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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松蒲：?以抗擊疫情斗爭勝利推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步

點擊：作者：尚松蒲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5-31 09:10:47

【摘要】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的初步勝利，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也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包括黨的領導是堅強有力的，干部職工隊伍是靠得住的，我們能夠以人民為中心，我們能做到全國一盤棋，公有生產服務部門是勝利的基礎，要有憂患意識，要統籌考慮國內與國際兩方面的斗爭。正是因為與疫情的斗爭充分暴露了矛盾，教育、鍛煉了黨和群眾，檢驗了我們的制度與力量，我們才能獲得更深更新的認識，獲得更強的力量，更好地進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推動重大的歷史進步。為了更好地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們需要在思想上、經濟上、政治上勇于和善于進行斗爭、推動變革。在思想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更科學深入地認識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認清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歷史性，認清公有制為主體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核心作用，認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屬性，認清基本經濟制度的整體性及各方面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經濟方面，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使公有經濟順應生產社會化深入發展的新要求，符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滿足城鄉協調發展的要求。在政治方面，發揮黨的領導作用，使黨組織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戰斗堡壘，使黨員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先鋒，依靠群眾，發揮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賦予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鮮明的新特征。

2019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九屆四中全會，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了新的概括：“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2019年12月份，開始出現新冠肺炎疫情，經過幾個月的努力，我們取得了抗擊疫情斗爭的初步勝利，這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勝利。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4月在陜西考察時強調：“重大的歷史進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災難之后，中華民族就是這樣在艱難困苦中歷練、成長起來的。”我們在抗擊疫情斗爭中得到鍛煉和成長，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更加深入，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也會取得重大進步。

一．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的啟示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時，全黨全國迅速行動起來，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前線干部職工英勇奮戰，廣大群眾大力配合，全國一盤棋，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首位，取得了抗擊疫情斗爭的初步勝利。疫情的發生、抗擊疫情斗爭的實踐也給我們不少啟示。

第一，黨的領導是堅強有力的。黨中央統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及時作出決策和安排，保證了抗疫斗爭的初步勝利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2月23日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指出：“在這場嚴峻斗爭中，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充分在前、頑強拼搏，充分發揮了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在特殊時期黨的領導能力再一次得到驗證，黨的威信得以提高。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歷史進步，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第二，干部職工隊伍是經得起考驗的。抗疫斗爭是依靠干部、職工、群眾的拼搏、盡責、犧牲取得初步勝利的。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3月10日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指出：“在這場嚴峻斗爭中，湖北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沖鋒在前、英勇奮戰，全省醫務工作者和援鄂醫療隊員白衣執甲、逆行出征，人民解放軍指戰員聞令即動、勇挑重擔，廣大社區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層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不懼風雨、堅守一線，廣大群眾眾志成城、踴躍參與，涌現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在面對危險的情況下，廣大干部職工換發了昂揚斗志，勇向前、肯奉獻，經受了考驗。有這樣的干部職工隊伍，我們就能夠不斷戰勝艱難險阻，不斷取得更大的勝利。

第三，我們能夠做到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為中心是貫穿我們工作的一條紅線，在抗擊疫情的特殊時期，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更加凸顯出來。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3月在10日在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重點支持湖北和武漢疫情防控工作，采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堅決遏制疫情擴散蔓延勢頭。”相比于資本主義政客口頭上的為民，我們是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我們不以經濟為唯一目的，發展經濟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單純追求GDP，而是為了人民。我們能做到以人民為中心，這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我們有自信能夠不斷推動歷史進步的根據。

第四，我們能夠做到全國一盤棋。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指出：“疫情防控要堅持全國一盤棋。”全國一盤棋，源于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一致性，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團結友愛。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3月在10日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指出：“人民解放軍、中央和國家部委、各省區市鼎力相助，派出340多支醫療隊、42000多名醫務人員火線馳援，19個省區市對口幫扶除武漢以外的16個市州，打響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全國一盤棋在經濟上的根據是國家代表人民對經濟的控制和計劃調節，要肯定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就不能否定對經濟的計劃調節。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2月23日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時指出：“我們采取積極措施，支持醫用防護服、口罩等疫情防控急需醫療物資的生產企業復工達產、多種方式擴大產能和增加產量，對重要物資實行國家統一調度。”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中，我們運用了市場調節，更加注意運用計劃調節。

