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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開始，以巴黎為中心，法國多個大城市相繼爆發“黃馬甲”運動。這一運動從部分外省中下階層民眾針對新征燃油稅的抗議活動，逐漸演變成為多階層、多行業、多地區、多年齡階段、“不分左右政治立場”、爭取經濟公正的全民街頭抗議活動，“黃馬甲”運動造成了法國近50年來規模最大的騷亂，且已向比利時、荷蘭、英國、德國、以色列等其他國家蔓延。法國為何爆發“黃馬甲”運動？對此，既要深入探討法國自身的歷史和現狀，深入分析各種新老矛盾和沖突交織在一起的國情因素；又要結合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經濟全球化進程與“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潮流同時存在的時代背景。

理想與現實的矛盾

“黃馬甲”運動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沒有統一的領導者、沒有嚴密的組織體系，但是抗議者分布廣泛且組織效率高、傳播和呼應速度很快。據《費加羅報》等法國權威媒體統計，“黃馬甲”運動的民眾支持率達到七成以上，被視為全新的政治與社會現象。但是，新現象背后體現出老問題，即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社會出現的雙重矛盾：一重矛盾是追求實現“共同意志”這一理想與“分裂”的法國這一現實之間的矛盾，另一重矛盾是追求保護“普遍利益”這一理想與社會缺失公平這一現實之間的矛盾。

法國的共和理念將共同意志視為最高權力、將國家視為普遍利益的代表和維護者。這些基本政治理念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具有強烈的平均主義色彩。

基于上述理念，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建立起極具特色的中央集權民主政治體制，總統擁有絕對權力。法國大革命之后，法國人曾經認為只要實現了“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就能夠確保每個人有獨立擁有財產和獲得安全的可能，他們甚至一度將結社視為形成共同意志的阻礙而絕對禁止結社自由、將福利國家制度視為有損于為個人權利奮斗的革命精神而加以反對等。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的社會組織發展和福利國家制度建設都明顯滯后于英國和德國。此外，為了避免總統由間接選舉或者議會產生、避免總統成為某個政治階層或者利益集團的代表，1961年法國公民投票決定總統由“一人一票”的直接普選產生，總統掌握著任免和解散議會的權力，這種體制曾被一些學者稱為“總統君主制”。法國國家元首即總統有義務確保社會凝聚力和實現為所有人所共享的普遍利益。但是，各種利益分化和意見分歧是法國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例如，長期以來，法國各政黨和利益集團往往以革命或者民主的名義，為掌控定義共同意志的話語權而進行政治斗爭。“黃馬甲”運動背后有各種政黨和利益集團的影子，他們都試圖借助該運動實現自己的黨派利益。

法國大革命對資本主義前景的種種期待不過是烏托邦式的理想。在19世紀末，貧困是絕大部分工人階級的普遍狀態，這使得法國工人運動的奮斗目標從單一的政治投票權轉向社會保障權。這一轉向催生了今天的法國福利國家制度。可惜這一制度從開始到現在，盡管不斷提升覆蓋水平，但是一直是碎片化地適用于不同的社會群體，事實上成為各“碎片”制度背后的社會群體實現和維護其自身利益的經濟乃至政治工具。這種碎片化福利制度既瓦解了傳統大工會的實力，也降低了不同行業的工人為了共同利益形成團結機制的可能。

上述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加上人民主權理念下公民對國家的各種期待，使得一旦某個階層團體或社會群體認為某項施政行為破壞或者不利于其既得利益的時候，往往傾向于通過組織罷工示威、街頭抗議甚至制造暴力沖突或騷亂，來給政府施加壓力，以“不斷革命”的政治傳統，抵制有損個人或者社會群體利益的改革。“黃馬甲”運動就是法國社會這種深層的反抗精神傳統和社會分裂分化的延續。

這些理想與現實的對立，匯聚到此次“黃馬甲”運動，呈現出如下特點：

一方面是精英與平民的對立。“精英—平民”對立的公民權斗爭，長久以來是法國大眾民主發展演進的推動力。然而，無論是保護公民權的大眾民主政治，還是與公民權擴張緊密相連的福利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并沒有使法國人民真正成為自己的“主權者”。相反，公民權以保障資本自由和財產安全為前提，保障精英的權利和避免“多數人暴政”成為各種公民權制度設計隱喻的原則。即使是政治權利，如法國學者羅桑瓦龍所認為的，大眾民主已經“退化為一種受特殊利益操縱的討價還價的制度”，因此，公民的投票“并不是政治權力獲得正當性的唯一標準”。

初次分配存在勞資失衡，轉而過度依賴福利國家制度對財富進行再分配，其結果是扭曲了勞動力市場，產生負激勵作用。有研究表明，法國城鄉居民和不同階層之間對于稅負的感受存在巨大差異，越是低收入和低學歷的社會階層，越能感受到稅負沉重并且缺乏公正性。“黃馬甲”運動的口號之一是“我們不要面包渣，我們要的是整個面包！”可以說，“黃馬甲”運動是“精英—平民”對立的公民權斗爭和民粹主義的再度復興。

