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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年，出自某些專家學者之手的關于抗日戰爭的所謂“真相”的文章一度很熱。特別是附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歷史教科書觀點的文章受到不少人的熱捧。在某些有影響網站上，幾乎是每發一篇“真相”文章，評論區點贊的表示就紛至沓來，經常是達到90%以上。

這些點贊的網友到底是以歷史事實為依據，還是以個人愛好為依據？帶著這個疑問，筆者認真閱讀了華人歷史學家（含大陸、臺灣和海外）的幾本名氣比較大的關于中國近代史的書籍。其中中國近代史研究權威學者、美籍華人徐中約教授作的《中國近代史》引起了筆者的特別關注。

據該書扉頁的推薦語和出版方的介紹，這部著作的英文本的初版于1970年在美國問世，第二年獲得了美國加州“共和獎”，此后每五六年有一新版，2000年完成第六版。1978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紀念建社500周年(1478-1978)發表的文告中，列舉了幾十本名著，本書是其中之一。迄今為止，這部著作仍是美國本科學生學習中國近代史必讀的書。這部著作成為歐美及東南亞等地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權威著作及最暢銷的學術教科書，因而是一本極具深遠影響的經典力作。第六版的中譯本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

對于筆者來說，特別引人注目的還有一點：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教授對此書推崇備至。他的推薦語印在書的封底上：

【“這本《中國近代史》......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史學界和凡是開中國近代史相關課程的大學生那里，幾乎無人不知。直到今天，在西方大學圖書館里，此書仍然有很高的借閱頻率，是學界公認的權威著作和教科書。”】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名經常發表關于歷史文章的北大的知名法學教授，也對此書表示肯定。

對于這種歷史“真相”，大家會怎么看？為此，筆者做了這樣一個的測試：將該書中關于抗戰時期延安的那一部分全文抄襲，作為本人的稿件，投給了當時頗有名氣的某網站。看看那些網友對國際主流史學界的觀點到底是什么態度。投稿時還特地告訴責任編輯（這位編輯經常向本人約稿）：此稿發布后，我會在一個適當的時候作出補充解釋。

抄襲的部分為該書的第二十四章《中日戰爭，1937--1945年》之《延安經驗與外國觀察》（徐中約著： 《中國近代史》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8年1月 第474頁-481頁）。抄襲時將題目改為《歷史拒絕假設：真實的延安歲月》。這部分至少可以使網友們了解到，國際主流史學界是怎樣看待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的。在此順便提一下，有興趣的網友可以把書中的其他部分看完。下面是抄襲文章的全文：

【1939年3月，共產黨創建了他們自己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后來又建立了晉察冀綏邊區政府。國共兩黨軍隊之間的摩擦開始越來越頻繁發生。

在此后的抗戰歲月里，國共沖突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雖然蔣一再宣稱中共問題本質上是政治問題，因而應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 但他卻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隊封鎖了西北的共產黨地區，其意圖是——當對日戰爭結束后爆發內戰即動用這部分部隊。共產黨方面也不停地擴充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在根據地實施一些意義深遠的綱領，為未來的對抗作準備。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年)為毛澤東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難得的時間，整頓政黨和軍隊，組織民眾，創設新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毛澤東正處在創造力的頂峰時期，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形勢和中國革命實踐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結合了起來。所以，延安經驗對于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來說就具有創新的意義；正是在延安經驗中種下了毛澤東最后勝利的種子。

延安道路的核心是完善群眾路線和在農村加強革命的民族主義，這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兩大支柱。 當然，這些思想在江西時期就已先行發展， 但由于來自外部的國民黨之不斷進攻和來自內部的黨內之不斷傾軋，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表達。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等莫斯科培養的中國共產黨人反對毛澤東的政策，鼓吹傾向城市的蘇聯模式之無產階級革命。現在，在延安，毛澤東已解決了外來進攻和內部紛爭，因此得以推行他自己的戰略及發揮他自己的工作方法。這些戰略與工作方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特色標志。

根據他的群眾路線方法，毛澤東熱忱地關注農民的需要，開展土地改革和減租減息，促使農民全面地參與根據地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組織。確實，陜西和邊區的貧瘠刺激而非阻礙了“農民激進主義”的誕生， 而抗日戰爭則給予了革命的民族主義以新的動力。因此延安時期乃是一個最終奪取政權的壯大和準備時期。