第五，公有生產服務部門是斗爭的基礎。在抗疫斗爭中，公立醫院是抗擊疫情的最前線，大型國有企業為抗擊疫情提供了物資保障。“從承擔火神山和雷神山專門醫院建設到重點醫療防控物資供應，從保障煤電油氣能源供應到維護通信、交通穩定運行，從率先復工復產到幫助中小企業復工復產，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國有企業全力支援疫情防控一線，在這次大戰大考中充分發揮了大國重器的頂梁柱作用。”非公經濟部門為抗疫工作作出了貢獻，而公有生產服務部門則是斗爭的主力軍。當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斷受到削弱，還有部門則試圖壓縮公立醫院數量和規模。如果繼續消減國有企業，繼續壓縮公立醫院，以后再遇到重大災難，我們如何應對？

第六，要有憂患意識。社會的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總會遇到各種困難或災難，憂患意識實際上是對歷史發展進程這一特點應有的清醒認識和自覺。若有憂患意識，則可及早預防，提前準備；若無憂患意識，則災難來臨時手足無措，無法有效應對。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2月23日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時指出：“要增強憂患意識。這個問題我反復強調，2018年1月我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列舉了8個方面16個具體風險，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樣的重大傳染性疾病，也要時刻保持警惕，嚴密防范’。要時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謹慎、見葉知秋的敏銳，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負責領域內的重大風險，也要密切關注全局性重大風險，第一時間提出意見和建議。”和平日久，不少人主觀地認為社會將會按照現在的樣子繼續發展，至多是量的慢慢積累，而否定質變，缺乏憂患意識。對于我們黨來說，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為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做好準備。

第七，國內斗爭與國際斗爭相結合。現在各國之間的聯系緊密，國內的問題都有其國際背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既有各國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支援，也有相互指責。習近平總書記2020年2月23日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時指出：“公共衛生安全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需要各國攜手應對。要繼續同世衛組織保持良好溝通，同有關國家分享防疫經驗，加強抗病毒藥物及疫苗研發國際合作，向其他出現疫情擴散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體現負責任大國擔當。”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除了搞好國內建設，也要考慮國際環境和影響，注意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的聯系。

概括起來，抗疫斗爭的初步勝利是靠著兩方面的優勢：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和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經濟優勢。這些優勢也是相互聯系著的，正是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我們才能進行計劃調節做到全國一盤棋，也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中，我們有損失，有犧牲，這場疫情對我們是一個災難。我們能從災難中學習，我們的犧牲也就有了價值，從抗疫斗爭中得到的啟示將為成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財富。

二．在與重大災難斗爭中取得重大歷史進步

重大災難在社會進程中不可避免，人們面對重大災難時會采取抗爭。如果人們在斗爭中得到鍛煉，認識能力和實踐能力得到提高，那么接下來的就會是歷史的重大進步。恩格斯在給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的信中談到：“像你們的民族那樣偉大的民族，是經得起任何危機的。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只有活動方式在改變。”災難主要分自然災難和社會災難，往往自然災難也有人為的因素在里面，都有人自身錯誤的原因。與災難斗爭，有與自然的斗爭，更多的是與人所犯錯誤的斗爭。恩格斯業也從人自身的角度談到災難與進步的關系：“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

