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 | 區分兩種對立的市場、政府與國有企業觀
點擊： 作者：何干強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發布時間:2019-08-11 10:39:29
區分兩種對立的市場、政府與國有企業觀
——評析“新浪財經”網站2018.11.13刊載的一則言論消息
【內容提要】所謂“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競爭”有極大的片面性，資產階級的所謂市場公平競爭，其實只是直觀地反映市場經濟形態的表面關系，是用簡單商品流通平等交換關系，掩蓋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是剩余價值的實現環節；政府是國家的職能機關，必然具有階級性，“政府不能進入市場”照搬了國際新自由主義的謬論，我國的人民政府理應進入市場；我國國企的本質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否定我國的國企進入市場是違反憲法的，
一、這則言論消息值得關注
一段時間以來，網絡、微信上流傳“新浪財經”網站2018-11-13的一則言論消息：《某某：國企的本質是政府直接進入市場參與競爭》。記者報道的這個某人的發言,流傳頗廣。[①]其主要觀點有：
——“國有企業存在的本質是政府直接進入市場”，是政府“直接參與了市場競爭”；這樣一來，“政府不是作為中性的調控者或者監管者，或是基礎設施的維護者，而是直接參與了市場競爭”。
——“只要存在政府自己的國有企業”，國企和民企就“很難完全一視同仁”；說一視同仁，“這只能是個良好的意愿，但做起來就有制度上的障礙”；“如果出了問題，政府會出來救助國有企業。那民營企業出了問題，沒有人來救”。
——“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競爭，如果市場中有人得到特殊的好處，而不是經過自己的競爭得到的，是通過分配來的，那這個市場就不太好玩了”。
——為了“破解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二元結構”，國有企業中承擔國家安全戰略的一類，“請你不要進入市場競爭，你可以做被動的金融性投資，你不要去收購企業，不要買技術，不要去控制企業，你的產品不能進入競爭性市場”；“第二類企業，國家不許給任何補貼，管理團隊市場招聘，激勵機制市場方式，國家甚至在一段時間里可以逐步減持，甚至注入到社保。”
如果我們梳理一下上述言論，就不難發現其主要觀點間的邏輯聯系，即：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競爭；由于國有企業是政府自己的企業，所以只要國有企業進入市場，本質上就是政府直接進入市場，也就不可能對公私企業一視同仁；政府是不應當參與市場競爭的，要實現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政府只能做市場經濟中性的調控者或者監管者。
上述觀點和邏輯，涉及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即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應當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國有企業性質和作用的規定；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應當按何種指導思想建立我國政府與市場、政府與國有企業的正確關系。
如果堅持黨中央關于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基本指導方針，人們就應當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市場、政府和國有企業性質及其相互關系的科學觀點，來回答上述重大問題。然而，某人的這個發言卻隱蔽地搬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陳舊觀點，來提出“改革”主張，根本否定憲法關于國有企業的莊嚴規定，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正確方向，具有顛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性質。謬種流傳，誤人不淺。鑒于其言論打著發展“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幌子，頗有代表性和欺騙性。這就不能不做一番必要的評析。
二、兩種對立的市場觀
某人的言論是以“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競爭”作為其邏輯思維大前提的。然而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究竟是什么？市場經濟的競爭就一定“公平競爭”嗎？對此的回答，資產階級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原則分歧，由此存在兩種對立的市場和市場經濟觀。
1、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市場范疇的闡釋。
馬克思對市場范疇最簡明的闡釋是，“市場是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②]。其科學含義是，市場與生產領域不同，它屬于流通領域；在流通領域，不只存在簡單商品流通關系，它是具有多種規定性的流通關系的“總表現”。馬克思深刻揭示出，市場包含兩種基本的、性質不同的流通關系，即簡單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可以分別用下述公式來表達：
公式1：W—G—W，即商品—貨幣—商品，該公式描述的是簡單商品流通的一個環節；而簡單商品流通實際上是無數商品貨幣交換關系的總和，或者無數商品在以貨幣為中介的交換中發生形態變化、形成不可分割的相互交錯關系的網絡。[③]簡單商品流通的交換以貨幣為中介，以交換商品使用價值為目的；交換者雙方可以自由選擇和進行買賣競爭，按同等價值平等交換，彼此承認對方的商品所有權，并實現交換者之間的互惠互利。撇開偶然發生的不等價交換現象，簡單商品流通在商品的價值規律作用下，必然趨向商品的等價值交換。所謂市場公平競爭、交換者相互平等的觀念，正是人們對簡單商品流通交換關系的直觀反映。
公式2：P…W¢—G—W…P，該公式是從再生產角度描述的資本流通過程。[④]在公式中，P是生產領域的生產資本，W¢是含有剩余價值的商品資本，追求剩余價值不斷增長，是資本的生產目的；[⑤]G是貨幣資本，在G—W中，G購買的商品W，是勞動力A和與勞動力數量相應的一定的量生產資料Pm，它們在買者資本家的手中結合，進入生產過程P，成為資本家的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這個公式中包含的W¢—G—W流通環節，在形式上也是W—G—W與簡單商品流通的外表相同。
