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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凱城：為什么西方管理學在某些方面越講越像毛澤東
點擊：4612 作者：李凱城 來源：中閎網 發布時間:2019-12-27 10:18:40
為什么西方管理學
在某些方面越講越像毛澤東
管理學領域中的復雜性、后現代與毛澤東
李凱城
一、復雜性研究——21世紀的新科學
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科學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變革浪潮，先后提出一大批“橫斷性”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統稱為系統科學。
系統科學領域學派紛呈，觀點各異，如何進行梳理，歷來眾說紛紜。綜合專家們的看法，筆者認為，其發展大致可分三個階段：①系統理論階段。這一階段的代表性成果為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筆者認為，其主要貢獻是，強調了“系統大于部分之合”，“信息是物質世界的特殊形式”等觀點，引發了人們對系統現象的關注，開始打破門戶之見，在越分越細的各學科之間搭建溝通與合作的橋梁。②自組織理論階段。這一階段的代表性成果有耗散結構論、突變論、協同論、超循環理論、混沌理論、分形理論等。其中，耗散結構論、突變論和協同論，曾被國內一些專家概括為“新三論”。這些新學說雖然著眼點、突破口和精華處各不相同，卻有一個明顯的共同特征：考察系統問題時加進了時間這一維度，著重研究系統是怎樣形成的，系統大于部分之和的東西是如何生長出來的，系統的發展變化遵循哪些規律，等等。所以，專家們建議用自組織理論來概括和命名這批新學說。③復雜性科學階段。這一階段的代表性成果是美國圣菲學派提出的復雜適應系統理論。圣菲是美國新墨西哥州的一個小鎮。1984年，以三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戈爾曼、安德森、阿諾為代表的一批不同領域、不同專業的科學家開始聚集到這里，展開跨學科、跨專業的復雜性研究。該派專家認為，許多領域的科學研究之所以長期未獲突破，主要是研究方法陳舊；由力學引伸出來的方法用在簡單系統研究時，可能是有效的；可隨著研究的深入，當科學開始越來越多地面對復雜系統后，這條路被實踐證明走不通。所以，必須展開跨學科的復雜性研究，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最終使各門學科都進入復雜性研究階段。由于生物系統、人體系統、社會系統的復雜性最明顯，所以這些系統便成為圣菲學派研究的重點。
通過這批大牌科學家的通力合作，圣菲學派提出，是適應性造就了復雜性。主要觀點是：所有的生命系統（包括動植物、人體、組織和社會）只有適應外部環境才能生存，因而天生具有一種適應能力。最初，系統的結構都比較簡單，可能只有幾條基本的適應規則。但生命會在適應外部環境的過程中，不斷地“積累經驗”，改變自己，使系統內部結構越變越復雜，系統的適應規則也越來越完善。其中有些結構變化還能“沉淀”下來，遺傳給下一代。隨著變化、遺傳的積累，慢慢出現了層次，新層次有新的結構、新的適應規則，又會在適應外部環境的過程中繼續進化。層次因此而不斷地增加，復雜事物就是這樣涌現出來的。
比較圣菲學派與自組織理論。雖然二者都注重研究復雜系統的形成，可側重點卻有所不同。自組織理論主要研究非生命系統，而圣菲學派研究的是生命系統，只有生命系統才具備適應性。所以，同是復雜性研究，二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差別明顯。復雜性適應系統研究稱得上是系統科學的第三階段。
當然，以上劃分僅為一家之言。實際上復雜系統研究之所以非同一般，恰恰因其涉及多領域、多方法、多視角，出現不同的分類十分正常。但不管怎么說，有一種觀點已為學術界認同，即21世紀的科學是復雜性科學，所有學科領域研究到一定深度，都將面對復雜性難題，都必須突破經典力學的研究套路，引進復雜性研究的范式與方法。
復雜性科學的主要觀點是：現實世界是長期演化形成的，是分層次的。不同發展階段形成不同層次，不同層次呈現不同規律，各層次之間又相互影響。在多數情況下，高層次現象無法用低層次中各元素間的相互作用來說明。特別是當層次增多，同一層次中的元素又增加到一定數量時，其相互間的作用，大都是偶發的、無法計算的，更無法控制和還原。由此產生了事物發展的多樣性、非線性、不確定性、不平衡性、不可逆性、不可分解性等特點，共同構成了事物的復雜性。
