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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的建議：專家學者還是要有點底線！

點擊：  作者：葛兆光    來源：高校政事  發布時間:2019-11-10 10:07:35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中國文史學界的規范和底線崩潰了嗎？

近年來，學術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泛濫，我先說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

 

若干年前，我打開電視，偶然看到中央電視臺的一個報道，說陜西有一個自學成才的人，“破譯了《石鼓文》”，證明這個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詩。

我覺得實在是缺乏常識，以前的人難道就不認得石鼓文么？那么以前的古文字學者他們干了些什么？郭沫若不也有討論石鼓文的文章嗎？

到了1996年，還是在陜西，又出來一個發現竹簡本《孫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故事，連《文匯報》都登了，有的報道還借了李學勤先生的名義說，這個發現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值得研究。

其實這是一個騙局，如果不是有意的騙局，至少也是一個缺乏常識的笑話。

可是遺憾得很，這一類事情很多，并不都發生在學術界外。

我再舉一些例子吧，像某個自學成才現在當了研究員的人，出版了厚厚的著作，他發現殷商人不僅在朝鮮建立了第一個“箕子王朝”，而且創造了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他說，“印第安人”為什么叫印第安呢？原來是因為殷商人流亡到美洲，思念故國，見面總是問“殷地安否”，所以才得名的。

這種奇談怪論很多，早在杜鋼建之前就有一個研究員有類似證明，不是西洋人，而是中國人最早到的北極，是誰呢？原來是漢代的東方朔，根據呢？是《十洲記》和《神異經》里面那些含含糊糊的描述加上他自己的想像。

且不說東方朔是一個半真半假的人物，而這些含糊之辭也不能當作證據，就是《十洲記》和《神異經》，你也還得考證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東方朔的作品？這都是沒有常識的嘩眾取寵。

這還不說，有人連外國的傳說也拉扯上了，有一個叫宮某某的人根據《山海經》發現，西方人說的伊甸園，就是那個傳說的人類始祖亞當、夏娃住的地方，其實在云南。

外國不夠，更把宇宙外星人扯上，有人說，經過研究，河圖洛書就是外星人的地圖，而和它相似的一個說法說，《周易》是一部神秘的日記。

這些匪夷所思的發明，學界中人看起來是笑話，但是在報紙上、電視上、廣播上，卻在很嚴肅地報道著，乍一看，好像是“鶯歌燕舞”，形勢一片大好，新發現一個又一個呀。

特別麻煩的是，很多算起來是學術界的人，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也在那里制造驚人的話題，這并不完全是無知，有的人有知識得很。

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郭沫若當年看到新疆發現的所謂“坎曼爾詩箋”，上面抄了白居易的《賣炭翁》，好呀，又是維族人，又是抄這樣反映階級壓迫的詩歌，頓時大喜過望，寫文章演繹了唐代中外文化傳播的一段考證，結果是文學所的楊鐮先生，后來經過考證揭開了這個謎局，證明這個被當做唐代東西的，其實，是明代的，這樣就說明，郭老上了當了，為什么上當？因為有先入為主的成見，想證明大唐盛世中國和外國的交往，想證明維吾爾族接受漢族文化很早，有這樣的先入之見在那里，哪里還能平心靜氣地思考？

第二個，是關于古羅馬軍團在中國的故事，有人研究說，兩千多年以前一支古羅馬軍團當了俘虜，被安置在驪，就是現在永昌這個地方，所以至今永昌這里的人，還是古羅馬人的后裔。這本來是英國人德效騫很早的一個說法，可是后來很多中國人也跟著說，甚至連當地政府也跟著來，希望變成一個神奇的故事，變成旅游資源。可是臺灣的學者邢義田和北京的學者楊共樂，以及上海的學者葛劍雄等人，都反駁了這種追求轟動效果的故事，因為你沒有任何實際的證據，捕風捉影嘛，后來就連原來被當做證人的那個“羅馬人”宋國榮，也否認了自己的外來血統。

可是，為什么會有一些很有水平的學者，也把這件事說得這么神？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

