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花｜俄羅斯重編歷史教科書：建構蘇聯記憶與實施國家認同教育的策略
點擊： 作者：劉金花 來源：《比較教育研究》 發布時間:2019-11-09 19:03:47
當前學界對2016版歷史教科書的探討主要集中在：編寫的可行性及意義、蘇聯關鍵事件及人物的介紹等，而對歷史書寫與記憶、國家認同之關系的集中討論不多。
歷史教科書的書寫不是隨意的，它是一種記憶工作。
俄羅斯為何出現教科書亂象并引發國家認同危機？
俄羅斯以歷史教科書為載體，通過什么機制建構了旨在強化公民國家身份認同的歷史記憶？
本文在蘇聯記憶與國家認同教育的建構與實施框架下研究俄羅斯新版歷史教科書，以期回答以上問題。
一、舊版歷史教科書中的亂象
與國家認同危機
蘇聯解體后，馬克思主義傳統意識形態被瓦解，葉利欽政府無暇或無意重建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這直接導致俄羅斯社會精神世界的分裂。
國家在社會改革領域缺乏新價值導向以及改革的消極怠惰政策提高了公民對祖國歷史的興趣，民眾試圖在歷史中尋覓現實問題的答案[3]。
但是，由于寬松的教科書審查制度，蘇聯關鍵歷史事件的闡釋及人物的評價已成為國內各個政治勢力斗爭、俄羅斯與西方和周邊國家價值觀交鋒的工具。
（一）教科書審查制度的意識形態監督功能薄弱
葉利欽時期，俄羅斯實行學校與教師自由選擇教科書的制度。
普京上臺后，調整教科書審查制度。
公立學校有權從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部推薦的聯邦教科書名單中自主選擇教科書及參考資料，這些教科書及參考資料需獲得俄羅斯科學院或俄羅斯教育學院教學科目委員會的肯定評價。
但是，教學科目委員的審查主要囿于看其內容是否符合聯邦國家教育標準的要素要求，是否符合學生的心理特點，而不關注其傳遞的意識形態及語義[4]。
這使得各種勢力編寫的包含煽動反俄情緒、鼓動地方民族分裂主義思想的教科書堂而皇之進入課堂。
此外，教學參考資料不僅數量多（2012-2013學年有73版），且涉及的政治立場廣，這使得教師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場及意識形態偏好組織教學成為可能。
例如，自2010年以來，來自俄羅斯14個地區的150多名歷史教師參加了獲美國贊助商和修正主義派別資助的彼爾姆地區研究所的教師培訓計劃，該計劃極力向歷史教師傳遞將斯大林政權與納粹主義相提并論及俄羅斯民族必須為幾世紀的極權主義和種族恐怖政策懺悔的思想。
（二）舊版歷史教科書問題與國家認同危機
俄羅斯的教科書審查制度無疑引發了歷史教科書市場的混亂。國內一些歷史教科書將蘇聯時期視作“俄羅斯歷史的黑頁”，充斥了對關鍵歷史事件的極端的、矛盾的解讀。
例如，對“十月革命”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血腥政變”解讀同時出現在不同版本的教科書中。當學生從一所學校轉到另外一所學校，他/她極有可能會遇到對同一歷史事件的截然相反的解釋，建構被扭曲的歷史記憶，生成混亂的歷史觀。
國內外各種反俄勢力編寫的旨在對某歷史事件進行偽科學解釋的低劣教科書流入課堂，引發意識形態安全危機及國家認同危機。
以具有鮮明格魯吉亞民族文化特色的莫斯科1331學校為例，該校不僅使用一般的俄羅斯歷史教科書，而且長時間使用未經國家權力機關同意的、將俄羅斯定位為侵占格魯尼亞領土的侵略者的教學材料。
松散的教學監管舉措極易造成多元文化政策下的地方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之間的對抗，引發學生身份認同危機。
俄羅斯政策信息中心總干事阿列克謝·穆欣（АлексеяМухина）認為舊版歷史教科書讓學生相信國家的脆弱及未來解體的可能，使年輕一代產生了民族自卑感，割裂了代際之間的聯系，促進了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思想的普及，已經失去教育意義[5]。
二、書寫記憶的頂層設計，
構建統一標準，堅守國家意識形態陣地
面對舊版歷史教科書帶來的諸多問題，普京基于“國家歷史是國家認同的基礎”[6]的認知，多次重申“歷史教科書應有統一的觀點和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官方評價”[7]，并于2013年再次提出重編歷史教科書問題。
