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時下,發生在香港的社會動亂愈演愈烈。情形貌似一片混亂,但內行人一眼就能看出,那不過就是在烏克蘭,利比亞和突尼斯等地上演過的老劇目。只是因為中國有大軍枕戈,域外點火者不敢造次而已,否則,事情早已是另外的樣子。(君不見外軍艦船游弋于南海乎?)
美國在過去二十來年中,利用自己在全球的網絡優勢,大肆發動顏色革命,已形成一套完整的顛覆和干涉別國內政的新戰略體系。中情局是這種體系的主要操縱者。由于手段隱蔽,不暴烈,引發傳統沖突風險小,所以,美國幾乎肆無忌憚,甚至在俄羅斯也連續制造過好幾次,差點讓普京總統在選舉中翻船。
對于中國,美國一直在積極滲透,精心布局,試圖在中國制造鮮花或顏色革命。前幾年,中國網絡上陰風陣陣,群魔亂舞,瘋狂攻擊中國政治,文化,軍事等幾乎正面的一切,就是為此造勢。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高度重視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狠狠打擊了他們的囂張氣焰,廣大網絡義勇軍持續作戰,使他們始終無法搞亂中國。于是,域外點火的黑手,伸向了香港。想通過搞亂香港,最終把動亂之火引向內地。在連續幾次試驗之后,他們選在2019年,大舉發難。
為什么選在2019年?因為中美貿易戰進入相持階段,美國軟硬兼施之后近乎無計可施,于是,一些狂妄的冷戰分子,想到了用這種惡毒的老手段,逼中國就范。
總有人認為特朗普是個商人總統,不喜歡奧巴馬希拉里的顏色革命手段,但我們不要忘了,他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他是美國總統。他身邊集中了美國歷史是空前多空前強硬的鷹派反華政客。貿易戰的煙霧掩蓋了另外的黑手毒計。
另一方面,臺灣獨立大首領蔡英文選情告急。為了連任,她需要制造兩岸緊張議題,需要抹黑大陸一國兩制,她需要一些人造事實來博取選票。蔡英文和美國那幫鷹派政客在折騰中國大陸方面,有了高度的契合。于是,利用早已水到渠成的布局,策動香港本地早被收買和洗腦的傻子暴徒,裹挾香港市民,開始了今天的行動。
由于沒什么新意,故把五年前老文拿來重發。以助大家觀門道,破迷局。最后說一句:中國堅如磐石,外敵難以得逞,小丑不過跳梁,事態終歸平靜。惟望以此為機,內整外治,大刀闊斧,以達長治久安!
美國中情局操縱的新型“第五縱隊” 是怎樣在全球策動“顏色革命”的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說:“對一個傳統社會的穩定來說,構成主要威脅的,并非來自外國軍隊的侵略,而是來自外國觀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論比軍隊和坦克推進得更快、更深入。”這既是美國現代戰略經驗的總結,也是對美國未來一個時期全球戰略特別是對華戰略特點的描述,值得我們重視。
當前中國正面臨著安全方面的雙重壓力,意識形態安全已成為國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
冷戰結束后,中國的整體安全態勢一度有所好轉。但隨著美國建立世界帝國戰略的實施、重拾冷戰思維,以及中國的快速發展“脫出”了美國對中國的“設計”軌道,因此,美國戰略東移,妄圖圍堵中國。世界政治格局隨之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安全形勢整體上又陷入了復雜而嚴峻的狀態之中。
今天,在中國沿海,幾乎集結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海陸空天兵器,各類針對中國的戰爭預演從太平洋一直延展到印度洋。就在外部戰鼓擂響的同時,中國互聯網上也連續發生多起圍攻軍人和愛國人士、曲解國家政策,甚至造謠煽動、誤導公眾的網絡事件。由于國內大型門戶網站幾乎全部有外資背景,其網絡動員能力巨大,甚至可以任意制造輿論并以此綁架民意。近來,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問題雖已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并有針對性地開展了一系列網絡執法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凈化了網絡空間、打擊了美國“第五縱隊”的囂張氣焰和隱藏在互聯網中的不法分子,但我們更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文化搏殺、思想爭奪,網絡大戰雖無硝煙炮火,但一樣驚天動地、驚心動魄,其對中國安全領域的威脅也將日益凸顯。
聯想到20年前,擁有數萬枚核彈頭和近400萬大軍的蘇聯軍隊,被無影無形卻無處不在的信息思想戰徹底侵蝕、肢解的場景;聯想到不久前,被“推特”(Twitter)輕易“推”倒的突尼斯、利比亞和埃及等國,國家政權傾覆始于思想瓦解,網絡時代“政權一夜垮臺”的事實,都讓人不寒而栗。正所謂“靜水流深”,中國打擊網絡謠言的行動引發境外“非民間力量”大舉進行網絡攻擊等,已經讓這種新形態戰爭初露端倪。而美國總統候選人洪博培試圖依靠幾億中國手機用戶和網民“扳倒中國”的公開演說,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新型“第五縱隊”應該成為中國政治安全的重要關注點。
