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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毛澤東對中國國家治理道路的探索 ——紀念毛主席誕辰126周年

點擊：作者：江宇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12-27 10:29:22

【內容提要】國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問題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馬克思到列寧探索的基礎上，對國家治理進行了探索，形成了獨創性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思想和實踐，包括：建設強有力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實現人民真正的聯合；現階段社會主義國家既要承認和利用資本主義因素，又要引導和限制；通過發展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走群眾路線，防止國家異化變質；社會主義國家要掌握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導權，等等。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新時期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和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的發展和創新。

共產黨執政后，建立什么樣的國家，怎樣治理國家？是共產主義運動的艱巨課題，也是毛澤東艱辛探索的課題。在黨和毛澤東領導下，中國走出了一條和蘇聯、和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的、具有獨創性的國家治理道路，既避免了像一些發展中國家那樣國家能力軟弱渙散，也避免了像蘇聯那樣國家政權變異變質，形成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新貢獻。

一、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問題的由來

國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核心問題之一。馬克思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工人階級必須摧毀舊的國家機器，上升為統治階級，而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國家將消亡，社會成為自由勞動者的聯合體。列寧則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國家消亡不會馬上開始，而是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無產階級專政階段，才能獲得對資產階級的優勢。不過，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馬克思和列寧都沒有對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做出回答。馬克思描繪了此岸（資本主義）和彼岸（共產主義）的景象，但沒有回答“橋在哪里”。列寧對這個問題開了個頭，建了一個“橋頭堡”，但也沒有給出應該怎樣修這座橋。

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也沒解決好國家治理的問題。蘇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現代化和工業化，在社會公平、社會福利等方面也比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初期有很大進步。但蘇聯并沒有善始善終，而是在其國力達到頂峰之后亡黨亡國，其失敗最主要的教訓就是逐步喪失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主動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宗旨意識逐步淡化，脫離了人民群眾。蘇聯沒有回答好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建立一套成熟穩定的制度保障社會主義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蘇聯的教訓表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決不是一勞永逸了，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異化。有西方學者認為，蘇聯形式上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生產關系已經有很顯著的資本主義特征，“蘇聯在（企業）管理上專制或民主的程度、共同協商和參與的程度，以及工人罷工或辭職的自由。如果從這些方面看，蘇聯工人要比英國工人更‘無產階級化’”【1】。這表明，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固然消除了私有制下的勞資對立，為消滅剝削壓迫開辟了道路，但并不必然意味著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如何建立一套成熟定型的制度，使得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始終高揚理想信念、保持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代表勞動者根本利益，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核心問題。

中國的特殊歷史條件，又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舊中國的發展，既受到內部封建勢力和小農經濟制約，又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世界體系的抑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往往是和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訴求交織在一起的，這就使得國家治理問題更加復雜：第一，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既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分（反封建）、又有民族革命的成分（反帝），還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分，究竟走到哪一步？不同力量可能提出不同主張。第二，中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在當前生產力水平下，還不得不接受甚至主動采用具有資本主義因素的具體手段發展經濟，社會上小農意識和小生產者意識殘留，容易對資本主義抱有幻覺和幻想，對社會主義的必然性缺乏認識，在這種環境下，如何既完成“生產力補課”的任務，又堅持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第三，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處在嚴峻的國際形勢中，無論是集中資源搞建設還是維護國家安全，客觀上需要強大的國家政權，這也是很多非社會主義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選擇。而國家政權越強，也意味著異化之后導致的危險越大。因此，必須面對“強化國家能力”和“防止國家異化”這個兩難選擇。這些問題，最終都要反映到國家治理上。

二、毛澤東的國家治理思想和實踐

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是新時代的開始，也是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道路的開始。我們認為，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和實踐最具獨創性的有以下幾點。

（一）只有建設強有力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才能實現人民真正的聯合，把社會組織起來

如何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基本問題。近年一些理論把國家和社會對立起來，認為新中國建立了“全能國家”，擠壓了社會活力，應該限制國家權力、搞“小政府”，實行“社會自治”，這種看法有道理但不全面。毛澤東年輕時也相信過這類觀點，主張無政府主義、各省自決。但歷史的進程表明，如果沒有強有力的人民民主政權，社會一盤散沙，民眾不可能聯合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反而只會為既得利益集團所俘獲利用。為了真正的“民眾大聯合”，必須有強大的國家政權。

