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林鄭月娥（圖/新華網）
【編者按】《逃犯條例》雖已被特首正式撤回，但香港暴亂并未隨之停歇，伴隨示威游行顯化的香港社會矛盾仍呈激烈態勢。9月20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嚴安林在上海圖書館舉辦了題為“從‘反修例風波’看‘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及面臨挑戰”的講座。本文節選自其現場演講，由觀察者網整理，已經嚴安林院長本人校訂。
從6月9日發生“反修例”大游行至今，已有三個多月。暴亂什么時候能夠結束，現在誰都說不好。個人除了看到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的發言以外，我沒看到任何有關這次“反修例風波”的“紅頭文件”。所以，我今天與大家所交流的香港問題，純粹屬于個人觀察，不一定對，但凡有講得不準確的地方，那都是我自己的“謬論”，請大家批評指正。香港出現“反修例風波”，有外因，那就是美國插手香港事務，把香港問題作為遏制中國發展的一張牌。也有內因，那就是香港自回歸以來不斷惡化的社會、民生問題。當前香港存在四大結構性問題，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社會兩極化問題嚴重。比如房屋問題。早年香港就有句話：“留飯不留宿”——家里來客人，吃頓飯沒問題，但是千萬別在我家住宿。私人住房100萬套，每戶平均47平米，實在太擠了。再仔細看看，80年代初香港一套房子80萬港幣，而當時香港還不是太高級的公務員，一個月收入也能達4萬，也就是兩年不吃不喝就可以買套房子了。這大概是香港日子最好過的時候。不過，那時我們到香港去，即使是這個80萬，在我看來也是天價。那時內地剛改革開放，還很窮，我90年代初當副教授時，一個月的工資也才剛上200元人民幣。和香港公務員4萬工資相比，差距太大了。除了房屋問題，還有貧困問題。有一系列數據可以說明香港貧富差距非常大。青年人方面，大學畢業后收入大多在1~2萬港幣區間，如記者月薪多為1.5萬，初入行最低的只有0.8萬。此外，380萬工作人口中，50%以上收入在中位數12800港幣以下。老年人也有貧困問題。退休后收入是原先的1/3，如原先5萬，退休后則是1.7萬，扣除房租等生活支出，剩不了多少錢。1980年代以來，香港基尼系數不斷增大（數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第二個結構性問題，就是民眾國家認同薄弱，社會支持結構倒掛。這所謂的“支持結果倒掛”，即指支持我們這邊的人比例偏低——選舉時，支持反對勢力的人數比例最高可達60%。第三個結構性問題，就是主流媒體有反政府傾向，某種程度上是反共傾向。其中平面媒體在這一問題最為嚴重。香港的主流媒體主要是《明報》等。《大公報》《文匯報》，這些媒體，看的人不多。第四個結構性問題，是公務員隊伍因循守舊。倒不是說香港的公務員不好，香港17萬公務員在敬業、尊法上有其優勢，只是在創業、改革方面缺乏進取。他們延續了港英時期看指示辦事的習慣，有執行力無決策力，奉行“避免犯錯是第一要務”的理念。香港出現政治糾紛，包括最近的暴亂活動，其社會根源在哪？我認為社會根源，第一是香港在發展中面臨一系列挑戰。首先，香港自身經濟結構面臨制約。經濟發展內源性及外生性動力確實嚴重不足，主要依靠地產和金融。其次，社會融合的包容性和流動性不足。社會階層之間缺乏流動性，尤其是年輕人沒有成長的空間，那么這個社會就是缺乏活力的。在座各位可以通過讀書、考大學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而在香港，階層相對固化，年輕人讀書也極有可能改變不了自身的社會地位。再次，亞太競爭格局發生改變。新加坡現今人均GDP已達6.46萬美元，上海也在崛起當中，香港由曾經的“亞洲四小龍”發展到現在，落差不小，尤其是心理落差很大。第二個社會根源，則是政治共生制度性與共識性設計不足。這點可以用幾個例子說明：如今香港政治涉及中央政府、特區政府、愛國愛港陣營、反對派與國際勢力四方。因此，如有不少香港人所言，香港真正有權的，不是特首，而是賽馬會，很多事情是在賽馬會里決定。英國人在香港治理150多年，他們的“釘子”在香港釘得很深，1997年離港前為5萬個家庭共計22.5萬人提供了“居英權”，而這人員名單，只有英國人知道。英國原本號稱“日不落帝國”，全球都有它的殖民地，因此它離開殖民地多了，非常有經驗。我們是第一次面對回歸問題，沒有經驗，所以很多問題就出來了。現在很多人質疑，香港出現那么多問題，是不是我們的對港政策也要檢討一下。實事求是地講，中央的對港政策，根本上、本質上是沒什么問題，但在具體做法方面，不能不承認是有待改進。第一階段，從1997年回歸到2003年，我們對香港的基本政策是“不干預”，按當時小平的說法，是“井水不犯河水”。回歸后，中聯辦跟特區政府一開始都是不接觸的。坦率地講，不接觸，怎么聯絡？