另外再舉一例，說一個很有名很有成就的教授，最近把陳寅恪的一個推測加以新證，說崔鶯鶯，就是《西廂記》里面的主角，是“酒店外國女招待”。

其實，陳寅恪早年在《元白詩箋證稿》里面是猜測過，可能崔鶯鶯是曹九九，可能是出于中亞種族的女子，但他只是推測，而且他反復說“未得確證，姑妄言之”，而現在這個教授的原意，也只是進一步討論蒲州的粟特移民，可是經過報紙的夸張，就變成崔鶯鶯為“酒店外國女招待”，好像是介紹學術研究，其實只是在嘩眾取寵。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東西出現？我以為有三個原因：

一是市場的影響，如今一切市場化，那些老老實實、可能也是干巴巴的東西，沒有市場效應，可是那些花里胡哨的東西，能夠引人矚目，能賣得出去呀。

像有一個人寫《袁世凱傳》，這名字不行，就得改成《竊國大盜》、《偷天大王》，內容呢？你一五一十地老老實實講不行，得說到宮闈秘事，最好來點兒加油添醋的有色佐料。

本來學術研究是像跳高，只能一公分一公分地長，可是市場導向卻逼得你去“偃苗助長”。所以，現在市場就搞得學術界里面，常常有這種“不按常理出牌”的現象，在那里制造各種看上去很新鮮，可是只是泡沫的東西，所以有人說是“泡沫學術”，并不奇怪。

二是媒體的推波助瀾，為什么？很簡單，媒體和市場是一樣的，新聞界有句老話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所以它老是要找“人咬狗”的怪事呀，只有這樣，電視、報紙才有人買，有人看，你們看一看，上面我們說的這些古怪的東西，大半都和傳媒有關，有的記者并不是學術界的內行，可是他們手里的筆卻影響很大，應當說，“成也媒體，敗也媒體”，它要是對學術作嚴肅的宣傳，那是很有用的，我們得借助他們的力量，但是，要是它瞎摻和亂攪和，那就麻煩了，像《孫子兵法》的事情、羅馬軍團的事情，都是它們炒大的。

你們看一下1999年1月北方一家報紙的《遠古中國神秘痕跡》，連“一萬年前的電唱盤”、“周代的集成電路”都上來了，你不覺得這簡直是荒唐么？

特別麻煩的是，現在連批評也媒體化了，本來有學術批評可以監督學術，但是現在的批評自己也要喧嘩，所以有的人就在報紙雜志電視網絡上面越界亂批，把話說得越出格越有反應，把標準懸得越高就越能表現高超，所以如今都亂了套了。

三是行政官員當學術之政的結果，這是過去政治掛帥的轉型，因為很多大學的官員，不懂學術，過去是政治第一，如今則換了個標準，要么以數量來衡量，要么以轟動來判斷，搞得下面的人只好這樣胡說八道，以前講“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更麻煩的是，如果根據意識形態來制造歷史的心態一旦膨脹，問題就更大。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個科學院院士聯名寫了一篇《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報》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則，比如科學成果的評價必須由“廣大同仁承認”，而不是由口頭評價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學術權威的好評”來確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擾，不要由“領導看法”來決定，比如學術論文作者必須嚴肅地對待這些榮譽和承擔這些責任，等等等等，可是，這篇由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學家署名、這么鄭重發表在大報的文章，最后竟然沒有什么反響，很多年過去了，現在情況是每況愈下，為什么？

 

歷史研究中必要的體驗和想象

我們并不是說，學術研究里面不可以有想像，其實必要的體驗能力和想像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夠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們強調的只是這種體驗和想像要有證據，要有必要的邊界。

我們以歷史研究為例來說明，因為一般來說，歷史研究總是相當實證，不重視體驗和想像的，事實上，必要而有限度的體驗和想像是可能的。

首先，我們要承認，我們理解歷史所用的歷史文獻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這里面已經羼入了歷史書寫者，就是精英知識分子的口味和標準。

一個是憑感情羼進了對古人的想像，比如《史記·刺客列傳》里面，有刺客準備刺殺趙簡子之前的故事，說刺客看見趙簡子那么勤勉，就自己自殺了，這就是想像出來的，人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動？項羽垓下自殺之前的別虞姬，也是一個道理，既然二十八騎士和項羽都戰死了，后人怎么知道前一夜的纏綿故事？一個是憑理智選擇了自己覺得有用的東西，像《資治通鑒》就是選和治理天下有關的歷史資料來敘述，《經世文編》也是選了一些有關“經世”的文獻。