根據合作和參與的原則，延安時期發起了六場大的運動；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日后政策的許多主要特征。

1. 采納了“精兵簡政”原則，精減軍隊和政府機關。

2. 推廣“下鄉”運動，使知識分子及黨員干部與工農相結合。

3. 在不搞土改的地方實行減租減息，減少額度在25%到40%之間，以便使地租不超過田地年產量的三分之一。

4. 推行互助合作運動，改組鄉村經濟。

5. 推行“組織性經濟”，使各個組織和干部參加經營和體力勞動。

6. 開展新式的教育運動，促使農業社會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改造。

這樣，在政治、經濟、戰爭和革命各方面開展的群眾路線方法，在領導人和人民之間鍛造了一條緊密的紐帶，成為延安經驗的核心。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花了很多時間就黨和國家面臨的問題及奠定最終勝利之基礎的策略進行思考、理論化和寫作。年屆40多歲的他精力極其旺盛，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經常熬夜到凌晨時分。1938年他曾幾乎沒有間斷地工作九天九夜寫就了《論持久戰》一文，當脫稿時他已筋疲力盡。這段時間里他寫的其他許多重要的著作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1937年9月)、《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1937年l0月)、《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論持久戰》(1938年5月)和《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在大約兩年的時間里，他撰寫的論著有200頁是關于戰略方面，165頁關于政治，55頁關于哲學。 此后，他還撰寫了許多其他著名的作品，包括：《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和《關于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949年7月他寫了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

這個擁有自己的領土、政府、紀律嚴明的政黨和軍隊，以及卓越的領導層的“另一個中國”之存在，吸引了外國人的好奇心，他們想親眼一睹這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到底與國統區有甚么不同。結果，一些外國來訪者進入到中共控制的地區，并報道了他們的發現。

1936年7月，斯諾(Edgar Snow)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進入共區。此前他曾把中國的共產主義描述成一種“農村共產主義”，但在他訪問了延安并與毛澤東交談后，他把中國共產黨撞高到了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地位。斯諾批駁了所謂中共不過是從屬于莫斯科之傀儡的看法，斷言中國人已發展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他的《西行漫記》是一部經典性的新聞體著作，它曾對美國大眾關于紅色中國的觀念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在這部書中，斯諾把共產黨人描述成儉樸的愛國者，而國民黨人則是腐敗的不可信賴者。

大多數外國記者都懷有對國民黨反感和對中共傾心的感覺，只有一個天主教神甫比較明顯地例外。 雖然這些來訪者中有些人抱有偏愛紅色中國的先入為主的概念，但總體來說，他們代表著不同的政治信念。共產黨人的活力、希望、誠實及對大眾的關心，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畢恩來把國民黨的“封建中國”與共產黨的“民主中國”作了區分。美聯社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斯坦恩把重慶稱為“哀怨之城”和“一場噩夢”。從延安飛往重慶猶如“從中國的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 《時代生活》(Time—Life)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國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強壯健康”，而合眾社和紐約先驅論壇(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福爾曼則在1943年認為紅軍戰士“大約是我所曾見過的營養最好的部隊”。

用作比較的標準不是共產黨中國與美國，而是重慶和延安。前者代表著“舊中國”——死氣沉沉、頹廢衰微、自私自利、逆來順受、對普通百姓漠不關心、貧窮落后、不講人道，任人唯親，而后者則代表“新中國”——滿懷希望、朝氣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揚、綱紀嚴明、熱情洋溢。斯諾稱—顆紅星正在中國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則認為國民政府正因其行為不當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淪喪和濫施暴政而腐朽枯萎。雖然白修德“不信任共產黨的用心，也不希望看到中國被淹沒在紅色浪潮中”，但他還是認為國民黨“頹廢衰微”而共產黨則“生氣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

回顧歷史，人們會傾向于認為，這些外國報道者是一些新聞記者，他們寫下所見所聞，而不像訓練有素的政治學家們那樣，有能力去精確地把握中共的理論本質和最終目標。這些記者們沒有能力在民主的手段和中共的目的之間作出區分，也沒能意識到統一戰線政策只是推延了而非拋棄了奪取政權和世界革命的根本原則。

