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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愛文鐘澤云：特朗普貿易新政下中國雙重應對策略探析

點擊：作者：劉愛文鐘澤云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9-11-07 12: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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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對以極限施壓為特征、以中國為主要指向的特朗普貿易新政，社會上出現了兩種思潮：全面投降，或是全面脫鉤。投降論和脫鉤論都是形而上的思維定勢。本質上，在新型帝國權力的資本邏輯和政治/領土邏輯的支配下，美國意欲向發展中國家轉嫁危機以獲取新型帝國貢納。在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下，應對特朗普貿易新政根本原則，中國應堅持國家經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增強國民經濟的自主性、自足性和開放性。“內調結構、外塑市場”的雙重應對策略蘊涵的體用不二思想能夠體現上述原則，前者以夯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為主要內容，這種內在性對策旨在增強我國經濟的體質；后者以重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為主要內容，它是內調結構對策的外化，旨在重塑對外開放新格局。

一、特朗普貿易新政及其指向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以美國、日本、歐盟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緩慢，一直未能徹底走出經濟危機泥潭，致使貿易保護主義頻頻抬頭。美國共和黨人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提出“美國優先”的競選綱領，并于2016年11月成功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上臺伊始，特朗普大肆揮舞貿易制裁大棒，努力踐行其競選承諾，由其掀起貿易大戰一浪高過一浪，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貿易制裁大棒針對中國的意味尤為濃厚，特朗普甚至在競選期間就承諾，“將在出任總統的第一天就宣布中國為匯率操縱國，還威脅要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45%的高關稅。”①尤其是2018年以來，針對中國的貿易制裁呈井噴態勢：“2018年2月1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對進口中國的鑄鐵污水管道配件征收109.95%的反傾銷關稅’。2018年2月27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對中國鋁箔產品廠商征收48.64%至106.09%的反傾銷稅，以及17.14%至80.97%的反補貼稅’。……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因知識產權侵權問題對中國商品征收500億美元關稅，并實施投資限制’。2018年4月4日，美國政府發布了加征關稅的商品清單，將對我輸美的1333項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2018年4月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據‘301調查’，額外對1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2018年5月29日，美國白宮宣布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含有‘重要工業技術’的500億美元商品征收25%的關稅。2018年6月15日，美國政府發布了加征關稅的商品清單，將對從中國進口的約5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關稅。……2018年8月23日，美國在301調查項下對自中國進口的160億美元產品加征25%關稅。2019年5月10日，美方將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②

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示范帶領下，美國盟友也紛紛對中國揮舞起貿易制裁大棒：“2018年1月14日，印度商工部對中國輸印亞硝酸鈉進行反補貼調查；2018年1月16日，印度財政部對中國輸印純堿發起特殊保障措施調查；2018年1月23日，印度宣布6個月內禁止從中國進口玩具；2018年1月31日，歐盟宣布對中國出口緊固件5年內征80%反傾銷稅；2月7日，歐委會對中國輸歐盤條反傾銷案征收臨時反傾銷稅；2018年2月16日，加拿大邊境服務署宣布中國鋁擠壓材存在傾銷及補貼；……2018年3月6日，歐盟宣布將對中國不銹鋼無縫鋼管的反傾銷稅延長5年，繼續對中國涉案產品征收48.3%至71.9%的高額關稅。”③

這些近乎瘋狂的、以中國為指向的、以極限施壓為特征的貿易制裁舉措，都是隨著特朗普上臺而凸顯的，本文稱之為“特朗普貿易新政”。面對來勢洶洶的特朗普貿易新政，國內知識分子中出現了一些奇談怪論，他們或明或暗的投降論調在自媒體上快速傳播，諸如“雞鳴狗盜，挨了打，不反思自己違背契約，卻痛心于自身不夠強壯……備胎如果好用，何必等到破胎了再用？怕美國公司賺不到錢？……必須冷靜認識與美國的巨大差距，……中國嚴重依賴美國核心技術和金融體系，人民幣短期內不可能取代美元……當兩國競爭加劇，合作遇到困難的時候，解決之道只能是妥協……現在向美國投降是代價最小的時候”。④“不論是貿易戰的發動方和應戰方都一樣，都是用損害自己的方法去傷害對方。……是一種愚不可及的行為。”⑤“老大是自然形成的與世界公認的，要踏踏實實地再向美國學習幾十年。”⑥“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是危險的”⑦。