遵照普京的指令，作為“總統的主要政治資源”的統一俄羅斯黨要求在“歷史記憶”項目框架內開展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及研究工作。
談及新舊歷史教科書的區別，新編歷史教科書團隊成員亞歷山大·丹尼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Данилов）解釋道：編寫新版歷史教科書時遵循了統一的方法構想和內容標準，即《俄羅斯歷史統一教材新教學法總構想》和新《歷史—文化標準》成為編寫新版歷史教科書的指導性文件。
（一）歷史書寫頂層設計的普遍性及價值要求
2013年2月，普京在民族關系委員會會議上強調了在統一的概念范圍、俄羅斯歷史連續性下編寫統一歷史教科書的必要性。此后，普京向政府、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部、俄羅斯歷史協會及軍事歷史協會下達編寫統一歷史教科書的指令。
根據這一指令，俄羅斯歷史協會主席納瑞什金（С.Е.Нарышкина）組織專家開展《俄羅斯歷史統一教材新教學法總構想》（以下簡稱為《新構想》）的編寫工作。其中，新《歷史—文化標準》是該構想的基礎和核心內容。
《新構想》及其《歷史—文化標準》是書寫歷史記憶、編寫歷史教科書的頂層設計。
在《新構想》制定之前，俄羅斯普通教育的聯邦國家教育標準及示范性基礎教育大綱并沒有對歷史教學內容做出明確規定，雖然出版社刊出的示范性工作大綱包含歷史科目的章節及主題內容要求，但是它們“各自為政”，是只維護自家版本歷史教科書的非規范性文件，在編寫歷史教科書及教學方面并不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新構想》則不同，它是在國家政治層面上制定的文件。
《新構想》以創建俄羅斯聯邦統一的文化—歷史空間為出發點，從全局角度不僅對歷史教學所用的概念和術語、一般教學內容、歷史敘事的方法論等進行了統籌規劃，而且提出了“價值優先的框架”[8]，即預設了闡釋和評價歷史關鍵事件及人物時應遵循的價值準則。
這些價值準則包括：
第一，愛國主義精神，要求歷史教科書闡釋的材料應有利于培養年輕一代的民族自豪感，幫助學生認識到俄羅斯在世界史中的作用（例如衛國戰爭）等；
第二，堅信國家主權的意義，應重點強調并入俄羅斯和始終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對于俄羅斯人民來說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公民意識，強調歷史課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培養公民的全俄羅斯認同，歷史事件及人物的評價應優先考慮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培養公民意識。
（二）歷史書寫的頂層設計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制度防火墻
21世紀初，普京提出了包含“愛國主義”“強國意識”“國家觀念”“社會團結”在內的“俄羅斯新思想”，重建國家意識形態。
但是，由于教科書審查制度的意識形態監督功能薄弱，各種反俄勢力通過編寫歷史教科書破壞國家主流價值觀，“侵占”構建公民集體記憶及開展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造成歷史虛無主義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消解。
《新構想》及其《歷史—文化標準》是國家主導構建的國家意識形態制度防火墻。
對內來講，俄羅斯在國家主導下設計了編寫歷史教科書及教學應依據的統一概念、原則、方法及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要求，體現了國家對歷史教育的責任心，是國家對記憶建構主動權的掌握，有利于治理因權力分散及意識形態把關不嚴而造成的歷史教科書亂象。
對外來講，這“符合國家政策和國家意識形態建設的需要，是對全球化挑戰的回應”[9]，是國家為了與國外反俄勢力進行“記憶大戰”、對抗其詆毀性的、顛覆性記憶而構建的歷史書寫新秩序，是對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主陣地的堅守。
三、書寫記憶的“意義構建”
