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很早就想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舊址參觀學習，親身感受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終于有了一個機會，我懷著萬分恭敬的心情，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舊址參觀，以一名共產黨員的身份“回家看看”，感悟共產黨人來時的路，浮想聯翩。

1937年8月25日，中國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隨即，八路軍在西安設立辦事處，簡稱“八辦”。那時候，“八辦”擔負著開展統戰工作、推動救亡運動、運送援戰物資等重要任務，還為延安輸送了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被譽為“紅色橋梁”。

一、“八辦人”堅定而崇高

的共產主義信仰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華民族遭受了外強欺凌、內亂頻仍的深重災難，也進行了艱苦卓絕、不屈不撓的斗爭。直到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中國革命才有了明確的政治方向。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是在中國革命的特殊歷史時期應運而生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為挽救民族危亡、統籌考慮而設立的一個溝通聯絡機構。“八辦人”認為，為在苦難中掙扎的同胞、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而努力奮斗甚至犧牲生命，是一種值得，是一種幸福，因而，他們具有清醒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

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為了中國人民的事業，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在“八辦”，他的房子面積也就7個平方，僅有一張床、一個辦公桌、一個臉盆。是什么促使他不遠萬里來此“受苦受難”？答案只有一個：共產主義信仰。

林伯渠老前輩在“八辦”的居室非常簡陋，而且由于床比較短小，他老人家個子又很高，在嚴寒的冬天，只好用被子把自己裹起來睡覺，以此御寒。是什么促使他這個南方人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跑到北方來“以棉被裹體御寒”？答案只有一個：共產主義信仰。

八路軍總部高級參議宣俠父以“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國家正值用人之際，本人不敢奢求個人前途而置民族利益于腦后”，婉拒了國民黨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的留學法國建議，積極在國民黨高級將領中開展宣傳動員工作。在組織決定讓其暫時撤離西安時，毅然請求組織留下來應對西安的復雜局面，于1938年7月31日傍晚被軍統暗殺。是什么促使他置個人生死于不顧？答案只有一個：共產主義信仰。

有一次，國民黨特務把毒藥交給“八辦”拉水的炊事員，欲投毒加害，炊事員回來后立即把情況報告了組織。“八辦”有幾位工作人員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他們在獄中展現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堅強的革命氣節、堅定的革命立場和隨時為黨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生命的信念。是什么促使他們不顧敵人的威逼利誘、嚴刑拷打甚至犧牲個人生命？答案只有一個：共產主義信仰。

在國民黨頑固派對“八辦”進行圍困封鎖、尋釁滋事的日子里，“八辦人”的生活也發生了嚴重困難。為了解決穿衣問題，他們買來縫紉機，拆了舊衣服比著自己縫；購買糧食有困難，他們就設法通過關系四處購買。他們被迫在辦事處內辦了小商店、理發室，以解決日常生活的需要。是什么促使“八辦人”在艱難險惡的環境中堅持下來？答案只有一個：共產主義信仰。

“八辦”的工作環境是兇險的，“八辦”的生活環境是艱苦的，“八辦”的斗爭精神是高昂的。當年那些為了國家和民族命運在風雨中日夜奔走的人，在“八辦”住的簡陋、穿的樸素甚至破爛，吃的僅僅只能算作是“果腹之食”，但是，他們的精神世界卻是富有的，他們肩上擔著的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命運和中國人民擺脫苦難的重托。人沒有崇高信仰是不行的。風雨中，信仰呵護著一個人的執著；考驗中，信仰熔鑄著一個人的品行；奮進中，信仰成就著一個人的價值。

二、“八辦人”具有不怕犧牲

的英雄主義精神

在那個全民族救亡圖存、到處彌漫著血雨腥風的年代，“八辦人”面臨的形勢非常復雜。一方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又包括以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國共兩黨的合作實際上是兩黨分別領導的兩種政權、兩種軍隊在全民族抗戰總目標下的合作，沒有形成統一的國防政府和聯合統帥部，涉及合作抗日的事，一般都是采取臨時協商、談判的特殊形式加以解決。另一方面，由于西安是抗日的大后方，是西安事變的發生地，又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全國各地的重要通道，這里匯集了各階層的代表人物，也就成了各類信息的集散地。因此，日本的特務、汪偽的特務、國民黨的特務等各色暗探、便衣也就僧投古寺、魚傍陰涯般匯集于此。“八辦人”既要防范日本間諜、汪偽特務的破壞，又要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還要開展抗日救亡運動、運送援戰物資、輸送愛國青年……完全可以想見，“八辦人”的工作、生活環境之惡劣、條件之艱苦、任務之繁重。每一個“八辦人”每一次走出“八辦”的門，能不能回來都是未知。但是，“八辦人”為了抗日救亡圖存，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想敵人想不到的辦法，冒敵人不敢冒的風險，付出敵人不愿付出的艱辛，圓滿完成了肩負的歷史使命。