如同人們意料的那樣，蔣中正叱責這些報道“不公正……帶有偏見”。 毛澤東也駁斥有關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他向外國記者澄清說中共“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共產黨是支持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主義者。斯諾據此報道稱中共的改良主義傾向“僅僅是一個非常暫時的事務”，其最終目標仍然是建立“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概念的真正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 但盡管有毛澤東的抗議和斯諾的報道，那種中國共產黨是“農村改革家”的形像還是無法從美國人的心目中消除。

外國觀察家自然對俄國與中國共產黨之聯系的問題感興趣，但他們只發現1937—1938年間有一個塔斯社記者在山西，1944年夏有三名俄國人在延安：兩人是塔斯社記者，一人是外科醫生，全都是經國民政府的準許到那里去的。西方記者很滿意地看到那里沒有甚么蘇俄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跡象。確實，毛澤東在1945年4月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稱，中國的制度必須根據中國的歷史來建立，正如俄國的制度是根據俄國歷史建立起來一樣。

經蔣中正批準進入共區的第一位美國軍官是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尉卡爾遜(Evans F. Cadson)，此人曾于1927—1928年及1933—1935年間在中國擔任過情報官。他是在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后不久被派來考察中共的軍事行動，并且頗為同情地把中共武裝與美國革命戰爭時的民兵相提并論，贊揚他們的“道德教訓”做法，在他看來，這種做法意味著較高的政治覺悟、道德行為和官兵之間更加民主的情誼。他關于中共軍隊與人民之間緊密相連和“有機結合”的報告同樣地充滿熱情：“八路軍和人民如魚得水”。

1943年初，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將軍的政治顧問戴維斯(John P. Davies)建議派遣一個美國軍事觀察團前往中共控制區，但這個建議沒有被史迪威采納。戴維斯在1943年6月24日和1944年1月15日再次向史迪威和國務院遞呈了他的建議；他指出中共軍隊是華北地區最有凝眾力、紀律最嚴明也最有進取心的抗日部隊，而華北也正是未來蘇聯參戰時蘇軍最有可能進入的地區。向延安派遣一個美國使團可以搜集軍事情報、判斷蘇聯的意圖，或許還可以消除俄國對中共的影響力。 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雖然對這個建議很感興趣，但由于蔣的反對，他將這件事擱置了起來。美國國務院外交官謝偉思(John s. Service)作了另一項提議，他報告說中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下中國境內最有活力的力量，建議華盛頓應利用中共來平衡蘇聯在中國和東亞的影響。最后，在1944年6月23日，羅斯福獲得蔣中正同意，派一個軍事觀察團前往延安。

第一支美國派遣隊于7月22日抵達中共的首都，第二支則在8月7日到達。這個團隊被稱為“迪克西使團”，共有十八名成員，帶隊的是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他曾是一名漢語教官和派駐北京的武官。

中共領袖們親切地接待了迪克西使團，并于1944年8月底，謝偉思對毛澤東主席作了那次被長期壓住的著名采訪。毛澤東宣稱他希望避免內戰，但只有當美國人能夠實施干預以迫使蔣中正接受妥協時才有可能。這樣的干預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沒有美國的援助，國民黨是無法用武力壓服中共的。內戰“在所難免但也不一定要爆發”，這最終要由美國人來決定。毛澤東又補充說，無論怎樣，美國自己先得將中國從日本解放出來，而在這一點上，他的軍隊之支持是至關重要的。戰爭的影響將在軍事上以及在戰后時期限制蘇聯的幫助。 華府閱讀了謝偉思的報告，但置之不理。美國繼續扶持蔣作為中國合法政府的首腦，同時希望他能革新他的政權以求挫敗中共。不過，美國希望在可能的條件下將中共的部隊融合進對日本的戰爭。