——實施國家認同教育需要回溯蘇聯史
劉易斯·科瑟（Lewis Coser）認為：
“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建構。”[10]
某個個體或群體通常會根據當下的需要與記憶的內在屬性對歷史進行篩選，并通過文字、慶典等形式對歷史事件及人物進行現實闡釋，使過去的形象及人文意義更適合于現在的信仰及公民身份認同。
俄羅斯以歷史教科書為載體，從內（強調歷史延續性、重視愛國主義教育）外（強化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間的歷史文化聯系）兩個維度建構和再現了蘇聯史及文化意義。
（一）強調歷史延續性，論證政治合法性
葉利欽及普京在公共話語體系中，在建構蘇聯史及蘇聯記憶以論證其政治合法性方面采用了不同路徑。
葉利欽多次在演講語境中，賦予“蘇聯”相關事物以殘暴、專制、落后等意義，相反，賦予俄羅斯及其實施的系列改革措施以民主、文明、進步等意義，宣稱自己與其代表的民眾站在與“反民主的布爾什維克”“高壓的蘇聯體制”對立的“人民”立場。
葉利欽通過鄙夷“昨天”、極力撇清“當下—過去”的聯系來論證其合法性，其結果是“‘從蘇聯獨立出來’造成了與認同機會同樣多的認同危機，因為他們自相矛盾地宣告自己獨立了，而他們的獨立卻是通過拒絕一個由他們自己培育了70多年的認同：蘇聯認同”[11]。
“誰若還在‘今天’時便已企望‘明天’，就要保護‘昨天’讓它不致消失，就借助回憶來留住它”[12]。
與葉利欽的做法不同，普京強調更好地回顧和理解歷史對于認識現在和規劃未來具有重要意義。
2014年，普京在會見《新構想》制定者時強調，國家歷史是國家認同、文化—歷史代碼的基礎，我們應正確認識和評價作為祖國歷史不可分割部分的蘇聯歷史，要認識到并保障國家及國家體制在整個歷史發展階段中的不可割裂性和相互聯系性[13]。
“歷史的連續性”被寫入《新構想》，成為新歷史教科書編寫的重要原則。
為了治理葉利欽政府改革帶來的諸多亂象，普京強化中央垂直權力體系，恢復國家對各個領域的干預與管理權力，給虛弱、混亂的國家帶來希望。但是，普京的這些治國舉措招致國內外一些政治派別及民眾的諸多批評和譴責。
多盧茨基（Долуцкий И.И.）在《20世紀祖國史》中曾要求學生對兩個觀點進行對比、確定或推翻。這兩個觀點并不是一正一反兩個對立的選項，而是將普京的治國方針定位于“專制獨裁”的兩個同類選項[14]。
普京這種權威主義治國理念是否具有合法性？
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認為合法化是官方記憶的首要訴求，且“統治者向后使自己合法化”[15]。在解除社會轉型中面臨多重危機的現實需要外，俄羅斯歷史傳統亦為普京的治國理念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斯大林是實施權威主義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
有學者認為，斯大林有兩重身份：一是作為繼承俄國歷史傳統和民族傳統的蘇聯國家領導人的斯大林，一是作為蘇聯共產黨的政治領袖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創造者的斯大林。
作為第一種身份，他是鐵腕、強權的政治符號；作為第二種身份，他以僵硬集權、漠視人民痛癢的制度模式搞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失敗者[16]。
新版歷史教科書一面否定斯大林模式，一面強調蘇聯在斯大林鐵腕治理下取得的成就，并要求在具體歷史處境下判斷斯大林的諸多決策。
普京亦采用了兩面平衡的做法，在譴責斯大林的同時延續了其國家治理的鐵腕手段。近幾年，俄羅斯社會呼喚“斯大林”，實質是對其代表的鐵腕、強權政治符號的呼喚。
2003年，在普京治理歷史教科書亂象背景下，多盧茨基的《20世紀祖國史》被教育部取消。這一舉措及新版歷史教科書對待斯大林的理性評價態度也代表對實施了權威主義政治并在維護國內政治穩定、提高俄羅斯國際地位等方面取得可觀成績的普京及其政策的支持及認可。
（二）重視愛國主義教育，傳承民族精神
與葉利欽公共話語中“聚焦于國家認同的公民和經濟維度而非民族或文化維度”[17]不同，普京特別關注國家認同構建中宗教和文化維度的作用。
新《歷史—文化標準》強調編寫歷史教科書需要“側重介紹俄羅斯人的宗教和文化”，“學習俄羅斯/蘇聯人的文化及文化影響有利于促進學生形成國家共同歷史命運意識”[18]。