針對上述特點，復雜性研究特別強調，要改變傳統科學的還原法，用生成論代替構成論。即不再層層解構，去找尋構成萬物的“宇宙之磚”，然后用它來說明一切。而是把事物視為動態發展的過程，努力探尋各個層次的演變規律，把還原方法與整體方法結合起來，把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結合起來，把定性判斷與定量描述結合起來，把認識理解與實踐行動結合起來，把科學推理與哲學思辨結合起來。在觀察、分析、假設、驗證等原有科學方法的基礎上，要引入隱喻、模型、數值、計算、虛擬、集成等新方法，運用計算機、網絡等新工具，以實現對復雜系統研究的新突破。
在復雜性科學諸學說中，“涌現”是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概念。新事物都是從舊事物中涌現出來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東西是從部分中涌現出來的，事物高層次的特性是從低層次事物中涌現出來的。涌現作為事物進化的普遍現象，必有其一般規律。復雜性科學旨在認識和把握這些規律，引領各門學科，指導社會實踐，以促成積極事物更多 “涌現”，防范各種消極事物的“涌現”。這是一種全新的世界觀，要求人們從生成、發展的角度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把握住“涌現”這一概念，理論上就可劃清與還原論的界線，在實踐中也可重新認識許多現象，包括管理問題。
例如，用“涌現”的觀點看人性。實際生活中每個人的品性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環境和教育的影響下，后天生成的，涌現出來的。確認了這一點，再看西方激勵理論及其前提 “經濟人”假設，會發現所謂的科學管理，其實并不怎么科學，充其量只能算是傳統科學。相反，毛澤東以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設為中心，強調管理與教育相結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主動影響和改造人的主觀世界，實現精神、物質雙豐收等管理主張，是不是更符合復雜性科學的追求？！
二、復雜性視域中的管理問題
管理肯定是復雜性工作，甚至可以說是最復雜的一類。首先，管理者本人是復雜的；其次，被管理者及其組織是復雜的；第三，管理者面對的環境、競爭的對手也是復雜的；最后，管理者、組織、環境三者之間存在博弈關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屬于典型的“亂題”，因而更加復雜。
所以，管理尤其不宜用傳統科學方法加以研究。以往管理學研究最大的失誤在這里，科學管理之路不好走、走不通的原因在這里，自然，管理學發展的突破口也在這里。近些年，西方比較前衛的管理學家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開始借鑒復雜性科學的新范式、新方法，探討實際管理問題，總結優秀企業經驗，陸續推出一批有影響的新著、新論。
例如，美國管理學家湯姆·彼得斯就是一個引領管理學潮流的大師級人物。他的著述從不系統地講理論，也不依靠圖表數字，而是通過對優秀企業成功經驗的挖掘，概括出一些爆炸性的管理警句，給出各種顛覆性的管理新招。例如，人類已進入“瘋狂的時代”。對企業來說“速度就是生命”。要想跟上時代的步伐，必須把自己變成“瘋狂的組織”。要“解構”公司，廢除官僚制度，消滅中間管理層，把組織細分、細分、再細分，分成許多“充滿活力的單位”。再配上風格獨特、桀驁不馴的領導者，允許他們“打破一切常規”。要加強對員工的培養，大膽啟用年輕人，使他們具備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能力，既優異過人，又與眾不同，避免淪為“優秀的廢物”。彼得斯還提出《重新想象》，倡導《解放型管理》，主張《亂中取勝》，僅從這些書名，就可以想象他的管理主張多么的不同尋常。
