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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通大道新國學講座（1）：

智利之亂宣判大量引進外資的“智利改開模式”的死刑

一，且看智利之亂的事實

中新網11月6日電 綜合報道，近三周以來，智利暴力示威抗議活動持續。當地時間11月4日，要求改善社會服務的智利民眾再次涌入圣地亞哥市中心。警方和示威者之間發生了暴力沖突。另一方面，智利總統表示自己對此負有責任，但排除辭職的可能性。

據報道，10月14日以來，圣地亞哥出現了一系列針對公交系統票價提價的抗議活動，之后逐漸演變為一場要求智利政府進行廣泛變革的大規模示威運動。民意調查機構Cadem11月3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87%的智利人支持這樣的改革。

19日凌晨，智利總統皮涅拉宣布圣地亞哥進入緊急狀態，軍方當天還宣布在圣地亞哥實施宵禁。智利16個大區中的15個大區，先后部分或全部進入緊急狀態。智利政府表示，智利9月經濟成長3%，但預計10月經濟萎縮0.5%。

面對嚴重的暴力示威游行，皮涅拉10月22日發表電視講話公開道歉，之后幾天又接連祭出多項改革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資標準、降低藥價、電費、征收富人稅等。

此后，他更換了內閣的八名關鍵成員，包括內政部長、財政部長和勞工部長等。另外，他還被迫取消了原定承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和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但研究顯示，皮涅拉的支持率已經下降到13%。

不過，持續近三周的騷亂規模有所縮減。智利首都圣地亞哥市長費利佩格瓦拉(Felipe Guevara)估計，11月5日的集會只吸引了2000至2500人。此前，同一個廣場曾有120萬抗議者。

智利騷亂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7000多人被捕，部分華人商鋪也遭殃，被搶劫或燒毀。

二，智利騷亂的元兇

來自鳳凰網的文章作如下分析：

“智利爆發這么嚴重的騷亂，其背后隱藏的深刻社會結構性問題，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

在大家的印象中，智利是拉美地區相當發達的國家。數據也證明如此：2018年智利人均收入已接近1.6萬美元（中國是接近1萬美元），位居拉美首位，智利還是經合組織（OECD）這個“富國俱樂部”的成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樣一個富裕的國家卻因地鐵票價上漲30比索（合人民幣3毛錢）這樣一個小理由，發生了幾十年來最大一次全國性抗議活動。和平示威之外，我們還看到了大量打砸搶燒的暴力活動。

“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示威者喊出了這樣的口號，這說明這次騷亂是智利社會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的總爆發。

示威者明確亮出他們抗議的目標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手持“新自由主義在智利誕生，將在智利死亡”標語的智利示威者

何謂新自由主義？為什么新自由主義成為智利民眾不滿的根源？

準確來說，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并不誕生于智利，而是起源于20世紀二三十時代的歐洲，其倡導者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和“英國學派”。

該理論延續自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市場的完全自由競爭，認為個人權利先于集體，主張政府對市場干預的最小化，倡導私有化改革。

在20世紀70年代，由于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西方國家面臨的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局面，即“滯漲”問題。歐美大部分經濟學家重拾新自由主義，歐美國家也開始大力向海外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1975年，靠軍事政變上臺的智利總統皮諾切特邀請到了美國“芝加哥學派”的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考察智利，深深信服于后者的理論。而后，皮諾切廢除了其前任阿連德總統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各項政策，進行了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改革。

不同于后來蘇聯和中東國家“休克療法”的失敗，當時的智利軍政府憑借強力統治和高壓政策，使智利度過了艱難的轉型期，從上世界80年代開始，智利經濟常年保持高速增長，成為西方國家口中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典范，其模式也被稱為“智利模式”。

在“智利模式”下，國有企業以及養老體系進行了私有化，工會和各項福利制度被廢除，企業稅收降低，大量吸引外資，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除提供基本的法制和社會秩序外，最低度地干預市場。

