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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新中國70經濟史的幾次重要選擇

點擊：作者：江宇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11-10 10: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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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球上人均的預期壽命，更加觸目驚心，非洲地區不到西方國家人均的一半年齡。人人生而平等，但如果連生命的長度都不平等，怎么可能是平等的？非洲發展不起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最基本的醫療衛生基礎設施的條件。這個又是和他長期的殖民歷史，導致沒有基本的治理能力是有關系的。再比如非自然的死亡率體現的是社會治安，每10萬人口的監獄人口，美國是最多的。美國每10萬人口有700人在監獄里。無論怎么說，這不是一個成功的發展模式。700人在監獄里，每一個在監獄里的人背后都有受害者。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并不是一個很理想的發展模式。西方的道路，實際上沒有很好的解決問題。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和大家一起分享，對新中國70年經濟增長的歷程做一個回顧。

新中國成立以來幸運的一點就是，在經濟發展道路上所有重大的時刻，我們都做出了符合當時需要的重要選擇。

第一次：1950年代初

停留在新民主主義 vs 提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新中國70年發展的經濟歷史，一共有五次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是停留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還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抉擇。

建國之前，黨和中央領導人設想，要先進行一段15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所謂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就是實行混合經濟。政府和市場都發揮作用，公有制經濟和私營經濟都發揮作用，同時也對外開放，這比較類似于改革開放后做的事。

但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后，只用了不到幾年的時間，就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我們實施了計劃經濟，實現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外交上，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我想從經濟發展本身的邏輯來講一下。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一個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啟動現代化建設，實現國家安全、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我們現在一講經濟增長，更多的是指GDP經濟總量的增長。實際上，當時我們面臨著更緊迫的4萬萬同胞要吃飽飯的問題。同時我們還面臨著嚴峻的軍事威脅。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必須有基本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的基礎，這三個目標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的。把資源更多的放到重工業上，可能會影響人民的生活。在這種壓力下，新中國頭幾年的時間做出了第一個選擇，提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重工業只占20%多，大部分工業是輕工業，主要是紡織業和食品加工。1949年我們人均工業品產量很低，當時人均石油可能只夠今天開幾公里的汽車，人均鋼產量只夠每人打一把菜刀。在這種情況下，1950年，天安門廣場前的公共汽車燒的都是煤油，公共汽車上要馱著一個大袋子。

這些決策并不是頂層設計，也更不是僅僅從模仿蘇聯或意識形態的角度，而是有一個本身的邏輯過程。邏輯過程的第一步是公私合營。公私合營的原因是當時民族工商業遇到了困難。當時民族工商業主要是紡織業和食品加工，主要原料來自于農業部門。當時還沒有化纖，沒有這些工業化的原料。新中國成立后，全國的統一市場形成了，社會安定下來了，對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民族工商業很快就遇到了經營困難。

1950年4月，上海爆發了一場危機，史稱4月危機。中央派陳云同志到上海處理這次危機。他經過分析發現，實際是因為我們沒有重工業基礎，輕工業發展起來也缺乏必要的原材料，所以就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開始時是通過國有經濟的力量，幫助民族工商業解決原料以及銷路問題，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個公私合營。

第二步，因為重工業基礎限制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知道，重工業主要的是解決能源、機器、原材料的問題。沒有這些，我們的輕工業發展不起來，農業也升級不了。我們當時的農業還是小農經濟，如果沒有重工業，也沒有辦法提供化肥、良種的改善，以及農業機械這些條件。加上我們軍事工業的需要，很快就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方針。蘇聯在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方面，給予了中國很大的支持，所以形成了向蘇聯一邊倒的格局。

重工業優先發展，緊接著又產生了第三個問題。重工業的初始投資需求很高的，建工廠、建能源基地，都需要一筆很大的投資，才能啟動重化工業化的進程。那時中國是一個小農經濟的國家，人均只有幾畝地，人均的占有的糧食產量只有300多市斤。大家計算一下，如果只有300多市斤的糧食，相當于一天只有一斤，還不包括我們要吃的蔬菜水果禽蛋，僅能夠勉強糊口的水平。這種情況下重工業要優先發展，我們又必須從農村積累一些剩余產品才能夠集中到重工業部門。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于是進行了農村的統購統銷和農業的合作化。消滅了農村的市場、市場機制，過去靠私人之間糧食的買賣，當時就被禁止了。由國家統一按照固定價格，向農民進行收購，留夠農民的口糧，剩下的糧食都轉移到城市里來支援工業化建設。這種機制實現了把有限的農村的剩余，集中到城市和工業部門，啟動了工業化的進程。

