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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秀林（左）與吳敬璉（右）

          摘要：吳敬璉有意歪曲顧準思想，把顧準解釋成和他一樣的新自由主義分子。現在顧準子女顧南九（高梁）、顧秀林都已經公開申明：顧準活著也會像他們一樣反思改革。顧準最起碼是個愛國主義者、國家主義者。

作者：博采

1974年12月3日，顧準因肺癌在北京病逝。臨去世前，他留給病床前的學生吳敬璉最后一句話，“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并要他“待時守機”。

顧準對經濟學、會計學、政治學研究頗有建樹，主要著作有《銀行會計》、《初級商業(yè)簿記教科書》、《簿記初階》、《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中華銀行會計制度》、《所得稅原理與實務》、《中華政府會計制度》、《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等。1994年9月，《顧準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顧準日記》出版。

顧準不是單純的書生，不只是一個踐行人文關懷的純粹知識分子。現在年輕一輩學人動輒將他與陳寅恪、胡適放在一起論列，這實在是不懂得顧準這一類人。顧準是一個老革命，是以小知識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過多年實際經歷的老革命。新中國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國最大經濟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財政稅務局局長，但由于政策見解與上不合，顧準不久就被排除出權力崗位，幾經轉折，最終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讀書”的求學求真之路。顧準對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從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斷，而且表現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決絕。個人仕途發(fā)生變故，個人遭遇不幸或者說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這并不稀罕；但既已認識，就再不回頭，拿起冰冷的手術刀解剖各種迷思，同時也解剖自我，但憑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從而作出獨立的判斷——唯獨顧準達到了如此境界。這一思想進程，所需要的勇氣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顧準也不同于陳寅恪甚至巴金，顧準是事業(yè)中人，事業(yè)于他這一類知識革命者來說，不僅是信仰，更是生活實踐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為之死而無悔、終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

吳敬璉與顧準的交情細數起來應該是在中央國家機關在河南息縣的“五七干校”。吳敬璉敬佩顧準的正直和“較真”，顧準欣賞吳敬璉對高等數學的靈感和對經濟學理論的悟性。談到紅衛(wèi)兵之間的派系斗爭，顧準對吳敬璉說：“他們整天斗來斗去，自己很得意，以為是在干革命事業(yè)，其實不過是別人棋盤上的棋子，還不如利用這個時間讀點書，對國家、對人民更有益。”吳敬璉的干校生活不像一些文人描述的那么糟糕，息縣盛產甲魚、黃鱔，河溝，稻田里到處都是。干校自產糧食，伙食很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起居極有規(guī)律。一向多病，連中學、大學都要休學治療數次的吳敬璉身體一天天好起來了，這個身體上的“紅利”，現年81歲的他仍在享用。

但這個時候，他們與外界完全隔絕。世界正在反思蘇聯(lián)體制，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開始大行其道。英國經濟學家佛里德里克 .哈耶克，哲學家卡爾 .波普爾寫出了《通往奴役之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從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層面對計劃經濟和現代集權展開猛烈抨擊。蘇聯(lián)內部也出現對現行體制的質疑聲。而就是在這種與外界信息完全隔絕的狀況下，顧準向吳敬璉等經濟學人發(fā)出了“計劃經濟為什么沒能讓中國人富起來？中國要建立怎樣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發(fā)出了被后人稱為“天問”的“娜拉出走后怎么辦”？現在有經濟理論學者引用泰戈爾的詩句形容顧準：“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見腳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來，當作火把點燃，照著自己向前吧！”并說：“有人說，自進入二十世紀下半期以后，中國就再也產生不出獨創(chuàng)的、批判的思想家了。這話并不盡然，我們有顧準。”

顧準對中國的命運、前途的思考是深刻和全面的。他所倡導的重視商品價值規(guī)律，他所研究過的不受制約的權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當家作主反映在政體上的恰當形式、理性主義政治哲學蘊涵的問題等等，至今仍然閃爍著深刻的理性光芒。但是，許多人有意無意地誤讀了顧準。顧準生活在上海那個曾經的“十里洋場”，親眼目睹了帝國主義、殖民者和官僚買辦資本對中國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榨，感受到了中國人民深深的苦難。他在白色恐怖中投身革命，在對工商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激進做法，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改進建議，都表明他是一位對公有制，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進者，建言者。只是那時候不能像現在這樣容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見，讓他這樣一位對現行體制進行辯證、理性的冷峻思考，敢于建言的思想者蒙受了太多的屈辱和劫難，忍受著妻離子散，父子反目的精神折磨。