再如，現代管理一講跨國公司就是GE、IBM、沃爾瑪，其實，維薩組織的營業額是沃爾瑪的10倍，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是其客戶。維薩的創始人迪伊·霍克寫的《混序——維薩與組織的未來形態》，被業內人士評論為“包含有量子物理、混沌理論、分子生物學、蝴蝶效應、自然界的知識和常識”，是“每一位尋求理解未來組織的人的必讀書”。書中，作者用一種特殊的寫作風格，結合自己創辦維薩組織的曲折經歷，講述了如何徹底改變機器時代的思維方式，打破官僚機制的陳規陋習，建立適應復雜世界的全新組織形式——混序，即混沌中實現的有序管理。作者提出，“從古到今，我們不斷在多樣性和復雜性的階梯上攀升”，“除非演化的軌道徹底改變，否則我們必須面對社會多樣性與復雜性的大爆炸”。而現行的企業大都以機器為摹本，以控制為手段，以贏利為目的，已蛻變為獨裁者實現個人意愿的專制工具。這類組織不能適應復雜環境，遲早要遭淘汰。所以，企業必須鳳凰涅槃，仿照生命系統的機制重新設計，重新演化。在生命型企業中，管理決策是民主的，控制是分布式的，動力來自每位成員為認同的共同目標而獻身。以上構想雖極富創見，但作者也有自知之明，認為自己的答案“充其量只對了一半”。管理要想實現這一歷史性變革，“即使幸運，也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還有一本新書值得一讀，那就是美國著名管理學家、“核心競爭力”概念首創者加里·哈默的《管理大未來》。在該書前言，作者開宗明義，現有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20世紀初期一小撮已故的理論家與實踐者提出的所謂‘現代’管理的約束，這些惡作劇者置管理于發霉的機器中”，時至今日，就“像一臺無法動彈的引擎”。這種“源自工業時代的管理模式已然過時”，“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新型的組織”。“企業必須采取基因改造療法。”因為，現代管理的各種模式、流程、辦法等，都是依據專業化、標準化、等級制、規劃與控制、外部獎勵等核心原則確定的，這些原則有如現代管理的基因，如果基因不變，新的管理機制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生命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最具適應能力的”，所以，需要從生命現象中找尋“適用于未來管理創新者的經驗”。
近些年西方管理研究非常活躍，新說不斷。這類書看多了，筆者有一個感覺，雖然觀點五花八門，講法迥然有別，但仍可找出幾點共同之處：①強調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的發展，企業的內外環境越來越復雜，如何適應復雜環境已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②指出傳統的科學管理以機器為摹本，著眼于控制，只適用于機器大工業時代相對穩定的環境；③認為應仿照生命系統重新設計組織，著重提升系統對復雜環境的適應能力；④將西方管理近些年流行的各種新理論、新經驗，都與打造生命型企業掛起鉤來；⑤研究方法、表達方式也開始變化，大量引用復雜性科學的新范式、新工具。筆者認為，這些新動向值得關注，未來管理學的萌芽極有可能蘊含其中。
三、后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造反派
與自然科學領域越刮越猛的復雜性風暴幾乎同時，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也卷起一股颶風，即所謂后現代主義。
后現代主義最早發起于建筑設計領域。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發展成一股流行于西方世界，對文學、藝術、語言、歷史、哲學及各門社會科學均產生重大影響的社會文化思潮。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不了解后現代主義，就無法與當代社科人文學者對話和交流。
什么是后現代主義？從語義角度看，后現代即現代之后。西方現代思潮雖然門類繁多，流派紛呈，但都繼承了古希臘以來的認識論傳統，力圖通過不斷深入的探索，最終發現隱藏于世間萬物背后的規律，然后用清晰的概念、明確的判斷、合乎邏輯的推理加以表述，為有目的、合理性的生活提供指導。到了近代，這一努力隨科學事業的發展而達到極致，科學理性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什么都講理性、講邏輯、講權威，以至出現人們常說的科學萬能、科學霸權。