讓我們用辯證法來比較公式2和公式1。不難發現，兩者有“異中之同”，都有W—G—W商品流通環節，公式中的W和G，形式都是商品、貨幣。但是，這兩個公式的W—G—W又有“同中之異”，公式2中的流通環節W¢—G—W中的W和G，雖然是商品、貨幣形式，但是它們與生產環節P是一個整體，因而在內容上分別是商品資本（商品形式的資本）和貨幣資本（貨幣形式的資本），而生產環節P則是生產資本（生產形式的資本）。P是資本家使用雇用工人生產剩余價值的環節，是直接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環節，在P生產的商品資本中包含剩余價值，它要得到實現，就要把商品資本W¢銷售出去，而要再生產，就必須繼續購買勞動力A和生產資料Pm。因此，資本流通過程（公式2）的W—G—W，本質上是商品資本和剩余價值實現的流通環節。
可見，公式1的W—G—W和公式2中的W¢—G—W，雖然形式上相同，但是經濟內容卻有原則區別。公式1的商品流通，體現的是商品平等或公平交換關系；而公式2的商品流通，則是資本流通過程在流通領域的流通環節，是以形式上的商品平等交換，來實現資本家剝削到的剩余價值，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流通領域的表現形式，它用簡單商品流通的平等，掩蓋著資本主義生產中不平等的剝削關系。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求人們在使用市場概念時，必須弄清，所說的市場究竟是指的是公式1的商品流通，還是公式2的商品資本的流通。
2、應當區分簡單商品交換市場和資本主義市場。
從歷史角度看，簡單商品流通在原始社會解體時期已經出現，在奴隸制、封建制時期逐步發展起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前的整個自然經濟時期，生產的目的主要是追求產品使用價值的增長，再生產無須以商品交換為條件，那時的市場只是自然經濟的補充，因而簡單商品流通是得到獨立表現的，因而那種市場可以稱之為簡單商品交換的市場。但是，到資本主義經濟時代，商品生產普遍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社會占了統治地位，公式2中的資本流通過程中的流通環節，已成為“流通領域總表現”的主要成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盡管資本家和工人購買個人消費品的流通，仍屬于簡單商品流通，盡管社會上還有主要為自己個人的消費而生產的小商品生產，這也屬于簡單商品流通；但是，這些都已成為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附屬成分。因此，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市場，占統治地位的是具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性質的市場，簡稱資本主義市場。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市場觀，要求以唯物史觀來認識市場，即透過市場表面的商品流通現象，認清市場與生產關系的聯系，弄清其本質內容；區分簡單商品流通市場（或商品流通一般市場）和資本流通市場（或資本主義市場）。
3、資產階級市場觀的表面性和欺騙性。
資產階級經濟學從來不講、也弄不明白簡單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共性、聯系和區別。這是因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滲透唯心史觀，資產階級立場又限制了他們的眼界，這導致他們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成天然、永恒的生產方式，因而他們總是把公式1中的W—G—W，和公式2中的W¢—G—W混為一談。他們宣揚市場競爭是公平的，其實只是直觀地反映市場經濟形態的表面關系，是用簡單商品流通平等交換關系，掩蓋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是剩余價值的實現環節，掩蓋資本流通環節包含的不平等生產關系。這正是資產階級的市場觀的虛偽性、欺騙性特征。
4、應當區分市場和市場經濟。
科學地說，市場指的是流通領域本身；而市場經濟則是流通與生產的統一。馬克思指出，“經濟，即生產過程本身”[⑥]。所謂市場經濟，其實是流通領域與生產領域的統一；對市場經濟，不能離開生產環節來認識，把市場經濟等同于市場本身，這是概念上的混淆。某人的言論認為，“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競爭”，這不但如上所述，混淆簡單商品交換關系的市場和資本主義市場，還包含著對市場和市場經濟概念的混淆。唯物史觀揭示出，生產決定流通，流通對生產有反作用；因此，是生產的歷史性質和目的，決定了市場的性質和供求關系的狀況，而不是簡單商品流通W—G—W的平等關系，決定生產的性質和目的。唯物史觀是重視流通對生產的反作用的。簡單商品流通可以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促進生產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資本主義市場對生產的反作用，不但包含簡單商品流通的對社會生產的這些反作用，還關系到資本剝削的剩余價值能否實現，實現的地域范圍、實現的快慢程度以及“年剩余價值率”的提高等。但是，唯物史觀強調，市場流通對社會生產的反作用，從根本上決定于社會生產，市場流通的性質、范圍和和供求狀況，歸根到底是由生產領域的歷史性質和相應的生產方式決定的，是由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核心的生產關系決定的。因此，如果要說市場經濟有什么基本前提，那么它應當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須知，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結合的市場經濟，本質上具有剝削性質，是談不上公平競爭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顯然把生產和流通的主次關系顛倒的了！某人的言論實際上搬用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市場經濟觀念。
5、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發生危機。
馬克思在《資本論》深刻地揭示出，即使是簡單商品流通關系，由于商品本身的一系列內在矛盾，也是包含危機的可能性的。[⑦]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從社會角度來看，由于商品生產的普遍化，由于存在生產社會化（社會生產要求按一定比例進行社會分工）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生產必然具有自發性或無政府主義）的基本矛盾，也就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生產環節對資本主義市場的決定作用，簡單商品流通包含的發生的危機的可能性，必然成為現實性，即必然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歷史的進程表明，資本主義的社會再生產只能通過周期性經濟、金融危機，才能得到調節和維持、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最終必然滅亡，為社會主義經濟所取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看成永恒的、普世的經濟，這是形而上學的、毫無道理的觀點。
