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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光：新中國70年：工業化與國企（上）

點擊：作者：?王紹光來源：《經濟導刊》發布時間:2019-10-31 1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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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經濟最大的變化是實現了工業化，而且工業化的水平越來越高。看一個社會是否進入工業化，可以借助4個基本指標。

第一是結構變化。首先是國民經濟的構成是否發生了變化？農業、工業、第三產業的比重怎樣？其次，在工業部門內部，生產資料的生產是否擴大？考察結構變化，要關注輕、重工業的比重發生了什么變化，還要看其產品結構是否發生了升級換代？其技術含量是否有所提升？

第二是量的增長。包括生產總量、人均產量增長。

第三是效率的提升。生產同一產品所需時間，勞動力和原材料等消耗。效率既包括勞動生產率，也包括全要素生產率。

第四是地區分布。在一個國家的范圍里，工業化是集中在某一個特定的區域，還是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工業化？這應該是衡量工業化不可忽略的一個指標。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毛澤東同志就對中國的工業化提出兩大期待。他的第一個期待是，中國要“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第二個期待是，中國不僅要實現工業化，還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第28條規定了國有經濟的使命：“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共同綱領》第35條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使命：“應以有計劃、有步驟地恢復和發展重工業為重點，例如礦業、鋼鐵業、動力工業、機器制造業、電器工業和主要化學工業等以創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這里突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共同綱領》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聲明，它包含豐富的內容，具體地規劃了中國工業化的道路。

新中國的起點

關于新中國的起點，本文從四個方面加以考察，即經濟、工業、資本、國企。

（一）經濟的起點

新中國經濟的起點，我們首先從結構特點分析，其次看量的特點。

從結構上看， 1949年的中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5億多人口中，只有大約200萬人從事工業；工業總產值只占全國經濟總量的10%左右。不僅比歐美國家，比俄羅斯也落后很多。而俄國在一次大戰前的1913年，工業比重已經占其經濟總量的43%。

根據許滌新、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三卷第756頁），1920年時，中國新型產業（排除農業和手工業的現代工業和公用事業等）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7.37%；到1936年也僅為13.37%，這已是戰前的最高水平。到1949年，全國新型產業的比重提升至工農業總產值的17%，其余超過八成仍是傳統產業，主要是農業。由制造業、采礦業和公共事業構成的現代部門份額更小；以1933年為例，它僅占GDP的凈值大概3.4%，實在是經濟中非常小的一個板塊。

到1952年，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水平已經超過戰前最高水平。其中，第一產業占整個GDP的51%，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加起來大約占四分之一，服務業與批發零售業加起來大約也占四分之一。中國依然是典型的農業國。

與印度相比，在1949-1950年期間，印度的經濟結構比中國稍微先進一點，工業就業人員、服務業就業人員占就業總量的比重都比中國高，農業就業人員比重比中國低。印度的人均GDP高出中國三分之一。

與全世界各國相比，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是非常低的。在Conference Board的數據庫里，1950年，有126個國家的數據。排除三個海灣石油國家的極端個例，圖1按它們各自人均GDP的水平由高到低進行排列，中國位于倒數第7位，也就是屬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之列。這就是我們經濟的起點。

圖1：世界各國人均GDP（1950年）

數據來源：

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pril2019,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TED1

（二）工業的起點

新中國工業的起點之低，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的。

舊中國的工業，絕大部分是手工業，機器工業很少。手工業生產方式已經存在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不能與現代工業同日而語。1933年，手工業產值占工業的73%，現代機器工業只占27%。

即使在機器工業中，絕大部分是半機械化生產，一半用機器一半用人，技術非常落后。1912年到1936年間，中國平均每年只有11件專利，可見技術有多么落后。

從工業部門結構來講，絕大部分為消費品行業，占工業總產值的70%左右；生產資料的工業產值只有30%左右。那時候，中國著名的廠家無非是一些紗廠、面粉廠、火柴廠而已。

從地理分布來看，絕大部分現代工業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上海；內地只是幾個大城市，如重慶、武漢點綴著一點點現代工業。進入中國腹地，很難找到現代工業的痕跡。