需要說明的是，投降論危害不小，但決不是我國知識分子的主流。對于特朗普貿易新政，國內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很清楚我國是受害方，因而主張堅決反擊。為此，國內學者們進行了深度地理論思考，提出了很多具體應對舉措。然而，學者們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范疇的理解不同，他們的應對舉措大略可分為以下兩個類別：一類是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范疇的一般性，本文稱之為自由市場學派；另一類是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本文稱之為社會主義學派。

自由市場學派學者認為，中美貿易沖突的根源在于“市場經濟體制與準市場經濟體制之間、中美兩國貿易政策異質性的對壘。”[1]這些學者認為根本應對之策就是徹底市場化，諸如，“中國必須謹記冷戰時期美蘇爭霸、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堅持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以市場化改革為導向，深化和完善經濟體制，不斷擴大面向全球化的對外開放，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和平發展，互利共贏。”[2]應對沖突的短期選擇就是，“我國可以建立自由貿易統一戰線，通過進一步降低關稅和開放國內市場的策略，加大開放的力度和深度，通過自由貿易協定，建立起更為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3]長遠來說，“我們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戰略選擇應當是：以貿易自由化為終極目標；以最優關稅調整和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為推進手段；通過深化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最終實現貿易自由化的戰略目標。”[4]

社會主義派學者則強調，“我國應該認識到中國制造愿景在廣度、深度、力度和凝聚度上都與美國先進制造業計劃存在某些差距，但在借鑒其有益經驗的同時，也要看到美國‘發展型網絡國家’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建立比美國更加集中高效的‘舉國體制’，推動中國制造愿景取得更大的成就。”[5]“堅持和應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和原理，突破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禁錮，深化改革開放，有效實施產業政策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體系建設，發揮綜合競爭優勢，是我國成功處理貿易戰問題并走上自主創新道路的重要舉措。”[6]“中國底氣足，除了站在道義高地上，有改革開放40年積累的堅實國力等顯見因素外，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擁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組織動員能力強大的制度優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7]因此，“我國在制定應對方案時，既要在戰術上重視，又要在戰略上保持謹慎樂觀與清醒態度。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用社會主義優勢駕馭、引導、利用資本，優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協調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等一系列關系，促進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并以和平共贏方式參與國際合作，推動資本主義世界歷史向未來世界歷史轉變。”[8]

顯而易見，我國學者對于如何應對特朗普貿易新政的各執一端，觀點殊異，根源既在于學者們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范疇出現偏差，致使他們的對策體系難以邏輯自洽；也在于他們未能察覺中美貿易戰事關我國的經濟主權問題。事實上，在以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下，中國必須始終堅持國家經濟主權的完整和統一，不斷增強國民經濟的自主性、自足性和開放性。因此，我國應該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按照“即體即用，體用不二”的思想，采用“內調結構、外塑市場”的一體性對策，不斷夯實我國經濟的內體及其外用，提高我國經濟的發展品質，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穩步前進。

二、中國戰略之體：內調結構

作為應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內在性對策，內調結構以夯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為主要內容，作為其支撐的操作性對策則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區域結構調整、信用結構調整和收入結構調整等。所有這些對策目的都在于增強我國經濟的體質，提高我國經濟結構的自足性和自主性，從根本上夯實我國應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內在基礎。

（一）產業結構調整

產業結構是國民經濟體質的根基，這里的產業結構不僅指涉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三大產業結構，更重要的是針對所有制經濟結構。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本質屬性，公有制經濟從根本上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性質，提供了我國經濟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進而能夠有效防范和抵御外部經濟的沖擊。因此，產業結構調整的基本要求是確保公有制經濟增量保質。為此，我們首先需要提高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確保關系國計民生領域中公有制經濟的絕對統治地位，藉此體現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一般性。然而，在當前國際經濟秩序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不遺余力地在全球推銷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政策，目的就是維護國際金融寡頭利益，而公有制是以全社會整體利益為導向的，它就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天敵，因此，詆毀、抹黑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的思潮在當下甚為流行。事實上，日益融入全球化進程的中國也不例外，新自由主義思潮也在不斷沖擊著中國社會，以至于學術界有很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遺余力地搶奪我國經濟改革的闡釋權，極力主張按照新自由主義思路進行改革開放。例如，他們在闡釋我國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時，只強調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在闡釋政府與市場關系時，他們又一味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如果聽任這種去政府管制的、泛市場化的以及隨之而來的私有化浪潮，必將沖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改變我國的社會性質，最終必將撕裂和消解社會。為此，黨中央國務院一再出臺文件強調提高公有制經濟的比重，特別是做大做強國有經濟，這對于當前情勢下我國應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意義尤為深遠。