6、所謂“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競爭”有極大的欺騙性。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即使在簡單商品流通領域，也并不都存在公平競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在雇傭工人的勞動力商品與資本家的貨幣（可變資本）之間的交換中，在雇傭工人作為勞動力商品的買者和資本家作為對勞動力商品的買者之間的買賣競爭關系中，表面上，這種關系是按等價交換進行的，是“公平”的，但是這種形式上的簡單商品流通關系也并不公平。即使撇開資本家強制壓低工人的工資不談，僅從買賣關系看，實際上買賣的主動權總是掌握在資本家手中。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的失業工人的客觀存在，決定了在流通領域的“勞動市場”中，總是勞動力商品的供給大于需求，因而資本家總是可以自由地選擇勞動力商品，但是雇傭工人為了生存，卻只能被動地爭取就業機會，讓資本家選擇自己。世界上從來沒有擁有生產資料的人，帶著生產資料到一無所有的人那里去勞動，只有一無所有的人為了生存，不得不到擁有生產資料的人那里去勞動、受剝削，這正是私有制社會的一般經濟規律，只不過這種規律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用“公平”、“和諧”交換的欺騙性形態，表現出來而已。
如果我們跳出資產階級經濟學給人們設置的思想障礙，突破簡單商品流通的交易眼光，去觀察資本流通的層面市場競爭，尤其是善于從社會角度來看社會總資本運動過程的流通環節的市場競爭，那就容易看到現實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真相：所謂的“市場公平競爭”，其實不過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競爭。歷史事實表面，正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和所謂“公平競爭”產生出大資本的壟斷，導致資本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發展為依靠推行新老殖民主義、剝削發展中國家，來稱霸世界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今天人們用“金融大鱷”來描述金融壟斷資本家在市場中的兇殘，實際反映出“市場公平競爭”不過是當代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妄圖霸占世界市場的“遮羞布”而已。
7、走出市場經濟沒有“姓社、姓資”之分的認識誤區。
新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經驗表明，在現階段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仍然需要利用市場流通關系，要求發展公有制經濟與市場流通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于普通意識往往不懂得簡單商品流通與資本流通的區別，容易把簡單商品流通等同于市場經濟，由此接受一種觀點，即認為市場經濟是沒有“姓社、姓資”之分的。這種認識誤區，為某人言論的傳播提供了社會基礎。為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應當看到，現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有必要利用好市場流通關系，這就產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具有過渡性的經濟形態，[⑧]由此產生出社會主義公有資本的流通過程。公有資本的流通過程可以從再生產的角度，描述為公式3：P…W¢—G—W（L、Pm）…P。這個公式在形式上與資本主義私人資本流通過程（公式2）有相似之處。它們都要經過商品流通一般的環節W—G—W。但是，只要結合生產環節來看，就可以明白，社會主義公有資本的流通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私人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兩大根本區別：
其一，比較生產環節。從單個公有資本流通過程（公式3）看，勞動者不是作為勞動力商品的出售者并入生產過程的，而是通過公有制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雙向選擇，作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自主地進入生產過程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環節中，勞動者進入企業，不是為了獲得一份相當于勞動力的價值的活命工資，而讓資本家強制使用自己的勞動力，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價值；而是為勞動者的共同富裕，投入勞動，在為社會做貢獻的同時，以“等勞交換”或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取得個人收入（做了必要的社會扣除）。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無論在全民所有制企業還是集體所有制企業，實際上都處于生產中的主人翁地位。生產中的指揮者、管理者本質上是從事管理勞動或指揮勞動的勞動者，經濟地位與普通工人是平等的。因此，從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成為生產中的主人翁（通過民主管理制度來實現），和貫徹“按勞取酬”(做了必要的社會扣除)原則取得收入來看，公有制經濟已經消除了人剝削人的關系，全體勞動者之間實現了實際上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賦予的經濟地位平等和分配關系的公平。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則存在資本家在生產中統治、壓迫工人的不平等關系，和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不公平關系。