可隨著人類認識的深入，人們發現，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的許多事物具有復雜、多變、偶發、含混、多元等特點，是很難全面把握和準確表達的。傳統的（包括近現代以來的）認識論誤以為理性萬能，語言可靠，一切都可以徹底認識和準確表達，把未被認識的復雜事物，或當作理性沒有到達的未知領域，或當作個別的、可忽略的情況加以處理，進而得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結論，誤導了人們的社會實踐。現代社會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各種社會弊端，如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經濟波動、社會分化、信仰迷失、犯罪增加，等等，都與此有關。而所謂后現代，旨在從根本上糾正現代主義的這些偏差，力圖挖掘和表達那些實際存在而被現代理論長期忽略、無法表達的東西。
后現代主義旨在表達現代主義用理性和語言無法表達的東西，無形中出了一道難題，即如何給自己下定義。因為，如果用概念、判斷把自己定義清楚了，那就不是后現代了，就失去后現代主義的精髓。所以，后現代主義雖不乏大師一級人物，卻始終沒有給出統一的注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文社科領域中凡是批判現代主義，強調理性不可依賴、語言不可通約的言說論斷，都可以稱之為后現代主義。
后現代主義作為現代主義的對立面，凡是現代主義所主張、所推崇的，它一概加以反對。例如，現代主義贊美理性，主張用理性審視一切，進而把握宇宙的規律，征服和改變世界；而后現代則強調非理性，認為理性根本無法把握世界的全貌，人類迷信理性，終將反受其害，應該“回到事物本身”，用直覺去體驗世界，用情感與世界溝通。再如，現代主義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存在著“永恒的真理”，它是一切知識的基礎，是所有話語的“元話語”，是人類必須遵循的鐵律；而后現代堅決反對“真理的白色恐怖”，反對一切“宏大敘事”，主張尊重差異，保持多元，實行民主。又如，現代主義大都持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將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理論與實踐、現象與本質截然區分，認為“不是……，就是……”，主張一方支配、壓倒另一方，反對模棱兩可、自相矛盾；而后現代認為這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模式，根本無法認識和把握復雜世界，現實中并不存在靜態的對立兩極，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多樣的，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沒有意義。
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后現代主義陣營龐大、影響深遠，卻又五花八門、魚龍混雜，代表人物可數出上百位之多，而且幾乎每個人的表述都有“發明創造”。所以，說實在的，至今筆者讀到后現代，仍會感覺頭大，還有許多搞不明白的地方。不過，郭貴春先生的《后現代科學哲學》一書給筆者一些啟發。后現代主義主要是從語言領域開始造反的。由于語言是理性的工具，顛覆了語言就動搖了理性，進而動搖了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整個現代文明。后現代造語言的反，可分為兩大派。一派以“后現代之父”法國哲學家利奧塔為代表，主要強調語言現象的局域性。認為語言是一種游戲，只有大家都接受一種規則，彼此才能玩得起來，達到溝通的目的。可世界實在太大了，根本不存在統一的游戲規則。所以，語言現象都是局域性，不存在為一切知識提供基礎的元語言，更不存在為一切認知、一切價值提供支撐的“宏大敘事”。統一的語言基礎瓦解了，理性自然就靠不住了，社會由此化成了碎片。
另一派以哲學家德里達為代表，在顛覆語言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局域論只是指出語言不具有普適性，故只能在社會文化的局部范圍進行交流。而德里達提出的后結構主義，則強調局部范圍的語言交流也有問題。因為任何語言符號的意義都不是由概念單獨表征的，而是由使用符號時的語境決定的，而語境又因人、因地、因事而異。所以，人與人之間不可能通過語言文字實現真正不走樣的溝通。以前人們常說，“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如按德里達的觀點，何止是一千個！每個人每次想到的哈姆雷特都不相同。所以根本沒有什么哈姆雷特，每個人心目中的哈姆雷特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由于語言構成的“文本是我們能夠接觸的唯一實在”，談論世界離不開文本。而理解文本的不可能，也就意味著理解世界的不可能。