有的學者認為，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還有國民黨的建設時期，也在努力地想啟動工業化。但因沒有解決好怎樣從農村比較公平又穩定的積累剩余的問題，所以導致了現代化進程的中斷。我們通過政府的組織力量來解決了這個問題。從本身來看，它是破壞了農村的市場機制。城鄉之間存在的剪刀差，也對農民的生活有一些影響。但從整個當時發展的大環境來看，應該說這是退而求其次，不得不采用的一種辦法。

第四個，因為我們要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重工業在剛剛開始發展的時候，它沒有完整的市場機制的，比如能源、原材料。在它剛開始發展的時候，沒有下游產業來通過市場購買的方式，消費這些重工業部門的產品。如果讓市場來配置資源，市場只會把資源配置到收益比較快、投資比較小的領域，相對來說更有競爭力。為了把更多的資源配置到重工業部門，我們就實行了計劃經濟。

照片上的就是運十，也是當年上海生產的，它是1970年立的項。當時就用計劃經濟的方式，把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各條戰線的優秀人才都集中起來，生產這種具有戰略性的產品。

第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大家把有限的剩余產品都放到重工業部門去，吃飯怎么辦？生活怎么辦？當時配套的也有一個機制，吃油條、豆腐、騎自行車、穿衣服都要靠票證。票證實際上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制度，當然對人民的生活也有影響。

上面這幾個制度，實際上互相之間是有聯系的，共同目標是在一個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更好地集中資源來實現現代化。這些制度如果分開來看，每一個好像都有問題。我想多吃幾個油條，沒有票我就買不到。農村我賣糧食，想賣貴一點，國家也不允許我賣。分開來看都有問題。但從一個系統看，作為起點低的一個發展中國家，你既要維持人民正常的生活，又要集中資源去實現現代化，又要保護國家的安全。這些制度組合應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方式。因為我們不像英國這些早期的工業化國家，本來土地就比我們多，很多的殖民地可以緩解問題。自己的國家養不下來的人就到殖民地去，自己國家沒有的資源就到海外去獲取，我們當時是沒有這些條件的。所以總體來看，至少從經濟邏輯來講，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符合經濟邏輯的。

其實社會主義為什么可以在中國生根發芽？這么多國家搞社會主義，只有中國走到了今天，實際上和歷史傳統里一些社會主義因素有關系。

《禮記·禮運篇》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我們傳統的文化里就有社會主義的成分。孫中山先生在年輕的時候曾到歐洲去游歷，他就發現歐洲是一個經濟問題解決的很好，但導致了很大社會矛盾的地方。他說中國現在還沒有開始現代化，在開始時就要重視這個問題。還說中國將來應該先搞社會革命，再搞經濟革命。新三民主義里面的民生主義，他自己的翻譯就是socialism，社會主義。后來他的理想沒有實現，是新中國幫助他實現的。

現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他說，資本主義很好地解決了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但沒有很好的解決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所以他說，社會主義在中國能夠成功是合理的，不是偶然的。

不光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還有孫中山先生這樣的革命家，梁漱溟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有一個共識，中國不能完全走西方那種導致巨大的社會矛盾和分化的發展道路。

第二次：1956年起

模仿蘇聯模式 vs 探索中國道路

第二次變化是1956年，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后。

我們新中國成立初期，雖然主觀上沒有模仿蘇聯，但事實上當時沒有經驗，很多辦法還是從蘇聯學過來的。到1956年，黨和政府就發現到蘇聯模式存在的一些問題。東歐匈牙利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也發生了國內矛盾。這些都啟示中國怎樣去防止這些國家走過的彎路。

我們避免蘇聯模式的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蘇聯是一個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決策效率是非常低的。蘇聯的計劃體制是一種比較純粹的計劃經濟。西伯利亞要生產一塊肥皂、一根火柴，都要莫斯科下達指令。蘇聯在各個地區之間形成一個分工的模式。我們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它的前身是瓦良格號，是在烏克蘭的造船廠生產的。當時它在整個前蘇聯的分工，這個地方就只管造船。這和我們現在的中國不一樣，鋼鐵也好，鋁也好，金屬也好，紡織也好，計算機也好，AI新的技術也好，很多省份都有。這個基礎來源于我們1956年要打破蘇聯這種高度集中、各個地方間高度的專業化分工的模式。這種模式效率也是非常低的。當年蘇聯有一個計劃委員會的主任計算過，說如果是全蘇聯的人都來做計劃的話，那么1964年的全蘇聯國民生產的計劃，要1980年才能制定出來。