其二，比較社會生產對市場流通的決定性作用。從社會總資本角度看，只要公有生產資本占主體地位，生產領域或社會再生產的生產環節就具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特征。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本或國有生產資本，會著眼于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堅持“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在工農聯盟基礎上，包括集體所有制資本在內的整個公有資本，必然要引導作為補充力量的非公有制經濟，遵循按比例發展規律，進行有計劃的社會再生產。這就有條件發揮簡單商品流通形式促進社會分工、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的長處，最大限度地克服商品生產的自發性，并克服商品流通包含的危機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簡言之，只要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真正發揮出主導國民經濟的作用，在生產決定流通的規律作用下，就有條件避免形成生產社會化和私有占有制這種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避免發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資本主義經濟是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即使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為擺脫經濟危機，產生了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但是由于以維護私有制經濟基礎為前提，也就無法真正改變私有制生產導致的生產自發性對社會再生產規律的破壞，因而無法避免爆發周期性危機，而且，由于資產階級經濟學提出的宏觀調控方法本身是維護私有制的，是從眼前利益出發掩蓋深層基本矛盾的，所以只能起幫倒忙的作用，只能推動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加深和擴展，由此導致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向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擴展和加深，越來越嚴重，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因此，所謂市場經濟是“中性”的，本身不分姓“社”姓“資”，這種看法是不科學的，是不符合實際的。通常人們所說的所謂“市場經濟一般”，那只是理解為簡單商品流通本身（即撇開生產環節的抽象的W—G—W交換關系），而絕不是指現實的市場經濟關系。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具有本質區別的。
綜上所述，資產階級市場觀和市場經濟觀，既具有表面性、片面性，又具有違背歷史事實、為剝削性生產關系辯護的欺騙性。某人的言論把“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競爭”作為其立論的邏輯前提，乃是欺人之談。
三、兩種對立的政府觀
某人的言論隱含著他對國家或政府性質、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其觀點也來自流行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思潮，如果任其泛濫，勢必給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科學發揮國家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制造混亂。
1、政府是國家的職能機關，必然具有階級性。
某人的言論認為，如果政府讓國有企業進入市場競爭，政府就“不是作為中性的調控者或者監管者，或是基礎設施的維護者，而是直接參與了市場競爭”。言下之意，政府只能充當市場之外的“中性調控者或者監管者”。這種觀點把政府看成沒有階級性的“中性政府”，其實來自一種流行的現代資產階級宏觀經濟思潮，共同點是都撇開經濟形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來談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⑨]這種宏觀經濟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凱恩斯、科爾納等人。[⑩]對這種根本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思潮，不能不辨析清楚。
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經濟基礎，來談國家對宏觀經濟的“中性”調控，這是一種虛偽的說教。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理論實際上是以維護資本家私人獲得利潤為前提的；科爾納提出國家調節市場的所謂“ⅡB模式”，也是把私有制市場經濟看作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他們所說的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國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國家。因為唯物史觀揭示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的國家，其性質只能是資產階級國家，作為這種國家的職能機關的政府，也必然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私有制社會的產物，產生于私有制社會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國家自產生起，就是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工具，國家必定具有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統治階級的階級性；雖然所有國家都承擔社會一般的公共管理職能，但是國家的公共管理職能總是服從于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利益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只能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前提下建立起來。無產階級的國家與歷史上的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階級的國家相比，它是實現大多數人的民主，而對少數敵對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國家必然具有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質，它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因而作為國家職能機關的政府，必然具有無產階級的階級性；無產階級的國家將隨著私有制的消滅，從而隨著階級壓迫的消滅，必然走向消亡；但是只要階級還存在，無產階級的國家及其政府就必然具有階級性，就不可能是“中性”的。
憲法把我國的政府規定為“人民政府”，這體現了我國政府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職能機關，具有鮮明的工人階級的階級性。否定人民政府的階級性，把我們的政府說成“中性”的，這顯然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搬用了資產階級虛偽的國家觀。
2、所謂政府要對公私企業“一視同仁”，是違憲的言論。