就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等三大產業而言，我國應該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進一步優化三大產業之間結構。首先，我們需要鞏固農業的基礎性地位。農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即使高度市場化的美國也在不斷給予農業各種補貼。其次，我們需要強化工業的主導性地位，尤其需要國防工業發展先行。國防軍工既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安全保證，也是一國前沿尖端科技的創新高地，因而能夠引領國民經濟發展的潮流；為此需要加強軍工轉民用的研究，帶動整個工業的快速發展。最后，我們需要有區別對待服務業發展。對于與工業化關系密切或者引領未來經濟潮流的ICT產業⑧，我國應該快速推進；而對于股市、房地產等所謂的FIRE部門⑨，主政部門需要節制其過度發展。三大產業結構調整目的在于做大做強實體經濟，夯實經濟自主性的物質基礎，最終祛除產業空心化引致的經濟虛化弊端。

事實上，虛擬經濟的活躍很大程度上源于技術創新的遲滯。由于中心地區技術創新沒有重大突破，全球產業投資缺乏熱點，大量資本轉向FIRE領域，不斷上升的失業壓力強化了民粹主義，因此，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與技術創新遲滯不無關系。就我國而言，以FIRE為代表的虛擬經濟虛火旺盛，也多半與我國技術創新、特別是帶動面廣的基礎領域科技創新缺乏亮點有關系。因此，我國要破除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合理地限制虛擬經濟發展只是治標，更基礎工作在于：我國應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變，優化產業結構和提升經濟素質，加快技術創新及應用步伐，狠抓落實注重成效，并使技術創新成果惠及絕大多數勞動人民。正是基于這個目的，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應運而生。

（二）區域結構調整

隨著南歐、東歐等外圍國家的加入，歐盟區域內部經濟的異質性日益增強。然而，歐盟層面上又缺乏一個強有力的統一政府，歐洲內部統一市場難以最終完成，因此，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對歐盟各國經濟影響甚巨。與此相對照，美國早在1776年宣布獨立，此后，隨著美國的疆域不斷擴張，東西部地區經濟結構差異極大，美國內部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市場。直到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以及1869年全國統一技術標準的美國太平洋鐵路的貫通，美國才由一個形式上統一國家變成實質上統一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內部統一市場才最終實現。這個規模空前的內部市場具有極強的自足性，這為美國后來常對他國貿易制裁提供了前提基礎。

就我國現實國情來說，我國是一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生產力差異很大，且資源分布很不均衡的一個國家。這里，按照城鄉差距的維度和東西部差距的維度，我國就可被粗略地劃分為東部城市、東部農村、西部城市和西部農村等四個世界，地區經濟的巨大差異使得我國內部統一市場遠未完成。當前，我國實施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很大原因也是由于我國生態地貎差異極大，我國西域、南疆與東南沿海交通不暢、行政壁壘森嚴，內部市場分割造成了我國內部需求不彰，不得不以外部需求取代內部需求。然而，這種依賴于外部市場的外向型發展戰略發展到現在，對于一個世界第二經濟體量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其弊端或負作用越來越明顯。這種模式使得我國經濟完全暴露在外部經濟周期下，經濟主權日益遭到侵蝕。這種模式放大了外部經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加大了我國經濟結構的脆弱性，特別是放大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市場影響，這種區域經濟的異質性已經阻礙了我國經濟的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

如果前面所說的都是我國區域結構進行調整的必要性，那么，當前區域結構調整的可能性也具備了。首先，我國不存在歐盟各自為政的情形，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能夠從國家和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通過集中統一領導，集中全國人力物力進行通盤規劃考慮。根據區域特點，東部轉型、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計劃、長三角、珠三角、中三角、環渤海灣、海西經濟區等區域建設一浪高過一浪。通過區域結構調整也可以加強邊疆地區與內地的經濟聯系，實現國家穩定和民族團結。其次，我國現在的工程技術能力世界一流，完全能夠實現穿山入海化通衢。當前，我國橋梁鐵路建設、工程隧道建設，特別是高鐵建設成就輝煌，已經形成了我國特有的高鐵經濟模式。這些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實現區域外部差異內部化以及貫通整個國內市場的作用。考慮到邊疆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有限，因地制宜地發展本地區的特色產業十分必要。我國應借助交通技術革命，增強地區人員的全國流動性，舒緩生態脆弱區域生存壓力，以此實現全國各個地區的均衡發展。這樣一個全國統一大市場能夠實現本國需求取代外部需求，藉此增強的經濟自主性也就能最大限度地排除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三）信用結構調整

