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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顯然主體是國家，由國家來治理。治理什么？治理的對象是社會，也就是各種社會關系。研究的問題是，國家依據什么原則、運用什么樣的方法來治理社會，怎么提高對治理社會的能力。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于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國家是隨著階級的產生而產生的，也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消亡。

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它是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國家就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的國家。統治階級利用國家機器鎮壓被統治階級，按照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控制階級斗爭，抑制沖突，使得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毀滅。國家表面上是一種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仿佛是一種居于社會之上的、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乍一看來，“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1】然而整個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并不是一切階級共有的。 

只要談到國家，不論什么事情，包括國家治理社會的問題，都不能忘記國家的階級性，都不能忘記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階級分析方法，不能忘記階級斗爭。這是根本。離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國家治理就什么也說不清了。現在最大的問題恰恰是回避階級來討論國家治理問題，誰也不愿意講國家的階級性。這就說不到點子上了。

國家治理社會的目的是什么？國家是根據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來治理社會的。治理社會，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在我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國家治理社會，是為工人農民等勞動人民謀利益的，違背工人農民利益的事情，決不能干，干了這類事情，是違背奪取政權的初心和使命的，就是忘本。我們不需要不符合工人農民利益的那種社會治理。難道我們犧牲幾千萬烈士，是為剝削階級做嫁衣的嗎？顯然不是。我們必須牢記治理社會的根本目的，不要抽象地談論“社會治理”。

治理社會的根本原則是區分敵、我、友，分別對待。在革命斗爭中，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清敵、我、友，是首要問題，在仍然存在階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里，治理社會，分清敵、我、友，仍然是首要問題。我們是根據敵、我、友的狀況，規定各種制度，制定各種政策來治理社會的。不分清敵、我、友，規定制度、制定政策，治理社會就沒有根據。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指出，“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2】經過鎮反、肅反，毛澤東估計，關于反革命分子的情況，“可以用這樣兩句話來說明：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3】當前，我們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對敵對勢力的狀況，仍然可以作這樣估計。

但是，“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的能量卻不能低估。這是因為，我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水平遠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我們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科技上，以至意識形態方面，資本主義都處于優勢，“西強東弱”、“資強社弱”。這種態勢決定了，國內外反對社會主義勢力勾結在一起，我國發生顏色革命、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危險十分巨大。我們不能不居安思危。事實證明，國內的敵對勢力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活動始終得到國外帝國主義的支持，08憲章的作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最近的中美貿易戰，特朗普之所以滿懷必勝的信念，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深信中國國內有人配合。情況確實如此，中美貿易戰剛剛打響，國內就出現舉手投降的言論，說什么早投降比晚投降好，早投降，還可以站著投降，不算難看，晩投降就只能跪著投降，那就難看了。妥協、投降的輿論甚囂塵上。我國的確有一批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學者和官員，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收買、誘壓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甘心充當帝國主義搞垮我國的第五縱隊。對這批投降主義者，我們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在我國，“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4】但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人民”是要做階級分析的。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權存在兩個聯盟，一是工農聯盟，也就是勞動者的聯盟，這是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我們必須筑牢這個階級基礎；二是與非勞動者的聯盟，這是執政的群眾基礎。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來建設社會主義。只要不反對社會主義，就需要團結。搞社會主義，人越多越好。但是，應該看到，前一個聯盟是根本性的，后一個聯盟則是第二位的。如果沒有牢固的工農聯盟，后一個聯盟就靠不住了。一個政權，不怕有人反對，國家本來就具有階級性，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有人反對是正常的，就怕沒人支持，一旦有所風吹草動，背后沒人支持，這個政權就危險了。這個支持的人，就是政權的階級基礎。我們一定要筑牢自己的階級基礎，這是根本。根基不牢，地動山搖。這是忽視不得的。只有有了牢固的階級基礎，才能有群眾基礎。這個關系不能顛倒。

在治理社會時，必須區分依靠力量和團結對象。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進而才有可能團結一切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非勞動群眾。如果出于某種考慮，把工人農民拋在一邊，一門心思扎在非勞動人民一邊，討好、諂媚非勞動人民，到頭來西瓜丟了，芝麻也揀不著，兩頭都落空，這才是危險的。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私營企業主財大氣粗了，一定程度上達到可以左右局面的地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黨一些干部往往忘記黨的性質和宗旨，一頭扎到私營經濟的懷抱里去了，一股親私有制的情緒彌漫開來了。他們公然宣稱，私營企業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忘記了一切財富都是工人農民的勞動創造的），聲稱甘心當私營企業主的“店小二”，聽憑私營企業主的驅使（這等于交出了黨的領導權），宣布私營經濟始終是發展經濟的主力軍，一心一意依靠私有制經濟（忘記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處于補充地位，公有制經濟才是主體，才是發展經濟的主力軍），甚至強調“誰跟私營企業過不去，我就跟他過不去”（等于宣布他們要與主張消滅私有制的馬克思過不去，要與主張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毛澤東過不去），發誓站在私營經濟一邊，與私營經濟同甘共苦，絲毫不考慮工人農民的利益（這意味著他們完全忘記了黨的初心和使命）。為了使私營企業主“安心”，他們完全不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公開宣布私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在我國，私營經濟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姓“社”不姓“資”，它是我們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凡此種種，一時間充斥輿論，可謂鋪天蓋地。誰也不能講消滅私有制，一提消滅私有制，就進行圍攻，仿佛犯了大罪。對此，我真有點迷惑不解：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隊伍里，怎么會出現那么一批拜倒在資本家錢袋下、甘當資本家奴才的“跪族”。這些“跪族”，不僅有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而且還有封疆大吏、手握大權的經濟部門領導干部。然而這種人見多了，話也聽多了，我慢慢悟出點道理：也許是因為我國私營經濟發展多了，這些人的親戚朋友許多都是私營企業主，潛移默化，思想感情就跟著發生變化了，屁股坐到資本家一邊去了，處處設法討好、頌揚資本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聽任這種情緒蔓延，不予批評糾正，長此以往，老是站在工人農民對立面，這是十分危險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不高，私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有積極作用，私營企業主是我們的團結對象。但是必須明確，我們治理社會，必須依靠工人農民等勞動人民，把私營企業主當作依靠力量，而把工人農民拋在一邊，把自己的階級基礎棄如敝履，而把團結對象當作依靠力量，按照這樣的思路來治理社會，勢必走上邪路。得罪了自己的階級基礎，一旦風云變幻，是會導致喪失政權的。到那時，誰來支持你啊？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現實的危險。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得罪工人農民的治理思路，是不會有好下場的。我們的領導干部，連這一點也搞不清楚，怎么談論治國理政、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呢？