“八辦人”置個人生死于度外宣傳動員組織群眾。為了宣傳和動員廣大群眾進行抗日，“八辦人”經常到社會上去，向各界群眾進行演講、講課、演出。誰也不能保證哪一次演講、講課、演出，下面沒有特務在盯梢，誰也不能保證不會有特務在暗處打冷槍，誰也不能保證演講、講課、演出結束后，能不能安全回到“八辦”，但是，“八辦人”不懼怕、不逃避，勇于直面個人安危生死。林伯渠帶頭應邀在省立二中和扶輪社講課；伍云甫在銘賢中學作“敵我對比的轉變與青年的任務”的報告；西安民族解放先鋒隊舉辦骨干訓練班，宣俠父去講“怎樣做軍隊中的政治工作”。這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八辦人”利用一切時機擴大宣傳，同時，還組織人員上街游行，宣傳抗日前線的戰況，增強廣大群眾抗戰必勝的信心。“八辦人”這種不怕犧牲、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法、付出一切可以付出的努力，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的工作態度、工作熱情，感染了國統區西安及其周圍地區的各界群眾，為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爭取了理解和信任，爭取了人心，喚起了民眾。

“八辦人”置個人生死于度外開展民族救亡活動。“八辦人”迎著隨時可能射來的暗箭冷槍，組織一切可以組織的力量，開展各種有利于民族救亡圖存的活動。“八辦人”積極妥善安全地接待安排全國各地來西安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演出的單位；千方百計發行共產黨的書刊，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方針政策；不遺余力做國民黨西安軍政上層領導人的統戰工作，爭取他們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竭盡所能接待好每一位外國朋友與客人，發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盡心盡力保護好每一位途徑西安的愛國青年、海外愛國僑胞，幫助他們順利到達延安；想盡一切辦法，為延安和抗戰前線采購運輸各種物資。他們的辛勞和智慧、舍生和忘死，在中華民族解放斗爭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八辦人”置個人生死于度外以斗爭求團結。1938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反動派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西安是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的據點，“八辦”和在陜的國民黨黨政軍組織之間的斗爭異常激烈。國民黨特務在“八辦”周圍不斷尋釁之事，布置監視哨，晝夜進行監視，凡進出“八辦”之人，幾乎都要被特務跟蹤。1943年5月，國民黨特務糾集人員沖擊“八辦”，用碎石磚瓦向“八辦”院內投擲，逼迫“八辦”撤走。國民黨特務還在“八辦”前面的開闊地打起了一道圍墻。國民黨特務甚至不允許任何商人同“八辦”做生意，就連“八辦人”的生活也發生了嚴重困難。更令人氣憤的是國民黨特務還把毒藥交給“八辦”拉水的炊事員，欲投毒加害，幸好炊事員回來后把情況報告了組織。“八辦人”采取機智巧妙的方式同國民黨特務周旋，使其始終沒有達到阻斷“八辦”同外界一切聯絡的目的，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下，堅守了這一塊陣地，使人民群眾看到了這個國共兩黨團結象征的存在，增強了國統區各界人民繼續抗日的決心和信心。

革命先輩們為了民族的解放，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把滿腔熱血獻給偉大的革命事業，他們用行動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也為我們樹立了好榜樣。

三、“八辦人”具有海納百川

的納新容故胸懷

當時的西安是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通往全國各地的重要通道，匯集了各階層的代表人物。當時廣大的人民群眾和具有愛國情懷的各階層精英人士特別是國民黨軍政上層人員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還不夠清楚、完全、透徹，有的甚至還有誤解和抵觸情緒，這就需要“八辦人”去宣傳、去闡釋、去動員，以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納新容故，尋求支持、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最大限度地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斗爭爭取理解、信任和支持。