革命是壓迫引起反抗，也是災難帶來進步。列寧對于革命時期給予了很高評價：“從馬克思的全部歷史觀點出發，必然會對人類發展的革命時期給予高度的評價，因為正是在這樣的時期，所謂和平發展時期慢慢積累起來的許多矛盾才能夠解決。正是在這樣的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在確立社會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現，而后來長期以更新了的生產關系基礎為依托的政治‘上層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馬克思和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理論界不同，他并不認為這樣的時期是脫離了‘正常的’道路，是‘社會病態’的表現，他認為這是人類社會中最有生氣、最重要、最本質、最有決定性的關頭。”列寧對革命時期的深入分析，對理解重大災難與重大歷史進步的關系，很有意義。一般來說，重大進步伴隨著與重大災難的斗爭，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第一，與重大災難斗爭的艱巨任務把先進階級或群體推上歷史舞臺。災難必將給社會帶來新的任務，當舊的力量不能完成新的任務時，新的階級或群體就會承擔起歷史的任務，這也給新的階級或群體提供了歷史舞臺。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面臨的外交屈辱，引發了五四運動，這“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出現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陣營。”中國工人階級走上了歷史的舞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中以共產黨為先鋒隊的工人階級再次凸顯了重要社會作用。

第二，與重大災難的斗爭催生先進的科技與生產力、制度、思想文化。與重大災難作斗爭激發了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應用，并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在與重大災難作斗爭的過程中會因新的需要而形成新的制度；與重大災難作斗爭的實踐會產生出新的認識、新的觀念、新的文化。毛澤東同志在《別了，司徒雷登》中寫到：“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西方封鎖的領域，我們往往能取得重大技術進步，而西方對我們不封鎖的領域，我們還可能受制于人，這說明一定條件下的困難能激發動力促進科技和生產進步。張木文指出：“民族覺悟的提高使該民族選擇正確的發展道路。這種選擇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在學堂里教出來的，而是在實踐中尤其是在戰勝嚴重災難的實踐中產生的。”與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促使中國建立更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和公共應急體系。

第三，與重大災難的斗爭教育群眾、鍛煉群眾。人民群眾在與災難斗爭的過程中，才能認清自己的歷史地位，團結起來，并在斗爭中得到鍛煉。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指出：“天災是一件壞事，但是它里頭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使更多群眾認識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認識到了黨的領導的重要性，認識到了群眾自身的偉大力量，增強了在黨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創造美好生活的自信和自覺。

第四，與重大災難的斗爭使歷史進程加速。社會的發展受到各種力量和因素制約，在平時大體處于平衡狀態，發展比較緩慢。而重大災難，使矛盾激化、力量失衡，人們被迫在短時間內做出選擇，進步力量更快成長，落后勢力更快消亡，社會發展加速。張木文指出：“大災難能使民族在生死之際迅速找到并接受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真理。”與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將加速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力量與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力量之間的斗爭。

要在重大災難后獲得重大歷史進步需要順應歷史發展，勇于和善于進行斗爭、推動變革。不是任何重大災難都伴隨著重大歷史進步，如果沒有先進力量，或者先進力量不善于斗爭而失敗，那么災難就是真正的災難。經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災難，我們要在抗疫斗爭中更加深入地認識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教育自己、鍛煉自己，勇于和善于進行斗爭、推動變革，取得重大歷史進步。

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一場重大斗爭

我們在與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中取得了初步勝利，這場斗爭的勝利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勝利。我們為了應付可能出現的類似或更嚴重的災難，需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推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順應歷史發展，取得重大歷史進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決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制度，從而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種力量斗爭的焦點。我們既要反對否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又要反對固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因此我們的斗爭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與肺炎疫情斗爭給我們的啟示，將幫助我們勇于和善于進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