如何把基層組織起來，是中國歷史遺留的問題。中國封建社會基層的特點是一盤散沙，皇權不下縣，主要依靠鄉紳治理基層，國家以輕徭薄賦、居敬行簡作為最高目標。這固然有利于穩定，但也造成封建社會長期停滯，不能適應現代化大生產和現代國家的需要。近代以來，工商資本對鄉村造成沖擊，加劇了農村一盤散沙的結構，封建社會本就周期性出現的高利貸和土地分利集團同官僚、買辦資本結合起來，對農民的盤剝更加嚴重，更加阻礙了有限資源集中到實業部門。盡管當時也有一批進步人士希望通過合作化、鄉村建設等改良手段把基層組織起來，但事實證明，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保護小農利益、遏制利益集團，那么一切改良措施最終都會淪為利益集團剝削農民的新工具，薛暮橋就指出，本來旨在保護農民的合作社，由于缺乏有力的政權支持，反而和銀行資本、地主豪紳聯合起來，用高利轉借給貧苦農民，成為剝奪農民的工具【2】。

不同于梁漱溟等改良主義者，毛澤東認為只有在革命的基礎上建立新政權，才能打破固有的社會結構，真正把農村和農民組織起來。毛澤東首創“人民民主專政”一詞，是回答國家和社會關系的一把鑰匙，“由于資本統治還存在，在國內階級還存在，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建立與加強人民政權，鎮壓敵人，鞏固國防，保護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權利【3】”。同舊政權相比，正是由于新中國打破了土豪劣紳、買辦資本、官僚資本等利益集團，才有可能在農村實現土地革命，在城市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構建了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基礎，從而為真正的“民眾的大聯合”奠定前提。這個原理具有普遍性，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也認為，美國之所以能夠實現鄉村自治，是因為最初從歐洲來到美國移民的收入、教育水平、社會地位都差不多，沒有任何貴族和利益集團【4】。

在打破舊的利益集團的基礎上，新中國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國家-社會關系，“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5】”，依靠組織力量，彌補了資金和技術的不足，集中資源到關鍵部門，迅速實現了工業化。通過集體協作、自我管理和服務，以較低的成本舉辦了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社會治安，中國社會事業發展超越同等經濟水平國家。新中國形成了國家和人民的合作關系，國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標，國家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則主動為長遠利益而做出暫時犧牲。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一盤散沙、脆弱和充滿風險的社會結構，打破了小農經濟對現代化的阻礙。

站在21世紀回望百年歷史，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遭遇挫折，就是因為沒有解決好國家和社會的關系，要么國家能力軟弱渙散，無法實施長遠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要么政權為資本集團所俘獲，造成惡性的貧富分化或者社會分裂、民粹主義。新中國既超越了封建社會弱國家能力的局限，也超越了一些西方國家的局限，根本原因就在于實行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體，在強大國家的基礎上把人民組織起來。然而，新中國的探索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如何堅持國家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毛澤東又進行了新的探索。

（二）社會主義國家還需要承認甚至主動利用資本主義因素，但需要通過國家的力量抑制其負面作用，引導其為社會主義服務

在社會主義階段，如何對待商品生產、市場交換、私營經濟以及“資產階級法權”等資本主義因素？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又一個難題。

毛澤東認為，既要承認和利用這些因素，同時又要利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約束和限制其負面作用，讓其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些思想生動體現在他關于資本主義的兩句話上，一句是1956年12月說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6】”，一句是1974年前后在談理論問題時所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7】”。

表現在實踐中，毛澤東始終反對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超越歷史階段消滅商品交換、私營經濟和價值規律。1958年，一些地方過早消滅商品交換、消滅工資制、消滅貨幣、實行物資無償調撥，毛澤東提出嚴厲批評和制止。在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 【8】，盡管后來一度出現的極左思潮違背了這一設想。

另一種傾向是無原則地全盤接受資本主義的制度體系乃至價值觀，以至于使國家政權改變性質。典型的體現就是，在建國初期關于農村合作化的爭論中，毛澤東允許在一定時期鼓勵農村的小農經濟發展，但同時又強調向社會主義的目標前進，而不能停留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并且指出了其科學依據：組織起來也是一種生產力，能夠促進農業增產。60年代初，毛澤東可以允許在集體經濟內部探索各種各樣的生產責任制和分配制度，但是底線是不能改變農村的土地所有制。他說：“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9】。

既承認和利用資本主義因素，又利用國家政權引導和限制資本主義因素，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職能的認識，單說哪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如何對待資本主義因素，看似一個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國家治理的政治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引導、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因素，關鍵就是依靠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用國家政權和民主制度來約束資本特權、遏制市場失靈。這是毛澤東賦予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任務，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依據。反過來，如果政權不能有效地遏制資本主義的弊端，那么也會影響政權的性質。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發展開辟了新境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大膽引入了市場機制和私營經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堅持發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經濟“兩個毫不動搖”，這并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違背，而是在認識規律的基礎上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必要步驟。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抑制市場失靈、維護人民共同利益，能夠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