開展普遍廣泛的宣傳動員，在普通群眾中尋求支持。在抗日救亡運動發展的重要時刻，廣大群眾、愛國志士及各團體十分渴望知道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戰和共產黨對抗戰時局的遠見卓識。為了滿足各界群眾的愿望，宣傳和動員廣大群眾進行抗日，“八辦人”經常到社會上去，向各界群眾進行演講、講課、演出。特別是在八路軍東渡黃河連戰告捷，軍威大振的情況下，西安許多學校、團體不僅采取各種形式熱烈擁護八路軍，而且競相邀請“八辦”派人去講演，對于這些，“八辦”有求必應，利用一切時機擴大宣傳。“八辦”組織的宣傳隊在街頭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送郎上前線》《漢奸作壽》等宣傳抗日的節目，深受廣大群眾喜愛。“八辦人”還通過印刷出版小冊子、報紙、傳單等進行宣傳，為爭取群眾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做出了積極貢獻。

開展有的放矢的宣傳動員，在進步人士中求同存異。愛國進步人士由于其社會地位、社會階層的屬性和社會利益的影響，一方面同情傾向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一方面又存在著這樣那樣的顧慮，對他們的宣傳動員需要有的放矢。林伯渠、宣俠父、伍云甫等與各抗日團體的負責人和一些愛國進步人士楊明軒、杜斌丞、張性初、車向忱、馬德涵、劉古風、鄭伯奇、曹靖華、于振瀛、陳建晨、侯外廬、張知道、宋聯奎、李敷仁等保持經常的聯系，以求同存異之心，求勠力同心之效。這些知名人士很敬仰周恩來、朱德總司令，“八辦”就滿足他們的愿望和要求，安排會見。他們中許多人成了中國共產黨可信賴的朋友和得力助手，如東北軍子女學校競存學校校長車向忱、被毛澤東譽為“中國共產黨的最忠實朋友”的杜斌丞等，竭力支持并幫助“八辦”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做了許多有利于國共兩黨團結抗日的工作。陳建晨主編的《大團結》刊載林伯渠、宣俠父的講話，向國民黨管轄區各界介紹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的情況，更可貴的是他開辦紡織廠，招收抗日軍人家屬進廠做工，為抗日救亡運動做了大量的工作。

開展滴水穿石的宣傳動員，在上層領導中聚同化異。國民黨西安軍政上層領導人，是“八辦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他們往往內心都有一種“正統”情懷，自認為他們才是國家的“正統”。這種故舊的思想很不利于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對此，中共中央采取“納新容故”的原則，即滴水穿石、聚同化異。延安非常重視通過“八辦”這個據點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途經西安時，經常致力于上層人士的動員工作。1940年5月，周恩來赴重慶、朱德回延安途經西安時，先后分別訪問了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中華郵政總局軍郵總視察林卓午、駐陜軍郵局局長西密斯、軍委會后方勤務部江北統監部副部長盧佐以及谷正鼎、郭紫峻、周心茗等，接待了西安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溫起凡、楊明軒、劉古風、盧競群的來訪。他們與國民黨地方當局上層人士和社會名流的接觸，為鞏固西安各界團結抗日的局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林伯渠作為中共駐陜代表，也很重視上層統一戰線工作，堅持注重和一些上層人士交朋友。中華郵政總局少將軍郵總視察林卓午，負責晉、陜等省的軍郵工作，在西安設有辦事處。林伯渠與其結成了親密的朋友，幫助其積極開辟戰區郵路，溝通邊區與國統區的聯系。1940年5月，周恩來在西安南郊宋家花園給駐陜軍郵局全體職工講了話，后又在西辦給林卓午贈送了“傳郵萬里，國脈所系”的題詞。1941年底，林卓午到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等領導同志的親切會見。上層宣傳動員工作的開展，使得各方面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追昔撫今，回看我們今天的美好生活，放眼咱們的干部隊伍，比比先輩比比咱，怕什么苦、怕什么難？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做好本職工作，自覺接受黨性教育、加強黨性錘煉、堅守入黨承諾，自覺講政治、敢擔當、改作風，自覺時時事事處處做忠誠、干凈、擔當的標桿，捫心自問，還有什么可怕的困難不能克服？我們的難題還算難題嗎？我們補齊短板的任務還算艱巨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