾，可不會因為你說過幾句好話，就把你視為自己人。醒醒吧，當代中國“低調俱樂部”的“精英”們，浪子回頭為時不晚。

盡管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選擇在中國人準備歡歡喜喜過大年時候，以來勢極猛的態勢發起突襲，但經過一個多月轟轟烈烈的抗疫人民戰爭，中國將在不久的將來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新冠病毒，這已沒有什么人——包括那些最喜歡唱衰中國的人在內——懷疑了。回想起來，這真是一幅非常戲劇性的畫面：一個多月之前，中國是還一塊“洼地”，被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視為“疫區”，紛紛頒布了嚴厲限制中國人入境的措施，滯留在這些國家的中國人中，有很多人僅僅因為“形象”就會受到歧視。還有一些曾為英國、日本殖民地的地區，則借機落井下石，搞一些禁止口罩出境之類令人啼笑皆非的小動作。也就是剛剛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中國卻已艱難同時瀟灑地完成轉身，從“洼地”變成了“高地”——我們已把猖獗一時的新冠病毒包圍在武漢。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僅擊潰了新冠病毒，也擊潰了以某“作家”為首席吹鼓手的新版“低調俱樂部”對抗疫斗爭的干擾與阻撓。中國變得更加團結了，中國人民對自己的社會主義傳統更有信心了，中國的抗疫隊伍也得到了鍛煉，被證明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的一流隊伍！與新冠病毒在中國逐漸被消滅的狀況相反，在中國遭到迎頭痛擊的疫情，開始在東亞、在中東、在南歐、在北美，總之在世界越來越多地區攻城略地，泛濫成災。更令人擔憂的是，與在中國受到重兵圍剿不同，新冠病毒在很多國家并沒有受到強有力的抵抗，有的政府甚至采取鴕鳥政策，寄希望于讓病毒自生自滅。很自然，已取得初步勝利的中國成了21世紀人類抵抗新冠病毒的中流砥柱——向其他國家的人民捐贈物資，分享自己寶貴的經驗，派出了富有經驗的志愿專家團隊！好萊塢喜歡在自己電影（比如《獨立日》）中把美國塑造成人類拯救者的形象——從外星人、不明生物、喪尸的入侵中拯救人類，但這些都是想象與虛構。可這一次，從新冠病毒的入侵中拯救人類，這是中國正在做的大事！

與這樣一副威武雄壯的畫面極不和諧的是，中國國內竟有人跳將出來，帶著滿滿的道德優越感，要中國向世界道歉！一位是著名主持人阿丘，還有一位“六神磊磊”，都是主動拿屎盆子朝中國自己頭上扣。如果僅僅只有他們兩位，那當然不值得寫文章回應，但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們這種在“世界”面前誠惶誠恐，“我們很卑賤”的心態，其實在相當一部分精英心中都存在，他們的心態與論點都很有代表性，與民國版“低調俱樂部”異曲同工，這就有必要警惕了。比較中美兩國的精英，在各自國家遭遇意外不幸后的反應是很有意思的。美國的精英總是習慣性地把對自己的攻擊當成是對人類的攻擊，儼然以人類代表自居，把自保行動說成是保衛人類的行動。但中國的精英（不是全部）則總是習慣性地、下意識地，把自己遭受的不幸當成是給“人類”增添了麻煩，甚至當成自己的罪孽。這是一種什么心態？這是一種自甘賤民的心態，或說是一種奴婢的心態。賤民或奴婢是沒有主體意識的，他們甚至會把自己的存在本身都視為一種累贅或麻煩。打個比方。一個“完美”的奴婢，如果摔斷了一條腿，他不會抱怨主人沒有給自己提供安全的工作條件，而是對主人充滿歉疚，覺得再也不能為主人效勞了。受了傷，反而被他看成是自己的罪過。阿丘、六神以及贊同他們的精英，在“世界”（他們往往把“西方”稱為世界）面前，其基本的心態，就是這種賤民心態、奴婢心態。正是在這種賤民心態的支配下，才會在中國正站在人類前面抵抗新冠病毒，成為抗擊新冠病毒的堡壘時，極不合時宜又極為“自信”地要求中國向“世界”道歉！如果他們在內心深處承認中國是這個世界中擁有全部權利的平等一員的話，難道不應該為中國首先開始抵抗新冠病毒而自豪嗎？在這場“全球化”戰“疫”中，中國客觀上在領導全世界的抗疫斗爭，但一部分中國精英仍然覺得以奴婢事人才有安全感。由此看來，證明文化自信仍然是中國崛起的短板之一，中國有必要盡快對“低調俱樂部”式公知清理門戶。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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