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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南枝 | 當代國際形勢下中國面臨的雙重壓力與挑戰

點擊：作者：魏南枝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發布時間:2019-10-26 21:11:21

以新自由主義為基本理論構架、以美國為領導的“中心—邊緣”世界體系的現行全球治理體系逐漸“失向”“失序”和“失范”，全球治理處于歷史的轉折點上。中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應當明確國家調控市場的方式是多元的，警惕和防止全面私有化讓人類社會走向另一種“通往（被資本）奴役之路”。中國道路取得成功的關鍵之一在于中國共產黨這一主導性政治力量所具有的相對于資本權力的政治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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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必須順應世界大勢。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這一輪經濟全球化不以貿易的全球自由擴張為主要特征，更多體現為以資本輸出為主要形式的生產全要素的全球自由市場化配置過程。[1]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全球產業鏈在全球范圍的擴張，經濟全球化成為21世紀的世界大勢，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經濟全球化也給世界帶來各種風險與挑戰：21世紀的人類社會處于一個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全球化進程與“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潮流同時存在，各種新老矛盾和沖突交織在一起，國際社會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全球治理需求日趨旺盛。自近代以來主導國際格局的西方國家國際地位在不斷削弱，國際秩序面臨重組重構，全球治理體制變革也因此處在歷史轉折點上。上述兩個方面給中國形成了戰略壓力，中國對自身道路的探索與前行方向也因此處于這些壓力所共同構成的國際環境的生態之中。

一、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數千年來，人類不同文明體之間就存在各種形式的交往和聯系，人類文明在相互吸收和互鑒中不斷向前發展。但是，在古代漫長的歷史時期里，由于生產力水平和人類交往方式的限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各個民族并沒有改變各自孤立、分散發展的格局。直到15世紀末歐洲人的航海時代開啟了地理大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海外殖民地的野蠻開拓之后，地球上原先各個分散地區的聯系日漸緊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被逐漸納入同一全球化過程之中，由此開啟了世界歷史的整體進程。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因此，全球化從根本上來說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斷膨脹的產物。[2]

近現代以來的全球化進程是以西歐和后來的美國作為中心向外推進的，并且深刻地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影響。例如，19世紀的兩次工業革命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商品和貿易的增長開拓了世界市場，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經濟呈現繁榮發展的景象。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頑疾——經濟周期性危機的存在，經濟全球化非但未能借助全球的力量克服在一國爆發的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反而將一國范疇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擴展為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3]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由美國領導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秩序和治理規則，推動了歐美經濟的快速復蘇和全球化的再一輪高度發展，建立起了一套以“中心—邊緣”作為基本關系的不平等的世界經濟體系。該體系的“中心”是以美國為核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及與這些國家形成緊密利益聯盟的西方跨國資本力量，它們試圖牢固把持制定國際規則的世界權力。贏得了民族獨立的廣大亞非拉國家，雖然在形式上主權獨立，但實際上處于經濟依附體的地位，其主權的行使在事實上受到“中心—邊緣”世界經濟體系的種種限制，導致許多處于邊緣地帶的國家難以獨立完成國家現代化的目標，長期處于欠發達狀態。[4]

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自冷戰結束至今，隨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將政治利益與跨國公司的資本利益相結合，經濟金融化呈現全球性蔓延，“金融幾乎滲透到了現代經濟行為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和細節”[5]。與金融化資本主義同時存在的是信息革命與各種相關技術的進步，推動了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將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到20世紀末，已經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之間形成了多層次的利益交匯點，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6]

進入21世紀以來，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在過去幾十年里導致勞資失衡日益加劇、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很多國家兩極分化趨勢日趨明顯，美國和西歐等多個發達國家深陷產業空心化和經濟金融化等困境，于是“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社會思潮與社會政治力量迅速崛起。而且，這股力量正在從世界經濟體系的邊緣性國家轉向中心國家，例如，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推行貿易保護主義、英國“退歐公投”、歐洲多國極右翼政黨興起等。這些變化進一步暴露了全球化根本的結構性弱點，即“政府是每個國家的，市場卻是全球性的”[7]。盡管面臨上述沖擊，全球價值與生產鏈已經把世界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納入其中，跨國公司的持續膨脹仍在促使該鏈條日益復雜化，現代交通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極大便利了人類在世界各地遷徙，科學技術的不斷擴散和資本等的迅捷流通使得任何國家或民族都不可能脫離經濟全球化進程而孤立發展，自身也因為對全球化的參與而在塑造著全球化進程。因此，全球化是當前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8]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歷史地看，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困擾世界的很多問題，并不是經濟全球化造成的，但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9] 全球化的結構性弱點導致了各種不確定性和矛盾沖突的存在與爆發，從而構成了當代國際形勢下中國所面臨的第一重壓力，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需要解決好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并且，這種結構性弱點隨著全球治理主體的日益多元化而更加凸顯并難于解決，使得全球治理變革處于歷史的轉折點上。

