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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貴生：北大李玲教授的“兩個凡是”談起

點擊：作者：郝貴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3-02 12: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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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讀到朋友發來的一個微信，是一篇舊文，即原鳳凰衛視出版中心主筆瑪雅于2015年8月在北京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的一篇采訪錄。經常上網的同志應該比較熟悉李玲同志，她多年來圍繞我國醫療改革狀況發表了相當多見解尖銳、深刻的文章和談話。這次看到對她的采訪錄，自然非常感興趣，尤其在當今抗“疫”斗爭中，人民群眾對我國醫療狀況的關注度比任何時候都高。這篇采訪錄盡管是四五年前的，但一看標題《凡是西方的都是對的，凡是市場的都是對的？》，立即使我迫不及待打開閱讀下去。訪談錄較長，我一口氣讀完。我非常贊同李玲教授的的觀點，尤其是訪談錄開頭提煉出來的10個觀點。這10個觀點是：

1、醫改最大的教訓是，醫療是一個市場幾乎完全失靈的領域，甚至可以說所有的市場手段在醫療領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如果將醫院當商場，將醫生當商人，過度醫療就無法控制，結果就是醫療費用一路上漲，老百姓看病越來越貴、越來越難。所以在醫療領域，政府應該承擔責任。不能放任逐利的機制興風作浪，否則老百姓蒙受損失，政府也會遭遇極大的困境。

2、如果說吸引民營資本擴大供給，民營資本就去辦醫院好了，倒騰現有醫院干什么？民營資本也不是傻子，沒有一家愿意自己辦醫院，都是想去牟利的。把公立醫院這最后一塊蛋糕分了，能解決老百姓看病的問題嗎？

3、作為全國唯一一個完全取消公立醫院的地級市，所謂宿遷模式已經證明是徹底失敗的。當年宿遷市政府將當地最好的人民醫院以7000萬元賣掉，后來卻要花近20億元重辦公立醫院，一進一出多大成本？

4、現在全世界都病了，治療世界病需要中醫的方法，中醫背后中國文化的特點就是全面系統綜合。

5、凡是西方的都是對的，凡是市場的都是對的，已經變成新“兩個凡是”了。我到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同行都批我右，現在像我這種人變成左的了，可見我們中國人實在是右到極端了。

6、醫改是利益的再分配，我們現在的既得利益勢力已比較大了，所以去動利益的時候，它一定要反撲的，很多人就在這反撲的過程中倒下了。至于這醫改既得利益群體有哪些，可能所有和醫療相關的都有既得利益，政府有既得利益，醫保有既得利益，醫藥有既得利益，醫院醫生也有既得利益。

7、即使民營資本自愿創辦醫院，醫療衛生資源也應嚴格規劃。過度更可怕，在衛生經濟上叫供給誘導需求，有多少醫生就會有多少病人，小病可以大治，沒病可以整出病來。

8、所以應該從全世界來說，醫療都是非市場化的。英國最資本主義的國家，它是免費醫療體系，它90%的醫院都是公立醫院。我們香港特區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它93%的醫院是公立；德國、法國的主體都是公立和非營利性的醫院。

9、我說我們一個醫院院長其實挺不容易的，他眼睛一睜，跟一個出租車司機是一樣的，每天要進幾千萬，他這個醫院才能運轉，他要把收入指標分解到科室，科室又分解到醫生。所以醫改盡管已經九年了，醫院的創收機制沒有變，中國無論是公立還是民營醫院都是要創收的，所以我們今天所遇到的問題，其實恰恰是市場化帶來的。

10、我一直說，公立醫院就是政府的第二支部隊。軍隊是保衛國土安全，醫院這支部隊是保衛人民健康安全，同樣很重要。不光是救死扶傷，醫院也是用來防范風險的，平時可能感覺不到，關鍵時刻就看出這支部隊不可或缺——任何大災大難的危急時刻，都是軍人和醫生沖在前面。

這篇訪談錄發表時，又把其中一個觀點即“凡是西方的都是對的，凡是市場的都是對的，已經變成新‘兩個凡是’了”作為整個訪談錄的標題，實際也是對中國幾十年醫療改革指導思想的既具體又深刻的高度凝練。我想任何一個普通的中國人都能夠從自身的經歷和切身體會中尤其是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的種種事實和現象對李玲同志訪談錄中的實例及觀點深有同感吧！筆者也是如此。列寧講，任何個別都是一般。我認為，不僅幾十年來中國的醫療改革奉行這“兩個凡是”，實際整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都奉行的是這“兩個凡是”。為什么這么說呢？