具體來說，國家怎么治理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它是在矛盾的運動中發展的。說到治理社會，歸根結底是要國家妥善處理各種社會矛盾，鞏固社會主義政權，推動社會主義向前發展。因此，治理社會必須從分析矛盾出發。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后，社會主義社會是什么樣子的，還有沒有矛盾？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際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是運用他們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在分析資本主義現實存在的矛盾基礎上，推論出未來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社會的基本原則的，他們在世的時候，除了短暫的巴黎公社外，沒有社會主義的實踐，因而不可能具體回答社會主義社會是什么樣子的這個問題。列寧根據辯證法一般原理，曾經預見到，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但矛盾依舊存在。然而蘇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以斯大林為代表的理論界普遍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完美無缺的，不可能有矛盾。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不再是矛盾著的對立面的斗爭，而是政治上、道義上的一致。這樣，在理論上，仿佛辯證法到社會主義就中斷了，在實踐上，社會主義社會一旦出現一些問題，就找不到原因，就會不知所措，他們往往歸之于外部原因，是間諜所為，簡單地采取鎮壓辦法來處理。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毛澤東就指出，說社會主義社會里已經沒有矛盾了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性質和狀態與資本主義不同了。“在我們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5】。不同性質的矛盾，應該用不同的辦法來解決。

敵我之間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因此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這類矛盾必須通過專政的辦法來解決。現在我國的敵我矛盾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同國內的反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同企圖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外的帝國主義勢力的矛盾（從中美貿易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同這股勢力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想把它說成是“夫妻關系”的說法已經徹底破產）。這兩組敵我矛盾是交織在一起的，國外的帝國主義是國內敵對勢力的后臺，沒有它的支持，光憑國內的敵對勢力是很難掀起風浪的。所以，我們的專政也有兩種職能，一個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這就是解決國內的敵我矛盾；“專政還有第二個作用，就是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專政就擔負著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的矛盾的任務。”【6】

在談到治理社會，必須看到正確處理敵我矛盾的問題，忘記了這一方面的任務，對客觀上存在的敵我矛盾，漠然視之，掉以輕心，那是要吃苦頭的。現在談論治理社會，往往忘記處理敵我矛盾的問題，仿佛不存在敵我矛盾了，這是危險的。我們在政局基本穩定的條件下，必須居安思危，時時注意敵對勢力的活動，及時處理好敵我矛盾，防止“顏色革命”。在美帝國主義一心想搞垮我國的情況下，更應該這樣。

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過去以后，大量的、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有各種情況。“在勞動人民之間說來，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說來，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還有非對抗性的一面。”“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一般來說，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7】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管是什么樣的矛盾，都不能采用專政的辦法，而只能用說服教育的方法、通過“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即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通過批評、教育，分清是非，達到新的團結的目的。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旳方針。“以人民為中心”有兩個含義。一是一切依靠人民。這就是走群眾路線。人民，只有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我們必須拋棄只有少數精英是歷史創造者的“英雄史觀”，有人提出“企業家老大”，把工人農民看作是跟著企業家走的“群氓”，這顯然是歷史唯心主義、反科學的歷史觀。我們治理社會，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廣大勞動人民，如果我們按照“企業家老大”的思路去治理社會，那就違背了我們國家的根本性質，違背了“以人為中心”的方針。二是一切為了人民，我們治理社會是為人民謀利益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宗旨，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們治理社會的目標。改善民生始終是我們一切工作的中心。北京市提出“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就是這種思想的生動表述。一切工作都要圍繞人民的需要進行。但在談論改善民生時應該注意，第一，必須同時強調艱苦奮斗的精神。民生的改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是干出來的。丟掉了艱苦奮斗精神，一切就會落空。不能鼓勵享樂主義，鼓勵懶漢，坐等改善。第二，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利益觀，把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統籌兼顧，統一安排，不能只講個人利益，不顧國家、集體的利益。而且要把貫徹個人的物質利益原則與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結合起來。不能片面地只講個人利益，落入個人主義泥坑，重復赫魯曉夫的把物質刺激放到第一位的路子，走上福利主義的軌道。

說到工人階級與私營企業主之間的矛盾，應該像當年毛澤東分析勞動人民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那樣，必須看到它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由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私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還具有積極作用，因此在私營企業內部，工人階級與私營企業主之間有共同的利益，搞好企業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由于私營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生產的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存在剝削關系，因此還有對立的一面。正確處理這類矛盾，是一個復雜而敏感的問題，必須慎重對待。關鍵是要全面地理解和處理這類具有兩重性的矛盾，切忌片面性。

毛澤東指出，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8】談到社會治理問題上，也應該這樣看。只有分析矛盾、解決矛盾，才會有科學的社會治理的理論和實踐。不講矛盾，不分析矛盾，社會主義治理就是盲目的、非科學的。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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