愛國主義是俄羅斯傳統文化的重要因子，亦是國家認同的基礎。俄羅斯重編歷史教科書工作伊始，新版歷史教科書就承載了“培養學生對祖國歷史和自己國家的自豪感”[19]的重要任務。
歷史記憶是由符號記憶、情節記憶和價值記憶所構成的依次遞進的系統[20]。新版歷史教科書是承載共同體往事的具體化的“物”，是符號記憶。
新版歷史教科書選用了衛國戰爭及蘇聯全體人民團結、英勇抗敵的故事，辯證闡釋了斯大林時期的各類政治運動等，這是通過闡釋具體情境故事來塑造年輕一代身份的情節記憶。
此外，新版歷史教科書滲透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政治訴求及價值導向，不僅向學生傳遞了蘇聯衛國戰爭及蘇聯紅軍奮勇抗戰史的相關歷史知識（如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等），更重要的是通過文字符號或圖像傳達了一種意義和價值——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與愛國主義美德，有利于建構年輕一代的價值記憶。
當談及歷史教科書與歷史學學術研究的區別時，教育部國家教育政策與法律規范司司長卡利娜（И.И.Калина）解釋，教科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學生對世界和國家的立場，教科書材料的挑選和闡述方法應當是獨特的[21]。
當局往往根據當下的需求對歷史事件及人物做出選擇性的闡述和評價，這些被選擇的關鍵事件與人物被納入“記憶之場”，成為阿萊達·阿斯曼所言的傳播構造身份認同和行為規劃所需價值的功能記憶。
當局保留、續寫這段歷史不僅是為了對抗各種敵對勢力的詆毀性記憶，還原歷史真相，而且是因為這些故事承載著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文化意義和人文精神。這些意義和價值正是當代俄羅斯通過歷史教育要傳承給年輕人的重要義務和群體價值觀。
（三）強化原蘇聯加盟共和國間的
歷史文化聯系，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
自贏得2000年總統大選，普京就把“復興俄羅斯，重振大國雄風、實現強國夢”作為重要的戰略目標。為了實現該目標，普京推動建立了以經濟合作為核心的歐亞聯盟，并力求在文化領域與西方國家爭奪后蘇聯空間。
按理說，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擁有共同的文化遺產，這于其經濟、文化領域的合作是有利的。但是，合作并不順利。
后蘇聯空間一體化進展不順利與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書寫的蘇聯歷史和建構的蘇聯記憶有關。
例如，在拉脫維亞的歷史教科書中，“偉大的衛國戰爭”這一表述不僅不被官方使用，而且如果使用該表述則被認為是對國家意識形態和獨立有敵意的。
在烏克蘭的歷史教科書中，編者認為蘇聯和德國共同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用“蘇聯德國戰爭”代指“衛國戰爭”，將其描述為鄰國的戰爭。
在大部分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教科書中，俄羅斯被塑造為“侵略者”，他們是喪失獨立性的、被覬覦的對象。
今天這些國家的諸多學者和政府官員主要從政治后果（如會不會導致國家主權的喪失；普京是不是要重新“蘇聯化”）質疑后蘇聯空間合作的可行性。這些國家在文化上“去蘇聯化”，在年輕一代頭腦中塑造了有關俄羅斯及俄羅斯人的負面形象，激化了其對俄羅斯的敵意，導致民眾反對與作為“歷史敵人”的俄羅斯開展經濟、政治與文化合作。
如何打破這種障礙，提高后蘇聯空間凝聚力？
2010年，白俄羅斯教育部副部長在第一屆獨聯體國家教師及教育工作者會議上建議獨聯體國家的著者協作編寫統一的歷史教科書。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部部長富爾先科（АндрейФурсенко）支持其觀點，并指出，統一教科書并不意味著一本教科書，而是指來自不同國家的教師、歷史學家聚在一起并基于共同立場編寫統一的歷史教科書及參考資料[22]。
正所謂“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俄羅斯若要求其他國家承認并維護其與俄羅斯的歷史與文化聯系，必先治理國內的歷史教科書亂象。