后現代主義常用語匯很多，如解構、隱喻、延異、返魅、建模、類象、內爆、元理論、去中心、系譜學、超現代、宏大敘事、心靈之境、語言游戲、話語霸權，認知構圖……等等。不熟悉、不習慣這一套表達方式的人，會感到眼花繚亂。其實，只要掌握了后現代的核心理念，這些詞匯都不難理解。例如，所謂“隱喻”，是指抽象的論述不可靠，所以要表述某些費解的意思時，不妨用隱含的比喻；所謂“內爆”，是指概念被不同的人賦予太多內涵，最終不知所云，相當于從內部爆炸了，等等。
后現代主義作為現代主義的反動，本意是想通過對現代文明及其根基進行全方位批判，來彌補現代文明的缺憾，推動人類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但在現實中，它破的東西太多，而立的卻很少，甚至根本不去立、不主張立，因而其破壞性遠遠大于建設性。有人形容，后現代主義就如同一場颶風，將西方文明上層建設領域原有的一切建樹，吹得亂七八糟、一片狼籍。
四、后現代管理的新思路
后現代思潮也影響到管理學研究。國內有學者提出，管理不應分什么東西方，只能分為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前現代管理指泰勒制出現前的管理理論和實踐，以經驗管理為主要特征。現代管理指伴隨機器大工業而出現的科學管理，以泰勒制為產生標志，現有多數管理理論應歸其中。而后現代管理則是信息社會所要求的管理，它與現代管理范式有明顯區別。
筆者認為，后現代管理與現代管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現代管理充分肯定歐洲啟蒙運動確立的理性原則和科學精神，因而在管理活動中追求計劃性、權威性、統一性、有序性、簡單性。而后現代管理則反其道而行之，如以過程性反對計劃性，以民主性反對權威性，以靈活性反對統一性，以非線性反對有序性，以復雜性反對簡單性。凡是帶有這種思想傾向的管理思想，均可稱為后現代管理。
例如，傳統決策理論強調要充分認識市場變化規律，全面比較競爭對手的優劣勢，在科學預測基礎上，運用各種決策模型和數學工具，對事關組織長遠發展的戰略問題進行科學決策。而后現代管理認為，科學決策如水中月、鏡中花，可望而不可及。在信息化、全球化時代，影響市場的不確定因素實在太多了，一般企業根本無法準確預測和規劃未來。即便有能力這樣做，也費時費力，可能好不容易規劃出來時，難得的發展機會卻錯過了。所以，教科書上講的戰略管理及決策工具統統沒用，企業家還是要憑經驗，憑直覺，根據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做出大致不錯的戰略決策。然后，邊實踐，邊根據情況不斷進行調整。如俗語所說，“草鞋沒樣，邊打邊像”。總之，最重要的對市場變化的反應速度。不要等完全瞄準了再開槍，而是發現目標，舉槍就打，先放上一槍，然后再去校正。
再如，傳統組織理論主張組織要明確劃界，科學分工。對內部資源，用行政手段實行計劃管理，強化責任制和領導權威；對外部市場，靠價格杠桿調節各種關系，確保企業的自身利益。而后現代管理認為，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組織的內外界限越來越模糊，不必去作嚴格區分。要重新給企業下定義。因為在市場、資源和競爭都已全球化的情況下，只要有創意、有手段，誰都可以通過網絡來組織資源，為全球顧客提供產品和服務。所以，企業對外不一定非得用市場手段，可采取多種合作方式，加強客戶關系管理，密切上下游關系，建立不同形式的聯盟企業或虛擬企業。企業內部也不一定非得按行政分工，應打破僵化的機構設置，采用更靈活的組織形式，如成立臨時性機構，實行矩陣式管理，在員工中開展內部創業活動，采用不拘一格的股權結構，等等。
又如，傳統的激勵理論將人視為理性的“經濟人”，主張用“大棒加胡蘿卜”來解決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問題。為此，就需要圍繞 “明確分工、量化標準、嚴格考核、嚴明獎懲”，建立并實施一整套硬性的規章制度。而后現代管理則認為，人既非完全理性，又非經濟動物，而是復雜的、可變的，受多種因素影響的。所以，不能像管理機器、訓練動物那樣對待員工。要以人為本，多一點領導，少一點管理。盡量通過團隊建設、企業文化等軟性因素，關心、教育員工，影響他們的精神世界，引導他們從工作本身，而不是完成工作所帶來的物質好處中獲得滿足。