可是，你看看，當你通過考古發現有那么多的數術方技資料，通過閱讀當代的報紙雜志，發現有那么多無聊的消息和新聞，你就知道，古代歷史經過了選擇、修飾、重組，將來寫的當代歷史，也一樣經過了選擇、修飾、重組。沒有把自己的經驗帶進去的體驗和想像，你透不過這一層被層層染過的修飾，看不到底色。

其次，后人編的歷史書，你更不要輕易地無條件相信，現在的各種歷史書，經過了至少四道篩子呢，一是“意識形態”、二是“精英意識”、三是“道德倫理”、四是“歷史編纂原則”。

意識形態決定全部的價值觀，什么是好什么是壞，什么是對什么是錯；精英意識決定歷史焦點所在，一定是上層精英的活動，這里背后有一個“決定論”的支配，就是歷史變遷是由這些少量精英決定的；道德倫理規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不可以進入歷史著作，這樣就等于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現一半；最后，歷史學編纂原則，以記事體例的方便與否，排除了一些資料，畢竟不是什么都可以記載到歷史里面的，歷史承擔不了這么多，所以一定會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業余娛樂、私人空間的內容等等。

這樣一來，就需要我們運用想像力和觀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減去的，然后重新通過想像力來重建歷史的原來面貌，當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盡可能接近原來的面貌。

再次，由于寫作語境而引起的歷史扭曲，也需要通過體驗和想像來恢復。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語境，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們大陸五六十年代的哲學史和文學史，就會因為那個時代的背景，對歷史有不同的敘述，進化論、階級斗爭論、經濟決定論的思路，就會使我們的歷史變樣子。比如思想史，就會突出唯物主義的一條線，盡管那一條線并不是主流，那也會被濃墨重彩地寫出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歷史就會突出農民起義的位置，像黃巾起義、陳勝吳廣起義、李順、王小波起義、方臘起義等等，太平天國就更不要說了。

但是作為歷史研究，我們必須要看清楚這些障眼的東西，仔細剝離開那些影響著歷史敘述的當時的背景，沒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舊經典系統加上新的歷史敘述，一層一層的，像考古時的地層一樣，它遮蓋著一些真相，所以我們研究歷史的一定要透過這些地層，看到地下的東西，沒有想像力和體驗力是不行的。柯林伍德說過一段話，“歷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靈活動”，一方面是想像力，“以心傳心”、“將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這就是要考證，要排比，要仔細地去偽存真，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歷史研究了。

 

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歷史研究進入后現代？可以隨便想像？不是的，我在這里強調的，還是被認為是“現代性”的那些東西，證據、證據，必要的證據和大量可靠的證據，這是我們確定歷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礎，沒有證據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別是它必須符合學術規范，符合學術規范的證據、邏輯加上適當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那么，什么是學術的規范呢？

常識是否可以成為常識？

關于學術規范的基本原則

我總覺得，現在仿佛是一個常識失落的時代，因為知識和觀念在劇烈變動中間。那么，怎么才是秩序的穩定？實際上某種意義上說是常識穩定，常識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識，是大家共同遵守的。

一個常識如果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面成立，而且是我們不需要懷疑的基礎，至少這個秩序在一段時間里就穩定了。可是現在呢？有點兒常識失落和基礎崩潰，常識已經成了非常識。

我要強調的是，常識最重要，這就和大米飯白菜蘿卜對于人來說，比燕窩魚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樣，誰都懂得。在家里準備阿斯匹林，比準備抗癌新藥更重要。

那么，作為常識的學術規范是什么呢？我不想講大道理，只想講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備的文獻資料。這里面包括好幾層。

第一層，是原始文獻，任何一個課題的研究，都要對研究對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獻有一個全面的把握。

有一次，我口試碩士生，他說他的學士論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統和道統，我就問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舊唐書》之外，給我們舉兩本唐代初期有關政治史的文獻？他不能答，我以為他一時緊張，便問他《大唐創業起居注》和《貞觀政要》如何，他居然反問我，“有這兩本書么？”當然，其水平可想而知。

 

