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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立虹：重溫鄧小平同志“很管用”的文稿 ——國慶70周年有感之九

點擊：作者：侯立虹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9-10-28 11: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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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抱病作《政府工作報告》

四屆人大，是新中國史冊上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也是新中國歷屆人大籌備最曲折時間最長的非常特別會議。而鄧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不僅是他“拿筆桿是實行領導的主要方法”，要求“領導同志要學會拿筆桿”的榜樣，也是被他稱為“很管用”文稿反對官僚主義的范例。現在重溫小平同志這篇“很管用”的文稿，對深入體悟新中國70大慶主旋律頗有啟迪。

熟知新中國歷史的都清楚，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召開的四屆人大，是總結1964年12月至1975年1月不平凡10年的重要會議，也是文革期間召開的唯一一次全國人大會議。會議最引人矚目的是，周恩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1964年三屆人大“兩步走”戰略，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不僅規劃了我國發展的藍圖，也成為后來“兩步走”戰略的重要基礎。所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即在20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是報告的精髓。周總理“重申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斗志，成為周恩來留給中國人民的政治遺囑”（安建設《最后的使命——周恩來與四屆人大》，搜狐網2006年01月07日《周恩來紀念館》），也使這次大會成為新中國發展的里程碑。

四屆人大之所以永垂新中國史冊，還在于確定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國務院領導人員，為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據孟蘭英《1975周恩來在生命最后歲月里完成最后一件大事》（周恩來紀念網2018年08月01日，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所述：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恩來再次抱病從醫院出來，到人民大會堂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一開始，周恩來便開門見山地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后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但我還是想爭取每星期來和大家見一次面……”。接著，周恩來用鄭重的語氣說道：“毛主席講，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現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為首，以后這樣的會議請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4個五年計劃！”周恩來完成了他生命最后歲月的最后一件大事。

四屆人大歷史地位的重要，集中體現在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的耀眼奪目，而這個報告正是鄧小平同志用筆領導的結晶。他早在建國初期就告誡領導干部“開會是一種領導方法，是必需的，但到會的人總是少數，即使做個大報告，也只有幾百人聽。個別談話也是一種領導方法，但只能是‘個別’。實行領導最廣泛的方法是用筆桿子。用筆寫出來傳播就廣，而且經過寫，思想就提煉了，比較周密。所以，用筆領導是領導的主要方法，這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凡不會寫的要學會寫，能寫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45頁）。這個“精”，鮮活地反映在他主持起草的，全文只有5200多字的，不僅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中心意思表達得清清楚楚，還照顧到了方方面面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這是鄧小平唯一一次親自負責起草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是新中國歷史上字數最少的政府工作報告”（《南京日報》2014年03月06日第A13版，作者：佚名，原題為《政府工作報告那些事兒》）。他身體力行樹立了“精”的樣板，所以小平同志多次強調“很管用”。（附：周恩來總理《197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小平同志之所以多次強調他主持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很管用”，是因為它一波三折，“千呼萬喚始出來”。據參加報告起草全過程的楊福云回憶（楊福云《毛澤東：報告只能寫五千字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和修改的一些情況》，人民網2005年03月22日>>中國人大新聞>>要聞>>人大要聞），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從1971年8月開始起草至1975年1月完成，幾經擱淺，幾經反復，無數次修改，堪稱千錘百煉。1970年3月，毛主席提出在當年國慶節前召開四屆人大，因林彪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設國家主席”鬧事而擱淺。1971年8月12日，毛主席又提出國慶節后召開四屆人大，周恩來幾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于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部署包括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的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成立由劉西堯為總召集人，李鑫為第一執筆人，成員有幾十位的起草小組，并多次主持討論初稿和草稿，特別是1971年9月6日晚組織國務院業務組成員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李德生等和起草小組，邊讀邊議《政府工作報告》草稿，并提出“整個報告文字不少，內容都有了，差不多，平一點。語言還可以精一點”（同上）最后修改意見，可就在起草小組夜以繼日修改這個草稿時，發生了震驚中外的“9·13”事件，起草工作中斷。1973年9月，十大閉幕不久，又重新籌備召開四屆人大，成立周恩來任組長，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華國鋒為組員的《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10月16日至19日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最后基本通過。但因為中央領導層出現分歧，四屆人大仍然沒有召開。直至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召開全國四屆人大的通知，周恩來委托鄧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報告》。小平同志到起草班子傳達毛主席“報告只能寫5000字，這是毛主席的要求，因總理身體不好，不能讀那么長的稿子”的指示，對1971年和1973年兩次起草的稿子一改再改，將可有可無的段落壓掉，將可有可無的句子壓掉，把一切可以壓縮的詞、字統統壓掉，最終壓縮到5000字。12月18日送交中央政治局討論，20日送周總理審定。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總理抱病作《政府工作報告》，代表們報以陣陣長時間熱烈的掌聲，大會一致通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政府工作報告》。