又如，傳統的控制理論強調組織只能有一個大腦，那就是最高管理者，其他人的任務就是接到命令后有效地執行。為此，要強化執行意識和服從觀念，對全體成員、各項流程實行嚴格控制，通過全方位、全時段的監管，及時發現和處理偏差，確保最高管理者意志的貫徹和組織目標的實現。而后現代管理則認為，組織面臨的環境越來越復雜，挑戰越來越頻繁。對恐龍一般的大型企業來說，要想及時做出正確應對，光靠最高管理者一個大腦是絕對不夠的，必須想辦法調動每一位員工的主動性、創造性，集中群眾的智慧。過多過嚴的管控不僅沒必要，而且有害。應該改進領導方式，下放決策權限，倡導民主政治，實行“沒有管理的管理”。
當然，筆者舉的這些事例能否算是后現代管理，估計會有爭議。不過，有爭議就對了。如果真把后現代管理界定清楚了，恐怕也就不是后現代了。
五、復雜性研究與后現代管理的困惑
面對雙重的復雜性，管理學究竟該如何發展？
有人堅持走傳統科學的老路。例如，把更多、更高級的數學工具引入管理研究，下決心將管理學改造成精確的科學。再如，大量借鑒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相關學科成果，解釋或解決實際管理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以增強管理學的科學色彩。這種努力不能說沒有價值，不妨繼續做下去。不過，如此搞出來的研究成果，除了給本已雜亂不堪的管理學叢林再添一些新綠外，又能解決多大問題？
有人穿上了“新鞋”，但似乎還在走老路。例如，受圣菲學派影響的一些學者，很欣賞該學派使用計算機模擬生命的“人工生命”研究。認為，復雜的生命系統既然是在適應外部環境的過程中，由簡單系統依據少數適應規則，一步步地演化生成的。那么，使用計算機模擬這一生成過程，不就可以發現復雜系統演變的規律和趨勢了嗎？這個思路確實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不過，錢學森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種研究能夠解決的，恐怕仍然是簡單的、中小系統的問題。因為，復雜巨系統之所以復雜，恰恰緣于內部因素太多，外部環境太亂，怎么可能將如此眾多的因素、如此復雜的環境用計算機模擬出來？
有人主張怎么都行。如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就提出，既然從復雜現象中很難找出確定的規律，即便找出了規律，也無法用精確語言加以表達，那就由它去吧，怎么都行。這種態度固然灑脫，思想倒是徹底地解放了。可如果怎么都行，那要你科學家干什么？
筆者認為，走傳統科學的老路和怎么都行的觀點，表面上看針鋒相對，實際上內在相通。即，都認為只有揭示客觀世界的確定性規律，然后嚴格按規律辦事，才能稱之為科學；否則，就只好順其自然，各行其是了。
六、復雜性管理難題的可能解——影響
筆者認為，管理難，主要難在要與人打交道。要想管好人，首先就需要正確認識人。而對人的認識停留在一般系統論水平或自組織理論水平是不行的，甚至復雜適應系統理論也不夠。因為，人不同于基本粒子，不同于化合物、大分子，也不同于普通的生命。其根本的區別，就在于人不是靠與生俱來的生物本能盲目地生存、自然地進化，而是具有主觀能動性，即能夠主動地去認識世界，認識自身，在認識的基礎上自覺地改造世界，改造自身，改造二者間的關系，從而使客觀世界更適合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人的主觀能動性包括目的性、計劃性和自覺性。這三性特別是自覺性，是人與動物及其他物體最大的不同。如果說高等動物的某些行為有時也能表現出一定的目的性和計劃性，那自覺性，即始終將行為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清楚地知道自己行為的目的、方法、進程及結果，則是人類行為的主要特點。由于有了這種主觀能動性，所以，由人構成的社會文化系統便與各種自然系統有了根本區別。雖然社會文化系統也是自組織起來的，但其自組織的過程不再是自然的、自發的，而是有人為的因素參與其中。雖然也是適應性造就了社會文化系統的復雜性，但人對外部環境的適應是主動適應，與其他生命體包括高等動物的被動適應有本質區別。所以，對社會文化系統的探索，不能簡單地搬用一般系統科學、自組織理論、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的研究方法。
筆者認為，系統科學似乎應該還應有個第四階段，即主要研究人類社會現象的系統理論，可稱為基于人類社會實踐的系統理論。如果說物理系統、化學系統、生物系統，甚至人體系統的發展都是一種自然過程，其特點是自發放任和無目的性。而傳統科學追求是另一極端，即企圖通過認識規律而把握世界，其特點在全面把握和完全控制，那系統科學第四階段的主要特點，恰恰介于自由放任與完全控制之間，即影響。
