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地闡述了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提高治理能力的問題。堅持我國多年來社會主義實踐已經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提高治理能力的前提。要善于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來治理社會，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龐大系統，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等。我想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談一點看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實踐的偉大成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包括：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囊括了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和經濟運行機制三個方面的內容，實際上也就是囊括了我國當前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最基本的東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是某個個人臆想出來的東西，它是我們黨歷屆領導集體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經驗，進行長期艱苦探索的偉大成果。它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前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晶，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體國情，并經過了多年實際經濟工作的檢驗，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才把它作為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持的基本的經濟制度確定下來。我們講制度自信，這個自信心，就是建立在這個制度是科學的、正確的基礎上的。沒有理論依據、不符合國情、經受不住實踐檢驗的制度，我們是樹立不起自信心的。我們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是我們所有經濟工作取得成就的根本保證。我們回顧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形成過程。這是一個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的過程。新中國成立后，1953年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這時黨中央及時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和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隨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推進，以個體私有制為基礎的農業、手工業，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私營工商業已經不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了，出現了許多矛盾。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我們黨領導廣大人民對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和政治前提。僅僅花了短短的三年多時間，在我們這樣復雜的大國里，實現了如此龐大的、涉及各個階級、階層根本利益的社會改造工程。整個過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雖然存在時間過緊、工作過粗、形式簡單等缺陷，總的來說工作做得很好，最終大家敲鑼打鼓地進入社會主義。回顧這段歷史，不能不承認，這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們用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實踐，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提出了許多獨創性的觀點，值得用濃墨重彩載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冊。一切否定三大改造成績的言論都是錯誤的，那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沒有三大改造，就沒有后來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慎重地研究了我國的國情，到黨的十三大，明確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這是一個重大的、科學的論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含兩層含義。一方面，我國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這是中國人民講過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偉大成果，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決不能放棄，那種走回頭路、要求補資本主義課的主張，是絕對錯誤的。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即不發達階段。我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我國進入社會主義時候，生產力比較落后，還需要花費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來實現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的工業化、生產社會化。生產力的發展又很不平衡，建立公有制所需要的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在許多地區和部門還不具備，非公有制經濟對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這種狀況決定了我們不能實行單一公有制，還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這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水平決定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十三大做出這樣的論斷以后，經過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這一論斷是正確的、符合客觀實際的，這種制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到黨的十五大，我們才確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并把這一點載入憲法。可見，我們黨確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即所有制結構，是十分慎重的，既有科學的理論依據，又經過實踐的檢驗。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很不容易的，是長期探索的偉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改革開放前，與單一公有制相適應，我國在分配制度上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制度。隨著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相應地在分配制度上也進行了改革，由單一按勞分配轉變為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大家知道，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決定分配，消費品的分配方式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不同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就有不同的分配方式。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按勞分配原則，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按要素分配原則。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分配方式只能是資本家獲得利潤、工人獲得工資（這是按要素分配的一種形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然公有制占主體地位，那么分配制度必然是按勞分配為主；既然允許私有制存在，那么必然存在按要素分配方式（其中包括資本主義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決定了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十五大在確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以后，相應地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這也是客觀的，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經濟運行機制基本上是計劃經濟。全民所有制采取了“國家所有、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的實現形式。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由國家用指令性計劃加以規定，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生產出來的產品，都由國家統一調撥。生產過程獲得的利潤上繳國家，生產上需要的資金則由國家撥給，統收統支。企業只是一個計劃執行單位，而不是經營單位。這種體制有它歷史的由來，曾經起過積極作用。它有利于國家控制經濟的運行，防止盲目性，有利于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保證了工業化的推進。但這種體制也存在弊病。最大的弊病是束縛企業的積極性，企業只是被動地聽從上級指揮，缺乏主動性、創造性。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數量增多，經濟聯系越來越復雜，尤其是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由粗放方式轉向集約方式，企業的主動精神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束縛企業積極性的體制的弊病暴露得越來越明顯了。為了克服計劃經濟這種經濟運行機制的弊端，改革開放以后，我們一直是沿著不斷擴大市場調節范圍、加強市場調節的作用的路子進行改革的，開始時講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后來提出計劃調控市場、市場調節企業，到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明確指出，要尊重市場的規律，發揮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加強政府的調控職能。既使得企業充滿活力，又保持國家控制經濟運行的能力。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這種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結合起來，這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在我國已經建立起來，而且不斷完善。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提出來的，它在實踐中有力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逐步定型和成熟了，日益顯示出它的優越性。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充滿了自信。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