二戰以后,美國幾乎每一次戰略轉移都包含著一場由新技術應用引發的世界軍事革命,冷戰是核武器,海灣戰爭是信息化。此次,美國戰略東移包含著的是由網絡技術引發的網電空間戰和信息思想戰的混合物。前者被局限在傳統軍事領域,而后者隱然成形的戰爭形態則突破了一般的軍事概念。當中國人開始重視并認真打量這個逼近眼前的對手和威脅的時候,戰爭的模樣已經似是而非:看起來常規戰爭和核戰爭的輪廓還在,但實際上真正發生著的卻是信息思想戰。這是一種似曾相識但又說不清、道不明的戰爭。中國人清清楚楚地看到眼前躺著蘇聯和中東列國的“尸體”,但一些人就是不肯相信中國可能會遭遇同樣的“戰爭”。
毋庸置疑,這的確是當今中國面臨的真正的“現代”戰爭,而且這種戰爭正在不分晝夜地進行著。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還在準備著飛機對飛機、航母對航母,甚至衛星對衛星、導彈對導彈的戰爭。當然,這也是必須準備且十分重要的。但是,在當前情況下,從思考國家和民族命運的角度而言,只準備此類金屬武器的戰爭,有可能會像“馬其諾防線”里的法國軍人,手握槍炮,卻沒有等到德軍坦克出現在陣地的正前方。因為,戰爭理念的落后與不對稱,有可能在你一閃念間,原本固若金湯的陣地后方早已燃起了“熊熊烈焰”。意識形態領域的戰爭,往往導致“后院失火”“不攻自破”,蘇聯的解體便是前車之鑒!
蘇聯的解體和中東、北非事變表明,新戰爭的確已經來臨。這不僅是一個需要新技術的時代,還是一個需要新思維的時代。當互聯網技術出現,戰爭不僅從此將進入“無名將”時代,而且與傳統戰爭相比,戰爭平臺和戰役、戰術的概念都將發生脫胎換骨的改變。原本涇渭分明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概念,則可能混合成為一個力量綜合體。國防的界線早已被突破,戰爭已經超越軍隊和軍事層面,省略肉體血戰階段,直取對方的人心意志……
二戰后,美國國家戰略已經根據時代的最新特點,從軍事帝國主義轉向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在對蘇冷戰勝利之后,又在中東進行了文化帝國主義和軍事帝國主義配合使用的實驗。現在,美國將這三種帝國主義戰略同時用于對中國的立體夾擊。也就是說,中國不僅面臨著“五維一體”的物理空間的威脅,還面臨著超物理空間的社會和心理空間的全方位合擊。對此,只從純軍事層面強調國防意識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新的安全現實。中國的經濟需要抓住新型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時代技術特征布局發展;中國的文化、教育需要從抵御入侵、捍衛族群特征的角度重建、振興,意識形態不再僅僅是一種政黨政治教育,而應是國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中國的軍事,因此也已成為一個具有許多新內涵的大安全概念。
在這個時候,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的話聽起來就如暮鼓晨鐘了:“造就最強大國家的首要條件不在于造槍炮,而在于能夠造就其國民的堅定信仰。”因此,我們也理解了偉大的毛澤東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跨時代意義。
由于網絡把世界事實上組織在一起,世界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和政治理念、不同價值觀念對某一個國家傳統意識形態的沖擊,已遠遠大于對一個國家領土、領空、領海的直接武力威脅。換言之,在政治安全領域,遠比一般性國防安全面臨的威脅和挑戰更嚴峻、更復雜。因此,加強“心防”,就成為國防建設的第一要務。
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必要性強調指出:“當前,我國面臨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雙重壓力,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安全方面的雙重壓力,需要有兩支專門的抵御力量去支撐和化解。對于外部的軍事威脅,中國已有完備的軍事體系,足以應對;而在“對內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方面,我們尚需從思想認識、理論研究等初始階段,盡快著手鎖定主要威脅,有的放矢地構建防控力量體系。
威脅中國“內部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主要敵人,是美國和西方的中國代理人即新型“第五縱隊”。
“第五縱隊”是國際政治學界一個通稱的俗語,用來描述那些隱藏在敵人(國)后方的內應力量。他們不屬于正規軍隊編制,但卻起著遠比正規軍隊更大、更廣泛的破壞作用。他們也不是一般性間諜,中性地說他們是敵方政治思想盟軍更貼切些,其受害母國一般稱其為國家叛徒和民族內奸。