斗爭是解決矛盾、從災難走向進步的必然方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解決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必須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各種反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力量作斗爭，才能促使矛盾在這種制度下得以解決，推動歷史進步。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是當前經濟兩種社會制度斗爭的在我國經濟領域的反映。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中談到：“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幼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都存在著社會主義的因素和資本主義的因素，存在著這兩種社會制度的斗爭。國內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必然受國際上兩種社會制度斗爭的制約，也必將影響世界范圍兩種社會制度斗爭的形勢。我們在外交方面，既要堅決維護國家利益，也要維護全世界勞動人民和世界社會主義主義運動的利益，使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統一起來。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與各種反對和損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力量做斗爭。“在整個過渡時期中，反抗這個變革的，有自覺進行反抗的資本家及其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為數眾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覺進行反抗的大批過分拘泥小資產階級習慣和傳統的勞動者（包括農民在內）。”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要與私有企業所有者做斗爭，還要與小資產階級作斗爭，此外還要與無產階級的缺點作斗爭，與官僚主義和僵化的思想作斗爭。這里有兩個群體需要特別注意，一個是黨內的貪污腐化和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思潮，他們是我們的敵人，黨中央反腐敗就是這種斗爭所要求的；另一個是私有企業所有者，當前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下發展，可以稱其為民營企業家，其中愛國的支持社會主義制度的群體是“我們自己人”，但其余某些人的目標和執政黨的目標顯然不同，要時刻關注矛盾的性質變化。

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是很嚴峻的斗爭。從國際上資產階級占優勢的形勢，蘇聯東歐改革失敗丟掉政權的歷史，中國公有制主體地位不斷削弱的現實來看，這場斗爭異常艱難、嚴峻。路標轉換派認為，“但是這個蘇維埃政權在建設什么樣的國家呢？共產黨人說是共產主義國家，并要人相信這是一種策略：布爾什維克在困難關頭把私人資本糊弄過去，然后再達到自己的目的。布爾什維克可以愛怎么說就怎么說，但實際上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變，是內部的蛻變，他們一定會走向通常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應當支持他們。歷史是殊途同歸的。”現在有一些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也有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我們已經或正在走向資本主義道路，這說明了斗爭的嚴峻性。我們回答他們、應對嚴峻性的只能是像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那樣去斗爭。在思想上、經濟上、政治上都需要開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下面分別討論在思想上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在經濟上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在政治上發揮黨的領導作用，以更好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認識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馬克思主義為工人階級的解放服務，為工人階級的解放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特別是提供了工人階級解放的經濟學武器。“馬克思的學說直接為教育和組織現代社會的先進階級服務，提出這一階級的任務，并且證明現代制度由于經濟的發展必然要被新的社會制度所代替”。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思想斗爭，更深刻地認識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發展特定階段的經濟制度，具有歷史性，也有其發展趨勢。“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來說，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為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于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

我們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又要隨著實踐的進步去發展完善它。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幾個方面都有其歷史性，切不可將其僵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變，所有制結構和公有制實現形式在變；按勞分配為主不變，分配形式在變；計劃調節的本質不變，調節的形式在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指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里面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于生產力發展的，但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總有一天要被生產力的發展突破，總有一天它們要完結自己的命運。”在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上，要把市場經濟放在歷史中來考慮。市場經濟作為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是歷史產生的，能在一定范圍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到一定時候就會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退出舞臺。那種把自由市場經濟看作是永恒的、完美的經濟制度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和客觀實際的。

經濟活動作為具有各個環節的總體，具有整體性。“我們得到的結論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作為規范中國經濟活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各個方面，也有其整體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拓展，體現了社會主義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環節的有機統一，貫穿著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化生產的整體性邏輯。”我們既要分析所有制關系、分配方式、經濟運行方式各自的特征，還要分析它們之間的關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幾個方面中居于主要地位，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起著主要的作用。“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不同的經濟時期。”

公有制為主體才能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結合符合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征。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談到：“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強調所有制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底線。“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經濟有它的必要性，但我們不能以這種必要性來抹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保證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包括在總產出中占優勢，在勞動者數量和質量方面占明顯優勢，在關鍵領域占據絕對優勢。沒有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就無法保證，按勞分配為主體就無法實現，我們就沒有斗爭的資本。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斗爭，是經濟領域斗爭的關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經濟運行機制的規范。“因此，時間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的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公有制為主體，就要求經濟運行方面以計劃性為主。江澤民同志在解釋為什么采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時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多種所有制并存、公有制內部有多種類型和多種實現方式的情況下，市場可以發揮比較大的作用，甚至在一定范圍是決定性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核心是社會主義經濟，市場是修飾社會主義經濟的，并不是用社會主義來修飾市場經濟的，其實際含義是較多采用市場調節的社會主義經濟。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不是要改變統一的國家經濟計劃，不是要超出這個計劃的范圍，而是要改變實現這個計劃的方法。”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可以看成是為了更自覺有效地配置資源而采取的一種對計劃有益的方法。