在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下，黃金非貨幣化致使關鍵儲備貨幣的發行保證變化，資產貨幣轉化為債務貨幣，國際經濟交往活動的債權主導原則被債務主導原則所取代，黃金非貨幣化的必然結果就是債務貨幣化，貨幣發行保證的虛化最大程度地擴張了關鍵儲備貨幣發行政府權能，形成一種操縱性國際貨幣制度。以美元為首的多元國際儲備改變了全球財富度量權，美元依靠美國超強的綜合國力、特別是軍事實力的幫助，竊取了國際價值基準地位，又通過對少數關鍵資源和核心技術的掌控，美元又取得全球財富的度量權，最終，依靠美國金融霸權，美元在國際投資和貿易中充當主要結算貨幣，事實上已成為各國貨幣發行和信用被動擴張的基礎。由此，美國財政信用竊取了國際信用的地位，占據全球信用體系的頂端。隨著財政赤字缺口越來越大，美國財政紀律日益松弛，在美國政府債務上限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美國政府借助量化寬松政策開動印鈔機，致使全球美元泛濫。然而，由于掌握了國際價值基準，美國不斷通過金融創新創造大量美元定價的金融工具，這些工具也是外圍地區進入西方市場的通行證，因此，廣大外圍發展中國家都積極鼓勵出口，從而獲取進入西方市場的通行證；反過來，這些美元外匯儲備又成為外圍國家信用被迫擴張基礎。因此，美國財政信用主宰的國際信用極大地增加了外圍地區經濟的依附性以及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形成了一種被國際信用體系遮蔽的國際剝削關系。

改革開放之初，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經濟發展水平非常落后，國內市場更不發達，因此，我國決定實施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借助外部信用來發展民族經濟。幾十年來，在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引領下，通過外部信用招商引資，我國經濟迅速實現了騰飛，經濟體量雄居世界第二，客觀地講，外部信用為我國經濟崛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外貿順差規模越來越大，特別隨著新重商主義思潮的強化，我國出口規模日益擴張，我國積累起巨額的外匯儲備。反過來，這些外匯儲備又通過外匯占款形式，成為我國貨幣發行的主要渠道，因此，外部信用也就成為我國內部信用被動擴張的基礎。時至今日，以美元為主體的巨額外貿順差破壞了我國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這是因為，在美國財政紀律日益松弛的情況下，量化寬松致使全球美元泛濫，外部信用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卻要求我國經濟周期與美國經濟周期強行保持一致，而罔顧我國經濟的實際情形。這就容易扭曲我國產業結構，破壞我國經濟的自主性與自足性，強化我國經濟對西方經濟的依附性，進而招致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致命攻擊。

“國家信貸實際上是主權國家的一種特權，任何國家都可以創造國家信貸。當一國生產的基本要素如勞動力、技術和資源都具備時，可以印發更多的本國貨幣，通過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擴大就業，支付給未充分就業的勞動力，這并不會產生通貨膨脹，而是會產生就業擴張、收入增加和國內市場擴大的良性循環。”[9]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是我們的根本任務，但是如何發展或者發展途徑的選擇則是一個重大問題。隨著歐美量化寬松政策的頻繁實施，巨額的外匯儲備讓我國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進退失據。至此，這種外部信用政策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事實上，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能夠充分行使國家經濟主權，充分發揮上層建筑的主觀能動性，終止大規模招商引資和大借外債的外部信用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抑制非銀行金融部門的膨脹，代之以各種可壟斷的自然資源或公共服務作為本國財政信用擴張的經濟基礎，通過這種國內信用置換外部信用的信用結構政策調整，實現本國信用的自給自足。國家主權信貸能夠增強我國經濟穩健性和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夯實國民經濟基礎，進而夯實我國抵御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信用基礎。