“第五縱隊”一詞來自西班牙內戰時期。佛朗哥的一位將領率領四個縱隊的法西斯軍隊,進攻共和軍控制的首都馬德里。戰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該將領說他會用四個縱隊圍城,但另外還有一個潛伏在城內的縱隊會做內應。從此,“第五縱隊”就作為敵后內應力量的總稱流傳開來。希特勒非常鐘愛使用“第五縱隊”。從二戰前期幾次不流血的征服,到二戰全面爆發后對眾多國家的大規模入侵,德軍每次行動幾乎都能得到不同國家內部支持納粹的“第五縱隊”協助。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是德國“第五縱隊”的直接培育者和指揮者。他認為,就算在對手內部不存在這股力量或力量很小,也要虛張聲勢,造成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第五縱隊”的假象,以擾亂對手陣腳。
其實,二戰中德國內部也存在著強大的反納粹勢力,但同盟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沒有及時加以利用,而是把過多的資源和精力放在支援淪陷區游擊隊的工作上,因此,錯過了好幾次可以縮短二戰進程的良機。
二戰后,美國對國際政治的本質有了全新認識,其世界觀和戰略理論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形成以經濟、文化力量為主,以軍事力量為輔的征服形式。這是冷戰的根本原因,也是二戰后近70年,世界沒有發生以軍事對決形式為主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原因。而實際上,以蘇聯被解體、東歐和中東社會發生根本性政治劇變為標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當前,美國的戰略東移和對中國的戰略圍堵,是以網絡為主戰場,以心理戰和思想戰為主戰樣式,以傳統軍事力量為佯攻和輔攻的“第四次世界大戰”。它與解體蘇聯和里應外合解決中東國家的樣式,從戰略上說有類似之處,但在技術手法上又有所不同,主要是依據中國的特點,更加重視各類反政府、反華勢力組成的“第五縱隊”的思想文攻和輿論圍攻,借助美資控制的中國互聯網輿論和經濟平臺,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爭奪人心和經濟控制權,伺機策動社會動蕩,挑起民族內斗,最后以武力介入的方式,完成其征服中國的戰略目的。
伴隨著美國的戰略東移,我們絕不能只看到其人員、裝備、基地的東移,更要看到其隱蔽戰線的重心東移。現在,我國整個信息產業幾乎全部被美國控制,從高校到互聯網的主流輿論聲音也不時被美國的思想同盟軍操縱。美資控制的一些經濟網站,已經基本具備控制中國金融和銷售市場的實力。美國在朝鮮半島、日本和南海地區施加的壓力更像是明修棧道、聲東擊西;而其利用互聯網的壓倒性優勢,培養“第五縱隊”,對中國進行無聲無息、無休無止、無時無刻的進攻,才是暗度陳倉、釜底抽薪!
美國現在借助互聯網優勢,正在對中國展開全面戰略進攻,“第五縱隊”在中共十八大后以近乎總攻的姿態,一邊展開憲政攻擊,一邊瘋狂制造網絡謠言,絞殺著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保衛者。
美國在互聯網方面對于中國的優勢,遠遠超過核武器和信息化軍事體系的優勢。在這樣的新型戰爭面前,中國的核武庫、中國龐大的常備軍將無用武之地,有勁也使不出來。蘇聯解體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新時代的新戰爭模式下,網絡輿論思想戰遠比軍隊之間的任何作戰樣式都現實。“第五縱隊”通過他們的言行,利用強大的互聯網優勢,每時每刻都在把中國的一些青年變成他們的“媒體戰士”,并進一步將其塑造為下一步社會動亂的主力。如埃及那樣的“傻子革命”的炮灰。“第五縱隊”的威脅,已經超過美國的核武器和美國的傳統軍事威脅,成為中國政治安全領域的心腹之患。
美國的文化帝國戰略和對“第五縱隊”的戰略性重視
因為長時間的隔岸觀火,美國從雙方的整體性國家對抗中發現了不少戰略秘密,并通過一個叫摩根索的德裔美國學者深刻地揭示出來:
1.普世價值不存在。摩根索認為,所謂的普世價值在國際政治領域從來就不存在,它只是強國用來美化自身、控制對手的策略。
2.國際法、跨國經濟合作靠不住。和虛假的普世價值不同,國際法、經濟合作是真實存在的,但都靠不住。國際法的問題在于沒有真正的世界政府,也沒有真正的世界警察和世界軍隊,所以,國際法的裁決無法落實,最終淪為強者的游戲。至于經濟合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一戰前的英德,二戰前的日美,經濟合作和相互依賴程度非常深,但絲毫不妨礙二者刺刀見紅,拼個你死我活。
3.帝國主義正在由軍事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過渡為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是最隱蔽、最持久、最有效的帝國主義形式。
4.普世化的民族主義最可怕。就像前面所說的,摩根索不相信有普世價值,但很多國家在標榜自己代表普世價值。摩根索認為,這其實是一種披著普世價值外衣的新民族主義。這種普世化的民族主義更具有攻擊性和欺騙性,是未來國際社會中的重大隱患。