某人的言論認為，“只要存在政府自己的國有企業”，政府對國企和民企（實際主要指私企）就“很難完全一視同仁”。顯然，這是從“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競爭”得出的認識。按照這種“基本前提”，政府必須站在“中性”立場，對公私企業“一視同仁”。但是這樣一來，政府的階級性就被消解了，公私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的差別就被人為地抹殺了，從而憲法關于“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莊嚴規定，也就被否定掉了。因為遵照憲法規定，公私經濟，從而生產領域中的公私企業的關系，是主體地位與附屬地位的關系，是主次關系，這本來就不是經濟地位的所謂“平等”關系。一旦這種主次關系被消解，甚至被顛倒，“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也就不再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基礎也就被瓦解了。我們的政府只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理所應當代表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經濟利益，要不斷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防止私有制經濟中公有制經濟的侵蝕，引導私有制經濟服從國有經濟的主導。人民政府唯有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談得上促進公私經濟朝科學社會主義方向“共同發展”。因此，鼓吹人民政府變為市場經濟中的所謂“中性”政府，要求政府對公私企業“一視同仁”，其實是要改變憲法關于公私經濟主次地位的規定，進而把人民政府轉變為服務私有制經濟的資產階級政府。
3、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家和政府的經濟職能實際上是與市場結合在一起的。
縱觀人類歷史，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之后，商品生產就普遍化了，生產的原材料、勞動力的來源和產品的消費，都離不開市場了。既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和實現剩余價值，都要經過市場，那么資產階級的國家從而政府職能機關要發揮經濟職能，就不但不會離開市場，而且會越來越深地進入到市場中；不但要進入本國的市場，更要與本國的私人資本相溶合，侵入別國的市場，掠奪超額利潤。在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就指出，“帝國主義戰爭大大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同勢力極大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11]。眾所周知，壟斷資本是靠占領市場獲得超額利潤的，資產階級國家既然“日益密切地”與壟斷資本“溶合在一起”，又怎能不進入市場呢？
4、“政府不能進入市場”的說法照搬了國際新自由主義的謬論。
按照某人的言論，如果“政府直接進入市場”，“直接參與了市場競爭”，就不能實現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這不是什么新經濟思想，而是搬用了國際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這種資產階級思潮的代表人物是米塞斯（1881～1973）、哈耶克（1899～1992）、科斯（1910～2013）、德姆塞茨（1930～）等人；他們反對國家干預市場、認為放任市場本身的自由競爭，才能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12]
初看起來，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干預市場，好像與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是對立的，其實兩種經濟思潮都是為了維護壟斷資產階級國家即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擺脫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加深所造成的嚴重經濟金融危機，在國內不得不推行凱恩斯主義，實施國家對市場的干預，以維護金融壟斷資本為基礎的宏觀經濟秩序；但推行凱恩斯主義，必然出現經濟“滯脹”（經濟停滯，同時通貨膨脹）的結果，于是轉而偏向減少國家干預經濟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但是到2008年，卻陷入更嚴重的世界性經濟金融危機。這場危機至今并未真正擺脫。由于金融壟斷資本離開攫取利潤是不能維持生存的，因而勢必要輸向國外市場，尋找出路；于是就向發展中國家推行代表它們利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鼓吹自由競爭市場最公平，必定能導致資源實現最優配置、取得社會經濟的高效益，這很容易迷惑人，而要發展這樣的市場經濟，就要求國家政府放棄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而一旦發展中國國家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這些說教，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就可以冠冕堂皇地自由進出發展中國家，憑借控制的高新技術和雄厚的資本實力壟斷市場，攫取超額利潤。不難理解，金融壟斷資本通過代表它們利益的經濟學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口蜜腹劍，實質是一種化解發展中國家防范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政策的陰險手段。一些拉美國家的統治者輕信新自由主義，實施私有化政策，放棄國家干預市場，結果使這些國家社會收入兩極分化，金融管理嚴重失控，宏觀經濟結構嚴重失衡，通貨膨脹加劇，社會矛盾加深，政局不斷動蕩，廣大人民群眾深受其害。[13]
事實表明，鼓吹新自由主義推行的“政府不能進入市場”，實質上是欺騙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放棄維護本國民族經濟利益，放任帝國主義國家的金融壟斷資本進入本國市場。某人身處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卻散布反對“政府直接進入市場” 、反對政府“參與市場競爭”的言論，這豈不是在配合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實施新殖民主義經濟侵略制造輿論嗎？
5、我國人民政府理應進入市場實施經濟管理。