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 近年來收入差距的擴大，一方面說明按勞分配為主體實現得不好，反過來也說明決定分配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中的公有制為主體沒實現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性質沒有體現好。更好地實現按勞分配為主體，我們需要能使更多勞動者在公有經濟體系內勞動，加強對經濟活動的計劃調節。

基本經濟制度各方面相互影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最本質的方面，多種所有制的結構、公有制內部的結構和實現形式，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所有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共同決定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并存的分配方式。這種決定，并不是完全決定，而是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反過來，分配方式影響著經濟參與各方的利益，影響經濟活動，也會進一步影響經濟運行方式的效率，影響所有制結構的變化。經濟運行方式，并不只是手段，也會反過來影響所有制的變動。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談到：“計劃是意識形態。”只規范所有制，并不能規范經濟制度的性質，黨的十九屆四種全會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作了拓展，就是以整體性為根據的。如果說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計劃性是與這個核心最緊密的保護層，這個保護層破壞的話，核心很容易被破壞。計劃性削弱和公有制主體地位削弱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也在實踐中得到驗證。

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認識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能夠更好地武裝干部群眾思想，把握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本質及發展規律，對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有著重要的意義，這也是我們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行的思想理論斗爭。

五．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經濟基礎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經濟上來說，就是通過變革使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互促進。“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后，隨著剝奪剝奪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高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并且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公有經濟，為了能提高生產率，為了能實現對多種所有制經濟的領導作用，各經濟單位不能是缺乏聯系、關系松散的，必須具有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更新的組織形式，這個形式就是統一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

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既是落實公有制的問題，也是公有制基礎上改善管理發揮公有制經濟優越性的問題。“不論生產的社會的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它們就必須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不同的經濟時期。”將勞動者與屬于他們的公有制生產資料更好地結合，才能發揮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優勢。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強調：“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就是公有制體系內的管理問題，管理做好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理順了，公有制經濟就能不斷發展進步。

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是社會化大生產繼續深入發展的要求。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繼續深入發展，生產環節的緊密聯系對公有經濟的組織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談到：“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隨著電子技術和智能技術的深入發展，生產領域醞釀著新的革命，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我們現在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也是生產領域革命的要求。

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也是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只要向私有制一發起猛烈的進攻，無產階級就要被迫繼續向前邁進，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國家手里。”我們付出巨大的犧牲才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如果不能按照社會主義發展的邏輯進一步，有可能在前進道路上遇到挫折。“統一的規模巨大無比的國家銀行，連同它在各鄉、各工廠的分支機構——這已經是十分之九的社會主義機構了。這是全國性的簿記機關，全國性的生產和分配的計算機關，這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骨骼。”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伴隨著生產資料的公有化與集中化，在當前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削弱的情況下，更迫切需要建立全國公有經濟體系增強其力量。

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可以借鑒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公有經濟有整體性，但公有經濟分布在各地區、各領域、各經濟單位，所有者和管理者可能屬于多個主體，為了把其組織為全國性公有經濟體系，可以借鑒股份制形式。“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須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一方面，這是再生產過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全國公有經濟體系所有權分別由各層次的公有經濟組織行使，可以借鑒股份制和混合所有的形式，但本質是公有制。