“改開”幾十年來之所以要進行改革，是基于對毛澤東時代這樣幾個判斷：一是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二是人民群眾吃不飽飯；三是搞大鍋飯，搞平均主義，工人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四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搞早了搞過頭了，超越歷史發展階段了，阻礙生產力發展了，應該倒退到“新民主主義秩序”；五是搞閉關鎖國，拉大與西方國家經濟、文化發展的差距。所以他們要“解放思想”，要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僵化”、“封閉”、“教條”的“社會主義觀念體制”中解放出來。一是要改革“公有制”，賣工廠、賣企業，賣學校、賣醫院，解散人民公社、土地承包、土地流轉。導致今天的國有企業已占整個社會企業比例的很小一部分。農村除極少數村莊如華西村、南街村、周李莊、大寨等仍然堅持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之外，整個農村陣地已經完全淪陷。作為中國工業、農業的兩面旗幟大慶和大寨也完全被砍掉。二就是打開“封閉”的國門，引進外資，導致外資企業、合資企業、所謂“民營”實則私有企業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凡是毛澤東時代依靠自力更生發展起來的民族品牌產品一個個被大刀闊斧般地砍掉，典型就是運10飛機，以及遍布整個中國西部的支撐中國經濟命脈的軍工和內地大型企業等等。樹立小崗村、深圳這樣的“改革開放”典型。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及與之相適應的就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按勞分配。但自從那個南巡講話之后，我們歷次黨代會就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和奮斗的目標。不僅工業、農業、商業這些部門按“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就連直接關乎國際民生的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等也都納入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已經名存實亡，為按資分配、按權分配所取代。

按照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任何實踐活動必須有理論指導。就是那個“摸著石頭過河”也有理論指導，“摸論”本身就是個理論，只不過是荒謬的理論罷了。實踐活動的理論指導有自覺與非自覺之分，有深刻與膚淺之分，但最主要的是正確與錯誤之分。為什么會產生馬克思主義？因為受剝削受壓迫的無產階級要擺脫壓迫剝削，要翻身解放，要革命。馬克思主義就是為無產階級革命實踐活動提供科學的理論武器和指導思想的。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新中國的建立，源于與本國實踐相結合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斯大林之所以領導蘇聯人民最終戰勝法西斯，并把原蘇聯發展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也源于總體上能夠堅持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中國共產黨前三十年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極其偉大的成就，也源于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理論與路線。那種全盤否定前三十年的荒謬觀點完全是少數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導致的必然結果。對這種荒謬觀點許多正直的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已經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和大量確鑿無疑的事實進行極其深刻和有說服力的批判。本文這里就不再贅述。而那些所謂“改開”派不僅依據的所謂“客觀事實”是錯誤的，依據的“改開”理論依據也是錯誤的。這個最主要理論就是“西方”理論，就是“市場經濟”理論。

“西方”一詞一般單獨使用就是個方位詞，與“國家”概念結合起來即“西方國家”，就是指位于地球西半部的國家，如歐洲、美洲、大洋洲的國家。如果從歷史和社會制度解讀”西方國家”其主要特指以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再與“文化”結合起來，“西方國家文化”廣義是指包括古希臘、羅馬、基督教神學、人道主義等西方全部文化的總稱，也簡稱“西方文化”。狹義講，主要就是指資本主義產生以來的為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發展和維護其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形形色色的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文化。這種文化當今也稱之為“普世價值”。馬克思主義從地理位置和國家角度講，似乎也應包括在西方文化內容之中，但馬克思主義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文化內容中產生的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和促進資本主義滅亡的因素。因此人們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文化”的內容。李玲同志這里的“兩個凡是”的“西方”實質是指狹義上的“西方文化”的簡稱。也就是說，近幾十年中國醫療改革的指導思想實際是指“西方文化”即資本主義文化，把西方文化奉為真理而膜拜之。