我國憲法第八十九條規定：“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五）編制和執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和國家預算”；“（六）領導和管理經濟工作和城鄉建設、生態文明建設”[14]。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國的國家政府即國務院，要行使憲法規定的這些經濟職能，顯然不能站在市場之外，只當所謂“市場公平競爭”的旁觀者、裁判員；相反，要領導和管理市場經濟工作，人民政府的經濟管理機關就必須深入市場，促進所有企業或市場經濟的所有經濟主體，在國家宏觀經濟計劃和預算指導下，在國家遵循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對市場實施總量控制的條件下，進行最大限度的有組織的生產；人民政府的經濟管理機關就要加強對全國統一市場的監督和管理，促進全國的商品流通遵循價值規律，防止市場出現假冒偽劣、欺行霸市、囤積居奇等不良現象；除了加強市場的法治管理，還必須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領導國有企業以優質商品控制市場、平抑物價，克服商品流通必然具有的自發性，促進全國市場的供求平衡。這些都必然要求人民政府進入市場，政府只有真正控制和調整好市場，國民經濟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和高質量發展。
6、人民政府進入市場才能更好地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
在紀念新中國建立70周年之際，說到政府具有“進入市場”的必要性，人們不應忘記新中國建立初期，人民政府在統一貨幣（確立人民幣為單一本位幣和金融市場流通的唯一合法貨幣）、遏制通貨猛漲、穩定金融物價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那是一場與資產階級爭奪金融、商品市場的經濟戰。當時，私人資本投機勢力，用倒賣金銀、囤積居奇等手段，破壞金融秩序，哄抬人民生活必需的戰略性商品即米、棉等商品的物價。正是在黨中央領導下，人民政府及時組織人民銀行和國營商業，用經濟手段，建立并穩定了金融信貸秩序，平抑了物價，制止了通貨膨脹。事實表明，人民政府要在經濟領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必須做好國有金融機構和國有工商業的組織工作，進入、引導和管理全國的統一市場。
我們可以用前面提到的公式3：P…W¢—G—W（L、Pm）…P，來說明人民政府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的必要性。從市場供給方面看，要使全國的社會再生產，遵循價值規律和社會再生產按比例發展規律向市場提供商品W¢，人民政府就必須在生產領域維護好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好國有經濟在市場供給方面的主導作用，對全社會的產品供給進行計劃指導和調控，包括控制私人資本的自發生產和流通；從市場需求方面看，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人民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人民政府就必須在維護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在分配領域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不斷縮小社會收入的差距；同時，加強市場調研，促進生產供給與消費需求相互適應，從而使全社會的市場流通環節W¢—G—W（L、Pm）實現供求關系的基本平衡。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要有效控制商品生產一般的自發性，防止形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樣的社會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避免發生經濟危機，這是離不開國家政府進入市場，按照“全國一般棋”的宏觀管理方法，發揮經濟職能作用的。總之，既然全社會的再生產和流通過程仍處在市場經濟形態之中，人民政府對這一過程的組織、監督和管理，又怎么能脫離市場來進行呢？可見，那種一方面鼓吹發展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又反對政府進入市場的主張，無非是要在經濟上搞無政府主義，其實是想著要倒退到資本主義國家“自由資本主義”老路上去，這種主張根本不是什么“解放思想”，而是極端的守舊和荒唐！
四、兩種對立的國有企業觀
1、必須明確我國的國有企業的真正本質。
某人的言論說，“國企的本質是政府直接進入市場參與競爭”。這句話從我國的國企與政府的關系的角度來說，其實是說，只要政府行使對國企的經營權，那么國企進入市場，就等于政府進入了市場。承認我國國企與人民政府的聯系，這反映了客觀事實；但是，由此否認人民政府進入市場，要改變這種事實，如上節所述，則是別有用心的、極端錯誤的。
需要指出的是，談到國企與人民政府的聯系，這只涉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并沒有真正說出我國國企自身的本質屬性。我國憲法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15]因此，只有表明我國國企是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實體單位，才說出了國企的真正本質。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社會范圍的勞動者自主聯合起來，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在社會化大工業物質基礎上實行協作生產的經濟，因而必定是具有整體性的經濟。這決定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它的實體單位國企獨立經營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獨立的。也就是說，全國的國有經濟從而所有國企是具有整體性的，單個國企并不是絕對獨立的、無須有統一指揮和監管的；國企之間也并不是完全互不依賴、彼此是外人，而是具有相互協作聯系的統一性的。而這種整體性、統一性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勞動人民掌握國有經濟所有權，賦予政府對國有經濟的總體經營權，來行使的。在這種意義上，政府參與市場經濟與國有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具有一致性。這是不能把政府與國企割裂開來的根本原因。
