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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那種大張旗鼓地做法，必然最終打擊共產黨教育的合法性，損害政治穩定，所以被叫停了。中小學教科書其實沒有放棄革命話語，而是吸取了上海那個事情的教訓，保留了革命話語，但是讓革命話語無害化，甚至成為一個個空洞的口號，通過這一的方式最終讓所謂的‘極左’勢力邊緣化。”

　　一、階級斗爭史觀主導下的歷史教科書

　　我國最早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是1949年3月華北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將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節錄成《高級中學中國歷史》上下冊，由新華書店再版。建國后，教育部確定它為高中歷史課本，共三編。上冊兩編，由遠古至南北朝，下冊一編由隋唐至鴉片戰爭前。

　　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大躍進”的形勢下，教育也進行“改革”，中宣部的領導批評現行的學制和歷史教科書，教育部派人到人教社蹲點，指導編寫十年制學校中學歷史教科書。這套教科書由于是簡裝本，沒有封面，被習慣上稱之為“白皮書”。在征求意見時，范文瀾、翦伯贊、吳晗等人認為該書過于美化農民起義，貶低帝王將相，因而沒有出版。

　　1960年，人教社還出版了北京師范大學編寫的九年一貫制試用課本《歷史》，共三冊，中外歷史合編，按社會發展階段分編，因而社會發展史的味道較濃，農民起義占很大分量，且多溢美之詞;寫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內容多，且放在章節標題上。這套教科書僅在少數學校使用。

　　與此同時，在當時的政治氛圍的影響下，高中的歷史課程、教材也發生較大變化。高中的歷史課程，被去掉古代、近代史，只開現代史。1960年，在原《高級中學課本中國歷史》第四冊的基礎上，修改成《高級中學課本中國現代史》，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講到1956年。后來，下限又回到1949年。同時，在原《高級中學世界近代現代史》的基礎上，修改成《高級中學課本世界現代史》，從俄國十月革命講到蘇共二十一大。1963年，下限又回到1949年戰后世界形勢。這兩本教科書大量引用語錄和政治術語、政治評論，還有不少專節、專目介紹和分析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等。

　　在1961年之后，史學界的名家認為之前的歷史教科書存在著只講現代、不講古代和近代的問題，而且對歷史的表述只有空洞的理論、缺乏具體的史實，他們對這些問題提出批評。由于這種形勢的影響，依據教育部1962年的《全日制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草案)，人教社由邱漢生、蘇壽桐主持編寫了十二年制初級中學課本《中國歷史》(試教本)一至四冊。課文采用兩種字體，大字敘述主要內容，簡明扼要;小字是主要內容的展開，生動具體。與之相配的，由李純武主持編寫的《世界歷史》試教本兩冊，已經編成，但未能出版。

　　“文革”開始后，人教社的教材受到“批判”，文科教材更被指責為宣揚“封資修”的“黑教材”。不久，大中小學停課，教材停止印行。“文革”后期，在“復課鬧革命”的口號下，當時代行教育部職責的科教組令七省市編寫和出版教科書，人教社的編輯只充當科教組的聯絡員。其中的歷史教科書，七省市實際上主要采用北京市教育教材編寫組由趙恒烈主持編寫的北京市中學試用課本《中國歷史》第一、二冊。書中不分章節，一題一課，有少量小字，下限至新文化運動。上海市中小學教材編寫組委托上海師大也編寫了一套《中國歷史》課本，體例分章節。這些教材體現了文革期間的意識形態，突出勞動者和階級斗爭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 “階級史觀”與“文明史觀”的沖突：上海歷史教科書事件

　　“文革”結束后，教育界開始撥亂反正，大力加強教材建設。1977年，教育部以人教社編輯為主，調集各方面專家召開“全國中小學教材編寫工作會議”，承擔各科大綱和教材的編寫任務。歷史學科由蘇壽桐主持起草了《全日制十年制學校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行草案)》，書中采用了大小字編寫。中國史下限至新中國成立，世界史下限至二戰結束。這套教科書初步清理了文革中強調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影響。