“市場”概念大家也很熟悉。《資本論》中馬克思也使用過“市場”概念，實際是與“商品經濟”同義語，但并沒有“市場經濟”概念。列寧曾使用過“市場經濟”概念，就專門指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即不但把勞動產品推向市場，也把勞動力和土地推向市場，這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商品經濟”的根本區別。“市場經濟”概念被廣泛運用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時聯合國上世紀60年代通過的一個文件中把現代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市場經濟國家，包括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英、美、法、德以及日本等國家和不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另一類就是計劃經濟國家即當時的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他們不愿意用“資本主義”指稱他們自己，因為馬克思的《資本論》把資本的本質揭露批判得太深刻了，因而改用“市場經濟”指稱他們自己。他們也不愿用“社會主義”指蘇聯、中國這些國家，因為“社會主義”概念的產生畢竟是人們向往的一種進步的公平的社會。因此，這里“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就是等同語、“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也是等同語。這是“市場經濟”科學的確切的不可更改的含義。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也是這樣使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概念的。但后來的說法卻歪曲了“市場經濟”的含義。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可以用，資本主義也可以用，這完全正確。但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就犯了形式邏輯中“偷換概念”的錯誤。“計劃”與“計劃經濟”不能劃等號。“市場”與“市場經濟”也不能劃等號。前者是手段，后者是體制。絕對不能用手段都可以用推論出“體制”也都可以用。這就等于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混淆起來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作為兩個概念確實主觀地可以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新的概念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現實經濟生活和經濟發展規律中，本質上兩個不同的概念絕對不能因為主觀的捏合而變成現實的原型和科學的概念。正如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思維的本質在于把意識的要素綜合為一個同一體”的荒謬觀點時說，現實生活中，絕對不能因為意識可以把鞋刷子與哺乳動物綜合在一起，哺乳動物就能夠長出乳腺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依靠意識的主觀綜合功能而拼湊成一個所謂“創新”概念，仍然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扭曲的驢唇不對馬嘴的概念。

李玲教授所概括的中國醫療改革的“兩個凡是”思想，這里的“西方是對的”就是說西方文化是對的，資產階級文化是對的，再具體些，就是西方的普世價值理論是對的；反過來說，就是馬克思主義是錯的，毛澤東思想是錯的。所謂“市場是對的”就是說“私有制是對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對的”,“看不見的手是對的”，“自由主義理論是對的”，“人本性自私論是對的”，“按資分配是對的”；反之，“計劃經濟是錯的”，“為人民服務是錯的”,“奉獻精神是錯的”。也就是說，中國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的理論依據就是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理論，就是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理論。看看我們的文件、領導人講話、媒體上抽象的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公平等理論喊得震天響，滿天飛。領導人談到改革時，不是號召共產黨人學習《資本論》和《為人民服務》，而是要學習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市場理論的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道德情操論》，這不典型地赤裸裸的把資產階級發家致富的理論作為共產黨人搞所謂“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依據嗎？另外相當多的學者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把《共產黨宣言》中的“經濟全球化”思想歪曲為就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號召共產黨人搞改革就是與“世界接軌”，“與西方接軌”、“與資本主義接軌”，把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原封不動地照搬過來，由此導致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包括醫療改革就是跟在西方世界后面跑，跟在資本主義后面跑，跟在市場經濟后面跑，亦步亦趨、邯鄲學步。中興集團在中美貿易戰中喪權辱國、大敗而歸，就是典型地跟在西方跑的結果。

李玲教授能夠對中國的醫療改革現狀做出“兩個凡是”的結論，實際是她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結果。可是我們的某些當權者和所謂“馬克思主義學者”卻把這種本質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的詞語和旗號掩蓋起來。如他們借口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的實踐標準，以蘇聯解體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曾出現過的某些曲折問題為由，叫囂“社會主義在蘇聯失敗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也失敗了”的荒謬觀點。借口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與時俱進的理論而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而推銷他們的所謂“創新”理論。他們還打著社會主義旗幟，卻偷換科學社會主義的最基本含義，把以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核心內容的社會主義本質偷換為唯生產力論的社會主義本質論。還有諸如什么“摸論”、“貓論”、“先富論”等都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旗號販賣修正主義實則資產階級的東西。

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和實踐盡管是錯誤的，但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人民解放軍畢竟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真正的共產黨人建立起來的，雖經過40多年的所謂“改開”過程，但并沒有因為錯誤的理論與實踐而完全喪失掉，其深厚的物質、精神和制度積淀仍然在中國社會發展中起著極其重要的進步作用。本次抗新型冠狀病毒戰“疫”中廣大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的“逆行”精神、解放軍和公立醫院的主力軍作用、黨的領導和組織作用、人民群眾的組織紀律性、全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力精神等等實質并不是所謂“特色”社會主義的作用，而是遺留的毛澤東時代的精神、制度、作風的結果。而那種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種種“特色果實”恰恰起到了零作用甚至是負面和消極作用。人民在這場與病毒奮斗的實踐中再次感受到，毛澤東思想好！社會主義好！中國只有真正或者完全回歸毛澤東思想、回歸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未來發展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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