第二個，蘇聯在政治上，他的官僚主義、官僚體制一步步地走向僵化，產生了新的等級制度。我們建立社會主義，本來是要打破資本對人的奴役。蘇聯后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等級制度和干部特權腐敗問題非常嚴重。這些問題也是中國要突破蘇聯模式的原因。

第三，在國家利益上有沖突。當年蘇聯是社會主義老大哥，中國非常尊重他。但在關系到中國國家主權的問題上，中蘇發生了矛盾。蘇聯大部分地方在寒帶，洲際導彈想覆蓋全球，有的地方夠不著，所以就希望在中國沿海建設基地。這個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我們不能允許外國在中國駐一兵一卒。另外還有一些在理論問題上的分歧，60年代我們和蘇聯也進行了一些爭論，因為這些原因我們探索突破蘇聯模式。在這兩個方面都有一些很明顯的進展，第一個探索就是突破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個表現為我們1958年和1970年，兩次向地方下放權力。

一五計劃時，我們80%的企業是由中央來辦的，集中在中央。改革開放前，中央政府控制的產品只有600種，控制的主要是大宗產品，鋼鐵、石油、糧食。大部分的消費品是交給地方和一定程度的市場來配置的。改革前，只有3%的國營企業是直接由中央來管理的，大部分的企業都下放給地方了。為什么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成功？就是因為經過這兩次的權力的下放，讓中國的大多數省份，都有了比較獨立的工業體系。

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就是地方企業，包括地方政府之間都在進行競爭、招商引資。很多地方都有比較獨立的工業體系，這些很快就形成了一種競爭式的市場體制，它的源頭就來源于我們當時的計劃經濟。

一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經過兩次下放，已經是一個在地方比較有很高積極性的計劃經濟。當時還有很多的配套措施，為了鼓勵當地的地方經濟發展，中央部委改變廠礦的設計標準，設計出來適應地方的小廠礦。當時的五小工業叫做小化肥、小機械、小農機、小造紙，到新世紀之后，又發現這些小的企業污染嚴重，技術比較落后，但當時來看它確實促進了我們市場的繁榮。

權力下放還產生了一個副產品，就是農村的工業化。我們現在一般說農村農業，工業化城鎮化是連在一起的。其實不管是西方還是我們中國，在歷史上都有一個農村工業化的過程。因為農村自己也需要一些工業，比如小型的農業機械、化肥、食品加工。因為這兩次體制的下放，中央把企業下放給地方，地方可以進一步的把企業下放到農村去。現在發展的比較好的一些農村，包括上海郊區、蘇南、浙江的農村，鄉村產業最早發展起來的時候，也是得益于我們70年代的體制的下放。

另外一個方面，突破蘇聯的官僚體制的僵化，表現在要多次的重提我們在戰爭年代形成的傳統。給基層的群眾比較高的地位，密切地聯系群眾、黨不能脫離群眾，要走群眾路線，這些也是現在我們黨和政府非常提倡的，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一個非常有啟發的模式，叫鞍鋼憲法。

這用的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詞，鞍鋼是和蘇聯的馬鋼憲法相對應的。鞍鋼憲法主要的內涵，是打破在企業里自上而下的科層式的僵化管理。當時用的詞就叫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鞍鋼憲法實際上對應的是美國在20年代之后的福特制。我們知道福特汽車最早的時候是美國的福特發明的，福特制的特點就是大規模標準化流水線的生產。每一個工人都是流水線上的螺絲釘，只要是設計好了，你就在流水線上擰螺絲。后來豐田模式和福特是不一樣的，豐田模式就是技術人員、設計人員、加工的工人、組裝的工人組成一個小組，那么他們可以比較靈活的根據不同的消費者的需要，把生產和加工和設計包括營銷組合在一起。我們中國的海爾集團其實也有這方面的經驗。這些就和當年的鞍鋼憲法有相通的地方，但鞍鋼憲法更多的是從提高工人在企業里面管理的話語權這個角度來考慮的。這個問題也有西方的政治學家研究過，美國有一個叫奧爾森的政治學家，他寫過一本書叫做《經濟增長、滯脹和社會僵化》。他就說對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很重要的因素，是社會僵化。美國和歐洲國家都有這種問題。利益集團一旦攫取了社會的大部分財富，就會造成社會僵化。中國改革能夠成功，是因為沒有任何強勢的利益集團，才能夠讓各種要素發展。當時我們非常重視，把資源從城市向農村轉移，也帶動了地區和城鄉之間的公平。