第一、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發展公有制經濟，而且非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也應該發展。當然不同時期，不同所有制經濟發展速度會不一樣（例如改革開放初期，剛剛提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時候，由于原來基本上沒有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速度會快一些），但就絕對量來說，無論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都要發展。所謂“國進民退”，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客觀上并不存在。我們是主張“國”（公有制經濟）進，“民”（非公有制經濟）也進，沒有誰進誰退的問題。第二、公有制為主體。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這是因為，1，它是我國社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保證。自原始社會瓦解以來，迄今為止實際存在的社會，都不是單一所有制的社會（單一所有制社會，只是理論的抽象）。一個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社會的性質，從經濟上說，就看哪種所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因為它規定著、制約著其他所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主要矛盾決定事物的性質。所以鄧小平一再強調，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在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經濟必須占主體地位，一旦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這個社會的性質就變了，就不能叫做社會主義社會了。這是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的政治原因。2、公有制經濟是解放、發展生產力的主力，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經濟的主力軍。馬克思恩格斯分析資本主義的矛盾時指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資本主義私有制越來越同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發生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構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就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公有制是適合具有社會性質的生產力的，能夠解放、發展生產力。這是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原因。這兩點，也就是我們絕不搞私有化的道理。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意味著公有制這種經濟關系在整個社會經濟關系的體系中居于主體，這就要求無論在經營性資產方面，還是在就業人口方面，公有制經濟都處于優勢地位，也就是說，“量”上要占優勢；同時公有制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具有控制力、影響力，也就是說，“質”上要控制力。量上占優勢是質上有控制力的前提，沒有一定的數量，控制力是要落空的。公有制經濟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主要形式。公有制為主體的主要標志之一，是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主導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國民經濟經濟運行角度看，國有經濟能夠控制經濟運行的方向，使得經濟運行朝著預定目標進行，不出現大的波動，不出現盲目的無政府狀態；二是從各種所有制經濟的關系的角度看，國有經濟能夠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方向，引導它們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國有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頂梁柱和基石。國有經濟要發揮主導作用，是需要有經濟實力的。在市場經濟的競爭環境中，國有經濟如果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是無法控制經濟的運行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沒有經濟實力，文件上講的主導作用是會落空的。所以，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國有經濟只能加強，不能削弱。第三，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對待非公有制經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問題，也是一個敏感問題。我們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這個問題。有這樣幾個問題必須明確：
一、非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的性質。這是討論有關非公有制經濟的一切問題的前提。必須明確非公有制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它們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既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這就意味著它本身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這幾種經濟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有的是個體私有制，個體戶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不存在剝削；有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剝削。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都是私有制。私有制不可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把私有制“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那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也是違反憲法的（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經濟）。說私有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那等于說私有制的性質與公有制是一樣的，這樣一來，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的問題也不存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一系列問題就解釋不通了。
由于私營經濟是非公有制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下面我們僅就私營經濟的性質問題做點分析。私營經濟是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而工人喪失生產資料，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資本家在市場上按照勞動力價值購買工人的勞動力，然后驅使工人進行生產，并無償占有工人在生產中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經濟關系表明，私營經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毫無疑問，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政治上，工人階級政黨處于領導地位，經濟上，公有制居于主體地位，私營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經營的，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私營經濟相比較是會有一定差別的。但外部經營環境的變化，只能影響企業的經營方式、管理方法，影響企業的具體經營活動，但不能改變企業內部的經濟關系，因而不可能改變它的根本性質。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一種經濟成分的性質是由它內部經濟關系決定的，不管外部環境發生多大變化，只要內部經濟關系沒有改變，它的根本性質就不會變化。