當時中國的工廠數量少、規模小。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時，總共有12.3萬家私人工業企業，一共雇傭164.4萬工人；其中雇傭10人以上的工廠只有1.48萬家，占私營企業總數量的12%左右，雇傭人數92.5萬。按當時的標準，雇傭10人以上就算上規模的企業了。所有這些企業加在一起，資本凈值只有25億元左右，總產值只有不到70億元；其中10人以上企業的資本凈值為14億元，產值為46.6億元。

解放初期，私人工商業發展勢頭很好。到1953年，全國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增加到15萬個，但其中職工在500人以上的企業一共只有區區167個，占總數的0.1%。而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國，雇傭500人以上的企業已經占全部企業的54%以上，當時俄國和歐美相比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早在1907年，德國雇傭1000人以上的工廠已經達580家之多。

1953年，中國職工在50人以上的企業也只占企業總數的3.74%。職工10人以上企業雖有了大幅增加，但也不到企業總數的三分之一。在這些10人以上的工廠中，仍有60%的企業使用手工工具。其它占70%的10人以下的企業只是手工業作坊，絕大多數沒有現代動力設備，產品不能定型和按標準化批量生產。不難想見，這樣的生產方式有多么落后。

1953年，中國使用機器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而不是重工業，其中食品與紡織工業的職工人數和產值占全部工業的一半以上。那時的重工業主要是燃料工業，如煤礦，其產品固然可以用于生產資料的生產，但主要是直接用于城市人口的消費。

當時的工業產品結構相當原始。當年，幾乎沒有什么稍微現代一定的工業產品前面不帶“洋”字，“洋紗”、“洋布”、“洋火”、“洋煙”等等。這個“洋”表達的意思是，要么是從外國進口的，要么是模仿洋貨制造的。

工業產品產量非常低。不僅消費品的人均產量很低，由于戰爭的破壞，1949年全國鋼產量僅為15.8萬噸，1952年鋼產量超過解放前最高水平，也只有135萬噸，每個中國人平均只有2.4公斤。發電量也是如此，中國現在每一天的發電量就是解放前最高全年發電量的三倍！

當時，中國的很多工業產品都不如印度。印度的人口當時是3.5億人，中國是5.4億人。印度的鋼、生鐵、糖、水泥、硫酸、原油等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是中國的1倍、2倍、3倍、4倍、5倍一直到8倍之多；紗、布、發電量也比中國高。中國產量超過印度的產品只有原鹽、燒堿、卷煙、純堿，然而平均到每個人，印度與中國也差不了太多。直到1954年6月毛澤東還有這樣的憂慮：“我們現在能造什么？能造桌子凳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把它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新中國成立三年后，中國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已經全面、大幅度超過解放前最高產量。但是，中國當時的工業主要集中在占中國國土面積不到12%的東部沿海地區，主要是兩大塊，一個是上海，一個是東北，此外還包括天津、青島、廣州、南京、無錫這些城市；除了武漢和重慶以外，內地幾乎很少有現代工業；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幾乎完全沒有現代工業的痕跡。總之，當時中國的工業在各方面都遠遠落后于世界其它地方。

（三）國家資本的起點

要發展工業、發展現代經濟就需要有資本投入。新中國成立后，面臨西方帝國主義的重重封鎖，企圖置新中國于死地。新中國只能靠自己進行資本積累。

在舊中國，工業、交通運輸、商業以及金融業的資本，來源不外乎三種：外國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其中工業資本規模很小，到1948年外資、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加在一起也才37.1億元（按1936年幣值），加上交通運輸業資本28.4億，整個產業資本加在一起是65.5億元左右。而商業資本、金融業資本加在一起是77億左右，產業資本的體量不如商業與金融業資本的體量。所有這四類資本的總和是142億多，平均到每個中國人頭上只有26元錢。這142億減去11億元的外國在華資本，國內資本只有131億元，平均每人只有24元。

當時國內資本的大頭是官僚資本，約76.7億元，主要包括國民黨官營企業的資本，其主要來源是抗戰勝利后沒收日、德、意三國以及日偽漢奸的資本。官僚資本集中在交通運輸業與金融業，在前者占比91.6%，在后者占比88.9%，都是絕對主導地位。在工業領域占比稍低，但所占份額（43.1%）依然比外國資本（16.8%）和民族資本（40.1%）都要高。