顧準對吳敬璉說的“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并送給他四個字“待時守機”。顧準說：“時機不到，你想報國也沒有用，沒有這種可能性。還是要繼續(xù)我們的研究，把中國的問題研究清楚，那樣才能對國家提出有用的意見。”

“對國家有用”，“對人民有益”，這才真正是顧準對“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肖像” 著的色，定的調。

看了《顧準子女：顧準活著也會反對吳敬璉、反思改革》這篇文章后，更加堅定了這一判斷。

顧準之女顧秀林說，目前中國(漢奸)力量已經強大到何等程度，看一下渤海漏油事件就會知道。中國渤海漏油面積達到840平方公里，造成了巨大的海洋生物災難，最初認為肇事者是國有企業(yè)中海油公司，以南方系、騰訊、新浪為代表的媒體立刻如同瘋狗般撲了上去，必欲借此機會把國有企業(yè)置于死地而后快，把共產黨置于死地而后快，可是撲上去一看才知道，肇事者是美國康菲公司，康菲公司不僅污染了中國海洋，甚至暴露出中國在金融、法律、國防等方面一系列黑洞，如果繼續(xù)追究下去將會嚴重損害美國在華利益。所以幕后一聲令下，如海潮般洶涌而來的輿論大潮，又突然如同退潮般齊刷刷地悄然而去，鋪天蓋地的輿論大潮，瞬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所有一切立刻又變得風平浪靜，仿佛此前什么都不曾發(fā)生。中國漢奸媒體在渤海漏油事件上，攻守進退、收發(fā)自如，簡直如同一人，展示了當今中國漢奸力量之強大、組織程度之高、步調之一致，簡直達到了驚人程度。只有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鼎盛時期才有過如此高度的組織力。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如果不是他們擔心中國毛派共產黨人會“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話，恐怕中國早已變成了第二個蘇聯(lián)，被打回到了20世紀初期的分裂狀態(tài) 。

近來中國政治的演變，使得美國和國內極端右翼勢力，似乎找到了對付毛派這個政治天敵的有效方法，這就是從南宋開始形成的讓朝廷殺岳飛的傳統(tǒng)方法，只要有朝廷制住岳飛，宰殺中國就易如反掌。這也是美國從茅于軾案中探到的中國政治底線——一旦秦檜和岳飛發(fā)生沖突則堅決誅殺岳飛。有了這個底線，美國也就具有了駕馭和支配中國的充足信心，也就無須再顧忌所謂外交禮節(jié)，干脆直接暴露出了“狼外婆”的本來面目，美國國務院發(fā)言人紐蘭在要求中國就為什么要擁有航母一事必須向美國做出解釋時所表現出的那種戲謔態(tài)度，讓全世界都看到了，在美國人眼里，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主權國家。　

顧準被認為是“49年至文革結束中國大陸惟一一個思想家”，“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第一人”，為自由思想眾叛親離，死于貧病，是自由主義學者的精神航標；而他的兒子高梁，現在卻被貼上了“國家主義者”的標簽。1982年，高梁33歲，考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成為父親的學生、經濟學家吳敬璉門下的研究生，專攻比較經濟制度。高梁的人生：著名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顧準的次子；一個自稱“永遠不想成為風云人物”的經濟學者。

高粱是“非主流經濟學家”、“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員。他的“盟友”、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教授楊帆則說，他是“自由派經濟學家們的一塊心病——他們認為他應該跟他們站在一邊。但他實際上是一個國家主義者”。“我從來不是誰的心病，也不參加任何派別，我是獨立的。”北京昌平家中，高梁顴骨深陷，逐字逐句地說。高梁昔日“一個戰(zhàn)壕的戰(zhàn)友”認為，為了推動國企私有化可以不擇手段，“為了吃到這鍋飯，你可以先往里面吐一口口水”。高梁對此極為不滿，搜集了國企改制過程中許多違法操作的案例。“還有一次，在國務院某部討論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我提出我們國家這些年來，過于依賴外資和外來技術，沖淡了自主創(chuàng)新、自力更生的精神。立刻有一位經濟學家跳出來，你是義和團、紅衛(wèi)兵、沖鋒隊……”高梁仍記得那種咄咄逼人的火藥味。舉辦產業(yè)論壇5年，他自認為，有一層收獲就是“逐漸明確了一些想法”——“今天的改革肯定有悖于1980年代中國經濟學人提出改革的初衷。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在體制改革中，對市場功能不切實際地夸大，實際是在鼓吹‘純市場化’理論，它是導致現在社會上道德指數低下、貧富差距拉大、腐敗日益增多的主因”。“他們以‘新自由主義’理念在指導改革，認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也不管，干脆退出競爭領域。中國作為一個后進國家，在工業(yè)化發(fā)展中間，沒有國家主義進入，它發(fā)展不上去，永遠是三流、四流的。“我反對國有企業(yè)私有化，反對國企改制進程中，國有資產被侵吞，工人權益被漠視。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對既得利益者的不法行為‘視而不見，反助其力’”。