　　80年代末90年代初，為加強國情教育，國家教委制定的《全日制中學歷史教學大綱》(修訂本)規定高中增開中國史課程，分為必修課——中國近現代史，選修課——中國古代史。據此，人教社歷史室于1990年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現代史專家彭明，編寫了高級中學課本《中國近代現代歷史講座》全一冊(必修)，在高二下學期使用，每周兩課時，分專題講述中國近代現代史。這本書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教師教起來有些困難。同時，歷史室依據教學大綱和教委意見，將原有的初中中國古代史內容加以概括，并補充少量適于高中要求的內容，編寫出高級中學課本《中國古代史》(選修)，作為高三文科班的課本。但這本書的內容過于簡單，不太符合高中教學的要求。

　　1996年人教社依據新高中歷史大綱編寫出高中歷史教材。這是人教社編寫的第九套中學歷史教科書。這套初高中歷史教科書，面向21世紀，體現出新時代精神;采用新型的框架結構;注意到初高中歷史教學內容的層次性;教學內容富有彈性;減輕學生負擔;注重開發學生的智商、情商，強調發展學生的個性等特色;同時在思想觀點上進一步清理了“左”的思想影響，階級斗爭史觀的影響逐步減弱。

　　與此同時，一些地方教育系統也開始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編寫相應的歷史教科書，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上海2006年前后出版的歷史教科書。

　　1998年起，上海開始實行第二期課程改革，集中了上海部分大學和中學各學科的骨干力量，分別制定了行動綱領。2001年底，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根據上海市教委制定的歷史課程改革行動綱領競標，取得編寫權，由系主任蘇智良教授擔任主編，組成編寫組，根據《課程標準》進行緊張的編寫工作。

　　2003年開始，新課本在上海近百所中學陸續推出試用，不斷修改，至2005年8月，九冊新教材試驗本全部編寫完成。隨后，上海市教委根據各學科課本的編寫和試用情況，決定于2006年9月新學期開始，上海地區全部試用二期課改的新課本。該歷史教科書淡化“毛澤東、長征、殖民侵略、革命、戰爭”，寫蓋茨的篇幅要大于毛澤東;大幅削減古代史內容，用所謂當代文明史取代中國史;營造所謂“和諧史”，革命、戰爭、苦難內容被大幅刪減，南京大屠殺內容只在初中部分簡單提及;高中部分完全拋棄傳統中國、世界編年記史的方式，改用一部籠統的“人類文明史”代替……

　　當年9月1日，美國記者周看(Joe Kahn)在《紐約時報》發表了《毛澤東到哪里去了》一文，認為上海歷史教科書的歷史觀發生了重大變化：“聚焦于敘述經濟成長創新和外貿以及政治安定，尊重多元文化和社會和諧等，曾被視為歷史轉折點的法國大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不再受到高度重視……在高中歷史課本中，毛 澤東甚至被壓縮到只在介紹國葬禮儀的組成部分降半旗那一課出現。”該文發表后，引發了公眾的高度關注。

　　自由主義學者朱學勤對該版本的歷史教科書表示支持，認為該教科書“用文明史來代替階級斗爭史，用社會生活的變化來代替王朝體系的演變，用文明來代替暴力，用千百萬普通人生活的演變來代替少數帝王將相的歷史，這是非常大的進步。 ”

　　而中國史學會會長李文海、沙健孫等人則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比如，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是國家的產生，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又和社會形態分不開。但該教科書不講階級、階級關系、階級斗爭，不講社會制度，不講社會形態的更迭。文明的歷程與社會發展歷程是分不開的，離開階級關系，離開社會形態，孤立地、抽象地講文明，是講不清楚的。

　　比如，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是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但該教科書在講法律、法系時，連階級這個詞都沒有提到。在講中華法系所謂“以禮入法、禮刑結合”思想的時候說，禮是“調整人們之間社會關系的行為準則”(高一上冊第95頁)。這就抽掉了禮的本質內容，因為禮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區別上下尊卑、等級貴賤，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說的就是這種關系。“以禮入法”，就是用法律條文來規定這種關系。

　　比如，教科書在講工業社會說，“機器工業的巨大生產力豐富了社會財富，使發達國家大多數人口首先擺脫了貧困”(高一下冊第8 頁)。“機器工業的巨大生產力豐富了社會財富”這個判斷是對的，但不加分析地說發達國家大多數人口首先擺脫貧困的原因是由于機器工業的巨大生產力，這就明顯地歪曲了歷史。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財富不僅由于機器工業的巨大生產力，而且由于其殖民擴張，由于其對不發達國家的掠奪和剝削，第一次國際大分工是如此，現在的第二次國際大分工也是如此。