民族私人資本發展了幾十年，到解放前規模約54.6億元，只占資本總額的38.3%。更何況，在這50多億元私人資本中，產業資本只有16億元，不到27.2%的份額，70%以上的私人資本集中在商業與金融業。到解放前夕，在與工業化直接相關的產業資本中，份額最大的是官僚資本，占這類資本的三分之二。指望私人資本擔負中國工業化重任，顯然不現實。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的產業資本中，帝國主義在華工業占11.2%，本國資本占88.8%，其中官僚資本64.1%，私營24.7%。這主要是因為抗戰結束以后，占外國資本87%的日本資產由國民政府沒收，成為國有資本。1949年2月份，在西柏坡會見蘇聯來的代表米高揚時，毛主席說過這樣一段話：“國民黨在一定程度上為發展中國工業創造了有利條件”。因為“日本和國民黨促使資本集中到國家手中，例如，東北的工業占53%，其中47%在國家手中，6%在私人資本手中”。這樣，“中國工業的主要部分都掌握在國家手中”了。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沒收敵產實行國有化，實際上為新中國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條件。共產黨接收政權時，國有化的份額已經比較大了，尤其是在工業領域。

（四）國有企業的起點

為什么新中國會大力發展國有企業？

首先是因為國有化是那時的時代趨勢，可以從四個方面看。

第一，國有化是近代中國各政黨和政治文化精英的共識。孫中山主張“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在他看來“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有發達國家資本”。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兩位負責人翁文灝和錢昌照也認為，發展經濟必須遵循三個原則：（1）現代化主要是工業化，中國建設必須以工業化為中心；（2）工業化必須以重工業建設為中心；（3）重工業建設必須以國營事業為中心。不僅國民黨的官方人士這么看，知識界也這么看，就連最親西方的留美學生也不例外。1948年春，北美中國學生基督協會曾對中國留美學生做過一次蓋洛普式調查，它發現，“目前在美的大學生對于久遠的基本經濟政策是主張社會主義”。51.5%的留學生主張中國工業化過程中重工業和公用事業應該國營, 更有6%的人主張輕工業也應該國營, 而主張完全民營者不足5%。這方面的資料非常之多。

第二，國有化是戰后世界各國的共識。以中國的鄰國——戰后朝鮮為例，無論南北意識形態有多大差別，大多數知識分子、新聞工作者、政黨都相信，計劃經濟體系是朝鮮最好的選擇。最激進的右翼政黨（獨立黨）、最激進的左翼政黨（共產黨），最保守的政黨（民主黨）統統持這種看法。就連駐朝鮮美國陸軍司令部軍政廳任命的民政長官安在鴻也不例外。

其實朝鮮的道路也只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當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走的幾乎都是這條道路。歐洲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亦是如此。早在俄國十月革命后一年，英國工黨黨章第四條便明確了追求國有化、公有化的目標。二戰結束不久，執政的工黨便開始推行經濟國有化。1946年，英格蘭銀行與所有民航公司被國有化，開辦全國醫療服務；1947年，所有電信公司都被國有化，并創立國家煤礦局；1948年，鐵路，運河，道路搬運和電力公司也被國有化；1951年，鋼鐵工業和汽油提煉工業被國有化。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歐洲各國投資中公有部門的占比依然很高：奧地利達65%，法國達55%，英國達25%，西德達20%。到80年代末，私有化的聲浪日漸高漲。1988年，世界銀行曾出版過三卷本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技巧》，據其統計，至少有83個國家已開始嘗試私有化。需要指出的是，那時絕大多數前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開始私有化。世界銀行的這個報告從反面告訴我們，國有化在世界各國（包括那些非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曾經達到什么樣的廣度與深度。

第三，蘇聯模式的影響。新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卻沒有經驗，當時唯一可以借鑒的社會主義模式是蘇聯模式。既然蘇聯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國有制的基礎上，中國當時必定會受到影響。然而，中國后來采取的公有制形式與蘇聯不完全相同。在中國，集體所有制的比重更大；另外，中國大量的國有企業是地方國企，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的。

第四，解放區公營經濟的傳統。中國與蘇聯另一個不同點：蘇聯是革命后才開始建設新的經濟、政治體制，而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早已擁有大片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共產黨早已建立了一些公營經濟實體，并積累了運作經驗。

新中國建立之初，國營工業的固定資產已占全國工業固定資產的80.7％；國有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6.2%，占全國大工業產值的41.3%；在工業的重要領域，國有經濟已經占據絕對優勢地位；交通運輸行業更是幾乎100%掌握在國有企業手里；銀行業也不例外。