（四）收入結構調整

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拉動國內消費需求的增長，對于抵銷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負面影響意義重大。很多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歸因于美國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從現象層面確實如此。但我們可以追問，美國消費需求為什么會出現不足呢？這就要追溯到美國的勞資報酬變化。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詳細梳理了20世紀70年代到2010年期間美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情況，發現美國國民收入中“擴大的不平等大部分來自‘1%’，其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約20%……增加了11個百分點。”[10]我們還可以追問，為什么這段時間美國國民收入分配差距會出現擴大趨勢？這就要聯系不平等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在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下，美國普羅大眾由于產業空心化，實際工資不斷下滑。相反，金融全球化的推進，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攫取了巨額利潤，這就加劇了美國收入分配差距，處于塔尖的1%的精英收入膨脹。在這種背景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操弄民粹，寄望通過特朗普貿易新政，從外圍地區獲取高額的新型帝國貢納。

對于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中國經濟而言，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同樣存在，它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謂“新重商主義”政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出口導向發展戰略的推進，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外貿依存度也在不斷增加，時至今日已經位居世界前列。需要說明的是，這種依靠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具有極大的脆弱性。與改革開放進程相伴隨，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不斷下滑。據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透露，“近年來，中國的基尼系數總體上是呈下降趨勢的，2012年到2015年，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0.474、0.473、0.469、0.462。……2016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65”⑩。基尼系數下降趨勢源于黨中央國務院的大力整改，即使這樣，目前我國基尼系數還是超出了0.4的國際警戒線，甚至超過了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種狀況主要原因在于資本與勞動關系的失衡，資本所得遠遠超過勞動報酬，它嚴重制約了我國的消費需求。為了降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經濟的危害，根本出路在于改善我國的經濟體質，而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占比則是重要舉措，它對于拉動國內需求、進而消解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負面影響至關重要。具體而言，我們可以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系統，對資本所得征稅，實施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對遺產征稅等。

三、中國戰略之用：外塑市場

“即體即用”，作為外顯性對策的外塑市場是內調結構對策的外化，它以重建國際經濟秩序為主要內容。作為其支撐，操作性對策主要涵蓋搭建互利共贏的對外經濟交往平臺、奉行量入為出的經常項目對策、奉行內外有別的資本項目對策等。所有這些對策目的都是為國內經濟發展維護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重塑對外開放新格局，自覺實現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的共享性、包容性增長。

（一）重構國際經濟新秩序

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內化為新型帝國權力的資本邏輯和政治/領土邏輯之間的交錯運動，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正是新型帝國權力的政治/領土邏輯強化的表現。毫無疑問，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本質上是維護新型帝國為主的中心地區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益的，新型帝國事實上成為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宿主。新型帝國權力借助于美元霸權基礎上的國際金融體系得以維護，它通過對全球范圍內的核心技術和關鍵資源的控制，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不斷破壞外圍地區經濟的獨立性，迫使外圍地區經濟臣服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統治。由此，新型帝國為代表的中心地區主要進行虛擬資本的積累，外圍地區則不得不進行產業資本積累。異化的全球資本積累體系使得外圍地區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于中心地區的消費需求，而外圍地區依附性經濟發展模式使得中心地區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新型帝國，能夠將它們市場準入作為勒索外圍地區發展中國家的手段。

很明顯，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是畸形的、不合理且不公正的，它建立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基礎上，賦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不對稱的特權，藉此中心地區能夠大肆剝削和掠奪外圍地區。基于國際經濟事務的決策權和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權，中心地區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全面壟斷了國際經濟活動的話語權，從而使外圍地區各國深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之苦，這極大地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為了改變當前國際經濟秩序下發展中國家整體受侵害現狀，中國應該加強與外圍地區發展中國家的互助合作，堅決反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抵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其有形或無形的貿易制裁手段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一切行為，有理、有利、有節地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的管理和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其中最關鍵就是建立受約束的國際投資貿易規則制定權，中國和外圍地區發展中國家才能免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之害。

（二）互利共贏的對外平臺

一般來說，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要素突破國家的界線在全世界范圍內流動和配置的過程，是減少乃至消除國家間的各種壁壘，使不同國家的經濟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深的過程、全球生產經營網絡形成、區域經濟集團化向縱深發展及世界各國在有關全人類共同關心的資源問題、環境問題等方面的合作與聯系日益加強等眾多方面。”[11]經濟全球化既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又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條件，任何國家或經濟體都不可能超脫于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而實現國民經濟的現代化。然而，縱觀整個經濟全球化歷史，自誕生迄今，從來就是一出被世界霸權國操控且服務于霸權國利益的歷史。