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之所以不僅要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存在，而且要鼓勵、支持它發展，不是因為它符合人的自私本性（說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這本身就是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是錯誤的），也不是因為它是先進的生產關系，代表了生產力發展的方向，而是因為在這個歷史階段，生產力比較落后，因而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積極作用。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必不可少的，這是由客觀經濟規律決定的，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說現在私營經濟就應該“離場”，那是不符合我國具體國情、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三、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是處于補充地位，它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補充。“補充”是相對于“主體”來說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公有制經濟是主體，非公有制經濟是補充，這就使得我國社會盡管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從整體來說，仍然保持社會主義性質。如果非公有制經濟不甘心作為補充，一心想成為主體（這是某些人夢寐以求的），一旦成為現實，那樣整個社會的性質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這是我們極力想避免的事情。四、私營經濟的作用。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初級階段，私營經濟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私營經濟對增加產品、繳納稅收、提供就業、改善人民生活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必須重視它的積極作用，在市場準入、資源分配、人才培養等各個方面，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切必要的條件，不斷改善營商環境。在這方面，我們黨和政府做了許多工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私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忽視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一切在市場競爭中歧視私營經濟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由于非公有制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其中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還存在剝削現象，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因而與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正因為它的作用具有兩重性，所以我們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也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要鼓勵、支持它們發展，另一方面要引導它們朝這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這是一個完整的政策，不能有任何片面性。當前主要的傾向是只講鼓勵、支持，忽視甚至否定引導，這顯然是不對的。五、對于非公有制經濟的未來，我們可以作這樣的預測：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將不斷發展、壯大，絕對量是會增長的，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的提高，相對來說，與生產社會性相適應的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速度將更快一些，因而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也許會有所縮小。隨著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段，并向共產主義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將隨之退出歷史舞臺。這是歷史的必然趨勢。無庸諱言，我們的目標是實現產主義，共產主義是要消滅私有制的，我們應該為此進行奮斗。我們是利用非公有制發展經濟，為將來徹底消滅私有制創造物質條件，這是歷史的辯證法。當然這是未來的事，不是現行政策。為了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即“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的命脈，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我們在工作中必須全面地貫徹“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應該看到，“兩個毫不動搖”不是簡單的并列關系，其中第一個“毫不動搖”是決定性的，是第二個“毫不動搖”的前提和基礎，如果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就沒有力量去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關鍵是要全面地理解和貫徹。要把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統一起來，把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同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起來，不能有任何片面性。當前主要的傾向是，只講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講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只講第二個“毫不動搖”，不講第一個“毫不動搖”；只講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條件，而忽視做大、做強、做優國有經濟。這種片面性必須糾正。
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唯一公平的分配方式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制度是怎么確定的？毛澤東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提出了研究分配問題的一個方法論原則，即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因為分配方式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消費品的分配是由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的。他批評“教科書把消費品的分配問題當作決定性的動力，這是一種分配決定論的錯誤觀點。就以分配問題來說，按照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教科書在這里不講生產資料的分配，只講消費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費品分配當作決定性動力，這是對馬克思上述正確觀點的一種修正，是理論上的一種很大的錯誤。”（《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399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這一方法論告訴我們，不能孤立地研究分配問題，把分配當作決定性的東西，仿佛整個社會主義就是一個分配問題，圍繞著分配問題兜圈子，這恰恰是馬克思批評過的拉薩爾主義的錯誤觀點。馬克思批評說，這是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庸俗社會主義”。我們也不能主觀地確定分配制度。分配是一種經濟關系，它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客觀存在，我們的分配制度必須反映這種由所有制決定的經濟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并不是人們主觀地確定的，而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客觀地決定的。江澤民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決定了我們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為主的多種分配方式。”（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匯編）》，第5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黨的十五大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所有制結構），接著就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這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符合客觀實際的。在生產資料公有制范圍內，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在公有制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勞動者共同占有，他們在生產資料占有方面是平等的所有者，誰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無償占有他人剩余勞動的產品。生產資料公有制，一方面使得人們向社會提供的，“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這就是說，人們不能不勞而獲，只能憑借自己的勞動從社會領得消費品。這就排除了剝削。但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力還不夠發達，還不能充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因而還不可能實行按需分配。加上社會主義是“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有舊社會的痕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社會，舊的分工依然存在，三大差別還沒有消滅，勞動還不能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僅僅是謀生的手段。在這種條件下，勞動者取得消費品的多少同他們付出的勞動之間必然具有內在的數量聯系，也就是說，要以勞動為尺度來分配個人消費品。