在1949-1954年間，國有企業在生產效益上也優于私營企業。1950年以后，公私合營企業（國有化的私營企業）與國有企業的效率一直遙遙領先于私營企業。這也是在當時的歷史發展背景下，為什么支持國有化發展的重要理由：國有化更有效率，為什么不能搞國有化？

經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了大規模投資國有企業，到1957年，中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52年，國有經濟只占國民經濟19.1%；到1957年已達到三分之一。同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份額從6.9%降到0；個體經濟從71.8%降到2.8%。在此期間，發展最快的是合作社經濟，即我們后來叫做集體經濟部分，它的比重從1.5%躍升至56.4%。這表明，在所有制結構上，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很不一樣：我們有大量社會主義性質的、或公有性質的集體所有制企業，而蘇聯則是以國有制為主體。

以上，我們從經濟、工業、資本、國企四個方面討論了新中國的起點。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這個起點都是非常之低的，往前每走一步應該都不容易。中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缺乏工業基礎、缺乏人才、缺乏資本、缺乏經驗。今天世界上還有很多窮國，不知如何實現經濟上的飛躍。其實，新中國剛起步時，比它們還要難，但路選對了，就能進入新天地。

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

早在抗日戰爭結束前，毛澤東已經在設想新中國未來的發展藍圖。在他看來，新中國“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為此，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當然，毛澤東深知，要實現這個經濟發展的目標，首先要在政治上創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此前105年的歷史告訴中國人民，“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已經實現，為創造“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建國后，毛澤東更關心的是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也就是“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關系的問題”。他認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以重工業為中心”是學習蘇聯經驗。毛澤東指出: “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 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 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夠的。因此, 必須善于學習”。他特別強調，“要善于向我們的先進者蘇聯學習”，因為“蘇聯的建設經驗是比較完全的”。但“所謂完全，就是包括犯錯誤。不犯錯誤，那就不算完全”。

學習蘇聯經驗，絕不意味著照搬蘇聯經驗。“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蘇聯經驗是一個側面，中國實踐又是一個側面，這是對立的統一。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蘇聯的做法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造成農、輕、重發展的不平衡。這在毛澤東看來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定要引以為戒。他堅信，思考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即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這一基本情況出發，從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出發，探索一條與蘇聯有別的中國工業化道路。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詳細地論述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與農業的關系：“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這一點，目前還沒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隨著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發展，農業的日益現代化，為農業服務的機械、肥料、水利建設、電力建設、運輸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為重要市場的情況，將會易于為人們所理解……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夠有更大的發展，使輕工業相應地有更多的發展，這對于整個國民經濟會有好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會更快地發展。這樣，看起來工業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實際上不會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在毛澤東看來，發展重工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位置是毛澤東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后來, 毛澤東把他的思路概括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

道路確定了，但每向前一步都需要探索，都需要艱辛付出。既然叫做“探索”，不可能沒有任何失誤，更何況當時中國進行的是一件前無古人的劃時代偉大探索。今天有些事后諸葛亮，對前人走過的路橫挑鼻子豎挑眼，他們覺得共和國的前30年有那么多失誤，犯了那么大錯誤，仿佛是一片漆黑。這是心智發育不良的表現。中國這樣一個貧窮的農業大國，面對世界列強的封鎖禁運，要探索一條工業化道路，沒有現成的路線圖，不走點彎路，不犯點錯誤，可能嗎？

（一）國有企業的成長

1957年前，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全國共有國有工業企業約五萬家。第二年大躍進，這類企業猛增至約12萬家。1959年，國有工業企業數量開始下滑；到1964年，降至谷底，約4.5萬家，比1957年還少。然后開始恢復，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有工業企業是數量大概是8.5萬上下。是同期集體工業企業的數量（約35萬家）的四分之一。

國有工業企業的職工并不是很多。1952年剛剛超過500萬， “大躍進”時期猛增至2300多萬人。一下這么多人進城吃商品糧，那時的農業生產水平無力支撐。進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三年調整期后，大量工業企業關停并轉，國有工業企業職工精簡掉一半，剩下1100多萬人，1964年后才逐步回升；到80年代初，已超過3500萬人。

國有工業企業的職工人數在增長，與此同時城鎮就業人口也在快速增長，1952年只有不到2500萬人；到1984年，已超過1.2億人。除大躍進時期外，國有工業企業職工占城鎮就業人口的比重從未超過三分之一。