二、全球治理變革處于歷史轉折點上

隨著人類社會的經濟全球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在科技創新的持續推動下，世界市場日益成為一個自主的、獨立的體系。單一國家主導世界秩序的傳統霸權模式趨于衰落，國際政治正處于深刻變化之中，高度不確定性和高度復雜的全球風險頻發，導致現有全球治理難于滿足現實需求、新的治理方式又遠未形成，這些新的特點讓全球治理處于深刻的系統性結構轉型之中。[10]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原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增加了新的變量和新的特點，進而逐步引發全球治理的系統性、結構性轉型。影響這種系統性、結構性轉型的因素，包括三個層面：全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全球治理對國家治理的內部與外部影響，全球治理的國際規則或機制面臨的挑戰。

1、全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

經濟全球化推動全球價值鏈的逐漸形成，其結果是促進了全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即盡管主權國家仍是最基本的治理主體，但全球治理的主體不再局限為主權國家，而是包括許多非國家的經濟實體機構。一方面，跨國公司成為全球治理的主體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這一輪全球化使得非國家的經濟實體——跨國公司不斷成長和加速擴張，并成為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目前，約占七成的跨國投資是由跨國公司完成，2/3的國際貿易是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的，一批大的跨國公司的經濟體量已經超過世界上大部分主權國家。[11] 另一方面，各種類型和性質的非政府組織成為全球治理的新興主體。其中，相當比重的非政府組織與不同形式的資本力量之間有著密切聯系，例如美國的金融投資家索羅斯捐款成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SF）在上百個國家開展項目。

2、全球治理對國家治理的內部與外部影響

隨著全球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的深度調整，全球治理越來越深入到國家內部。例如，跨國公司、特別是以資本輸出為主的跨國金融機構正在不斷擴大其對國家治理行為的影響力，以實現資本的全球性擴張的便利與安全度。全球治理的主體日趨多元化與國內治理的多重困境相結合，使得一方面由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主導的“自由市場”被賦予高度的政治正確性、忽視了其加劇國家內部社會經濟發展不平等性的風險。另一方面，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是一些發達國家，全球治理的大多數主體都在選擇性無視或者掩蓋當今世界最重大的矛盾——資本的無限無序擴張與勞動者的沉重被壓榨之間的矛盾，反而用“機會平等”和“個人責任原則”等借口對個人的失敗進行解讀，將金融資本主義主導下的“自由市場”不承擔社會責任所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和貧富懸殊等推脫給了“個人的不努力”或者“主權國家政府的無能”。[12] 因此，在經濟全球化進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全球治理和國內治理之間的張力在擴大，“在這個多樣化和不發達深化的階段，就出現了新的統治和依附的機制。那是文化上、政治上，也是經濟上的技術依附以及受跨國公司的統治”。[13] 由于跨國公司的影響力以及其涉及的國際上復雜的利益交織，導致主權國家對其進行有效規制的難度在加大。

此外，從全球治理對國家治理的外部影響而言，隨著全球化的深化，全球治理越來越有賴于國家之間跨越國界的協同合作，它與國家治理的協調互動和相互制約也在不斷加強，給國家治理帶來越來越多的外部影響。[14] 全球治理往往在國家之間通過簽署共同認可并且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協議和普遍性國際規則、設立某些國際組織和國際機構來規范各全球治理參與行為體的行為等來實現，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需要全球治理機制的制定和推行，反過來對國家政策制定形成了制約。[15]