看這幅圖，1965年的時候高中的農村學生只占10%不到，但到1976年，農村的學生占的比例已經超過了60%。我們當時比較重視城市和農村的協調發展，這也才能保證了改革開放后，大批農村人才能夠很快的成長起來。

第三次：1970年代

“一邊倒” vs 打開向西方開放大門

第三次是1970年代，從一邊倒到打開向西方開放的大門。尼克松1972年訪華，實際上到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經過大概十年的時間，就全面地打開了向西方開放的大門。這是個非常有歷史的遠見的事，抗美援朝剛剛打過仗，當時中國宣傳的也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

對比一下中國和蘇聯后道路，我們前30年是以重工業為主。改革開放后，我們的輕工業、加工工業以及整個制造業的產業鏈，全部都繁榮起來了。蘇聯一直到解體也沒有解決好重工業一家獨大的問題，輕工業到現在也不行，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們的對外開放擴大了市場的范圍。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就是，分工越細市場的范圍越大、經濟形態就越高級。只有分工才有專業化，你必須要有一個足夠大的市場，才能夠產生足夠細的分工。蘇聯當年只有3億多的人口，他的市場還沒有大到讓中下游消費品、工業產生非常細的分工。所以他的重工業永遠升級不了，延伸不到下游，停留在傻大黑粗這個程度。我們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道路上，開辟了一個新的道路。它證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全球化是可以融合的。這個起點就是1970年代。可能有的朋友要問，為什么是1972年而不是1952年、1962年？也不是1982年？因為在1972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條件。60年代我們具備了兩彈一星， 70年代初具備了自己比較獨立的國防和重工業體系，1970年的時候我們的石油已經可以自給了。我們有兩彈一星，大飛機也都已經開始生產了。

另一方面，蘇聯對美國的戰略開始慢慢地轉為攻勢。因為當時石油漲價，蘇聯的經濟實力上漲得很快，越南戰爭也遭到了挫折，美國就越來越不能忽視中國這樣一個實力的存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和歐洲國家做生意，和美國做生意，是沒有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這個在發展中國家里是很難做到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做生意，特別是接受他們的貸款、經濟技術的援助和合作，都是附帶政治條件的。我們當年最重要的政治條件就是臺灣問題，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在日內瓦不停地和美國談判。因為臺灣問題，它始終不肯放棄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我們也堅守著這條底線。70年代我們有了這樣的實力，所以可以在不放棄我們政治主權的條件下，達成對外開放。這也是為什么改革開放后，我們可以用市場換技術，可以這么平等地和這些西方國家，建立經濟上合作關系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第四次：1980年代-本世紀初

計劃經濟、全盤西化 vs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然后就講到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有兩次大的轉變，第一次從原來的計劃經濟，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80年代，實際是有兩種意見的，一種是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市場經濟，還是要堅持原來的計劃經濟。還有另外一種極端就是要全盤西化，所有的制度都要學習西方。這兩種極端的觀點都沒有成為現實，我們在保持了政治和基本制度穩定的情況下，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我想用一個三段論的方式來概括。我們改革開放也有很多經驗，而且是改革開放可以說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成功最輝煌的一個時代。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們全盤擁抱市場，因為當時主要矛盾是市場發揮的作用太少。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和公有制一統天下，市場發揮的作用太少，在這個階段我們全盤地去釋放計劃經濟的遺產。計劃經濟時期積累了很多重工業的資產，積累了很多人才，但沒有市場把他配置到合適的地方。所以在80、90年代，我們通過市場機制的發展，把過去積累的資源激活了。80年代我們獲得了很高的經濟增長的速度。

90年代中期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在這個階段經濟發展中也出現了很多市場失靈的問題。因為市場它在大部分領域是能夠起作用的，但在一些領域市場是會失靈的，比如市場解決不了社會公平的問題。在市場競爭的條件下，它會擴大社會的差距。