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是由作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棲息地的美國華爾街主導，具體體現就是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在這種異化的國際經濟秩序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興風作浪，借助每天24小時不斷線的全球金融信息網絡，巨額的金融資本能夠從從地球兩端瞬間轉移以逐利。即使是最頑固的民族國家金融主權，也容易在這種疾風暴雨式的金融攻擊面前遭到摧毀。在一輪輪的金融資本沖擊和洗劫下，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經濟轉型國家，最終都將臣服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統治。即使是歐盟也不例外，它們試圖通過區域合作來抵消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時至今日，歐盟卻面臨解體威脅。在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下，歐盟這種自我封閉的區域格局必定承受不了經濟全球化和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輪番攻擊，這都源于歐盟存在經濟主權不完全的痼疾。

事實上，改革開放迄今，我國非常重視外向型經濟對整體經濟的拉動作用，并將出口導向作為我國的主要發展戰略。與不斷深化的對外開放進程相伴隨，國內外市場環境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我國開始強調“引進來”與“走出去”雙輪齊驅，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進一步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然而，隨著美國特朗普貿易新政的實施，我國的外部市場空間遭到空前擠壓，至此，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恐難維系，構筑自主的對外經濟交往平臺勢在必行。為此，我國以復興古絲綢之路為主旨，前瞻性地推出了“一帶一路”倡議。與“美國優先”對外發展戰略的遏制和排斥特征不同，“一帶一路”倡議是以開放性、包容性、共享性為主要特征。互利共贏的“一帶一路”倡議能夠確保我國的經濟主權、自主利用國內外資源、開拓國內外市場、抵御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進而最大限度地規避經濟風險。

（三）量入為出的經常項目

在搭好自主性的對外經濟平臺后，我們就可以在自主平臺上具體展開經濟交往。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關鍵就在于牢牢把握作為國家經濟主權體現的“自主”二字。自主的對外經濟平臺支撐以拓展市場為主要內涵的經常項目活動和以獲取生產要素為主要內涵的資本市場活動，這里首先探討一下經常項目的自主原則。

實事求是地說，先前的出口導向戰略對于我國經濟快速崛起功不可沒。隨著改革開放持續推進，我國外貿實現連續多年順差。截止到2018年6月份，中國外匯儲備達31121億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總額中占比高達27%，穩居世界第一。?然而，以美元為主體的外匯儲備規模膨脹卻是利弊兩端，它使我國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同時卻增加了我國外貿依存度。在美元發行基礎債務化的國際金融背景下，為順差而順差的“新重商主義”已失去意義，其負面效應將不斷顯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我國迫切需要的美國高新技術和尖端裝備等，美國堅決不賣，由此可見，這些美元外匯并不真正具有世界貨幣功能；由此說明，外貿逆差并不是特朗普貿易新政的原因，美國也并非真正想減少這些逆差。第二，當我們用這些外匯儲備從其他國家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戰略資源時，美國又會從中作梗，百般阻撓，甚至坐地起價。第三，美國是不反對我們購買它們的普通商品，但是，我們發現許多進口商品都是“Made in China”，只是貼了一個美國logo，出口轉內銷，但價格較出口時大幅增加。第四，美國極力慫恿我們用外匯儲備去購買它們發行的國債，從而為美國超前消費進行融資；反過來，我國特定行業或部門有時遭遇發展資金不足，從而需要向美國金融機構舉借外債，卻遭遇美國索要高額貸款利息，這種借貸利息差相當于被美國二次剝削。[12]

綜上所述，中國人民省吃儉用、辛勤勞動換來的卻是一堆永遠不可兌現的欠條。美國卻通過量化寬松政策，不斷開動印鈔機，致使全球美元泛濫。我國為了不使巨額外匯儲備資產縮水貶值，又必須不斷地吸納過剩美元。這樣做的后果，要么在我國國內引起輸入性通貨膨脹，要么就是吹起我國資產泡沫，結果都一樣，即我國經濟發展被美國食利經濟模式所劫持。巨額的外貿順差已經嚴重地扭曲了我國產業結構，加劇了我國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和依附性，也會破壞我國經濟結構的完整性和獨立性，相應地侵蝕了我國抵御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能力。美國前財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曾經說過：“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這種無賴作派正是美國生病、中國吃藥的典型寫照。