在大躍進期間與文革初期之外，中國的工業總產值與國有企業的工業總產值雙雙持續快速增長。剛解放時，在整個工業總產值中，國企的占比只有26.3%；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占比已升至50%以上。大躍進將國企的占比拉高到90%左右；其后，這個水平一直維持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社隊企業（即后來人們所說的鄉鎮企業）的五小工業（小鋼鐵、小煤礦、小機械、小水泥、小化肥）興起后，國企的占比才逐漸下滑；但到八十年代初，仍在70%以上。可見，盡管國企的單位數、職工數不多，其對工業的貢獻非常大，對推動中國工業化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近些年來，有些人不斷散布一種說法：凡是國有企業，效率必定低下。它誤導了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表8已經告訴我們，從1949-1954年間，國有企業的效率高于私營企業。表10則告訴我們，從1949-1984年間，國企的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如果以1952年為100%的話， 1984年則為336%，提高了3倍多。

表1：國有工業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

隨著國企的工業總產值與勞動生產率不斷提升，它們產生的利潤與上繳的稅金也水漲船高，每隔幾年上一個臺階。1952年，兩者相加不過30億元；到1984年，已突破千億大關，增長近34倍。在這個時段，政府對國企實行“統收統支”，即國企利潤全部上繳，虧損國家彌補，擴大再生產費用由財政部門審核撥付。因此，國企實現的利潤與稅金都是對國家財政的貢獻。

（二）國家資本的成長

資本對落后國家發展經濟至關重要。新中國的資本積累不僅不能靠對外擴張，還要隨時提防帝國主義的入侵。在這樣的情況下，積累資本只能靠自己。從1949年到1984年，全國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增加了47.71倍。這些錢從何而來？主要靠國家財力！國家財力從何而來？主要靠國企積累！

1952年，國有固定資本投資為43.56億元；其后8年高速增長；到1960年已達416.58億元，幾乎是1952年水平的10倍。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1984年突破千億大關，達到1185.2億元，是1960年水平的兩倍多。

從1952年到1980年，固定資產投資部分的統計范圍僅為全民所有制單位。因此，現有統計數據顯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百分之百由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直到1981年以后，統計數據中才出現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及其它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在1952-1980年間，集體經濟肯定也有一些固定資產投資，但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不會很大，估計在5-10%之間。毫無疑問，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占絕大部分。“外資”首次在1977年出現，但直到1984年，其份額一直在5%上下。外資大規模進入中國，成為固定資產投資的生力軍，則要等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后。

在共和國歷史的頭30年，中國還是一個窮國，拿出那么多的錢進行投資，實在是不容易。當年靠節衣縮食、壓低現有消費去投資未來的做法，叫做“勒緊褲帶搞建設”。在1953-1984年的30年間，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家財力比重平均值為43.4%。中國每年拿到的財政總收入中有43%投入到了新增固定資產里面。可見，新中國創建初期中國人民、中國政府有多拼。

國家財力的錢從哪里來呢？1952年，財政收入的60%來自于全民所有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財政收入的80%以上來自于全民所有制；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1984年。也就是說，國家財力的錢來自于國有企業；國家拿到的錢，大部分又投入到國有經濟作為固定資產積累，構成一個良性循環。

中國有一句成語，“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這種良性循環持續運作了30年，日積月累的成效是驚人的：國有工業企業年底固定資產原值從1952年的148.8億元增至1984年的5170億元，國有工業的底子越來越厚。

在一篇發表于1982年的論文中，美國經濟學家威爾弗雷德·馬倫鮑姆對比了中國與印度。到那個時候，中國和印度已經出現巨大的差異。他認為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印度的年度投資率通常比中國低10%或更多。多年積累的投資差距，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遠高于印度。換句話說，在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暫時犧牲了當前消費，最終卻極大地促進總體福利的快速增長。形象地說，在工業化的初級階段，中國采取的是強行軍方式。強行軍肯定對即刻的體能、意志力是巨大的挑戰，但正是這種方式使中國得以后來居上。

（三）工業的成長

因為有大量國家投資，在共和國的前30年，中國工業高速發展。這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工業增加值增長迅速。1949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不足120億。此后，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快速攀升。大躍進和文革期間，工業增加值有小幅跌落；其它年份里，它一直呈上升態勢；到1984年，中國的工業增加值已達2815.9億元，是1949年的23.5倍。