因此,摩根索提議美國必須有自己的文化戰略和“第五縱隊”,要嚴防被別國鼓吹的普世價值所欺騙、蠱惑,但要不停用美國版的普世價值去迷惑和欺騙別的國家。
隨著二戰的結束,美國崛起為世界性帝國,和蘇聯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爭霸戰。由于核武器的出現,美蘇兩大陣營的龐大常備軍雖躍躍欲試,但誰都不敢先跨第一步、打第一槍,只能通過代理人“推推搡搡”。誰都知道,核國家間的戰爭必將是一場互相毀滅的戰爭和沒有勝利者的戰爭,在這個前提下,核大國之間的戰略游戲規則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為什么人們都十分尚武的美蘇,在爭霸中選擇冷戰模式的根本原因。
于是乎,雙方情報系統則大顯身手,中情局和克格勃不相上下,除了基本的暗殺、竊密之外,雙方博弈的重點就是煽動對方陣營國家的社會動亂,在對方政府內扶持自己的力量,推翻自己不喜歡的政府,做的其實都是操縱“第五縱隊”的事情。不同的是,美國有著清晰的理論做指導,而蘇聯則沒有。
摩根索針對冷戰的新形勢指出,在后殖民時代,大量新獨立的國家存在先天缺陷,可供“第五縱隊”進行滲透。美蘇中三國未來的國際地位,取決于誰能更有效地滲透、顛覆、控制最多的新生國家。這個研究成果很快引起了美國官方和學界的重視,他編寫的《國家間政治》一書也成為風行美國高校數十年不衰的黃金教科書,為美國國務院、五角大樓、中情局、蘭德公司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核戰爭煙幕下的心理戰爭:美國經略的“第五縱隊”是打垮蘇聯的主力軍。
1945年二戰結束后,美蘇對峙態勢初現。美國情報機構負責人艾倫·杜勒斯在美國總統杜魯門參加的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說: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辦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改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不知不覺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杜勒斯說:“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毀滅的悲劇——將會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們的自我意識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中的真實感人故事的興趣。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在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管理中,我們要制造混亂和無所適從……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的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賭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
1947年,美國冷戰教父喬治·凱南的那篇著名的8000字長電報《蘇聯行為探源》,堪稱是美國戰后對外戰略的“奠基石”。凱南敏銳地發現,蘇聯高層的政治權力移交并不穩固。他在電報中說:“一種巨大的不確定因素給蘇聯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陰影。那就是把權力從某個人或一批人手中轉移到另一個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難以預測的局面。”當政治權力從列寧轉移到斯大林手中后,斯大林用了12年時間才鞏固這次權力轉移的成果,為此,蘇聯“犧牲了幾百萬人的生命,動搖了國家的基礎,余震波及整個國際革命運動,對克里姆林宮本身也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可以想見,類似的不穩定以后還會周期性出現,而每一次動蕩都是美國的機會。
蘇聯后來的歷史印證了凱南的判斷,蘇聯最高權力轉移一再出現“難以預測的局面”,先是出了徹底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后來是徹底否定共產主義的戈爾巴喬夫,美國則趁機利用這些人大作文章,最終將蘇聯肢解。