　　比如，教科書在講“中國與現代科學技術革命” 時說，“中國的工業化起步于19世紀60年代，由于統治者的腐敗和長期戰亂，步履維艱，進展緩慢，東、西部地區發展很不平衡”(高一下冊第15頁)。這里只字不提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剝削，只字不提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人民的屈辱。正是這些侵略和不平等條約延緩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步伐。

　　比如，教科書在講戰略與技術時說，“到90年代，美國開始組建‘數字化部隊’，并制造了相應的武器裝備。2003年，美國打擊伊拉克的戰爭中，大量運用精確制導的空中打擊，摧毀了伊拉克的戰略設施”(高一下冊第52 頁)。這種描述不僅掩蓋了美國不顧國際社會和聯合國反對，悍然發動伊拉克戰爭的侵略本質，而且起了炫耀美國武器裝備的作用。……

　　雖然該版的教科書最終在輿論壓力之下于2007年被叫停，但毫無疑問，用“文明史”來取代“階級斗爭”史已經逐漸成為歷史教科書編纂的主導思路。

　　三 “新課標”：蹩腳的“文明史觀”

　　近幾年來，在高中歷史“課改”以后，出現多個版本的新教材。業內專家們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新課程理念指導下的歷史教材，其最大特點就是從“革命史觀”到“文明史觀”的轉變。簡言之，“革命史觀”是一個特殊階段的產物，如今時代已經不同，無論中國自身還是世界局勢均已發生重大變化。因此中學歷史課程也應該與時俱進，進行全面革新。

　　但是，鑒于之前上海版歷史教書的“歷史”教訓，新課標在用“文明史觀”來改寫歷史教科書的同時，也不得不在個別問題上做出一些調和，以避免“歷史虛無主義”之嫌，這就使得這些教科書顯得非?；齑?，不倫不類。

　　一位高中歷史教師在網上發表評論，吐槽新教材史觀混亂 消極處理敏感話題，淡化革命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對學生造成了很大的誤導：

　　“面目可疑的文明史觀

　　筆者理解的文明史，應該講述世界上主要文明的興衰及其相互關系。但從三本必修教材所選取的素材來看，基本上內容只有中國史和西方史。換言之，通常說的“世界文明史”，在本教材體系中基本上只剩下了“西方文明史”，以及西方文明影響下的世界史。

　　舊版高中歷史教材的世界史方面，除了西方歷史，其敘述的范圍至少還包括非洲(如埃塞俄比亞抗意)、拉丁美洲(拉美獨立運動)、日本(明治維新)及之外的亞洲國家(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不管敘述的主題是什么，筆者以為傳統教材從視野上比新教材更開闊。

　　這讓以文明史觀掛帥的新教材顯得名不副實。……

　　筆者的困惑是，難道因為 “民主”和“法治”是當代至高無上的政治正確，所以編者才這樣敘述西方古典政治文明的嗎?“民主”和“法治”是很好，可是西方古典文明后來的確是衰落了，原因不需要對學生稍加解釋嗎?……

　　而且筆者狹隘的民族主義病常常作怪，總覺得這種編排極易給學生造成如下印象：中國政治文明的傳統就是專制集權，西方政治文明的傳統就是民主法治;中國的傳統經濟就是小農經濟，西方的經濟就是工業文明;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就是儒家思想(總是與三綱五常和君主專制連在一起的儒家思想)，西方精神文明的主流就是人文精神，自古以來就如此!　革命史觀今何在　　教材在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描寫中，采用的詞匯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教材編寫者應該是有意避開了“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這樣傳統的社會形態分段法。

　　而在對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史的講述中，也沒有出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樣被以前的學生背得滾瓜亂熟的術語。問題就來了，既然沒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又怎么定性五四運動為“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呢?