第二，社會解決不了一些公共產品提供的問題，特別是基礎教育、公共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這些問題還是需要政府的參與。還有基礎的科學研究，當時我們很多科研院所下放給這個市場，那么科研院所它下放給市場，它的目標就是要掙快錢，做短平快的項目。所以90年代中期，我們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市場失靈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們也在借鑒西方的經驗，來解決市場失靈。因為市場經濟是從西方開始的，西方在市場經濟早期，是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的市場經濟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西方的很多國家，特別是歐洲北歐的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力度比中國要大得多。比如北歐的瑞典、挪威，他的稅收占GDP的比例達到50%以上，國有企業也有非常大的比例。這些國家如果從所有制來看，比中國社會主義的成份更大。政治上他不是，和我們還是不一樣。

所謂第二個階段借鑒西方的經驗，就是我們在這個時候建立了政府的宏觀調控的制度。建立了對金融的監管的制度，像銀監會、證監會都是在這個時候成立的。我們也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現在的職工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農村的合作醫療也都是在這個時候建立的。這些也不是我們的發明，而是發揮自己的優勢，同時也借鑒西方的經驗來解決市場失靈，包括累進稅、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等。

第五次：2012年以來

模仿和跟隨者 vs 發揮制度優勢引領新常態

第三個階段，是金融危機之后，特別是2012年十八大后，遇到的問題是什么？

之前我們學習西方經驗能很好解決問題，但這個階段，有很多問題是西方也沒有遇到過的，西方自己也沒有解決好。比如現在美國遇到的產業的空心化、金融的過度的膨脹，包括要修基礎設施、修高鐵，修不成。西方的經濟增速也一直在低位徘徊，還有生態環境問題，其實也沒有很好的解決。你看中國一說不從西方進口洋垃圾，很多國家的垃圾處理都成了問題。西方它自己發展的優勢，實際上是建立在把成本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基礎上的。既然西方自己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在2008年之后我們就進入到了一個更新的階段，就是我們要發揮自己的優勢去應對危機，去解決西方也解決不了的問題。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慢慢地從一個制度的模仿者，變成一個制度的引領者。

改革開放就是這樣一個脈絡。回顧一下，第一個階段就是80年代是自由市場的興起，大概是90年代中期。這個時候的特點，因為我們改革開放之前是一個非常比較公平的社會。城鄉之間有一定的差距，但總體來說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們還是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是建立市場經濟非常必要的前提條件。市場競爭最高的原則就是公平競爭，如果你的起點不公平，在財產、在學歷這些方面不公平，那么就很難形成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我們當年經過了長期的社會革命，都在一個比較公平的起點上，很快地就出現了一個繁榮的市場。80年代的時候，那時所有家庭的生活很快改善，添置了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后來就是摩托車、汽車。這就體現當時的改革是經濟學上的帕累托改進。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積累了很多勢能，因為改革前是重工業優先，大量資金集中到生產部門，沒有給老百姓去享受。改革開放后我們把重工業的資源，轉移到市場比較有效的輕工業的部門，生產實現了繁榮。消費這方面工人也好、農民也好，都是為國家的重工業做貢獻，工資都是被壓低了的，在改革開放之后慢慢地恢復，加上農村包產到戶提高了農民的收入。80年代是改革開放以來，公平和效率的關系處理得比較好的一個年代。

我們之前的歷史條件和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多方面的條件結合起來，9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就包括農業的危機，因為包產到戶之后，確實很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但因為農業是一個弱勢產業，單個的小農沒有足夠的能力參與市場競爭的，所以90年代之后，加上當時農村的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之前是由農村的公社來提供的，農村的公社實際上主要還是農民自己的錢。這個時候我們的財政還沒有充分地投到農村，但農村又要有這些公共服務的負擔，所以這個時候是農村農民的負擔最重的時候。

同時城市90年代，國有企業開始遇到了困難。國有企業遇到困難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一個就是我們過去的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重工業的部門。還有集中在一些主要是為了滿足政策性的目標，而不是為了滿足經濟利益的這些部門和地區。但當時確實有很多企業，為了滿足國家的政策性的職能，它實際上是放棄了在經濟上收益的。比如三線建設，當時是把很多上海的科研院所、企業，整體從上海搬遷到中西部的地區。