某人的言論說，“只要存在政府自己的國有企業”，國企和民企就“很難完全一視同仁”。按他的邏輯，必然得出一個沒有公開說出的結論，即必須割斷政府與國企之間的聯系。問題是，隔斷這種內在聯系，也就等于消解了全民所有制經濟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也就等于改變了國企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本質屬性。這里有必要把割斷政府與國企之間的聯系與通常所說的“政企分開”區別開來。“政企分開”是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不要對國有企業的經營實行過多的行政干預，而要讓國企面向市場，相對獨立地經營。但是，這絕不意味國家政府完全放棄對國有經濟整體的戰略性管理和單個國企必要的經營性管理。從國有經濟整體看，這既包括對全國的國有企業的產業資本實行戰略性長期投資的價值管理和結構調節，又包括對國有企業在全國的合理布局涉及的使用價值的管理和結構調節。從單個國企的管理看，人民政府應當對全國國企有自上而下的系統性監管，其中必然涉及對單個國企的人財物方面的必要的監管。當然，這種監管的具體方式，應當適應市場經濟的條件，不應當搞成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行政性管理方式，這是在國有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中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但是，把這種改革曲解為要徹底隔斷政府與國企的聯系，無異于用消滅國企整體性管理的辦法來“改革”國企管理體制，這不禁令人想起馬克思引用過的“桑格拉都學派的放血療法”，把人弄死了，人的毛病當然也就不存在了。[16]鼓吹人民政府不能有自己的國有企業，這無疑是從整體上瓦解國有經濟的反社會主義主張！
2、必須區分我國國有企業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
它們雖然都稱為“國企”，但是它們構成的“國有經濟”，具有根本不同社會性質：一是兩者具有不同的所有制性質，從而具有不同的社會屬性或階級性，前者的所有者是作為全民所有制經濟主體的工人階級，這種國有經濟具有未來共產主義社會“自由人聯合體經濟”的“基因”；而后者的所有者是“總資本家”[17]，本質上的資產階級所有制含義上私有制企業。二是兩者在國民經濟中具有不同的職能作用。前者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對國民經濟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運行，起主導作用；而后者是為了緩和無法消除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起穩定資本主義宏觀經濟作用的“調節器”。三是兩者有不同的發展趨勢。前者將隨著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經濟實力的增長，不斷做強做大做優，在國民經濟中總量的比重理應逐步增大；而后者的資本量則由資本主義宏觀經濟運行狀態來決定，有時增大，有時縮小，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可能超過私人壟斷資本。資產階級經濟學所說的國企，涉及的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企。所以，必須區分兩種不同的“國有企業”觀。決不允許某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國企來曲解我國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企。
3、所謂“破解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二元結構”的企圖是違反憲法規定的。
某人在言論中提出了“破解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二元結構”的“改革”目標。本來，要改變這種結構，有兩種根本對立的道路，一是朝著科學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道路，即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堅持現階段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通過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利用、限制和改造私有制經濟，引導非公有制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最終實現《共產黨宣言》所說的消滅私有制，實現完全的公有制經濟即形成共產主義經濟；一是向私有制經濟倒退的道路，即對公有制經濟搞“私有化”改制，把所有經濟都變為私有制的一元化經濟。二者必居其一。某人的言論顯然不是走第一條道路，而是隱晦地提出要走第二條道路，因為他認為，只有民營經濟（實質是指私營經濟）才是適應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的；他要求把國有經濟改制為與民營經濟同樣的經濟。顯然，他這種主張是違背憲法規定的。在我國現階段，憲法規定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化結構，企圖把憲法規定的基本經濟制度改變為所謂民營經濟的一元化經濟結構，實質是主張走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道路，是反社會主義的主張。
4、否定中國的國企進入市場是違反憲法的。
某人的言論說，承擔國家安全戰略的國企，“請你不要進入市場競爭”。這是違反憲法的主張。憲法規定，“第十六條 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權自主經營。”[18]這實際上規定了，所有國有企業，包括承擔國家安全戰略的國企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權”依法進入市場自主經營（也就是具有相對自主經營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既然需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那么作為國有經濟物質實體的國有企業，不進入市場，還能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發揮積極作用嗎？承擔國家安全戰略的國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是不可能絕對離開市場，孤立地、封閉地存在的。因為其原材料、生產資料的來源，一般要經過市場；即使是國防軍用的最終產品，具有嚴格保密性，不能通過商品自由交換的途徑投入使用，而必須直接分配使用，但是也需要嚴格地進行經濟核算，在生產中也必須遵守價值規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進入了市場關系。應當看到，承擔國家安全戰略的國企，不能不與帝國主義國家在軍事產品上進行國際競爭。這種競爭雖然不表現為國際市場上的公開買賣中的競爭關系，但是，其中必然存在某些原材料國際采購中的競爭、生產中的科技競爭，遵循國際價值規律的核算等，這也屬實國際市場競爭范疇。因此，在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下，說承擔國家安全戰略的國企不要進入市場競爭，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主張。
5、“國家對參與競爭的國企不許給任何補貼”等主張，實質上是反對國企做強做優做大。