什么是影響？為什么對人類社會文化系統只能講影響，而不能自由放任或追求控制？因為人類社會實在是太復雜了，存在著大量無法確定的隨機因素，很難找出確定無疑、可重復驗證的客觀規律，然后像控制物體那樣去加以控制。但又不能因此而放棄努力，隨波逐流，絕圣棄智，渾渾噩噩地混日子。所以，要認識和解決各種社會文化問題，必須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去認識世界，邊實踐邊認識，邊認識邊實踐。通過實踐，發現真理，證明認識；通過認識，指導實踐，改變世界。這種融認識與實踐為一體，將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相結合的思想，就是影響。
影響與控制有許多不同。如控制須以完全認知為前提，而影響則不需此前提；控制常常是單向的，而影響是雙向的；控制常常是確定的，而影響則是一種博棄；控制常常要求精確，而影響允許模糊；控制常常是淺層次的，而影響則深入持久；控制常常有某種模式，而影響可以因人而異，等等。
強調影響，就是一方面高度重視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把握，努力探索各方面的具體規律；另一方面，又不企圖洞悉復雜世界的全部秘密，承認人的認知能力有限。一方面充分利用已有的科學知識，積極地改造客觀世界，使之符合人類自身需要；再一方面，又始終保持對自然的敬畏之心，不妄圖實現對世間萬物的絕對控制。總之，正視世界的復雜性和認識的局限性，努力把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結合起來，把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人的主觀世界結合起來，在改造的過程中逐漸完成對世界的認識。
影響體現了辯證法，其實質是在放任與控制之間不取極端立場。控其所能控，放其所該放，隨機應變，靈活應對。而以往人們在社會管理方面出現的失誤，大都緣于控制與放任的關系沒有處理好。要不就是全面計劃，嚴格控制，如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要不就是完全放手，絕對自由，如屢屢引發金融危機的新自由主義。
管理工作實質上是一種影響。如企業管理，就是企業家通過各種方式影響員工，使后者按照組織的要求去行動；通過各種方式影響市場和消費者，使之接受本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傳統科學管理的失誤之一，就在于沒有充分認識管理工作的這一特點，總是試圖找出全部規律，然后像控制機器那樣去控制員工，控制市場和消費者。這一思路本身就有毛病，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外部環境越變越復雜，控制的想法會更加行不通。所以，借鑒當代科學特別是復雜系統研究的最新成果，摸索總結影響的規律，將其運用于管理實踐，有可能是未來管理學發展的大趨勢。
相比西方的管理科學，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更偏重于影響，而非控制。古人講管理，很少強調分門別類，明確職責，制訂標準，測量監控，然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強調組織有如生命，組織與環境之間，組織內各部分之間，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需要樹立整體意識，講究綜合調理。管理要像中醫給人治病那樣，適其天性，固本強身，扶正去邪，辨證施治。這實際上就是側重于影響的管理思路。
七、毛澤東管理思想是“影響”的成功范例
而說到影響，就不能不提及一位偉人——毛澤東。復雜性、后現代是西方管理學的發展前沿，毛澤東是上個世紀中葉東方世界的革命領袖，按理說根本不搭界。但從管理學角度加以比較，會發現二者在某些方面竟然有著驚人的相似。
例如，在內部管理方面：復雜性與后現代管理反對將員工視為由老板操縱的機器，強調人具有主動適應外部環境的能力，而毛澤東則強調人的因素第一，特別重視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復雜性與后現代管理反對將員工視為憑本能行事的動物，強調人性不是先天構成的，而是后天生成的，而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強調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復雜性與后現代管理反對行為分析中的還原論，指出單一態度無法解釋員工的復雜行為，而毛澤東的管理以思想為中心，強調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變一切；復雜性與后現代管理批評只對單個員工進行激勵，強調組織文化氛圍對員工的影響，而毛澤東則是思想文化管理方面的頂尖高手，思想政治工作是解放軍管理的看家本領……