另外還有人口老齡化，我們中國的人均壽命，在建國時是35歲。如果人均壽命只有35歲，肯定不會有人去讀博士，因為博士畢業都要30歲了，不會有人去考慮長期的投資的問題。到了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的時候，我們的人均壽命已經達到了68歲。這也是我們后來經濟快速增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人均壽命達到68歲的時候，高血壓、糖尿病、慢性病，這些疾病就開始慢慢的產生了。到90年代的時候，很多企業實際上是被老齡化、被疾病和疾病譜的變化而導致的成本過高的增長。農村遇到了危機，城市也遇到了危機，再加上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優先發展的是東部。

小平同志說過，我們現在全國集全國之力支援深圳、支援東部，包括上海的浦東開發，將來到了一定時候東部也要去支援西部。從90年代開始，為了解決上面的這些問題，我們開始進行加強宏觀調控。重建社會保障的體系，進行西部大開發，建立最低的生活保障，進行教育醫療的改革，這個就是改革開放第二個階段的主線。

那么這個階段，坦率來講，我們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里做的是非常好的。現在大家都知道有一個詞叫中等收入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就像我們小朋友在班里學習一樣。如果他本來學習成績很差，調皮搗蛋的一個小孩，你稍微抓緊一點，他就能變成一個成績中等的學生，這是比較容易的。但從中等收入的國家變成高收入國家，這是非常難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有一百多個國家邁出了第一步，從窮國變成中等收入國家。但這一百多個國家中，從中等收入國家又進一步地變成高收入國家的，只有13個。我們說發展繁榮并不是常態，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在發展的道路上是一個失敗者。糜不有初鮮克有終，大家都出發了，但是真正能夠走到終點，成功的是很少的。這也是我們中國現在要避免的一個問題，避免入中等收入陷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菲律賓和巴西。這兩個國家當年都是全球矚目的明日之星，巴西在60年代到70年代，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是11.4%，比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還要高。菲律賓當年就是亞洲的燈塔，全球認為他是亞洲將來最有希望的國家。菲律賓按人口也可以算是一個大國了，但他們在經濟高速發展幾十年之后，因為沒有解決好腐敗的問題，城鄉差距問題、基本的民生問題、社會公平的問題，現代化的進程戛然而止。現在黑社會遍地，城鄉差距非常大。少數的家族攫取了發展的資源，大量的農民因為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工作，在城市里住貧民窟，然后導致社會的動亂。這是很多大型的發展中國家在高速發展之后遇到的陷阱。

這樣來對比一下，我們中國在剛剛改革開放十幾年后，就開始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完善了社會保障的體系。21世紀初的時候，農民還是沒有醫保的。我爺爺我奶奶那個時候生病，是沒有醫保的。但現在我們中國的醫保覆蓋率，已經達到了97%以上。大部分的農民都有醫保了。

但我說一個數據，也是我們亞洲另外一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我2008年遇到這個國家的一個學者，問他，你們國家什么時候能實現醫保全覆蓋？他說我們政府的計劃是到2035年實現全覆蓋。另外還有一個就是美國，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但他始終沒有實現全民的醫療保險，大部分人還是要靠買商業保險。這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他有很大的利益集團。商業保險公司和藥品的產業，他們不希望政府去辦醫療保險，因為政府辦醫療保險，肯定不會用很貴的藥，而且會控制過高的醫療費用。

這樣對比改革開放的90年代之后，我們這么快地就建立了社會保障、社會公平的等這些制度，縮小地區差距的制度，在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現在可以有把握地說，已經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因為我們現在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中高國家的水平了，已經達到中等接近中等收入水平的上限了。只要我們就繼續按照現在的好形勢穩定地發展下去，我們是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已經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奇跡了。

我們新中國成立之后，通過重工業優先發展，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超越了貧困陷阱。現在很多非洲國家還陷在貧困陷阱里，因為基礎設施、重工業、社會的組織，這些基本問題沒有解決。

改革開放后，我們又通過及時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發揮市場的作用，同時又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的作用，去改善社會公平，提供公共服務。我們應該說是已經基本上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之后我們要做的一個更加宏偉的目標，就是到2050年，我們建國100年的這30多年的時間，要從一個制度的模仿和跟隨者，變成發揮制度優勢，來引領新常態。金融危機后，我們在全世界看一看，現在西方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它沒有解決、沒有找到一個普世性的成功發展道路。