某人的言論說，對第二類國企（指不承擔國家安全戰略的國企，進入市場競爭的國企），“國家不許給任何補貼”，“甚至在一段時間里可以逐步減持，甚至注入到社保”。這種主張，看起來是為了實現對公私企業“一視同仁”，從而實現他所說的所謂公私企業“公平競爭”。實質上是要站在發展私有制經濟的立場上，阻止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發展壯大。
固然，在國內的商品流通市場關系中，國企、私企遵照價值規律，參與W—G—W交換范圍內的商品競爭和交換，這屬于平等交換和公平競爭關系。但是，說公有資本流通與私有資本流通兩者也是平等關系就說不通了。這是因為，公私資本的流通過程都包含生產環節，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兩種資本的流通過程在社會生產領域的經濟地位，是根本不同的。新中國建立的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是國家的經濟基礎，這決定了在全社會的生產領域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是主體與附屬的關系，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是主導和被主導的關系，這也就決定了在生產領域，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不是平等的關系。而國家作為上層建筑必須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因而作為國家職能機關的人民政府對于國有企業在必要的時候，給予一定“補貼”，給以支持，是理所應當的。國家支持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也就是做強做優做大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是為了促進全社會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共同富裕。反對國家政府在必要時給國有企業一定的支持、補貼，這難道只是為了國企和私企的公平競爭嗎？這其實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妄圖不斷弱化，乃至最后摧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其主張別有用心，值得人們高度警惕！
附錄：
注釋：
[①]百度公布的相關結果約1,410,000個。報道來源：【秦曉：國企的本質是政府直接進入市場參與競爭】
https://finance.sina.com.cn/hy/hyjz/2018-11-13/doc-ihmutuea9832861.shtml。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頁。
[③]參見《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3—134頁。
[④]從資本流通過程反復進行或循環、周轉的來看，還有貨幣資本循環公式G—W…P…W¢—G¢和商品資本循環公式W¢—G—W…P…W¢。貨幣、生產和商品三種形態的資本循環公式是同一個產業資本進行循環運動不同觀察角度的形式。這里的公式2為了方便與公式1 的比較，而采用生產資本的循環形式。
[⑤]貨幣資本循環公式G—W…P…W¢—G¢，最鮮明地表現出資本流通過程的目的是從G高G¢，追求剩余價值。
[⑥]《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頁。
[⑦]請讀者參閱《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4—135頁。
[⑧]人類社會發展到馬克思揭示的科學社會主義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私有制已被消滅，也不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從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到這樣的科學社會主義中間，將存在一個過渡時期。為此，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與向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時期，是具有過渡性的經濟形態。
[⑨]參見何干強：《政府職能、所有制和市場關系的整體協同性——評〈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首發《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4年第2期；后公開發表在《管理學刊》2014年第2期；
[⑩]參見何干強：《論凱恩斯“儲蓄＝投資”恒等式的錯誤》，《當代經濟研究》2018年第5期；《論凱恩斯主義“丟掉了∑c”的弊病》，《經濟縱橫》2018年第4期；何干強：《從〈資本論〉的宏觀經濟研究方法看科爾內ⅡB模式的弊病》，《當代經濟研究》2017年第10期。
[11]《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9頁。
[12]何干強：《兩種對立的宏觀經濟問題觀辨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6。
[13]何干強：《泛用西方發展經濟學話語的若干問題》，首發《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8年第6期；修改后公開發表于《經濟縱橫》2019年第5期。
[14]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2018年3月22日，01版。
[15]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2018年3月22日，01版。
[16]馬克思曾在《資本論》第1卷中，用桑格拉都學派的放血療法，來比喻蘇格蘭一小撮大地主在原始積累時期，排斥大量農業工人，造成人民的過于貧困，他說，“桑格拉都學派的醫生見病人沒有起色，就讓放血，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沒有了。”（《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78頁；2004年，第817頁。）現在，某些人對我們國企提出的所謂“改革”主張，不能不使人想起馬克思提到的“桑格拉都學派的醫生”的“放血療法”。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9頁。
[18]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2018年3月22日，01版。
[19]https://finance.sina.com.cn/hy/hyjz/2018-11-13/doc-ihmutuea98328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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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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