可見生產資料公有制范圍內，實行按勞分配是一種客觀的必然性，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不同的交換方式（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會影響按勞分配的具體實現形式，但不能改變按勞分配這種分配方式。在非公有制范圍內，必須實行按要素分配。非公有制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私有制使得生產資料所有者有可能、而且必然要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參與分配，也就是說，參與分配的，不僅有勞動，還有生產資料，這就是按要素分配。非公有制的不同形式導致按要素分配也具有不同的形式。在個體私有制中，所有者同時是勞動者，因而無論勞動所得還是生產資料所得，都是個體所有者的收入，這里沒有剝削。在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這類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中，生產資料歸資本家私人所有，而工人喪失了生產資料，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資本家在市場上按勞動力價值購買勞動力，然后驅使工人進行生產，并把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居為己有。生產領域里這樣的經濟關系，決定了在分配領域必然是資本獲得利潤、工人獲得工資（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態）。這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的分配方式。這種分配方式必然產生剝削和兩極分化。由于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有公有制經濟又有非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而公有制占主體地位，非公有制經濟處于補充地位，因而在分配領域必然形成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實際上也就是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制度，這是一種客觀的必然性，也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在分配領域人們往往追求公平，甚至把實現公平作為社會主義的標志。然而世界上并沒有什么抽象的公平分配。公平是一種觀念，一種價值判斷，它是人們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神圣化的反映。不同的社會經濟關系就有不同的公平標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獲得利潤、勞動獲得工資，是公平的，除此之外沒有更公平的分配方式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按勞分配才是公平的。但按勞分配仍然存在資產階級法權，人們勞動能力不一樣，贍養人口也不一樣，因而一定程度上還是存在不平等的。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按需分配才是公平的。所以，離開具體的社會經濟關系追求抽象的、適用于一切社會制度的、永恒的公平，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觀點。我們講“公平”，必須從社會經濟關系出發。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經濟共同發展，使得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相結合成為最公平的分配制度。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剝削和兩極分化現象，受到人們關注。應該看到，剝削和兩極分化現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表現。只要存在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剝削和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鄧小平晚年強調的兩級分化自然出現。我們不能僅僅從倫理道德觀念出來評論剝削和兩極分化（抽象地說，我們是始終譴責剝削和兩極分化的），而要從現實的社會經濟關系出發來對待它。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然我們允許并鼓勵、支持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的發展，那么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剝削和兩級分化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合法的。現在立即消滅剝削和兩級分化現象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剝削和兩級分化的現象必然引發許多社會矛盾，我們必須把它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絕不允許擴大到全社會，并在再分配領域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廣泛實行社會保障制度，規定最低工資、征收累進所得稅、遺產稅等等，來緩和剝削和兩級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這些措施只能緩和矛盾，不能從根本上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只有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過渡到高級階段以至發展到共產主義，隨著私有制的徹底消滅，剝削和兩級分化現象才能根本消除。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
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回顧世界經濟的發展的歷史，資本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計劃經濟相結合也有了幾十年的歷史。但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前，還沒有人從理論上論證、更沒有從實踐上實行過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這的確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偉大的創舉，也是整個世界經濟史上偉大的創舉。我國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有其理論依據和實踐依據的。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依據是鄧小平關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觀點。我國改革開放以前，傳統的經濟理論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對立的，社會主義不可能采用市場經濟。這種認識，使得人們對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產生疑慮，怕市場經濟用多了，就會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成為改革開放的一大思想障礙。鄧小平在經濟學上的一大貢獻，就是他明確指出，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社會主義可以用、資本主義也可以用，都屬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而不是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這就掃除了改革開放的思想障礙，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1979年，鄧小平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回到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相似，但也有不同”，它“歸根結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85年鄧小平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有力地發展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87年他又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90年底，他再次強調：“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計劃和市場都得要。”（《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91年初，他又提到：“不要以為，一說計劃，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92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對這個問題有過總結式的概括：“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我們不厭其煩地引用鄧小平關于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話，是因為這些論述奠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第一，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只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屬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它們不能說明社會制度的性質，不屬于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鄧小平強調，計劃經濟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市場經濟也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如果說改革開放前主要的錯誤觀點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的話，那么現在有的人則把市場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它“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仿佛只有搞市場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從理論上講，這實際上回到了改革開放前的錯誤觀點上去了：仍然是把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看作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的基本制度的范疇，不過翻了一個個兒：不是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而把市場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荒唐的，要知道資本主義國家搞市場經濟已經有好幾百年時間了，誰也沒有見到它們由此變成了社會主義了。我國改革開放前一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難道那時我國就不是社會主義社會？