凱南還注重觀察和研究蘇聯政黨和民間的問題。他說:“必須作出以下推論,即使是在一個像共產黨那么紀律嚴格的組織里,在新近加入這個黨的人和一班自我延期、盤踞高位的少數人(這些新黨員絕大多數跟他們從未見過面、談過話,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親密關系)之間,在年齡、觀點和興趣方面必然會產生越來越大的分歧。一旦分裂因素侵入了黨的肌體并使之陷入癱瘓狀態,俄國社會的動亂和弱點就會以難以想象的形式暴露出來。因為,我們已經看到,蘇聯政權只不過是掩藏著一大群烏合之眾的空殼。最終的結果是,一旦發生任何破壞黨——這一政治工具的團結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蘇聯便可能在一夜之間由最強變成最弱、最可憐的國家之一。”在此基礎上,凱南明確建議,美國不應坐以待變,而是要主動地影響蘇聯國內的發展,美國必須給全世界民眾造成這樣的印象,美國的體制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借此來打擊共產主義支持者的熱情和希望。
美國在摩根索理論的基礎上,完全采納了凱南和杜勒斯的主張,制定了分化中蘇同盟,肢解社會主義陣營,進而滲透蘇聯,實施“第五縱隊”顛覆行動的計劃。
冷戰開始,標志著美國對蘇聯的思想戰全面展開。美國和整個西方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思想,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以文化戰略為主,經濟戰略和軍事戰略為輔;二是在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組建“第五縱隊”。
1948年6月18日,杜魯門總統簽署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0/2號文件中,就明確提出了顛覆敵對政權的各種方式:“宣傳活動;經濟戰;……支持地下抵抗運動……支持自由世界中受共產主義威脅的國家內部土生土長的反共力量。”針對社會主義國家,西方世界曾開列600多億美元宣傳費用進行和平演變。美國政府的著名顧問基辛格講:“何必要花這么多錢進行宣傳?不如直接在蘇共黨內建立‘第五縱隊’,培養我們的代理人。”
1982年,美國總統里根簽署了秘密的總統75號訓令,其主旨就是顛覆社會主義國家。而達成目的的主要手段就是建立和集合相關國家內部的反對派力量,在外來的支持下奪取政權,并使自己的國家在政治上轉向西方。該綱領特別規定,撥款8500萬美元在未來兩年內培植“第五縱隊”,此外,還撥款1780萬美元控制相關國家的工人運動,撥款550萬美元用于出版和發行批駁“馬克思主義辯證哲學”的印刷品。
美國的努力很快收到了豐碩的回報,連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也成了“第五縱隊”成員。結果是,龐大的蘇聯空有百萬雄師和無數的先進武器,真的在一夜之間,因為內部的“第五縱隊”而土崩瓦解。
美國在蘇聯扶持的“第五縱隊”中,有作家、藝術家、學者。簡單地說,他們使用筆和嘴代替槍炮、飛機、坦克作戰。美國之音是他們增大殺傷效果的“放大器”。
冷戰期間,美蘇軍隊始終未在核戰和熱戰中交手,但美國“第五縱隊”不分晝夜地進攻蘇聯的體制、蘇聯的人心、蘇聯的經濟。美國為蘇聯植入了致命的“病毒”,并且讓“病毒”在蘇聯體內發作和蔓延。
美國前總統塔夫特曾經宣稱,“美元將代替士兵而戰斗,美元將比炮彈更有殺傷效果”。1989年8月15日,美國《基督教箴言報》寫道,“對蘇聯的偉大美元攻勢正成功地發展。用3萬顆核彈頭和最新科技成果裝備的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卻不能掩護自己國家的領土拒絕滲透的美元,美元攻勢已把俄國的工業消滅了一半,打垮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并瓦解了蘇聯社會。蘇聯已不能抵抗。所以專家們預言說,蘇聯的覆滅就是未來2~3年的事……而我們則應當對那些偉大計劃給予應有的評價,塔夫特制定了它,羅斯福潤色了它,而且之后的歷屆美國總統都徹底地執行了它”。《基督教箴言報》的預言驚人地準確,2年后,蘇聯解體了。
前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說:“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說,美國為瓦解蘇聯花費了幾萬億美元。可我認為,不光有美國人參與其中,還有一支隱藏在蘇聯內部的‘第五縱隊’。”這些人依靠美國人吃飯。人數雖然不多,但也正是他們打殘了蘇聯。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根·瓦·奧希波夫也認為,“‘第五縱隊’這股勢力是客觀存在的。他們的活動是經過幕后操縱者協調的,是代表西方利益的。他們‘歪曲蘇聯歷史和社會生活中的真相’”。
1995年10月25日,克林頓在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秘密會議上說:“最近10年來,對蘇聯及其盟友的政策清楚地表明,我們所采取的清除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和最強大軍事聯盟的路線是多么正確。我們利用蘇聯外交的失誤,戈爾巴喬夫及其一伙人的非同尋常的自以為是,其中還包括利用那些公開站在親美立場上的人,我們獲得了杜魯門總統想要通過原子彈從蘇聯獲取的東西。不過,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就是我們還附帶獲得了原料供應,而不是原子彈毀掉的國家。如果是那樣,恢復起來可就不容易了。”