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可以從保持了土地公有制但公有經濟薄弱的農村著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農民分得了土地等生產資料，農村基本上是個體經濟。隨著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運動，農村形成了集體經濟制度，雖然也建立了供銷合作社等全國性組織體系，但各集體經濟間的聯系比較弱，農村集體經濟與全民所有制的聯系也不緊密，農村集體經濟處于相對封閉和分散狀態，發展受到制約。上世紀八十年代農村的改革，基本形成了土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的經濟制度，在改革初期以農村集體經濟形式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也隨著國企改革逐漸私有化。這個過程是在保持土地集體所有前提下的私有化過程，它解放了受簡單集體經濟約束的農民，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并且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非農勞動者；另一方面，它打斷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進程，并使得公有經濟的缺口從農村擴大到城市，使私有化進程在全國展開。出現這種情況，根源是當時全民所有制與農村的集體所有制缺乏聯系，工農關系沒處理好，全國公有經濟體系比較脆弱。“這個最根本最本質的問題就是工人階級同農民的關系，就是工人階級同農民階級的聯盟。”這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工農關系這一最基礎的關系一定要處理好。“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社會統一的首要條件之一，這個條件又取決于許多物質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這個條件單靠意志是不能實現的。”“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工農關系處理的關鍵是逐漸消除城鄉差別，而消除城鄉差別的關鍵是農村的發展。

對于農村的發展方向，有三種發展思路。第一種是維持當前農村經濟制度不變，在保證農民個體擁有永久土地使用權的條件下讓農民在市場經濟中自主選擇。這一思路只能是臨時性的思路，“小農經濟是什么呢？這是最沒有保障、最原始、最不發達、提供商品最少的經濟。”這樣的思路只能是推遲矛盾的解決，當前經濟條件下，依靠農村的個體經濟只能使城鄉差距加大，激化城鄉矛盾。第二種是將土地確權給農民，在土地私有化可流轉的條件下，通過資本下鄉發展經濟。“歷史的教訓（這個教訓從另一個角度考察農業時也可以得出）是：資本主義制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合理的農業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農的手，要么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這一思路就是資本主義的農村發展道路，將破壞已經很薄弱的農村公有經濟因素，動搖全國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也是行不通的。“農村改革無論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這些底線必須堅守，絕不能犯顛覆性錯誤。”第三種是鼓勵農村合作社的發展，使農民擺脫個體經濟的弱式地位。合作化的方向是對的，但“從宏觀看，合作社沒有形成更高層面的聯合，分散的小合作社與分散農戶一樣對農業風險無能為力。”這一思路需要繼續發展，“農業的規模效益主要不是通過大規模流轉土地來實現，而是要通過合作社規模來實現。只有當全國合作社網絡形成以后，農業的供給側改革、特色農業、品牌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業等農業形式才能得到組織保障，農民的利益才能有效實現。”可行的辦法是將農村發展置于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將合作社的發展納入到農村公有經濟的發展大潮中，建立和完善全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

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建立全國公有經濟體系也需要從農村開局，先建立全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使全國范圍內農村公有經濟更緊密地組織起來。可以考慮以全國供銷合作體系為依托，借鑒混合所有制形式，構建全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比如，農戶是最小單位的經濟組織，農戶的上一級即作為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村供銷合作社的股權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所屬下級即農戶擁有的股權，另一部分是其自身所有的股權，這部分股權或來源于自身擁有的資產，或來源于農戶股權的讓渡。依次類推，形成全國性的農村公有經濟體系。這種組織體系，彈性很大，能包容從初級的合作階段到集體經濟向全民經濟過渡的高級階段，在當前也具有可行性。

國有經濟也可借鑒全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的構建方法。國有經濟的所有權本質上屬于國家，但分屬于不同的地方、領域，具體行使所有權的是不同的各級國資部門。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談到：“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業，實行不實行中央和地方分權，哪些企業由誰去管，這些都是有關建設的重大問題。”根據現代經濟的聯系建立多層次的全國國有經濟體系，有利于國家更好行使所有權。相對于農村公有經濟體系，國有經濟體系中層級要更少，下級讓渡給上級的比例也更大，對于特殊行業，最高層組織可以有百分之百的股權或控制權。全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全國國有經濟體系，城市集體經濟體系可以共同構成全國公有經濟體系。正如在全國農村公有經濟體系中包含有個體的農戶，在全國公有經濟體系的某些層次可以包含私有經濟組織，使公有經濟的控制力增強。