“要發(fā)展民族工業(yè)創(chuàng)新，防止外資侵入，使國家失去開發(fā)核心技術的能力。現在很多問題出現是人們觀念變了，失去了道德底線，這不是市場化的改革能解決的。需要一種新的價值觀念來團結社會，‘這是個應該強調社會利益的時候，是個應該弘揚正氣的時代’。”

“經濟學家要愛人民”。顧秀林說：“1980年，我和二哥都在準備以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研究生。有一次在一起討論經濟學時，他忽然說了這么一句話：當經濟學家必須愛人民。”顧秀林聽到高梁這么說，為之一震。高梁認為，“學者有兩條根本：一是方法，二是立場。方法就是實事求是，立場是為國家負責，為人民負責，為弱勢群體負責。這點我和我父親一樣。”這就是高梁的世界觀。

毫無疑問，高梁的論點論據，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些他父親思想的傳人眼中是典型的“左八股”，他們對類似觀點的批判，也是那么的典型。對于高梁的觀點，他的導師吳敬璉從未作公開評價。據徐方透露，她從日本回國，曾與吳敬璉相聚，“吃飯時，他談到顧準的孩子不知為什么，現在思想變得有點‘左’。他心里不太好受。”

如今，高梁確實“敢怒”。一次聚會中，有人說，誰發(fā)動了“文革”，誰摧毀了中國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他當即翻臉，“毛澤東提倡學雷鋒。現在提倡MBO，貪污腐敗盛行，這是誰的賬？我說GGKF摧毀了中國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行不行？對歷史謙虛點，不要動不動什么壞事都怪毛澤東。他是國家的領袖，這個國家是他締造的，締造容易嗎？沒有毛澤東的恩德，有中國的今天嗎？我們家可以說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這一條，我從來都是堅定不移的。”有人質疑，高梁所持觀點是否有違他父親的理路，他忿然回答，“如果我父親活著，他也會像我這樣。”

連顧準的子女都已經站到了對立面，可見吳敬璉們如何失民心。革命和改革，本來都是進步詞匯、褒義詞匯。但是革命一詞，被文革期間的形左實右的投機分子搞臭了。而改革一詞，則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官員搞臭了。有意思的是，吳敬璉在文革期間正是形左實右的投機分子、極左分子，當毛時代，西方經濟學、資產階級經濟學學被批判時，吳敬璉裝得比誰都無產階級、比誰都革命，吳敬璉積極參與了批判孫冶方，1964年組織批判孫冶方，吳敬璉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學術模式進行對孫冶方的批判。吳敬璉后來又同樣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師顧淮。改革開放年代，西方經濟學、資產階級經濟學又吃香了，吳敬璉又表現得比誰都西化、比誰都資產階級、比新自由主義還新自由主義：吳敬璉因為盲目迷信市場經濟萬能論，鬧出不少笑柄，比如春節(jié)火車票要按市場經濟漲價之類。再比如，即便是西方的主流經濟學，也承認純粹的市場經濟會帶來兩極分化，因此要靠政府對富人征收稅收、增加窮人福利來緩解兩極分化。而吳敬璉卻死活不承認市場經濟、私有制、資本剝削會帶來兩極分化，他認為中國兩極分化只是國企和政府帶來的，跟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無關。吳敬璉還反對對中國暴富階層多征稅、對窮人增加福利。吳敬璉如此迷信市場萬能論，如此赤裸裸地代表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可謂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看看吳敬璉們搞的改革：國企私有化、教育醫(yī)療住房市場化、工人大規(guī)模下崗……再看看吳敬璉們搞的開放：接受苛刻不惜一切代價條款加入WTO、盲目引進外資兼并民族產業(yè)、廉價出口商品和資源、購買美國國債……　　

吳敬璉有意歪曲顧準思想，把顧準解釋成和他一樣的新自由主義分子。現在顧準子女顧南九（高梁）、顧秀林都已經公開申明：顧準活著也會像他們一樣反思改革。顧準最起碼是個愛國主義者、國家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