當前經濟全球化最根本的是資本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動，資本國際流動的自由度、廣度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僅改變了基于商品生產的、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的國際分工格局，而且挑戰了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的利益分配格局。[16] 如今，對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而言，資本要素的全球自由流通，在使得其國內的跨國寡頭壟斷集團、大型工業企業、金融投資機構在發展中國家從事利潤豐厚的剝削性收益同時，也造成其國內產業的去工業化、空心化和虛擬化，進而促使國際力量的對比向新興的發展中大國不可避免地傾斜。這與作為全球治理的主權國家代表的國內利益產生了矛盾，也掀起了一些國家內部的民粹主義浪潮和較為普遍的排外情緒，進而為滋生“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政治和社會思潮提供了土壤。

全球治理形成了全球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交織與并存、合作與沖突。因此，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在追求、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關注和兼顧全球整體利益，例如維持全球經濟穩定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協同應對氣候變化、共同開展環境治理、核裁軍行動等等。這些在全球治理中必須履行的國際義務，在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國家看來，對其繼續在國際上推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維系不平等的國際經濟舊秩序、維持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的支配地位和剝削壓榨造成了妨礙和不便，必須去之而后快。于是在打著“本國利益優先”的旗號下，貿易保護和霸凌主義、單邊主義、“退群”等損害全球治理的行為大行其道，制造了國際經濟和貿易關系中的混亂，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增加了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因素。

3、全球治理規則面臨挑戰

在這一輪全球化進程中，“西方的世界”正在轉變為“全球的世界”，世界權力中心出現向非西方世界轉移的趨勢。[17] 美國領導的“中心—邊緣”世界體系所產生的各種變化、全球治理和國內治理之間的張力和其他各種因素錯綜復雜地交匯在一起，形成了原有國際秩序所不可承受之重，引爆了從美國這一“中心”爆發并向“邊緣”區域蔓延的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并且世界經濟迄今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復蘇，反而有逐漸滑向“失向”“失序”和“失范”的風險。因此，既有的全球治理規則或機制面臨著進行結構性調整的三重現實壓力。

第一，二十國集團（G20）代替八國集團成為國際經濟合作與協調的首要全球性論壇，實現了世界體系從“中心”向“邊緣”的巨大擴張，這既是國際經濟格局與全球治理架構持續演變的結果，也表明國際規則或機制事實上已經處于深度調整的進程之中。

第二，世界經濟危機已經不再被認為是周期性危機，而是越來越有結構性危機的特點。以新自由主義為基本理論構架的現行全球治理體系，將經濟與福利增長完全依賴于市場、完全依賴于私有企業，把西式多黨政治競爭體制作為經濟自由的保障，事實證明反而讓人類社會走向另一種“通往（被資本）奴役之路”[18] ，因而需要調整結構以應對和解決危機，給國際規則或機制的調整提供了巨大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三，資本“將地球變平”的努力與美國維護其居于世界體系中心地位的要求之間是存在張力的，特別是美國為資本積累提供的能力正在趨于萎縮。美國是全球第一個GDP突破20萬億美元的國家，但其GDP已經從20世紀60～70年代期間占世界比重的約40%下滑到現在的約25%。這種下滑趨勢和世界經濟中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趨勢表明全球力量對比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這為全球治理機制的調整提供了現實基礎。

雖然全球治理變革處于歷史轉折點上，但這種轉折與演變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過程，而是充滿了博弈、較量甚至反復，因此構成了當代國際形勢下中國所面臨的第二重壓力。

三、中國對所受到的雙重壓力

與挑戰的回應與策略

面對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正在走向多元化的趨勢，西方世界秉持傳統的國際關系均勢理論認為，均勢必然導致戰爭、霸權可以維持和平。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不無憂慮的是，這種多元化本身就預示著西方中心主義的結束或者美國對世界領導權的減退。盡管在近現代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權力的移交，但歷次權力的移交都發生在西方世界的內部，一旦非西方世界有可能與西方世界因多元而趨向平等，這將是世界體系的一次極為重大的調整，是人類歷史幾百年來的一次大變革。

因此，對于當代國際形勢下中國面臨的雙重壓力對中國發展構成挑戰，需要從下述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思考。

1、中國的改革發展與由美國主導的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關系

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所指出的，資本主義所取得的經濟繁榮往往是源于多種機制的結合，例如社會保障功能以及公共部門提供的學校教育和醫療等，而非僅僅依賴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市場經濟。[19] 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運行良好只是一種假想的理想狀態，實際情況是，市場機制的力量非常強大但沒有內在的道德品質：為了積聚財富，市場機制往往會把環境成本傳遞給社會、形成經濟社會不平等，往往會剝削虐待工人、形成道德危機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依靠軍事勝利和經濟實力建立起包括關貿組織、布雷頓森林體系、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等一整套的全球治理體系，逐漸形成了以美國為主導力量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20世紀80年代以來，基于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理論設定，美國和跨國資本力量共同推動了本輪全球化的歷史進程。這一進程的全球治理秩序只承認各國以完全的市場化、徹底的私有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合理性，否認其他治理模式存在的合理性。[20]