又因為是“一國兩制”，所以“九七”以后，董建華特區政府的管治團隊直接從港英政府轉化而來，除了港督走掉，換上董建華，其他都是沿襲原班人馬，包括現在還在搞亂香港的陳方安生，當時還是香港的“第二把手“。為保持穩定，甚至《香港基本法》規定，國家安全議題可由香港自行立法。2003年發生“七一大游行”，“不干預”政策也就結束了。從2003年到2007年，我們的對港政策核心內容是“不干預”，但后面加了三個字——“有所為”。“九七”回歸之后，我們由于習慣成自然，國家的發展規劃等是不包含香港的。包括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我們中國有多少人”中，也不包括香港人。后來有人提意見了，才注意標明“港澳臺除外”。因為發現回歸之后一些問題沒有人統籌，中央才于2003年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其實，1997年以前，我們內地有不少研究香港的機構，回歸以后，認為香港問題解決了，研究機構就都撤了。2003年以后，內地研究香港的機構才慢慢重新設立。不過，實事求是地講，到現在為止，內地真正做港澳研究的人還是非常少。從2007年至今，中央的對港政策調整為“積極有所為，善于作為”。這一概括也引來一些人的批評，說香港這么一來，就變成“西環治港”，而不再是“港人治港”——香港特區政府在中環，中聯辦在西環。這顯然是對中央對港政策的污名化。2008年，香港要推行國民教育，結果遭反對勢力反對，“國民教育”最后擱置；2013年12月，成立全國港澳研究會；2014年6月10日，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政改方案，向雙普選過渡，不過后來也遭反對派反對。若歸納建國70周年來的中央對港政策，你會發現不同時代的重點確實不太一樣：毛澤東時代，對港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到鄧小平時代，變成“一國兩制、恢復主權”；江澤民時代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胡錦濤時代，則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如今習近平時代，對港政策轉為“全面管治、融合發展。”從十九大報告來看中央對港政策，則可以歸納為6個點：一是堅定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四不”政策。要“確保‘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這一次有些人提出“如果香港再亂下去，我們就‘一國一制’”。這說法顯然不符合中央對港政策。二是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港澳的“高度自治權”構成“一國兩制”的“一體兩翼”。三是強調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特別突出憲法的地位。“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強調中央對香港、澳門的“全面管治權”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四是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要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換而言之，不要以為“國家安全”和香港無關。五是中央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點是以往所沒有的。據我觀察，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對港政策確實有些跟以往不太一樣的新思維。具體表現在：第一，始終把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作為處理涉港澳事務的大前提。習總書記多次強調，“一國兩制”符合國家利益，符合港澳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中央將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改變、不動搖，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十八大之后，特首來京述職，座位都發生變動，不再如以往那般，在總書記對面坐。第二個新思維，就是互相尊重，換位思考，特別充分尊重特區政府的意見。比如林鄭月娥上任后，總書記對她是非常支持的，甚至據說總書記高度肯定林鄭的施政報告。包括這次應對香港暴力，港澳辦發言人屢次表示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完全有能力依法懲治暴力犯罪”。