曾經的世界超級大國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1990年,蘇軍有399萬人,洲際彈道火箭1398枚,潛艇彈道火箭940枚,重型轟炸機162架,各軍種戰斗機8207架,坦克63900輛,步兵和裝甲運輸戰車76520輛,齊射火力火箭炮和迫擊炮66880門,潛艇113艘,大型艦船(包括航空母艦)113艘。一支曾經打敗了拿破侖和希特勒的軍隊,在這樣一場“看不見敵人的戰爭”中灰飛煙滅。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軍隊所遭遇的最徹底的覆滅。而消滅它的不是全副武裝的對手,而是無影無蹤、無聲無息的敵人。
中國共產黨采取積極防御的文化戰略,使中國避免了1989年黨亡國破的悲劇。
赫魯曉夫上臺后,首先清算自己的前任斯大林,立即在蘇聯黨內造成了思想和組織上的分裂,接著是蘇聯民眾與蘇聯共產黨的分裂,然后這種裂變幾乎是以冰河開裂的速度擴展到國際上,勢不可擋地造成中國和蘇聯的東方國際陣營的分裂。美國欣喜若狂,立即放大蘇聯統治集團的戰略錯誤,將斯大林描述為十惡不赦、與希特勒齊名的惡魔,以此打擊、摧毀蘇聯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信仰。蘇聯和東歐自身覆亡的種子也就此埋下。
美國早就“將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基本的、集中的打擊方向(杜勒斯語)”。為此,美國的頂級蘇聯問題專家對數百名蘇聯難民進行了專門的心理研究后認為,“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到了20世紀80年代,各種反列寧的理論和謠言從西方蔓延到了蘇聯的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上,關于“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等謠言,也傳播到蘇聯的各個角落。這些美國精心制造的各種信息思想戰武器,終于將蘇聯的意識形態防線全線擊潰。這種情況,和今天中國互聯網上正在上演的一幕幕鬧劇非常類似:到處是丑化毛澤東、污蔑共產黨、抹黑社會主義的新聞,以及他們精心編造的所謂的“歷史”。
毛澤東曾指出,赫魯曉夫之所以對斯大林進行妖魔化,一個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對西方十分強硬,而赫魯曉夫集團則幻想能夠與西方和平共處,與資本主義取長補短、搞和平競賽,最后完成和平過渡。這既是赫魯曉夫政治幼稚的表現,也是美國一手誘導的結果——美國和整個西方,一直在對赫魯曉夫“暗送秋波”,試圖讓赫魯曉夫相信雙方的文化交流,可以讓雙方“和平共處、互利共贏”,根本沒有意識到,對方進行的是隱藏在笑臉背后的文化進攻,所謂的“文化交流”其實就是“文化交戰”。
1998年出版的《20世紀》一書第51章《蘇聯和冷戰的結束》這樣說:“(蘇聯的)解體發生在非共產黨國家多年來力圖與蘇聯‘和平共處’、談判、簽訂協議和進行文化交流之后——那些妖魔化共產黨的人,那些錯誤地把與蘇聯討價還價并且交朋友的人與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相提并論的人反對這樣做。但事實證明,緩和蘇聯和資本主義西方之間的緊張關系是劃算的。冷戰結束了。”
毛澤東不愧為博古通今、融貫東西的大戰略家。在打贏抗美援朝的大規模軍事戰爭之后,立即意識到美國的全球戰略已經調整。抗美援朝戰爭證明美國根本不可能從軍事上戰勝中國,在雙方都有核武器的情況下,美國也根本不可能與蘇聯發生軍事對決,東西方的戰略決戰,必將轉到經濟和文化方面上來,所以,毛澤東一邊提出加速工業化的口號,一邊整頓思想戰線,防止和平演變問題。
在1957年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中國社會很久以來就處在大變動中間了。抗日戰爭時期是大變動,解放戰爭時期也是大變動。但是就性質來說,現在的變動比過去的變動深刻得多。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大變動當然要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上來……這是一場偉大的斗爭……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堅持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
當赫魯曉夫上臺后,毛澤東更加意識到西方文化戰略的危險。自20世紀60年代后,抵御西方文化戰略進攻,始終是毛澤東最為關注的核心問題。一直到晚年,他還寫道:“憑欄臥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針對美國已經“政治掛帥”以及蘇聯事實上已經“鬼魂附體”的戰略現實,毛澤東石破天驚地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把廣大第三世界團結在中國周圍,同時,中國輿論戰線全面開動。在冷戰貌似平衡的軍事對峙態勢下,其實是美國文化戰略在橫掃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而美國的經濟戰略也在東南亞和日本等國家和臺灣地區大獲成功。