《新構想》概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主要內容，認為在衛國戰爭中，蘇聯軍隊解放了被希特勒占領的中歐和東歐國家，幫助他們的人民擺脫了納粹主義[23]。
在其指導下，新版歷史教科書提到“蘇聯衛國戰爭是正義的、反法西斯的解放戰爭”，建構了蘇聯是“解放者而非侵略者”的歷史記憶，有利于捍衛蘇聯在反希特勒同盟的勝利中決定性貢獻的國際形象及歷史榮譽。
除此之外，正如俄羅斯將獨聯體慶祝衛國戰爭勝利65周年的口號設定為“我們共同的勝利”一樣，新版歷史教科書強調“蘇聯人”“蘇聯各族人民”的團結及對“祖國”[24]的熱愛之情是衛國戰爭取勝的關鍵。這有利于幫助學生形成這樣的認知：這段歷史是“我們”共同擁有的過去；“團結”是共同遵守的規范和認同的價值。
基于這兩點認知，新版歷史教科書成為揚·阿斯曼所言的“凝聚性結構”，建構了“我們”這個整體，并且通過將“我們”團結抗敵的衛國戰爭場景和歷史拉進“當下”框架內，使“團結”在保證目前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等方面保持現實意義。
今天，俄羅斯“正其身”，重編了歷史教科書。在國內，這是治理國內教科書亂象、實施國家認同教育的策略；在國際上，這是邁出在超國家范圍上編寫統一歷史教科書的重要一步。
有俄羅斯學者指出，在俄羅斯創建統一歷史教科書之后，應進一步在歐亞經濟聯盟范圍內（即在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及加入歐亞經濟聯盟的候選國家—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斯坦）形成統一的歷史教育空間[25]。未來統一歷史教育空間的建立將有利于強化這些國家間歷史與文化聯系，提升其凝聚力和向心力。
歷史事件及人物往往被放置在“當下”這一參照框架下組織和建構。
普京責令編寫統一歷史教科書與其重建和宣傳國家意識形態、推行國家認同教育是緊密相關的。從編寫統一歷史教科書的總統指令下達，到接受指令并設計歷史書寫新秩序、依據該秩序編寫在全國范圍內使用的教科書，再到編寫完成的教科書需要通過教育部審查批準，這一整套工作的完成體現了普京時代中央權力對歷史文本的規范和管理，對以往分散的歷史關鍵事件及人物解釋權的收回，其實質是構建具有官方立場的蘇聯歷史觀和歷史體系。
俄羅斯重編歷史教科書是官方的歷史記載工作，該工作“也是一種記憶工作，也在把賦予意義、幫派性和支持身份認同等條件暗度陳倉”[26]。
一方面，新版歷史教科書通過反思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的錯誤決策及其后果，回憶斯大林鐵腕治理下蘇聯取得的成就，使當下普京的權威主義政治理念及選擇的不同于蘇聯模式的道路充滿意義、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在新版歷史教科書中，蘇聯歷史被現時化。
新版歷史教科書通過講述衛國戰爭等故事塑造負責任的世界超級大國形象，傳遞構建國家身份認同所需要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文化意義，延續后蘇聯空間團結協作等規范和價值。
這一歷史記載工作有利于整治舊版歷史教科書亂象及澄清被扭曲的歷史記憶，通過共同的符號幫助學生分享及建構一個共同的記憶及共同的身份認同。
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國家認同視域下的俄羅斯大學公民教育研究”（項目編號：17YJC710049）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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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華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通識教育學院講師，教育學博士；來源：察網智庫，本文原載《比較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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