如何擺脫我國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賴，這正是我國重新建構自己的對外經濟交往平臺的目的所在。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影響下，我國國內經濟結構沖突容易被放大，因此，我國應該早日跳出新重商主義窠臼，不再刻意追求經常項目順差，應以量入為出作為經常項目原則：按照經濟平衡有序發展需要，我國應以所需進口額來限定出口額，保持經常項目大致平衡，使我國經濟自主性得到增強。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迅速抬頭的背景下，為順利實施量入為出的經常項目原則，我們要堅決杜絕國內外貿企業為擴大出口而惡性壓價的無序競爭。為此，本文擬提出以下具體思考：第一，政府應擴大自愿配額范圍，控制外貿企業出口額度，確保它們符合國家的整體戰略。第二，整體利益導向的國有經濟能更好地貫徹國家戰略和意圖，因此，在對外經濟交往中，政府應擴大國有經濟占比。第三，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人民幣計價范圍應逐步擴大，可以緩解國際價格波動向國內傳導，同時助推人民幣的國際化；這里的關鍵在于，我國出口商品中凝結高科技的拳頭產品比例要不斷增加。

（四）內外有別的資本項目

如前所述，我們已經探討了在自主的對外經濟平臺上以拓展國際市場為主要內涵的經常項目活動，現在我們就可以探討以獲取生產要素為主要內涵的資本市場活動原則。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資本流入對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現代化至關重要。鑒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相對落后的現實，資本流入除了提供發展中國家經濟現代化急需的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等生產要素外；還能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就業以及增加稅收；更為重要的是，外商投資企業帶動了發展中國家的經常項目發展，以此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進而改善它們的經濟增長品質。

然而，作為階級社會的歷史范疇，經濟全球化必定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源配置的全球化過程；另一方面是社會經濟關系在全球范圍內的一體化過程。”[13]在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策源地的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球化。因此，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國際資本跨境流動具有雙刃劍作用，它能夠促進本國經濟的現代化，也會沖擊本國的經濟安全。例如，資本的跨境流動“推動了經濟的自由化，減少了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跨國公司建立的全球性經濟網絡也日益突破國界的限制，把資源和財富集中在自己手里，并力圖左右民族國家的國內政策以滿足資本增值，制約和削弱了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從而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沖擊。”[14]正如大衛·哈維在《新帝國主義》中所揭示，新型帝國權力的資本邏輯優先于其政治/領土邏輯，必然解除外圍經濟的政府保護，這種經濟去管制化就意味著外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被消解。[15]

反轉的新型帝國權力邏輯逆轉了全球化進程，給外圍地區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脅。然而，對于嚴格控制資本項目的國家而言，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所造成負面影響并不會太大。原因就在于，那些受新自由主義蠱惑，把發展經濟希望寄托于國外資本身上的外圍國家，過早地放開了資本項目，實行了金融自由化，因而其經濟結構甚為扭曲，經濟對外部市場依賴性強，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相當于掐住了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事實上，幾乎所有新興市場經濟體都高度依賴外部市場，中國情形則比較特殊。中國改革開放一個成功的經驗，就是沒有草率地完全放開資本項目，以此隔絕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對我國經濟的深度滲透。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下，我國藉此避免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迅速流出的負面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必須立足于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外經濟交往只能作為補充。盡管我國資本項目還沒有完全放開，但依然有許多國際投機資本為牟取暴利，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而連續多年的外貿順差也導致我國目前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這些對我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形成了較大的掣肘。事實上，在資本項目沒有完全放開的前提下，我國根本不需要積累這么多外匯儲備，因為巨額外匯儲備要以國內需求萎縮和降低貨幣政策獨立性為代價。

由此可見，我國沒有貿然開放資本項目固然可以暫時屏蔽外部資本沖擊，然而，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國在資本項目開放問題上裹足不前也非長久之計。因此，我國在防范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沖擊我國經濟主權的同時，也需要以積極姿態參與資本全球化過程。在對外貿易中，我國應該在追求外貿平衡的基礎上，加強對國際投機資本異動的監控，特別關注這些投機資本的流向。這樣就能最大限度地確保我國金融的安全以及我國金融政策的自主性，以主權信貸取代當前大規模地引進外資和舉借外債行為，從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消極影響。