全國公有經濟體系能更好地實現按勞分配為主體。全國公有經濟體系要覆蓋大多數勞動者，勞動者所在的不同的經濟組織具有相對獨立性，又有本質的統一性，公有制體系內的分配在考慮各個經濟組織差異性的基礎上主要以勞動為根據。完善了全國經濟體系后，將不是用社會保障為勞動者保底，而是用提供公有經濟體系內的工作崗位為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保底。

全國公有經濟體系為在其內部采用計劃和市場兩種調節提供了組織基礎。社會主義經濟作為從資本主義經濟到共產主義經濟的過渡，由于生產社會化程度的發展程度，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具有矛盾，社會主義經濟具有產品經濟和商品經濟的二重性，由此引起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二重性。全國公有經濟體系，為這些矛盾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框架，也為計劃條件和市場調節提供了經濟組織的基礎。要破除計劃針對宏觀、市場針對微觀的資產階級經濟觀念，在宏觀和微觀層面都要利用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程恩富同志提出的“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的新型調節機制，將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很好地結合起來。

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要吸取改革開放前后的經驗教訓。改革開放前，公有制經濟體系吸納了絕大部分勞動者，但工農發展的不平衡，公有經濟體系內部聯系不強，使這種全國的公有經濟體系發展出現倒退。改革開放后，公有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只能吸納少部分勞動者，大部分勞動者處在公有經濟體系之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大打折扣。我們要建立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應該是具有緊密聯系的統一性的組織，也是應該能吸納大部分勞動者的組織。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改革，不能是抓大放小，而應該是以大帶小、大小共進；不是要撤出，而是要發展。

全國公有經濟體系，既體現了公有經濟本質的統一性，又適應了公有經濟形式的多樣性。全國公有經濟體系將公有經濟有機組織起來，便于對公有經濟的計劃調節，能使市場經濟更好發揮作用，利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實現。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是力量更集中更強大，對非公經濟的影響力更大，主體作用發揮得更好。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對于實現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公有制經濟的優越性有重要意義，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經濟斗爭。

六．黨的領導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政治保證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力量，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離不開黨的領導。“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先鋒，以帶領人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為共產主義而奮斗作為其使命，黨的領導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全過程、各方面都發揮著關鍵作用，我們當前階段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需要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領導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本質，黨的領導也是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屬性的根本保證。

黨提出正確的經濟制度和方針、政策，是黨的思想和政治路線在經濟方面的體現，是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關鍵。1971年，毛澤東同志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有了正確的經濟方面的制度和方針、政策，進步力量可以更好地發揮作用，前進道路就少走彎路、比較順利。黨在提出經濟方面的制度后，一方面需要掌握對制度的解釋權，另一方面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對已有制度進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提出后，各方從各自的立場出發，進行了不同的解讀，進而可能影響到具體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黨在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后，需要進行深入的解釋說明，掌握政策的解釋權。我們黨隨著實踐的發展，在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行了拓展，今后需要繼續隨著實踐發展不斷對其完善。

依靠黨的組織建設來落實黨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斗爭的領導。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指出：“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組織上的鞏固包括黨組織的健全和有力，也包括能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的既有數量更有質量的黨員隊伍，這不僅是革命的保證，也是我們進行建設的保證。黨的組織建設主要包括黨的各級組織的建設和黨員隊伍的建設兩方面。

進行黨的各級組織的建設，發揮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黨的路線和政策需要黨的各級組織落實在基層，黨組織作為戰斗堡壘，能將黨的路線和政策與本部門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創造性地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更好發揮黨的領導作用。毛澤東同志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中談到：“有些合作社，在一個時期內，卻是混亂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黨的領導，黨沒有向群眾講明自己的政策和方法。”當前，有些部門的黨組織不僅沒有主動進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甚至還提出或縱容違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觀點和政策。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加強了巡視工作，就是為防止黨組織渙散的狀況而開展的。