再如，在外部經營方面：復雜性與后現代管理強調外部環境復雜多變，組織要想生存發展，不能以不變應萬變，而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最為人稱道的就是敵變我變、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復雜性與后現代管理強調事物發展變化的偶發性、非線性，反對依賴抽象理論和數學公式推導發展戰略和競爭策略，而毛澤東最瞧不起的就是書齋中討生活的空頭理論家，認為他們的理論會害死人；復雜性與后現代管理強調組織與環境、對手之間的博弈關系，指出博弈受多種因素影響，有其特殊規律，而毛澤東早就意識到這一點，明確提出戰爭規律與戰爭指導規律的不同，主張模糊識別，主動干預，相機應對；……
可見，毛澤東的管理理論直接否定了現代管理學的兩個最基本的假設：①現代決策理論的假設，即認定世界有確定性規律，這些規律可以被認識，因而管理工作可以在準確預測的基礎上實現科學決策。所謂決策，就是發現規律，規劃未來，然后制訂目標，組織實施。②現代管理理論的假設。即人性是自私的、理性的，組織要想實現目標，就得依據“大棒加胡蘿卜”的原則，所謂管理，就是科學分工，量化標準，嚴格考核，嚴明獎懲。回過頭來看，西方的復雜性與后現代管理所否定的，不恰恰也正是這兩個基本假設嗎？
為什么毛澤東幾十年前提出的管理主張竟與西方最時髦的復雜性、后現代管理在某些方面十分相似？這是巧合呢，還是有其深刻原因？筆者認為，絕非巧合。毛澤東的管理思想建立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礎上，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指導著毛澤東，得出了認識和解決復雜性難題的科學辦法——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毛澤東的管理思想就是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在管理實踐中的應用。實踐再一次證明，馬克思主義開辟了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確道路，已經并將繼續指引我們前進。要研究信息時代的管理問題，科學評價各種管理理論，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大膽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與管理，同時又強調以我為主，消化吸收，加強自主創新，發展我們自己的高新技術與管理理論。當時管理界的口號是，“以我為主，博采眾長，融會貫通，自成一家”。幾十年過去了，實際情況如何呢？應該說，在博采眾長方面確實做得不錯，國外最新管理思想、方法與工具，差不多第一時間就被介紹給國人。問題是，“我”沒有了，在管理學的教學、科研和出版中，幾乎全是國外的東西。有學者甚至干脆否認研究中國式管理的必要。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盲目引進、消化不良的后果漸漸顯露，引起業內人士的普遍關注和不滿，人們開始重新尋找中國自己的管理思想。近幾年國內管理界越來越明顯的“國學熱”就是一個證明。可傳統的國學理論真能解決現代組織管理的實際問題嗎？
筆者認為，除傳統國學外，中國能夠奉獻給全世界的還有毛澤東。毛澤東的管理思想不僅學貫東西，博采眾長，系統完整，博大精深，且已為其成功的管理實踐所證明。而且從認知方法與管理思路來講，也與信息時代對管理的要求基本吻合。所以，可以預期，在緊跟國外管理理論發展的新潮流，研究解決復雜性與后現代管理難題時，人們一定會重新發現毛澤東，越來越倚重毛澤東。
（作者為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管理科學學會學術中心紅色管理研究所所長、北京縱橫紅色管理咨詢中心首席專家。本文節選自作者《管理學領域中的復雜性、后現代與毛澤東》，閱讀原文請登錄《中閎教育網》紅色研究欄目）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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