1949年，工業增加值只占GDP的17.6%，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既小于農業，也小于服務業。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工業體量大增，占GDP的比重已超過40%，成為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最大的部門。

其次，工業內部構成更趨現代。考察一國工業的發展水平，不僅要看總量，也要看其內部構成。解放初，中國的工業部門不僅規模小，而且結構以生產簡單的消費品為主。剛解放時，中國工業總產值的四分之三左右由輕工業構成，1952年，僅紡織與食品兩個行業的產值就占了全部工業總產值的一半。此后工業產值的構成發生快速變化，重工業的比重在1951年超過30%，1960年達到巔峰66.7%。上世紀60-80年代，該比重一直在50-55%上下擺動。其中電力、冶金、石油、化工、機械工業的比重大幅提升，到1984年在工業總產值中的占比已超過50%。

重工業是實現社會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從中國當時所處的歷史條件考慮，優先發展重工業至少還有四個重要的理由。（1）中國當時面臨十分嚴峻的外部環境，必須發展國防工業，而國防工業就是重工業。（2）推動鐵路、公路、內河航運、遠洋海運、航空的發展，必須靠重工業。沒有現代交通運輸體系，中國各個地區的經濟無法互聯互通、協調發展。（3）輕工業本身使用的機械必須由重工業生產。（4）發展農業機械、水利設施都得靠重工業。

電力作為重工業的一部分，整個現代工業都有賴于它。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少得可憐，只有區區43億千瓦時。1984年，中國的發電量達3770億千瓦時，是1949年水平的87.7倍，已居世界第六。到1984年，中國的很多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已經進入世界排名的前列，其中棉布產量已排世界第一，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穿衣”問題。

第三，工業生產的地區分布更加平衡。不論是看整體工業總產值，還是分開看輕工業、重工業，我們發現，沿海省份的比重下降，內地省份的比重上升，說明工業生產能力已經擴散到全國范圍，而不再是集中在少數幾個點上。

最后，建立起來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1980年，世界銀行代表團第一次到中國考察，讓該考察團印象深刻的是：“幾乎整個現代工業體系已經建成，尤其是那些與裝備制造相關的行業。雖然在許多方面中國的產業結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但其機械和冶金產品的份額并不比工業化的市場經濟體小多少。可以說，中國目前在生產資料方面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進口不到10％）”雖然中國仍是一個窮國，但它已實現了毛主席的一個愿望：建立起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為當時與后來的經濟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物質基礎。

（四）經濟的成長

經濟的成長可以分為四個方面考察：經濟增速、經濟結構、就業結構、以及收入水平。

不少人有個錯誤的印象，好像GDP增長率在改革開放前是停滯的，只有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快速增長。實際上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在1950-1978年間，GDP的年均增速接近8%。如果從1950年一直算到1984年，GDP的年均增速則為8.09%，人均GDP的年均增速也達到6.08%。和世界上其他經濟體相比，新中國頭35年經濟發展的表現也是相當突出的。

從經濟結構的演變看，新中國在頭35年實現了毛主席的另一個愿望：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中國成立時，第二產業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到13%，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68.4%，1952年第二產業比重超過20%，1975年超過45%，之后長期維持在這個水平上下。到1984年時，中國可以有把握地說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

綜上所述，到新中國成立35年時，毛主席的兩個期待基本都實現了。

然而從就業結構與收入水平看，中國那時離現代化還有不小差距，依然任重道遠。

雖然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了45%，但第二產業的就業占整個就業的比重還非常低：1952年為7.4%，1958年一度達到26.6%，1984年為19.9%。服務業就業的比重也不高，1952年為9.1%，1984年為16.1%。在1984年，二、三產業的就業加在一起約為36%，這意味著農業從業人員占就業總人口的比重仍高達64%。在這個意義上，工業化的中國還有一條腿陷在傳統農業中。

另外，從人均國民收入來看，一方面進步不小，另一方面水平還很低。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可憐的66元，到1984年達到549元，是1949年的8.32倍。建國頭35年，人均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速度是7.1%，可以說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1984年人均500多元錢的水平在世界上還是屬于窮國的行列，剛剛進入溫飽階段。

（作者系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公共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來源：昆侖策網，轉自“中信基金會”，原載《經濟導刊》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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