另一方面是對法國民主政治的集體性失望。盡管大眾民主實質上在被虛化，作為“授權過程”的選舉，仍然是法國政治權力合法性與正當性的來源。2017年，不屬于任何傳統政黨的馬克龍以奉行“中間路線”贏得大選，打破了由社會黨和共和黨等傳統大黨“左右共治”的格局。從選擇右翼總統到選擇左翼總統再到選擇奉行“中間路線”的總統，法國選民試圖通過選票選出能夠解決法國沉疴的總統。但是馬克龍總統上任以來，未能如預期那樣解決經濟不佳等問題，卻首推勞工法改革、調整社會福利等。經濟不見好轉、福利反而下降、過度失衡的勞資關系并未通過政治行動得到修正，增加燃油稅、發展低碳經濟的舉措當然不能得到法國農民、經濟貧困者甚至部分中產階級的支持，最終成為引發“黃馬甲”運動的導火索。可以說，“黃馬甲”運動是新一輪對法國民主政治集體失望的集中表達。

經濟全球化與經濟正義的張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法國政府對制造業實行重點扶持政策，對制造業的投資保持在年兩位數以上的增長，做大做強了一批國際知名的大企業，例如雷諾、標志、道達爾等，法國空客、高鐵、核電、汽車等也都在世界經濟舞臺上占據了一席之地。法國工人階級曾經享受遠高于被殖民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勞工的物質生活水平和福利制度保障等。

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兩次石油危機打斷了法國良好的發展勢頭。在這一時期，美國和西方跨國資本聯合推動經濟全球化浪潮，跨國資本與跨國企業通過不斷突破國家邊界，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贏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動性、自由度和權力，金融資本逐漸從實體經濟部門的支持者，變為依靠自身交易就可以獲得高額利潤的“自贏利者”，資本力量對主權國家政治權力的限制與干預能力不斷膨脹。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法國沒有繼續為制造業提供大力支持，而是轉向支持銀行、金融、地產、保險等虛擬經濟行業。但是，巴黎未能成為像紐約、倫敦那樣的世界金融中心，法國政府還由此陷入債務的重負之中。2018年第一季度，法國公共債務規模達到了約2.255萬億歐元，相當于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97.6%。同時，隨著全球生產格局的變遷和制造中心的轉移，法國只在本土保留了最具競爭優勢的產業，制造業外流、產業空心化，這些工業的“去中心化”舉措逐漸導致法國經濟主權被削弱、制造業式微、產業全球競爭力衰落。近年來，法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上世紀80年代的18%左右持續下滑到目前的10%左右，制造業所能吸納的就業人口比重急劇下降。從希拉克時代至今，法國一直試圖實現“再工業化”，但是沒有取得良好的效果。2007-2017年間，法國GDP增長率為-2.9%，深陷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的泥沼之中，失業率高升、民眾購買力持續下降、生活水準日益滑坡等各種問題交織在一起，這是“黃馬甲”運動爆發的深刻經濟原因。

資本的全球性肆虐，并沒有實現所號稱的“共享收益”，而是將法國社會徹底分裂成兩個階級，一個是財富越來越積聚的壟斷資本階層，另一個是廣大的受雇者，包括藍領和白領。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多國勞工階層的就業機會、收入水平與財富狀況等逐漸趨于“被拉平”，工作機會不斷流向勞動力更為廉價的發展中國家，曾經被視為“工人貴族”的法國勞工階層，逐漸成為經濟全球化的“被拋棄者”，法國的中產階級也趨于整體性萎縮。這是“黃馬甲”運動的社會基礎。

此外，“黃馬甲”運動還使“巴黎—外省”的對立、“中心城市—三四線城市和農村地區”的矛盾更加凸顯。巴黎、里昂、波爾多等中心城市，集中了法國一半左右的國民生產總值，服務業和新興產業相對發達，對法國其他地區的年輕人產生了虹吸效應。相反，由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產業空心化等問題，傳統工農業部門的就業崗位不斷縮減，三四線城市、農村地區沒有或者缺乏基礎性條件向新興產業轉型，使得這些地區深受經濟全球化和法國經濟衰退之苦、逐漸走向凋敝。

巴黎和里昂等中心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統發達，為居民出行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設施。但是，廣大三四線城市和農村地區居民出行更多依靠汽車，因而對增加燃油稅的敏感度更高。據法國“研究、咨詢與戰略計劃網站與調查機構”（ELABE）的調查，在巴黎開展“黃馬甲”運動的抗議者，有近30%來自鄉村地區，14%左右來自除巴黎之外的城市，僅有12%來自巴黎地區。這是“黃馬甲”運動的區域性基礎。

從上述幾個方面可以看出，“黃馬甲”運動出現在法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與此前美國和西方跨國資本主導推動的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多重負面效應密切相關。其根本的結構性弱點在于，政府是每個國家的，市場卻是全球性的，這就存在經濟正義維護者的缺位。

過去數十年，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當前，世界正處在快速變化的歷史進程之中，世界經濟正在發生更深層次的變化。面對形勢的發展變化，經濟全球化在形式和內容上面臨新的調整，理念上應該更加注重開放包容，方向上應該更加注重普惠平衡，效應上應該更加注重公正共贏。同時，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深刻轉變，世界經濟格局的演變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充分顯示出經濟全球化與經濟正義的張力，亟待法國政府與法國人民一起尋找適合法國國情、促進法國經濟正義的發展之“道”。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來源：紅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