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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有人說，會議公報四平八穩，沒有多少新詞和新提法。是因為這些人不知道這些問題的重大和根本性。

最重要的一條，不再摸著石頭過河，也不再不管姓社姓資，而是明確地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消除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

中國改革從經濟改革轉向制度建設。

中國共產黨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制度？

建國70周年，電視劇《偉大的轉折》熱播，1935年4月，長征途中的會理會議毛澤東講了一段話，就描述了新中國國家制度大體輪廓和核心要點。

毛澤東說：

我們中央紅軍要去哪里？我們要去哪里？我們的最終目標是什么？這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洛甫同志以后會專門講的，我在這里頂多是算是一個拋磚引玉。

我們共產黨人從哪里來呢？是從老百姓當中來。是為了老百姓幸福和利益而來。雖然出身不一樣，但初衷是一樣的。我們要往哪里去呢？還是要回到老百姓當中去。為老百姓謀利益，為老百姓謀幸福。我們最終的目標，就是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讓普天下的勞苦大眾都過上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幸福生活。

其實，85年前毛澤東這段在長征路上講的話非常具體明確：

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從者百姓中來，到老百姓去。不是官，還是老百姓。

為老百姓謀利益，為老百姓謀幸福。不是升官發財，更不是做官當老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最終目標是實現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讓普天下的勞苦大眾都過上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幸福生活。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

這就是共產黨鬧革命的初心。

85年前，毛澤東就是用這樣的新中國鼓舞紅軍將士艱苦卓絕地奮斗犧牲，走出困境，去締造和迎接新中國。

1945年7月，黃炎培等6位國民參政員應邀訪問延安。痛感于歷史的無常，黃炎培在和毛澤東談話時大發感慨。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這是所知人們第一次談到歷史周期律問題。

那么共產黨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樣才能跳出歷史周期率呢？對此，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后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新中國即將誕生之時，毛澤東就說進北京是進京趕考，我們不能學李自成，不能當李自成。這是對黨和官員們的嚴正警告。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就是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建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幸福生活的社會制度。

建國之初的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運動，處決劉青山、張子善，成功地阻止了貪污腐敗行為的滋生漫延。

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語重心長地告誡與會都者：“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此后，毛澤東又多次論述干群關系問題，并深刻指出：應當“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這個問題所以要特別提出來，是因為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我們跟國民黨相反，他們是以一個貴族的姿態、老爺派頭在人民中出現，我們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出現。”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大力倡導各級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將軍下連隊當兵等制度。他認為：實行這樣的措施，“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在當時的環境下，確實存在毛澤東過度估計社會形勢、主張“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情況，但從中也能看出他對于切實解決干群關系問題的異常關注和焦慮。

毛澤東十分注意并反復提醒這個問題。他要求領導干部“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系問題，搞好干部和群眾的關系。以后干部要分別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眾商量，做群眾的小學生。在某種意義上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于上級，群眾高于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

1958年夏天，有人大肆宣傳“畝產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在調查之后在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召開兩次鄭州會議，提出反浮夸風和反共產風。1959年廬山會議糾左受到干擾和阻撓，但1960年起，毛澤東又提出“反五風”，即浮夸風、共產風、命令風干部特殊化風和瞎指揮風。就是反對官僚主義。1962年發展為“社教”。再進一步發展就是文化大革命。

浮夸風和共產風造成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看到了官僚主義的危害。從反“兩風”到反“五風”，再到“社教”和“文革”，一脈相承，反官僚主義。

在毛澤東的最后十年，毛澤東采取了更大的行動。《我們走在大路上》是這樣說的：“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毛澤東不斷觀察和思考新興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極為關注艱難締造的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現象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斗爭。”

《我們走在大路上》也沒有回避1989年的那場風波，也提到了人民群眾對黨內腐敗現象的反感。

記憶當中，那時的關注點很具體，就是反“官倒”，“XX公司”在那次風波中倒掉。

2002年十六大之后，胡錦濤同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發表重要講話,要求全黨同志一定要牢記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發揚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2013年7月11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舊址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表示，正是因為始終強調和堅持“兩個務必”，黨才能保持同群眾的血肉聯系，團結帶領人民戰勝了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要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就要靠頭腦清醒，靠保持“兩個務必”。

十八大以來，中央反腐敗非常堅決，老虎、蒼蠅一起打，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長期以來，毛澤東同腐敗、特權和官僚主義作斗爭。

這就是十九屆四中全會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要解決的問題。

（作者：老兵老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