需要強調，從毛澤東到今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僅僅是出于理論和信仰，也是出于現實的需要。那些全盤追隨西方發展模式的國家，并沒有走出一條成功的發展道路，反而陷入依附地位。特別是蘇東、拉美一些國家，認為只要政府放棄權力，擁抱市場化和全球化，就能很快發展起來，結果事與愿違。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大行其道，結果使土地和財富迅速向寡頭集中。之所以中國能夠在發展中國家中成功創造經濟奇跡，在于堅持了政權的社會主義性質，既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有關運行機制，又能夠及時遏制和彌補其負面作用。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暴露資本主義的矛盾，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會更加深入。

（三）發展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實行群眾路線，讓人民直接管理上層建筑

蘇聯的教訓表明，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之后，存在著異化變質、走向人民利益對立面的風險，這一認識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重要貢獻。至遲到1956年，毛澤東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毛澤東為什么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可能異化？起碼有四個方面理由：

一是哲學層面，毛澤東從矛盾的普遍性出發，批評了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不存在矛盾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也存在著矛盾。他認為：“我們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10】。

二是從物質和意識的關系來看，毛澤東認為意識有相當大的能動性和獨立性，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不能自動解決思想觀念問題：“人人和人之間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11】。他將“資產階級法權”概念作了引申，用于表述在社會主義階段，雖然消除了由占有財產的不平等帶來的人和人之間的不平等，但是仍舊存在著由分工、職業、地位不同而帶來的不平等權力。

三是舊社會的殘余不免對黨產生影響：“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12】。

四是官僚體系內生的官僚主義。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內形成官僚主義侵害群眾利益，是事件的根源。同時，中國國內也開始出現干部侵犯群眾利益的情況，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愿事件【13】，毛澤東說，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并不純粹。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的做法是，走群眾路線，實行廣泛的政治和經濟參與，讓人民群眾直接管理上層建筑。毛澤東認為，同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方面的權利相比，直接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權利，是工人階級最重要的權利，如果沒有這個權利，其他的權利也會失去。“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而不僅僅是“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否則“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變成資產階級專政”【14】。

在經濟領域的表現，主要是在基層單位中推動經濟民主，讓普通勞動者參與管理。1956年，毛澤東針對蘇聯的“一長制”提出：“一個工廠幾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沒有黨的領導，很容易形成一長獨裁。任何情況下，黨的集體領導這個原則不能廢除”。1960年，他推動“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的鞍鋼憲法。三年困難時期之后，毛澤東認為很重要的一個教訓是民主集中制貫徹得不好，在七千人大會上總結經驗時專門講話強調民主集中制。他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人民公社各級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級的社員代表大會或者社員大會決定。這一時期，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在一定范圍內建立了經濟民制度，普通工人和農民對關系自身切身利益的事務，有一定的發言權。

在政治上，毛澤東防止國家變質變異的主要手段是，建立人民代表大會等制度，實行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讓群眾和黨外人士監督，精簡官僚機構，從工人農民中選拔干部，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等等。提倡“又集中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提倡干部和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

然而，由于種種復雜情況，毛澤東的設計并未很好地實現。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憂慮，成為毛澤東晚年思想的主色調。他的最后一首詩作《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寫道：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就是通過贊成秦始皇改分封制為郡縣制，使中央政權深入地方，強化國家能力，減少對地方豪強大族的依靠，表明共產黨不允許官僚機構形成新的“藩鎮割據”。他反復強調，要搞清楚列寧為什么說“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就是因為他看到，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經變質成為新的利益集團，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基礎還都不鞏固，堅決要避免中國走向這條道路。

今天看來，毛澤東在防止社會主義國家異化方面的探索，不能說完全找到了答案，他還沒有來得及找到并建立一個成熟、完善、定型的制度，甚至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嚴重錯誤，這是歷史的遺憾。但是也要看到，中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他國家在現代化早期形成的劇烈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也不同于蘇聯嚴格的等級制度和階層分化，中國努力縮小精英階層和工農群眾之間的差距，成為一個相對來說更為公平的社會。這些做法，在經濟發展水平低的情況下，凝聚了人心，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也為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起點，還避免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那樣的悲劇。這是毛澤東關于防止社會主義國家異化思想的積極意義。