第二層，光懂得文獻名稱，知道找來看，還是不夠，還要懂得在這些文獻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現在有的人對文獻缺乏常識和通識，亂找亂引，喜歡找一些偏僻的、怪異的文獻，而常見的書卻視而不見。

所以，要懂得“讀常見書”是一個重要的傳統研究基本功。陳寅恪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沒有什么偏僻的文獻，但是一樣有大見識。依靠那些偏僻文獻，出奇兵，走偏鋒，就像武俠小說里面講的小巧一路，沒有正派的內功為底子，終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會一下子崩潰。

第三層，更重要的是對這些文獻要能夠準確地解釋和引用，找了這些文獻來，結果是歪批三國，那等于前功盡棄，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獻，常常是獨出心裁地亂解釋，這就麻煩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個關于此課題起碼的研究史回顧。

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學術研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得懂得別人研究過的，你如果不能給出新的資料和進一步解釋，你就不要做。現在那么多重復的論文著作，為什么？不說它有意偷懶，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過什么，所以做了等于白做。

國外的學位論文，通常必須有這樣一節，因為這涉及學術品德，誰知道你是不是抄來的呢？不加以說明，只是想蒙混而已。即使從學術規范來說，做一個研究史回顧，一是說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紹國內外的研究，有什么已經解決，有什么得失；二是說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東西，這是博士碩士論文的基本格式之一。

可是，我們現在的很多學位論文，簡直好像是孫猴子石頭里面天生出來的一樣，好像都是它自己的發明。有那么多發明嗎？所以，一個研究者，得對國內外的研究狀況，有一點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人，什么研究論著。當然，現在還要懂得從互聯網上尋找資料。

其實，這是很必須的，你在確定一個研究題目的時候，不知道別人做的怎么行呢？“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很重要，何況它還是關系到你學術道德，和評定你的學術成就的基礎。

我以前介紹過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畢業生論文上的一段批語，里面就說到這一點。民國二十五年（1936）清華大學歷史系張以誠的論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陳先生評語是：“大體妥當，但材料尚可補充，文字亦須修飾。凡經參考之近人論著（如內藤乾吉等），尤須標舉其與本論文異同之點，蓋不如此則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襲之嫌，且亦無以表示本論文創獲之所在也。”這后面兩句，尤其值得好好記取。

再次，學術研究還需要有一個規范的表達形式。

比如說，一篇合格的學術論文，除了要有前面說的研究史回顧，有引用書目文獻目錄外，還要有清楚的表達和整齊的注釋，這是通過形式表現的規范。也許有人說，論文主要看創見，看思想，這完全是形式主義嘛。可是我要告訴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種外在的形式。

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碩士生博士生的論文，完全符合規范要求的不多。

比如說論文后面要有參考書目吧，我曾經看到某個研究所一篇博士論文，表面看上去不錯，參考書目很豐富呀，可是仔細一看，就出了問題。很多書不知道是一回事，于是重復開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開列了一個浙江書局本，《周易》開了一個中華書局的《十三經注疏》影印本，又開了所謂“阮元校刻本”，其實這都是一回事。

可見他并沒有認真看過，只是為羅列書目拼湊起來嚇唬人的。

又比如說注釋，有的注釋，只有一個光禿禿的書名，沒有版本，沒有頁碼，甚至有的沒有卷數，別人怎么去查呀？不要說核對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的，也沒有辦法相信你，老天爺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過了這些書，是不是從其他書里面轉抄來的？我剛剛讀大學的時候，曾經給《文史》寫過一篇小文章，考證干寶的生平，結果一些來自《晉書》的資料沒有注清楚，編輯就退回來讓重新注，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

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該注什么不該注，常常是當注不注、不當注注一大堆。其實注釋有三個意義，一是表明文獻資料的來源出處，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達清楚的意思補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里面，正文可能很不清晰不流暢，所以有的話可以轉在注釋里面，三是進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資料，就是給讀者提供深入的階梯。可是，我們很多論文的注釋，都不那么合格。

有了這些形式上的東西，學術論文就可以算是學術論文了。

我常常和一些朋友討論一個讓我們很苦惱的事情，有人說歐美日本關于中國學的學術論文水平比我們高，我們不很同意，但是我們同意的是，我們的學術論文水平確實有時比別人低。這話怎么說？就是歐美日本的學術論文，有這些規范，保證了最低的底線，起碼引文、注釋、資料、研究歷史可以清楚，而我們因為這些形式規范都沒有，所以很多論文就像《水滸》的焦挺，整個一個兒“沒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用。