作為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非常清楚,新中國成立前后幾十年的浴血奮戰,只是完成了從西方列強和封建傳統、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下把中華民族解放出來的任務,但并沒有使已經被西方欺凌了百余年的中華民族,免于被文化入侵的威脅。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文化侵略是一種全新的“戰爭”,而中國所進行的“文化”防御,相對于傳統的軍事防御,也是一種全新的“戰爭”。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有這種高度的前瞻和預判,才使中國在1989年世界性的顛覆共產主義浪潮中沒有翻船,從而避免了新中國的亡國命運,而東歐和蘇聯則無一幸免。
配合美國全球擴張的“第五縱隊”,在東歐、中亞顏色革命中大獲全勝。
蘇聯被打敗之后,美國把戰略征服的主要對手鎖定為伊斯蘭世界、俄羅斯和中國三大潛在對手。
就在蘇聯行將就木的時刻,美國戰略學者約瑟夫·奈寫了一本影響深遠的著作《美國注定領導世界》。他認為,傳統的帝國太依賴硬實力,容易因擴張過度、樹敵過多而瓦解。美國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軟實力優勢,通過灌輸美式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從而控制世界。
蘇聯解體后,美國按照摩根索的主張,一邊嘲笑蘇聯模式的失敗,一邊大肆宣傳美國夢、美國模式和美國代表的普世價值。利用美國掌控下的全球貿易體系,將麥當勞、轉基因、好萊塢和華爾街的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經濟理念,“合法”輸入目標國家,既洗劫賺錢又“洗腦賺人”。對于那些蘇聯陣營的“孤兒”國家,美國則毫不客氣,文武并用,果斷、徹底地予以清除,南聯盟就是這樣被強行肢解的。
早在科索沃戰爭爆發半年前的1998年10月,中情局就先行一步進入了科索沃地區。當時,在歐安會的名目下組建了一個停火觀察員小組前往科索沃,進行所謂的和平調查。實際上,其中美國使團的很多成員是中情局成員,或與中情局關系密切的人員。他們利用這次機會,成功地和科索沃的阿族非法武裝建立了聯系,并秘密向后者轉交了有關南聯盟軍隊和警察的戰略情報。
在單靠“第五縱隊”無法顛覆該政權的情況下,美國于1999年3月23日,在北約的框架下,以科索沃發生人道主義危機為理由發起了科索沃戰爭。而前述歐安會的停火觀察員小組則直到戰爭爆發前一周才離開科索沃。中情局的相關人員臨行前又將衛星電話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等重要通訊設備給了阿族武裝部隊,為日后聯軍的空襲提供了地面引導。
戰爭結束后,當各方以為事情已經告一段落而放松警惕的時候,好戲其實才剛剛開場。美國及西方情報機構花費巨額資金收買了大量的南聯盟軍隊、反對黨和媒體,通過美國第二中情局——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在1999年和2000年的兩年時間里,資助塞爾維亞反對派4100萬美元,反對派得以迅速發展壯大。南斯拉夫發生顏色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在2000年的大選中,米洛舍維奇和反對派爭執不下,都宣布自己獲勝。西方主流媒體一邊倒地指責米洛舍維奇選舉舞弊。最后,在中情局的協調組織下,反對派于10月5日發動政變,他們占領了議會大樓和電視臺,在此關鍵時刻,米洛舍維奇的特種安全部隊“紅色貝雷帽”也倒戈。第2天,米氏被迫宣布辭職,一群烏合之眾組成的反對派中的各派系隨之瓜分了國家政權里的各個要職。第2年的4月1日,米洛舍維奇被逮捕,隨后移交給受美國操縱的海牙國際法庭。4年后,米洛舍維奇離奇死亡。
2001年,“9·11事件”發生一個月后,美國又以打擊基地組織為名,出兵并控制了阿富汗。和科索沃戰爭時一樣,在美軍的軍事行動展開之前,中情局的人員即先行進駐,負責搜集情報,接洽反塔利班武裝,收買線人,籠絡地方部落首領。開戰后,又為美軍的空襲指引目標,并為地面行動提供信息。阿富汗戰爭結束后,據CIA的初步統計,他們共計花費了7000萬美元(內含建立戰地醫院的費用)。在一場現代化戰爭中,這個數字不過是2架俄制三代戰斗機的價格,尚不及一架美制四代戰斗機價格的1/3。所以,連小布什也不無得意地贊揚:“這實在是太便宜了。我真的很奇怪,前蘇聯在對阿富汗的戰爭中花了那么多錢,為什么到最后還是一敗涂地?看來在這點上,他們沒有我們聰明。”
與此同時,美國也意識到,中情局之類的機構不宜頻頻露面,所以,美國開始更多地借助NGO(非政府組織),更加巧妙、間接地達成美國的國家戰略意圖。成立于1983年末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就是此類機構中最著名的一個。用該基金會的創始人之一艾倫·溫斯坦的話說:“我們今天做的許多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偷偷摸摸做過的事情。”