　　當然，三本必修教材也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解釋什么叫做“帝國主義”，導致我的很多學生以為“反帝”是指“反對帝制”!……

　　筆者認為，這些問題是教材編寫者沒有正面面對的。而且，這進一步證實了筆者的一個認識，即新教材并沒有真正貫徹所謂的“文明史觀”。新教材的史觀更像是一種混搭，而且具有隨意性。

　　階級分析法的尷尬

　　這些都說明，采用革命史觀把近代歐美政治革命和中國辛亥革命稱之為“資產階級革命”，是新教材比較一致的觀點。因此，“階級”一詞才會一再地出現在教材中。但筆者發現，“階級”一詞在教材中的使用，基本上只具有修辭的作用，而毫無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功能，更不用說批判功能了。

　　倘若我們認定近代歐美政治革命為資產階級革命，革命后建立的政權當然就是資產階級政權，首先代表的當然也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舊教材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階級本質都有具體分析，這種分析往往暗含著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不只是表明一種政治態度，更是一種方法論的指導。

　　而新教材呢?新教材關于近代歐美國家政體的部分，都在大講特講英法美的政體如何彰顯民主和法治，但對這些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之時如何體現資產階級利益，卻很少有具體的分析。筆者在給學生講述政治模塊的時候，常常感到底氣不足——我們在歷史課上大講特講歐美選舉制、代議制，其詳盡程度甚至超過了對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講解，這到底能達到怎樣的教育效果呢?

　　四 破土視點：革命話語無害化

　　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的房博士在接受破土采訪時認為：“上海那種大張旗鼓地做法，必然最終打擊共產黨教育的合法性，損害政治穩定，所以被叫停了。中小學教科書其實沒有放棄革命話語，而是吸取了上海那個事情的教訓，保留了革命話語，但是讓革命話語無害化，甚至成為一個個空洞的口號，通過這一的方式最終讓所謂的‘極左’勢力邊緣化。”

　　房博士認為，“實際上改開以來的政治轉向長期沒能體現在歷史和政治教材中。政治教材基本還是蘇聯版本的政治經濟學和哲學常識，加上當前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時事政治;歷史則發生了吳玉章范文瀾(人民大學)體系向郭沫若(科學院)體系的轉化。但兩個體系都是遵從蘇聯教科書的，不過都非常重視中國的歷史事實和革命的具體經驗。

　　而對于歷史教材改革處理的辦法是兩個步驟：第一個是，歷史敘述與當下現實的割裂，即敘述歷史問題的時候，特別是古代史，基本上可以做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因為在學術界影響太深了，脫離了這個，敘述都困難。但是，對于當代問題卻事實上不再講歷史唯物主義了。

　　第二個轉向是就是將歷史教學邊緣化。將主流的歷史學研究和中學歷史教學割裂開來。師范生在大學接受的學術訓練往往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甚至是意識形態性的、碎片化的，最后導致中學教師和學生集體將中學歷史教學當做一套落后的說辭、受人鄙視的意識形態任務，而不看做科學，事實上讓歷史教育邊緣化，而歷史教育邊緣化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邊緣化。”

　　一些網友也對此問題發表了看法：

　　網友“東方大睡貓”:

　　新課標都執行很多年了 。新課標中的歷史教材剛使用時，就已有人在網絡中告訴大家，那套教材打破了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暗含西方文明中心論調。我問過一名學生，學完歷史后什么感受，他說覺得中國自古以來處處都不如西方。

　　某些學者，極端崇洋，否定中國的一切……

　　網友“天涯孤旅”：

　　無意間看了兒子發的現今版歷史教科書，感覺對農民起義和名族戰爭的觀點發生很大變化。 我們以前學的歷史，課本上說農民起義是是封建統治的不滿，農民起義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是歷史的進步與發展。歷史教科書對農民起義基本是正面的，加以贊揚和歌頌。

　　當今教科書對農民起義進行大面積刪減，一筆帶過，甚至連陳勝吳廣的農民起義都沒有。對農民起義的評價是對社會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而且經常妨礙國家的統一，在摧毀一個統一王朝時往往造成國家長期的分裂和動蕩。農民起義只是封建統治者的更替。

　　對名族矛盾，對少數民族對中原的侵略說成是少數民族的南遷，有利的促進了南方經濟的發展。當然岳飛文天祥不是名族英雄了，他們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破壞了名族團結。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戰爭不是侵略和反侵略戰爭，是名族內部矛盾，沒有正義和非正義之分。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即不是是漢族統治者的民族壓迫，也不是少數民族對漢族地區的進攻統稱為掠奪或破壞。當然成吉思汗也中原地區的侵略也談不上侵略。

　　網友“天天向上”：

　　問：現在的歷史課本上農民起義為何不再作為重點了?

　　答：社會的穩定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