為此，在資本項目上，我國應奉行內外有別原則。即我們須以揚長抑短準則對待外幣定值的資本運動：支持外幣定值長期資本（諸如FDI）流入，嚴格監管跨境流動的外幣定值的短期資本，特別要戒備外幣定值短期資本向非生產性且易致泡沫的股市、樓市等部門滲透，如此方符合我國長遠發展戰略。與此相應，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應該獲得與自己國力相稱的國際金融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為此，我國要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的契機，通過對外投資活動積極推進人民幣定值資本的跨境流動。具體而言，這種人民幣定值資本的跨境流動在時間安排上，初期以人民幣定值資本的輸出為主，后期形成人民幣資本的國際環流。而在投資主體結構上，我們應該貫徹公有經濟統領民營經濟的原則，即以國有資本輸出為主，以民營資本輸出為輔的原則。如此安排能夠增加人民幣的國際定價權，有助于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有效地維護我國的金融主權和國家核心利益。中國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就是中國資本項目自主化的一個很好嘗試，它潛在地推動了我國富余資本的輸出，從而有助于我國更好地抵御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

四、結語

貿易保護主義一直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相伴隨，特朗普貿易新政則表明，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在生產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的前提下，生產資料集中趨勢則進一步加劇，以生產資料控制權為主要內容的社會財富日益集中于處于全球頂層的極少數人手中，這表明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下，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日趨反動、扭曲。事實上，這種秩序的寄生性、食利性又集中體現在新型帝國權力的資本邏輯與政治/領土邏輯的兩階段矛盾運動上：第一階段是新型帝國權力的資本邏輯支配其政治/領土邏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以推動全球化之名倡導門戶開放，通過消解外圍地區經濟主權，從而增加后者對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依賴性；第二階段就是新型帝國權力的政治/領土邏輯反控其資本邏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以貿易保護之名獲取新型帝國溢價，即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以新型帝國市場準入權相要脅，籍此向外圍地區索取新型貢納。特朗普貿易新政正是在外圍地區經濟主權不斷被侵蝕的前提下，為了迎合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剝奪性積累需要，不斷強化新型帝國權力的政治/領土邏輯，進而以其內部市場向外圍地區索取新型帝國溢價，甚至不惜以外圍地區經濟危機為代價。

日益社會化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沖突賦予當代經濟全球化的二重性：作為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當下首要任務是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必須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主動打開門戶實施對外開放的戰略。其次，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處于當今世界體系的外圍區域，而全球分工體系存在諸多陷阱，應對不當就容易陷入依附性增長的窠臼之中。因此，作為世界經濟體系外圍成員，我國將經濟增長的立足點置于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在對外經濟交往中，我國須始終堅持國家經濟主權獨立和完整，完善國民經濟結構，從而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這就是我國應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戰略基點。事實上，本文提出的“內調結構、外塑市場”的戰略安排可在保證我國經濟主權完整的前提下，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的自主性和開放性；更確切地說，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應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中國思考。

很明顯，在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下，這些戰略安排僅僅是民族國家的權宜之計，它還不是解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最終方案。值得慶幸的是，基于中國思維方式，2017年1月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時給出了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較之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以鄰為壑的“美國優先”對外戰略是建立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上，兩者格局和眼界高下立判。人類命運共同體也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根本解決之道：不公正不合理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內在根源，世界各國應共同致力于打破這個國際經濟舊秩序，努力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具體來說，“世界命運應該由各國共同掌握，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全球事務應該由各國共同治理，發展成果應該由各國共同分享。”?

注釋：

①-⑦,?,?,?資料來源于人民網、察網、和訊網等權威、專業媒體的相關報道,限于篇幅就不詳注。

⑧ICT是信息、通信和技術三個英文單詞的詞頭組合(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簡稱ICT)。

⑨Finance,Insurance,Real Estate.

⑩王建帆.2016中國GDP增速重返世界第一，基尼系數有所擴大[EB/OL].http://www.qianhuaweb.com/2017/0122/3662148.shtml.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風雨飄搖，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關閉了黃金兌換窗口，布雷頓體系終結；隨后，時任美國財長約翰·康納利在十國集團會議上對那些試圖商量對策的與會代表們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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