但是，隨著美國變成了金融立國的國家、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美國的霸權地位逐漸趨于衰落。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利用美元的世界貿易結算貨幣地位，通過量化寬松的方式消化金融“有毒資產”、化解金融風險，并將成本轉嫁給世界其他國家。美國政治道義資源因為伊拉克戰爭等損耗極大；加上其內外部多重矛盾的積累導致特朗普政府上臺、以及2017年以來美國的系列“美國優先”政策和“退群”行為，美國從“全球擴張主義”向“孤立主義”回調……美國仍然是對世界上絕大部分事務有絕對影響力（震懾力）的國家，但已經不再是以引領為標志的霸權國家。[21]

美國自身的上述變化給由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帶來了諸多根本性改變，具體體現為前文所述的全球化面臨的危機和全球治理所面臨的結構性調整。如阿米塔夫·阿查亞提出的“地區世界”秩序構想所言，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必將衰落，眾多地區秩序將更多體現本地區行為體的利益與認同，而這些不再服務于美國權力和意圖的地區出現必將為改變現有全球治理秩序提供重要基礎。[22]

亟待回答的是，中國進一步的發展與世界體系的關系應當如何定位？

中國今天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有力推動者，但“接觸”和一定程度上“參與”當前世界體系和經濟全球化之后的中國，對未來走向的判斷會自覺不自覺地把我們納入該體系競爭框架之內，國家治理能力、市場規模、勞動力素質和基礎設施等多種因素決定了中國在為爭取流動資本進入本國市場的競爭中占據優勢，但這種優勢不能掩蓋在該體系之內主權國家相對越來越強大的跨國資本力量的相對被動地位——中國也一定程度上面臨可能處于這一陷阱之中的風險。

面對這一陷阱，我們在強調進一步推進經濟全球化和擴大對外開放之際，應當注重在開放中不斷增強自身實力和抵御系統性風險的能力，應當繼續堅持并且更加注重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內核和原則，進一步掌握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權和主動權。

面對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轉型，中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實施全面對外開放進程中，必須有底線意識和目標意識，必須堅持“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23] 在對外開放的深入實踐中，必須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所具有的政治自主性和獨立性，不忘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初心，牢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使命，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美國的2/3，中美貿易戰、華為事件、特朗普擔任總統后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列為“戰略競爭者”等表明，未來中國的發展與美國之間的競爭大于合作，主要著力點在于管控分歧。[24]

進一步而言，中國需要界定與由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關系，這種關系應當包括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與競爭的關系，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之下，不是被動“融入”，而是實行積極主動的開放政策，采用“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等戰略構架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另一個層面是國家與資本之間的關系，應當明確國家調控市場的方式是多元的，并非只有私有化才能提升生產效率，而是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25] 。

2、中國道路的核心訴求

已經從“趕超”轉為“明確方向”

20世紀80年代以來，面對施行改革開放的中國在經濟基礎、社會結構等方面展現出的巨大進步與變化，西方對華戰略中“自由化”中國的企圖非常明顯。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和前副國家安全顧問拉特納在《外交事務》2018年刊文指出，美對華政策向來基于一種假設，即中國將逐步實現政治和經濟自由化，融入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并成為一名“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26]

但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體制上卻未如美國所愿，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27]

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強大的政治領導和組織管理能力、扎實的國防基礎即核大國地位和完整的工農業基礎，中國在這一場主動從“接觸”到部分“參與”的歷程中就很容易失去主動性和自主性，真正陷入如拉美國家一樣的依附地位困境之中；如果沒有在此基礎上進行的改革開放切實給予普通民眾生活改善的獲得感，在蘇東劇變之際，中國共產黨也難免會成為“下一個倒下者”。

進入21世紀以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中國仍然在較多領域堅持了“以我為主”，建立起了自己的多元化產業體系，突破了歐美國家將中國作為生產鏈條低端“世界工廠”的預設。今天的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包括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的國家，建立起了行業齊全的工業體系。[28] 中國的GDP自2010年以來穩居世界第二、2018年超過美國GDP的66%，中國是世界上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第一外匯儲備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29]