第三個新思維，就是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特別是讓廣大普通民眾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內地發展，香港是有失落感的，從過去的“俯視”內地變成“平視”，甚至“仰視”。香港很多朋友到上海，我看到他們對上海的羨慕之情，甚至是擔憂之情溢于言表。不過實事求是地講，上海的軟環境跟香港比，還是有差距的，我們千萬不要自我感覺良好。香港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上海學習的地方。第四個思維，就是按照市場化的機制、規則和國際化標準推進港澳和內地的合作項目。香港“一國兩制”內涵其實是非常豐富的。有人說“頂層設計”有問題，這點可以再探討。過去確定比較多地考慮香港人的感受，所以在《香港基本法》的設計里，按一些人的說法，我們“自廢武功”。對于香港問題，我提出一些個人的思考。我認為，處理香港問題，需要處理好幾對關系：
四是最難的，就是做好大企業家、社會下層和中產階級三種人之間的平衡工作——我們原來非常重視大企業家，但選舉時他們的票數占少數，而握有多數選票的中下階層缺乏獲得感，龐大的中產階級則是意見領袖。
那么怎么做好香港工作？個人認為，要突出幾個“性”：
二是工作要有機制。曾有說法，香港之所以出現那么多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天線太多，圖像不清”，也就是指內地在香港的機構很多。“一根天線”可能更清楚。三是決策要有科學性。2008年“國民教育”政策推得比較匆忙，發現不對勁后，收回也很匆忙。這次修例也有同樣的問題，沒有進行充分論證就提出來，遇到阻力就撤銷。這類做法是有問題的。四是運作的制度性，要尊重制度。董建華2005年提前卸任，對于這點，我一直耿耿于懷。原本應做到2007年，結果2005年提前結束，這讓反對派得寸進尺，見董建華可以提前下臺，于是在梁振英剛上臺沒兩年就要求他下臺。這是不尊重制度的表現。
最后，我們回到當前，探討如何在香港實現“止暴制亂”。為此，我提出六點想法。一是堅定不移堅持“一國兩制”大政方針處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總體來看是成功的，不能因為香港出現問題就放棄了。若是放棄“一國兩制”，這不是正中反對勢力的下懷？“50年不變”，剩下28年怎么繼續實施，咱可以繼續研究探討。二是做好兩手準備應對最惡劣局面。中央要做好特區政府實在搞不定、需要出手的準備。曾有個說法，1983年中英談判時，英國非常堅持自己的方案，鄧小平考慮過，如果香港回歸不能通過和平談判來解決，就單方面收回。據說我們內部還真為單方面收回香港做了準備。這一消息后來被人透露給英國，英國人看小平都做好單方面收回的準備了，就選擇繼續談判。所以我要強調一點：做好兩手準備，恰恰是不用你第二手準備去實施的；不做好第二手準備，第一手準備也不見得能落實。三是要克服“香港無用論”、“香港無救論”與“特首無能論”這三種錯誤認知。如果香港是無用的，美國為什么要打“香港牌”？為什么要搞亂香港？第四，就是我們要直面美西方的“輿論亂港”、“暴力亂港”、“政治亂港”、“經濟亂港”的四個挑戰。第五是“五個相信”，即相信黨中央能處理好這事；相信特區政府；相信香港警察；相信香港民眾；相信國際社會主流。香港警察還是比較專業的，只是一開始考慮到年輕人被抓起來，有了案底，容易影響他們的前途，才比較客氣。沒想到“你對他客氣，他當成福氣”，甚至得寸進尺。而之所以相信香港民眾，是因為上街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是沉默的。希望香港主流民眾能出來表態，不再繼續袖手旁觀。第六則是綜合運用法律、組織、外交、經濟、政治、輿論六種手段處理。香港是個法治社會，老百姓相信法律，那么我們就依法辦事。我們過去有個說法，“要用革命組織來對付反革命組織”。香港有那么多愛港愛國社團，為什么不組織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力量。外交方面，我們的外交部已經做得不少了。經濟手段，我們用得比較少。我老早就建議，特區政府要盡可能頻繁地公布，甚至是每天都要公布，因為動亂，香港經濟損失多少？打砸搶破壞了多少？香港旅游業損失了多少？香港老百姓都是“經濟動物”，給他們算賬，他們就會發現再亂下去會危害他們自身利益。這次不是簡單的法律紛爭，所以要用政治的手段來對付。我相信通過以上六種手段，香港的止暴制亂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當然，我們作為研究工作者，也就是寫個小文章，玩玩筆頭，提出一點建議。真正要止暴制亂，主戰場還在香港，還是要依靠特區政府、特區警察和特區人民。（作者系上海市臺灣研究會會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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