四屆人大召開幾經反復稱得上一波三折，政府工作報告更是無數次易稿最終由鄧小平主持完成。毛毛、鄧林《毛澤東81歲生日：最后一次與周恩來促膝長談》也表示，“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下，決定由鄧小平主持起草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11月下旬，鄧小平組織班子，抓緊起草工作。周恩來要在會場上站著念《政府工作報告》，可他的身體狀況十分不好，報告如果太長，肯定堅持不下來。為了讓周恩來能夠在數千名人大代表面前，順利地完成作《政府工作報告》的重任，鄧小平建議，并報毛澤東同意，決定把《政府工作報告》限定在五千字以內。距離三屆人大，已經十年沒開人代會了，要作《政府工作報告》，有那么多的工作和問題要講，五千字，怎么寫啊！這一點，難不倒鄧小平。這五千字，不但要寫好，而且一定能夠寫好。一定要讓這篇《政府工作報告》，成為周恩來五十多年革命生涯和二十多年政府總理任職上又一個光輝的里程碑。鄧小平親自草擬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幾百個字。講的都是實際內容，虛的東西能少能免的盡量減。多年以后，父親回憶起這段往事，還十分感慨”（2012年02月02日人民網-文史頻道）。盡管起草報告的當事人與親屬的回憶在細節有些出入，但都反映了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精”和來之不易，凝結了客觀評價那段成就的高超政治智慧，凸顯了集合方方面面意見的神來之筆，不僅是政府工作報告的經典，也是政論報告的典范，所以聳立在全黨全國人民心中，也成為鄧小平同志念念不忘的“很管用”文稿。

小平同志之所以多次強調他主持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很管用”，是因為它高度概括了從1964年三屆人大到1975年四屆人大長達10年時間取得的重要成就，包括“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見附周總理《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也包括“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同上）；還包括“我們同各國人民一道，在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霸權主義的斗爭中，取得了重大勝利”（同上）。可也有參與起草和討論的人后來卻否定這個報告，把那時“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的巨大成就說成“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把那時的“欣欣向榮，蒸蒸日上”說成一無是處，這是對他們尊稱“鄧公”的小平同志和對周總理的尊重嗎？更為罔顧事實的是，2007年新課標版《歷史》必修1第98頁說：“‘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連續十年沒有召開”（楊景秀陳衛華《不可忽略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中學歷史教學》2010年第8期）。所以，小平同志“很管用”的文稿，即周總理《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既是深入理解前30年社會主義建設重要成就的重要文獻，也是堅持“兩個互不否定”重大政治原則的一個基本依據，是國慶70大慶高揚毛澤東旗幟的必然所在。

小平同志之所以多次強調他主持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很管用”，是因為它既涵蓋了毛主席、周總理的思想，也容納了他自己的多方面主張。特別關于現代化建設問題，最早是毛主席在1957年春的最高國務會議和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兩次講話都強調要建設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強調：“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16頁）1963年8月，他在修改的《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中指出：我們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卷，第346頁）。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開的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四個現代化正式確定為國家發展的總體戰略目標。這一宏偉目標和兩步走的戰略方針，原本準備從1966年起開始實施，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打斷了這個進程。根據周總理的委托，鄧小平在主持起草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過程中，強調要把四個現代化作為報告的重點來寫。有同志分析說，“在‘文化大革命’耽誤了近十年寶貴的時間后，鄧小平之所以重提這一基本上已經不可能實現的奮斗目標，其實更主要的是出自策略上的考慮。1975年3月5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什么大局？就是實現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都提到的四個現代化。他說：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斗。這就是大局。’從這個講話，可以清晰地看出鄧小平當時的政治策略，就是在不能明確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情況下，通過把四個現代化確定為全黨工作的‘大局’，巧妙地以后者取代了前者。”（彭厚文《鄧小平巧妙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中國共產黨新聞>>領袖人物紀念館2019年02月27日，來源：鄧小平紀念網廣安在線）這種說法是否全面客觀有待考證，但通過政府工作報告，把四個現代化確定為全黨工作的“大局”，并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認可，這就是小平同志“用筆領導”的過人之處，也成為后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奏曲。

小平同志之所以多次強調他主持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很管用”，是因為鄧小平既是這份報告的起草者，后來又成為報告思想的親身實踐者。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大平正芳的提問時，“鄧小平為中國現代化規劃了“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閆鳴《都知道推翻“三座大山”，毛澤東最開始說的是要挖掉“兩座山” | 禮贊70年》，中國青年網2019-08-03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顯然，鄧小平主持起草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兩步走”設想，后來成為報告的親身實踐者，并進一步提出“三步走”戰略，完善發展了這個戰略。

小平同志之所以多次強調他主持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很管用”，還因為它是反對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榜樣。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結合他起草的“很管用”的文稿，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太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復，新的語言并不很多。重復的話要講，但要精簡。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毛主席不開長會，文章短而精，講話也很精煉。周總理四屆人大的報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超過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務。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嗎？我建議抓一下這個問題”（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的第三卷第381—382頁）。黨的十八以來持續剎四風，改進文風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為什么明明幾百字能夠說清楚的事情，卻偏要整出個長篇大論來？因為講大話、空話、套話、歌功頌德的話最保險，所以短不下去；因為講長話顯得對工作重視和認真，顯得方方面面都能照顧到，所以喜歡往長了寫。說到底，是扭曲心態和動機不純作怪。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很管用”文稿，能夠成為新中國兩代領導發展戰略的極好注腳，就在于短而精，簡而明。而毛主席僅800字的《為人民服務》，能夠徹底顛覆中國幾千年官本位傳統思想，成為真假共產黨的試金石，就在于昭告了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與一切政黨的根本區別，昭告了能否完全徹底為人民利益工作是判定真假共產黨的根本標準。正如古人所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用筆領導”是文風問題，也是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問題，更是能否認真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戰略部署的重大政治問題。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新中國70大慶，重溫鄧小平同志“很管用”的文稿，致敬“讓中國人民站起來”并讓新中國“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致敬為新中國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的周總理！希冀人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牢記新中國是一部完整的波瀾壯闊成長史，不容因時間久遠而忘記，不容因任何理由閹割而否定，讓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很管用”文稿，在汲取新中國成長發展壯大寶貴經驗中繼續“很管用”，在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的新時代奮進中繼續“很管用”。這就是為文的初衷。

附：周恩來總理《1975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

政府工作報告

——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最新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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