在外貿方面，智利與50多個國家簽署20多個自由貿易協定，與簽署協定國家的平均關稅低至1.2%，石油、銅礦等原材料和漁業等初級產品大量出口，工業制成品主要靠進口。

對比

智利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后面，隱藏著什么問題？

智利國家男子足球隊的門將布拉沃（Claudio Bravo）在社交媒體上這么說：他們賣了我們水資源、電力、油氣、教育、健康、養老金、醫療，我們的公路、森林、阿塔卡馬鹽沼、冰川、交通，到私人的手里。還剩什么？這還不夠嗎？我們不想要一個只為少數人的智利。

實際上，盡管本次圣地亞哥地鐵票只漲價3毛錢，但這已是今年內第二次漲價，并且原起步價是800比索（高峰時段），合人民幣8元左右，已是相當不便宜。

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智利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于6600美元（合人民幣46480元），與1.6萬美元的人均收入相距甚遠，貧困發生率高達8.6%（中國是1.7%），可見智利社會收入差距之大，社會分化之大。

也許智利太遠，我們很難看到智利社會的樣子，但香港的現狀，告訴了我們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結果，無外乎房價高企、生活成本巨大、普通人剝奪感強烈，年輕人上升無望。

不過，盡管人們常拿香港局勢和智利騷亂比較，但在智利示威者看來，他們抗議的性質和香港情況完全不同。

在海外社交媒體上，一個香港示威者的留言引起了智利示威者的強力反駁，如下圖。

這位名為“巴丟草”的香港賬號說：嗨，所有來自加泰羅尼亞、智利和黎巴嫩的示威者們，香港人給你們提供了一個處理催淚瓦斯的新方法。

一名智利人的賬號回復說：我們和那些來自香港的暴徒一點關系沒有，他們是美國支持的右翼分子，在智利，我們討厭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美國必須停止干涉其他國家，這個罪惡帝國已經對阿連德（總統）這么干過。

這里他指的是，當年支持社會主義的阿連德就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策劃下被推翻，皮諾切也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上臺。

由此可見，盡管香港和智利示威者暴力手段相似，原因也有相同之處，但雙方的想法和解決方案完全不同：香港示威者覺得他們的自由還是不夠，想要絕對的自由，而智利示威者認識到本身模式存在的問題，想要的是社會平等。

得失

其實不但在智利，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帶來的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顯現。一些批評者認為，新自由主義就是“極端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

在拉美另一個大國墨西哥，從1982年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產生了幾乎成為墨西哥標簽的大麻煩——毒販集團。當時，墨西哥農村的土地和其他領域一樣，進行了私有化改革，并允許自由買賣，農業領域也開放給外資。

結果，墨西哥的農業逐漸被外資控制，大量無地農民被迫進入城市，形成貧民窟，無法被城市吸納的大量無業人口走上毒品行業。背靠美國這個大型毒品市場，墨西哥的毒販集團逐漸壯大成可以和政府抗衡的力量。

有學者認為，新自由主義存在邏輯陷阱和內生極端化趨向，即將私有制、市場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教條化、簡單化，并片面強調市場自由化的絕對有效性，否定政府調控的積極作用。

著眼未來，破除對新自由主義的迷思，發揮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的雙重力量，無疑是解決智利困局的必由之路。”

玄道的結論: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智利之亂的元兇。

三，同樣的制度為何歐美發達國家卻沒有走上死路呢？

1，歐美列強是以我為主，本國民族資本掌控本國經濟，不是靠引進外資求發展的，經濟是內源性發展，財富不外流

2，歐美列強是資本輸出國，是全球經濟命脈的掌控者，海外巨額利潤回流本國，全民富裕，降低了貧富分化強度，緩和了貧富分化的矛盾。

3，最穩定的北歐國家都是高福利國家

4，都實行了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相結合的國策。

5，一句話，歐美列強均是食肉動物，高居全球食物鏈的頂端。靠剝削全世界來實現本國整體高富裕水平，緩解了貧富分化之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