新的運作程序一般是先由美國戰略決策層圈定與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利益密切相關的國家和地區,然后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威脅度和重要性進行排序。隨后,有針對性地鎖定具體目標,利用當地的反政府勢力,以民主化為旗幟,以人權斗爭為手段,展開顛覆現政權的政治活動。中情局的工作是在幕后進行秘密策劃與指導,并安排人力與資金的支持。關聯性民間機構則在半公開地扶助當地的親美派反政府勢力。其手段包括境外的電臺、網絡宣傳,進入當地創辦紙質期刊,以宗教組織、文化社團和論壇的形式延展其力量觸角,組建培訓性機構訓練運動骨干,同時廣泛發行所謂的“民主”指導手冊,引導當地民眾組織街頭政治斗爭和反政府行動。其手冊內容從一般性的組織結構、運作方式,到統一服裝的設計制作,再到活動地點、時機的選擇,以及如何對國家暴力機器進行懷柔式滲透(如事先數年即開始向警察與駐軍寄送精心準備的禮物包裹與宣傳信件),事無巨細,包羅萬象。
繼塞爾維亞之后第二個遭到美國策動的“顏色革命”毀滅的國家是格魯吉亞。該國的重要性在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波斯灣資源圈占據了世界石油已知儲量的65%,里海資源圈則是全球第二或第三的潛在資源產出區。一個脫離了俄國勢力范圍的格魯吉亞,使美國可以經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土耳其,繞開俄羅斯直接將里海資源外輸。這將進一步削弱俄羅斯的全球地位,并使美國與歐盟能夠更便捷、更安全地獲得里海資源,也將有效削弱俄羅斯對里海-波斯灣地區的影響。
在這個戰略指導下,中情局將塞爾維亞顏色革命中的領導層成員(尤其是學生運動代表)組織起來,與來自美國的專業講師一起,對格魯吉亞的同類反政府勢力骨干進行系統的培訓與指導,并向后者提供資金支持。后者最終在2003年的11月(即美軍全面控制伊拉克的7個月后),在格魯吉亞掀起了被稱為“玫瑰革命”的新一輪顏色革命浪潮,顛覆了原親俄政權,成立了親美派主導的新政府。
第三個被美國策動的“顏色革命”顛覆的是烏克蘭政權。烏克蘭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農產品、煤鐵資源,還在于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特殊文化淵源。如果烏克蘭保持獨立地位并奉行親美的外交路線,則俄羅斯就難以得到其他前蘇聯加盟國的認同與支持。
2004年是烏克蘭的大選年。這一年的12月,烏克蘭發生了因抗議選舉舞弊而引發的“橙色革命”。這一行動同樣以親俄勢力瓦解、親美政權組建而告終。這次運動之所以得名“橙色”,首先在于橙色是親美派政治家尤先科的選舉顏色。其次,運動參與者廣泛領取并使用了大量橙色物品(如雨衣、圍巾、帳篷、食品袋),以形成“雪球效應”、向心凝聚力與視覺沖擊力。中情局及相關基金會不僅是這個創意的來源,而且落實了所需的大部分資金。據不完全統計,僅在2004年一年,美國就在烏克蘭投入了6000萬美元的資助金。如果讓小布什來評價,這無疑又是一個劃算到近乎廉價的數字。
2005年3月,通過復制輸出塞爾維亞、格魯吉亞與烏克蘭的“成功”經驗,在吉爾吉斯斯坦又發生了相同效應的“郁金香革命”。此外,2007年緬甸那場未果的“袈裟革命”,和2008年3月發生在西藏的事件、2009年新疆的“7·5”事件的背后,中情局主導下的基金會元素和美國控制下的“第五縱隊”無不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
關于美國如何操縱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可參照法國情報研究中心推出的實地調查《阿拉伯革命——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法國記者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先后前往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美國和俄羅斯等國,采訪了“顏色革命”中的當事人及一些“幕后推手”,推出的電視紀錄片《革命.com——美國:征服東方》,更向人們形象地展示了美國從2000年以來如何在幕后策劃了東歐和中亞國家發生的四場“顏色革命”。美國政府出錢、出人,一方面成立專門政府機構,向世界“推廣民主”;另一方面積極通過各種基金會在國際上具體實施。而一些國家的反對派則極力投靠、里應外合。法國電視片稱,美國有一個征服東方的戰略,而且勢頭難以阻擋。
毫不夸張地講,美軍、美元、美媒、美“狗”(即美國在世界的鐵桿盟軍),業已成為美國進攻世界的“四大軍團”。很快,美國又找到了第五個軍團——美國操控下的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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