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從50年代到70年代，因為剛剛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痛定思痛，所有的國家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發展實業上。50年代到70年代是西方國家技術進步比較快，經濟發展比較繁榮，社會也比較公平的時候。到了80年代，西方國家就開始出現了逆轉。因為經過了30年的和平發展，壟斷資本慢慢地形成了，利益集團慢慢地形成了。而且很多的產業開始飽和了，勞動力的成本、能源、資源的成本也開始上升了。所以80年代的時西方國家又出現了幾個強人，美國的里根、英國的撒切爾，他們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叫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包括放松政府的管制、削減社會的福利，鼓勵更多的資本到國際上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去投資。這些做法從短期來看確實刺激了經濟增長，但是是把雙刃劍。

借鑒西方經驗來解決問題，是有副作用的。比如政府放松對企業的監管、對資本的監管，很多資本就會去炒房，去炒作金融產品。為了緩解當時的經濟困難，美國也好，歐洲也好，把很多的制造業，包括高科技的制造業，轉移到了中國這些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問題就是它自己產業更新，人才培養、勞動力培養，這個體系被削弱了。這就是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出現的產業的空心化問題。這些措施短期有好處，但長期來看反倒損害了他們的競爭力。

從全局的情況來看，美國出現了很大的貧富分化。因為實體經濟發展好的時候，大部分人都能找到工作，貧富差距是比較小的。一旦把主要的精力放到金融、房地產這些行業后，那么貧富差距就會擴大。特朗普上臺之后想解決這些問題，但也沒有很明顯的進展。

從全球來看，為什么說全球的發展模式不是普世的？近代以來，進入到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國家，比現在的中國還要發達的國家，加起來一共也就是十幾億的人口。而這十幾億的人口也基本上都是在18世紀，第一波資本主義的浪潮中，形成的資本主義強國。后來為什么這些國家一直在金字塔的頂端？實際上是以全球的不平等為前提和條件的，建立在全球不平等擴大的基礎上。

這是一個拼起來的晚上亮燈的世界地圖，發達國家10億人，消費了80%的資源，全世界86%的消費是由20%的人來消費掉的。再看其它一些指標，其實就更加觸目驚心，比如基尼系數。現在發展發達國家的經濟系數是比較小的，特別是拉美這些資源型的發展中國家，它的貧富差距非常大。為什么？因為它的經濟結構是依附性的，它的主要的經濟產業能源等這些部門，實際上都是加入到發達國家主導的產業鏈里面的。所以這些國家有少數人富可敵國，但大部分人還生活在原始的經濟的這種狀態。

地球上人均的預期壽命，更加觸目驚心，非洲地區不到西方國家人均的一般年齡。人人生而平等，但如果連生命的長度都不平等，怎么可能是平等的？非洲發展不起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最基本的醫療衛生基礎設施的條件。這個又是和他長期的殖民歷史，導致沒有基本的治理能力是有關系的。再比如非自然的死亡率體現的是社會治安，每10萬人口的監獄人口，美國是最多的。美國每10萬人口有700人在監獄里。無論怎么說，這不是一個成功的發展模式。700人在監獄里，每一個在監獄里的人背后都有受害者。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并不是一個很理想的發展模式。西方的道路，實際上沒有很好的解決問題。

西方國家是建立在消耗全球的資源以及擴大全球的差距的基礎上的。對中國來說，首先我們沒條件再走這條路了，資源是有限的。從傳統道義上來講，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夠通過剝削別的國家的方式來促進我們的增長。為什么說我們現在要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因為確實西方的這些辦法我們學不來了。

結論：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既是發展理念，又是發展動力

我們的經濟增長的動力在哪里？我把它概括成六點：

一、占據世界經濟技術的制高點。過去我們主要是模仿，下一步更多的去進行自主創新。

二、擴大基礎性戰略性領域的投資。現在很多領域的投資，比如海洋的開發、我們自然生態環境的恢復。

三、用共同富裕來促進消費的升級。

四、擴大公共產品的提供。

五、啟動農村市場。

六、人類命運共同體。

回顧一下，我們過去的70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非常的輝煌。我們避免了很多貧窮國家掉入貧困陷阱的命運，也避免了很多發展中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運。但想將來的30年更加成功、更加輝煌，當然目前還遇到很多挑戰，我們必須要走過去。國際上的貿易摩擦、國內的風險依然存在，但我想只要我們堅持正確的道路，只要我們的方向目標是正確的，路不怕遠，大家一起走，一定能夠走到更勝利的彼岸。

好，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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