第二，既然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方法、手段，本身不能說明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性的問題是誰來運用這些方法、手段，為什么目的來運用這些方法、手段。在公有制基礎上運用，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服務，他們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運用，為鞏固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服務，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換句話說，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它們同那種基本制度相結合，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同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基本制度的性質，計劃經濟、市場經濟自身并不能決定社會制度的性質。所以，我們實行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前面總有“社會主義”這四個字，這四個字，不是可有可無，不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點明了我們搞的市場經濟的性質。改革開放以來，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往往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甚至認為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例如有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公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就是把市場經濟當作社會主義本質的典型。今天有人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際上只是延續了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錯誤思想罷了。第三，既然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那么我們就可以選擇，什么場合、什么領域適合用什么方法、手段我們就采用那種方法、手段。不是只能用一種方法，完全排斥另一種方法。任何一種方法，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有它的長處和短處。鄧小平就指出，計劃經濟的優點是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但只搞計劃經濟，就“把經濟搞得死死的”，市場經濟的優點是經濟可以搞活，但市場經濟也有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市場經濟的調節是短期的、滯后的、盲目的。所以，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的時候，就要求利用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把計劃與生產結合起來。“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相結合的范圍、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可以有所不同。”（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鄧小平指出：“在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以后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如果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那就完全排斥計劃、政府作用這種方法、手段，仿佛運用計劃這種方法、手段，發揮政府的職能，就違反了、破壞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顯然不符合鄧小平理論，不符合十四大的決議。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是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得出來的結論。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市場作用發揮比較充分的地方，經濟活力就比較強，發展態勢也比較好，我國經濟要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加快發展，參與國際競爭，就必須繼續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正是總結了十多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和成效，十四大才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自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在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錯誤思潮的激烈斗爭過程中，這一體制不斷完善。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經濟結構不斷優化，顯示出了這種體制的優越性。事實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符合我國國情的，能夠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鞏固和發展這一運行機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地位
我們必須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放到世界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進程中加以判斷。第一，它是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一種特殊形式。毛澤東在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時，明確指出，各國社會主義都要遵守十月革命開創的社會主義發展的共同規律，違背了，就是修正主義；但各國國情不一樣，共同規律如何實現，每個國家必須根據本國國情進行探索，共同規律的具體實現形式應該具有民族特點。沒有個性，此路不通。不根據本國國情探索共同規律的實現形式，走自己的路，那就是教條主義。共同規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這是所有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須遵守的原則。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賦予鮮明的中國特色。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應該這樣認識，它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原則，又具有中國的民族特點，是兩者相結合的結晶。我們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泛化成一般原則，它是具有中國的民族特點的，因而不能把我國現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稱之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從中借鑒對他們有用的東西，但由于國情不一樣，決不能照搬。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的經濟制度，它的內容相當大一部分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國情提出來的。隨著社會主義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現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最終是要退出歷史舞臺的。不能把它永恒化、凝固化。我們必須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毛澤東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社會主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教科書提出要“徹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說，他讀到“徹底鞏固”四個字就很不舒服。他說：“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生產關系，要鞏固，但是不能強調過分。”“一定的社會制度，在一定時期內需要鞏固它，但是這種鞏固必須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遠地鞏固下去。認識不到這一點，反映這種制度的意識形態就僵化起來，人們的思想就不能適應新的變化。”（《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736、332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印，1997年）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我們也應該持這樣的態度。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應該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完善、發展它，而不要把它凝固化。必須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但不要把話說死了，仿佛它永遠不變的了。（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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