依靠黨員來落實黨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斗爭的領導。黨的政策要落實為人民群眾的實際行動，需要黨組織具體的領導，也需要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使黨的路線和政策能人格化，深入人心。急難險重的任務，開拓創新的工作，都需要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黨員沖鋒陷陣。即使是普通的工作崗位，也需要共產黨員去樹標桿、立榜樣，提升整體的勞動態度與勞動效率。“結果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得消除饑餓。而要消除饑餓，又得提高勞動生產率。大家知道，這類矛盾在實踐上是靠打破這種循環，靠群眾情緒的轉變，靠一些集團的英勇首創精神來解決的，而首創精神在群眾情緒轉變的背景下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用英勇首創精神克服錯綜復雜的矛盾困難，正是需要發揮共產黨員的先鋒作用。在革命戰爭年代，無數共產黨員以堅定的信仰，不怕犧牲，創造性工作，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中國成立以來，涌現了以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錢學森為代表大批優秀共產黨員，帶領群眾建設社會主義。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斗爭中，也是共產黨員沖在前線，帶領群眾取得勝利。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需要廣大共產黨員的英勇創造性工作。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開展“三嚴三實”和“兩學一做”主題教育活動，就是為更好發揮黨員領導干部和一般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

黨的組織建設的根本是人的問題，包括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的黨員，也包括事關黨組織領導作用發揮大小的黨的領導干部。什么才是合格的黨員呢？毛澤東同志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指出：“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這些要求是幾十年前提出的，但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性。這些要求是對黨員提出的，更是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的。如何甄別出合格的黨員呢？列寧在《工人國家和征收黨員周》中談到：“我們還用動員人們上前線和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的辦法，來清洗黨內那些一心想從執政黨黨員的地位‘撈到’好處而不愿肩負為共產主義忘我工作的人。”不少沒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人混入了黨內，其中不少還爬上了黨的領導干部崗位，而不少忠誠的黨員干部沒有選拔到能發揮作用的領導崗位，雖然這只是支流，但這對黨的領導作用的發揮很不利，對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很不利，對我們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很不利。出現這些問題，一方面是政治路線執行不嚴格不徹底，使組織路線受到影響；另一方面是在發展黨員標準、選拔領導干部標準的上執行上不嚴格不徹底，使發展和選拔結果出現偏差。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從嚴治黨戰略，深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都是為解決黨的組織建設面臨的問題，增強黨的領導能力的重大戰略工程。

黨要依靠群眾，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已往的理論從來忽視居民群眾的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去研究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及這些條件的變更。”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體，黨的領導作用，根本上說是使人民群眾真正掌握自己命運，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斗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也顯示了其主體作用，任何輕視人民群眾、脫離人民群眾的思想和做法都是有害于黨的領導、有害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需要黨依靠群眾。黨不是全民黨，黨是有階級性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是有階級性的，黨對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領導，必須正確地依靠群眾。毛澤東在《關于依靠貧農鞏固地團結中農問題》中談到：“關于在農村中依靠什么人的問題，還要明了幾點。我們首先應當依靠黨團員……第二，應當依靠非黨群眾中比較更積極一些的分子……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貧農和兩部分下中農的廣大群眾。”我們黨要發揮好領導作用，更好地堅持好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必須首先依靠黨員勞動者，他們是無產階級群眾中最先進的部分；第二應當依靠公有制經濟體系和政權機關中的勞動者，他們是與公有制相聯系的無產階級群眾；第三應該依靠私有企業中的勞動者，他們也是無產階級群眾；第四應該依靠其它勞動者，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

黨領導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黨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領導人民進行的政治斗爭。這種斗爭，是黨的使命和職責所在，也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政治保證。我們將思想理論斗爭、經濟斗爭、政治斗爭結合起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充分發揮工人群眾和其他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國公有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一定能發揮其歷史作用，我們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斗爭中就一定能取得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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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察網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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