所以，學術界的當務之急不是說我們提高最高水準，拿個諾貝爾獎回來，而是守住底線，讓學術不至于崩潰到別人不相信這是學術。

學術評價的標準如何確立？

說到這里，我要多講兩句關于學術獨立的問題。很多人都感慨學術不獨立，當年陳寅恪寫王觀堂紀念碑里面講的獨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從基本上來說，要想學術獨立，最基礎的就是要有一個完全依據學術的、自我完足的評價體系，不要依照獲得經費的多少，不要因為領導的喜歡和表揚，不要因為一時的轟動和迎合時勢，不要因為媒體的炒作宣傳，不要因為論著數量的量化統計。

特別是不要僅僅依靠得到什么獎。其實很多獎，說穿了就是那么一回事，為什么我們沒有自己的評價尺度，要相信這些外在的標簽和商標？以前“鄭人買履”的故事里面說的，“寧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還是這樣，學術界是否還是缺乏自信？

我有時候到書店里面去看書，很感慨現在書很多，漫天鋪地的，也很感慨現在的書太多，其實很多書可以不必看。

有一次我到國外去，和一個西方學者聊天，說起中國學術書的出版，他說大多不必看，我問他為什么，他說的理由中，有選題重復、沒有新文獻資料、理論陳舊，特別說到很多書看了以后，回頭一想，沒有一處有意義，沒有一處需要作筆記記住。

我當時很反駁了他一陣，可是下來以后，其實心里面也有點兒同感，當時是顧中國學術的面子，但是我們要承認這一現實狀況。

那么，什么樣的研究是學術的，而且真的是有意義的？在中國文史研究方面，我想有下面三條標準：

第一，你是否給本領域本學科內提供了新資料新文獻？這是起碼的，當然不是絕對的，有人用舊文獻舊資料，也能夠討論新的意思，不過，文史研究里面，是很講究文獻資料的提供的，但是這新資料并不都是剛剛挖出來的，我們不是提倡靠珍本秘籍當獨門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資料，它會從邊緣的、不受重視的角落，變成重要的、中心的資料，比如現在郭店、上博、走馬樓、里耶的簡牘，當然就是新資料，這沒話說，但是以前不重視的一些東西，像檔案、像皇歷、像類書蒙書，如果在新的觀念中閱讀，它也成了新資料，這就給別人提供了新東西，這些東西，就會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來，否則，別人收藏你的論文著作有什么用？

第二，你是否給學科內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說，真正意義重大的學術成就，不止是給學科內，而且是給本學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法。你看馬克思、弗羅依德、韋伯、福科，他們的理論和方法，給后人開了多少法門。你不跟著走都不行，因為他們的思路一轉，整個現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釋。

第三，我們要承認現在的西方強勢。在這樣的西方強勢中，我們不得不考慮，你的研究課題、成果、表達，是否和國際學術界發生一定的關聯？它能否成為國際學術界的話題之一。先得說明，我絕不是說要迎合國際學術界的潮流風氣，我其實一直在講，要讓學術說漢語，還寫過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國》。

問題是，第一，在現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國際學術環境里面去就不行，因為這些問題也全球化了，學術是天下的學術，你研究別人也研究，不能關起門來充大王，或者夜郎自大當顧頭不顧尾的駝鳥。

第二，你不去參與國際學術界的討論，別人就永遠不接納你的話語，你的聲音永遠不出現在國際學界，你就“自絕于人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錢，把論文翻譯成英文，免費散發，為什么？因為沒有辦法，誰讓你不強大控制話語呢？當然，如果你能夠積極參與，這個話題是國際感興趣的，那么，就等于你的聲音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后甚至可以領唱，成為主流。

第三，有價值的問題和有意義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國際承認，這不等于迎合西方，我想這才是中國應該有的研究成果。

可是，順便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為國際承認的成果，你就必須要懂得什么是國際都能理解、接受和歡迎的課題、角度、方法和表達方式，包括今天講的“學術規范”。

來源：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