以2018年為例，中國工業增加值達到了30.5萬億元、折合4.6萬億美元，其中制造業增加值4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接近30%，我國的工業規模已經是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總和。并且，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中增長最快的行業依次為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等，表明中國的制造業正在向中高端進軍。此外，服務業中增長最快的行業是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其增加值為3.24萬億元，增長30.7%。[30]

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中國在主動“參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后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突圍”，而這一艱難過程是自1949年以來堅持不懈“自力更生”和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相結合的努力成果。中國道路取得成功的重要決定性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這一主導性政治力量所具有的相對于資本權力的政治自主性，這是中國沒有和其他很多亞非拉國家一樣淪為西方經濟依附體的最根本性原因，這也是中國經濟崛起所采用的發展道路與制度方向和西方世界的預期不一致的原因所在。

值得警惕的是，因為西方世界的各種問題錯綜復雜甚至難于解決，西方跨國壟斷資本力量特別是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尋找更安全更優質棲身之所的動力在增強，中國當然是重要選項之一。為此，影響中國的政治以符合這些資本集團的利益是它們的現實需求，這反映了資本參與政治的意愿和能力都在增強。

上述兩個方面決定了，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道路的核心訴求不應當再局限于物質層面的趕超，而是應當從道路論出發來“明確方向”，突破將物質財富作為衡量一切標準的唯GDP論，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只有這樣，才能將西方中心主義的單一現代性改變為世界不同文明體百花齊放的多元現代性，才能探索一種區別于歐美等國的更具有可持續性、更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發展模式和路徑。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于世界的最大意義和貢獻之所在。

注釋：

[1]李濱：《新全球治理共識的歷史與現實維度》，《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

[2]〔埃及〕薩米爾·阿明著，丁開杰譯：《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的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

[3]高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演變》，《經濟學動態》2009年第3期。

[4]〔埃及〕薩米爾·阿明著，丁開杰譯：《不平等的發展：論外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08～215頁。

[5]張昕：《金融化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秩序之爭》，《文化縱橫》2018年第3期。

[6]《習近平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15/c_1110712488.htm。

[7]陳德銘：《全球化下的經濟開放與改革》，第四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主旨演講，https://www.guancha.cn/ChenDeMing/2018_10_21_476274.shtml。

[8]霍建國：《經濟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1期。

[9]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人民日報》2017年1月18日。

[10]范如國：《“全球風險社會”治理：復雜性范式與中國參與》，《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

[11] 陳德銘：《全球化下的經濟開放與改革》，第四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主旨演講，2018年10月20日。

[12]魏南枝：《變動時代的失序與重構》，《金融博覽》2016年第10期。

[13]黃平：《全球化：一個新的問題與方法》，《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14]吳志成：《全球治理對國家治理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15]Steven Bernstein & Benjamn Cashore，“Complex Global Governance and Domestic Policies：Four Pathways of Influence”，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88，No. 3，2012，pp.585-604.

[16]李濱：《新全球治理共識的歷史與現實維度》，《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

[17]陶堅：《大變局需要大包容大誠意》，《國際安全研究》2019年第1期。

[18]李濱：《新全球治理共識的歷史與現實維度》，《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

[19]Amartya Sen，“Adam Smith.s Market Never Stood Alone”， Financial Times，March 16，（2009）.

[20]李濱：《新全球治理共識的歷史與現實維度》，《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

[21]高程：《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受挫與中國的戰略機遇》，《國際觀察》2018年第2期。

[22]Amitav Acharya，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London：Polity Press，2014，pp.110-111.

[23]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24]魏南枝：《中美政治、安全矛盾與經濟相互依存》，《現代國際關系》2016年第11期。

[25]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26]Kurt M. Campbell &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Vol. 97，Issue 2，Mar/Apr 2018.

[27]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

[28]夏一璞：《從嫦娥四號看科技創新的中國造》，《今日中國》2019年1月29日，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sp/201901/t20190129_800155425.html。

[29]統計局：《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U.S.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Gross Domestic Product，4th quarter and annual 2018，”https://www.bea.gov/news/2019/gross-domestic-product-4th-quarter-and-annual-2018-third-estimate-corporate-profits-4th。

[3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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