（四）社會主義國家要掌握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導權

除了“硬的一手”，毛澤東還十分重視“軟的一手”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那就是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導權。毛澤東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認為，意識形態具有相當程度的獨立性，意識對物質起的反作用是巨大的。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讓勞動者獲得了政治和經濟上的領導權，但是并不意味著獲得了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領導權，“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斗爭還很尖銳。如果社會主義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不能占統治地位，那么國家政權就在思想文化上喪失了合法性，社會主義仍然可能失敗，勞動者的政治經濟權利還可能失去。出于這種認識，毛澤東始終高度重視黨的意識形態、理論和文藝工作，這也是他國家治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意識形態方面，毛澤東認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先要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各地黨委的第一書記應該親自出馬來抓思想問題，要積極進行思想斗爭，注意防范和抵制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同時毛澤東認為，不能用簡單的、粗暴的、強制的方法處理，而要進行和風細雨的說服、教育和批評。

在理論工作方面，毛澤東認為占領理論制高點是共產黨力量的源泉。這是符合共產黨的定位的，因為共產黨要走的是新路，是人類歷史上沒有走過的路，因此必須要有科學的理論指導。中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對社會主義的必然性缺乏認識，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進行理論建設。“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15】，一直到毛澤東晚年，他始終強調要全黨“認真讀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

在文藝工作方面，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對文化、文藝問題發言最多的之一。高度強調社會主義文化的核心價值，關注文化領導權，從這個角度闡述新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合法性”，是毛澤東建國以來思想的重要特征【16】。毛澤東文藝觀的基本內容是，文藝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應該“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在思想、理論和文藝上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提高了人民對國家發展長遠目標的認同，也轉化為投身經濟社會建設的動力。從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來看，在經濟發展早期，僅僅通過物質動力來調動人民建設的積極性，是缺乏足夠條件的，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公認的、長遠的目標和價值觀，是很難形成社會共識的，甚至造成嚴重的社會分裂和動蕩。新中國通過卓有成效的思想文化建設，讓人民形成了對社會主義美好前景的共同信念，“人民創造歷史、勞動者最光榮”的理念，“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的經濟民主探索，“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作風，都從根本上改造了傳統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使勞動者獲得“為自己勞動”的主人翁心態，在經濟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起到了巨大的激勵作用。

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述往事，思來者。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期。盡管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如何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仍然是黨執政的一個核心課題。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是對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鄧小平的探索的延續，就是要在新時期回答“如何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課題。

習近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戰略思想，是在新時期對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的發展，包括：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堅持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主義。第二層，堅持社會主義要體現在一套完善的制度體系上。在實踐上，黨中央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反對官僚主義，改進黨的作風。堅持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協商民主，涉及人民利益的事和人民商量著辦。堅持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建立新型政商關系。強調“人心向背，決定執政黨的生死存亡”，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極端重要的工作。堅持文藝為人民創作的方向，等等。

當前，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社會矛盾和各種思潮，重新思考毛澤東國家治理思想，落實習近平同志關于國家治理的思想，有助于更深刻地認識當前改革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

——改革的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歷史決定的，也是現實決定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根本上仍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反映。我國雖然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是需要長期面對資本主義占經濟和文化優勢的國際格局尚未改變。新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的理由，今天仍然成立，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制度優勢。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既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國家在抑制市場失靈方面的作用，加強公共服務均等化、維護社會公平、縮小階層差距、遏制利益集團，使市場經濟服務于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型國家，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工具，而是人民共同利益的維護者，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市場關系不能照搬資本主義國家。

——要實現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統一，把群眾路線貫穿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各項制度建設，擴大人民群眾對各項改革政策制定的直接參與，發展協商民主，建設在勞動者共享政治經濟權利、廣泛而有序的直接政治參與、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基礎上的“人民社會”。

——要加強黨的理論和意識形態工作，在紛繁復雜的形勢中，用有感召力、有理論力量的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團結黨和人民，讓輿論和文化藝術真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凝聚中國力量。

——中國共產黨具有理論優勢、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要通過制度建設完善和發揚這些優勢。

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在國家治理的探索中走過彎路，他在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一切正義事業發展的歷史邏輯。毛澤東同志開創性地提出了如何確保社會主義國家永不變色、長治久安的問題，并為之進行的一系列探索，具有長遠的歷史意義。繼續“趕考”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一定能夠以新的成功實踐不斷回答這個問題。

注釋：

【1】 [英]安東尼·克羅斯蘭著，軒傳樹等譯：《社會主義的未來》（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7頁

【2】薛暮橋：《中國農村問題》，載《薛暮橋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年，第166頁。

【3】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8--1482頁。

【4】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73頁。

【5】毛澤東：《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0頁。

【6】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70頁。

【7】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72頁。

【8】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244頁。

【9】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51頁。

【10】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4～244頁。

【11】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 8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