戴維斯和謝偉思確信蔣消滅不了共產黨，極有可能的是共產黨打垮了他，除非國民黨實行激烈的改革。1944年11月初，接替謝偉思在延安的戴維斯得出結論，“共產黨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由蔣掌握，而是掌握在共產黨手里。”戴維斯和謝偉思確信支持中共比支持國民黨意義更大。他們考慮了各種選擇，包括利用中共的民族主義特征盡可能地把中共與俄國人分隔開來。但在最后，他們相信蔣不會改革他的政權，而他們也擔心美國會把蔣一腳踢開。戴維斯向華盛頓建議“我們現在不應該拋棄蔣介石。在目前時刻這樣做，我們將得不償失。”

在這種模棱兩可的背景下，美國駐華人員考慮暗中與中共建立關系，盡管蔣的反對是眾所周知的。在延安的軍方使團把共區稱作是“一個不同的國家”，“延安是中國最現代的地方”。美國人一再注意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實用主義，在1944年秋，他們就預見到中共非常有可能取得最后勝利。就連那位以親國民黨立場著稱的羅斯福總統駐華特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也在1944年11月訪問延安后評價說，中共是“中國唯一真正的民主分子”，他們“事實上不是共產黨；他們正在為民主原則而奮斗。”高斯(Clarence Gauss)大使也認為他們可能贏得最后勝利；高斯主張“退出中國政局，聽憑它(國民政府)垮臺，自行了結”。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的一些參謀人員與戰略情報局合作，決定向中共建議一項武裝兩萬五千名游擊隊和更多民兵的計劃。美國特種部隊將前來訓練這批人，并率領他們進攻一些由魏德邁選定的戰略要點，所有中共軍隊將與魏德邁將軍合作。但是，美國駐華情報機關中最保守、與國民黨秘密警察淵源也最深的美國海軍情報局將這一消息透露給了蔣。魏德邁和赫爾利都聲稱對這一計劃的擬議一無所知而委過于包瑞德，包瑞德因此被剝奪了晉升準將的機會及被迫承受許多其他的屈辱。

延安的經驗在中共歷史上是極其重要的。就內部而言，它根據群眾路線創立了一套新的社會政治制度，同時毛澤東創造性地為他的革命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就外部而言，它吸引了一個美國軍事觀察團、一些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和一個美國總統特使前來訪問，另外還有大批外國記者前來采訪。它實際上取得了一種半國際承認的地位。到1945年，延安控制著十八塊根據地，共有一百萬平方公里，約一億人口。它擁有一百萬黨員和相同數量的武裝力量。毛澤東事實上建立了與國民政府爭奪國家最高政權的另一個中國。按一位著名歷史學家的觀點，毛澤東的政策中，沒有哪一項比“在抗戰環境下的第二次統戰政策”更有益于他的最后勝利。】

上面所述就是抄襲的全部內容。

文章在2013年5月8日上午發布后，我就看網友的反映。對此文表示“犯暈”的很快躥升至90%，后來一直停留在95%。

我將此事的整個過程通過電子郵件告訴了某網站的那位責任編輯。但沒有得到答復。但是通過這件事，使我得到這樣的啟示：一個人對任何問題，包括歷史問題的看法，除了個人的“烙印”因素外，社會輿論導向起到的影響力是不可忽視的。這是因為多年以來，中國老百姓都習慣把發表在國內媒體上的文章視為黨和政府的聲音。既然黨和政府的媒體能夠發布那些“真相”，那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那些“真相”呢？但是實際上這些年來，不少媒體發表的文章，早已逾越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的基本原則。這方面的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后來筆者在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時，發現該書有個判斷很值得深思，這或許也可以解釋前面那種熱衷傳播“真相”的深層次原因。

【“當前的中國正面臨著巨大的意識形態危機。文化機構被大規模地市場化，壟斷資本掌控各類新媒體，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被原封不動地傳經布道，一些學者將‘為富人說話’作為理所當然的信條。”

“任由社會主義虛無化的荒草不斷地滋長，它很快就會覆蓋過整個共和國的大廈。到那時，資本完成了它最后的使命，就是對于人的大腦的控制，而社會主義政權統治的意識形態也就隨之瓦解了。”（見該書第189頁）】

最后想提一下，既要保障言論自由，又要防止所謂的“真相”橫行無忌，還是寄希望國家的《新聞法》和《出版法》的早日出臺。這個話題太大，就不在這里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