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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杰：毛澤東式“矯枉過正”之得失與前途

點擊：13383  作者：陳俊杰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0-03-02 11:44:16

 

 毛澤東式“矯枉過正”之得失與前途

陳俊杰

    儒術“中庸之道”會被曲解嗎？毛澤東式“矯枉過正”的一系列革命實踐證明，“矯枉”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必須暫時“過正”，絕對的“中庸”在實踐中反而極易流于靜止孤立僵化。比如喝水，開水會燙嘴，冷水會傷胃，喝“中庸”的溫水當然最好，但任何溫水都能喝嗎？怎樣才能喝到衛生的溫水？燒水到不冷不熱就喝？顯然不行，必須是燒開之后再稍加冷卻，這樣的溫水才衛生。可見，“中庸”是目的，“矯枉過正”是手段，此即毛式“矯枉過正”辯證法。

一、毛澤東說“五四”文化革命“矯枉過正”了嗎？

“五四”文化革命應從1915年《青年雜志》（《新青年》前身）的創辦算起，此前中國也發生過一次影響很大的文化啟蒙運動，主要是19世紀末康有為、梁啟超、嚴復他們促進的思想與政治的變革。他們這些人思想上比他們政治上先進。他們把西方民主主義社會革命理論移植到中國來，自己卻只是主張改良政制，未能提出中國根本的政治變革與思想變革。后起的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要求推翻君主專制制度，在政治上比康、梁、嚴他們這些改良派躍進了一大步。但當時的革命派主要專注于革命實踐，思想啟蒙工作方面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反而落在康、梁、嚴他們的后面。思想革命不能代替政治革命，但沒有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也就沒有足夠的精神條件。當著必需有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為政治革命開辟道路時，思想革命便成了革命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從1915年9月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創刊，多數發表的文章，都是批判孔子或實質上是批判孔子的，這被當時的反對者說成是“詆孔”。但他們的斗爭方向無疑是正確的。陳獨秀當時的影響最大。他以如椽之筆，激切的言詞，直搗孔子封建思想的巢穴，真是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而且他的文章條理清晰，說理透徹，簡要，不但有強烈的戰斗性，同時又有學問，有識見，很可以代表“五四”時期那種生氣蓬勃的文風。陳獨秀抓住了孔子思想的要害：禮教。“孔教之精華曰禮教，為吾國政治之根本”。他指出禮的核心是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它構成一個從家庭到國家封建統治的整體。有人提出反駁，說孔子并沒有三綱的說法，“三綱”是宋儒偽造用來“誣孔”的，陳獨秀根據大量典籍的記載，證明孔子沒有直接提三綱，但思想確是來源于孔子。現在回過頭來看，還是感到陳獨秀的文章說理透徹，是當時批判孔子的好文章，保持著它的文獻價值與科學價值。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青年魯迅便與他的弟弟周作人翻譯西方現代文學作品，撰寫論文，呼喚“精神界戰士”在祖國的出現。那時他們還旅居在日本，但他們經過艱辛的努力譯印出的西方文學作品卻得不到什么知音，“文學運動”失敗了。以后是“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魯迅這里所說他見過的，陳獨秀也同樣見過，他們也都痛切地感到，中國不能再走過去的老路了，而且他們也都同樣深知中國沒有一次根本的思想變革是談不到深入的政治變革與社會變革的。是陳獨秀第一個站出來，在全中國面前樹起對過去封建傳統思想批判的旗幟，并且毫不反顧的斗爭。也是他所領導的思想變革，把懷疑、失望、頹唐的魯迅重新喚起，重新投入熾熱的戰斗的。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說到一個“狂人”看到一部中國的歷史書，“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但又“從字縫里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在這里，魯迅把幾千年來以仁義道德為精神支柱的中國歷史，都看作是吃人的歷史，這在當時確實是驚世駭俗的。這很快便引出了吳虞的文章《吃人與禮教》，他的筆鋒也是極尖銳的，其實他早已發表過不少批判孔子思想的文章，因此他便被譽為“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當時并未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但這類思想的確為許多人所認同。魯迅批判“仁義道德吃人”或“禮教吃人”，誠哉斯言！

對于作為封建專制制度的思想基礎的禮教應當從根本上加以否定，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倡導者們的共識，這里不只是有陳獨秀、魯迅、吳虞，而且還有李大釗、易白沙等人。袁世凱想做皇帝，康有為公然向當時的國會提出要把“尊孔”納入憲法，這再清楚不過地說明孔子思想與帝制的聯系。孔子是尊崇帝制，認為君臣之義是不可移易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當然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亂”，而袁世凱稱帝以至張勛要復辟，倒是合于圣經賢傳的了。事實是稱帝復辟必尊孔，因為孔子這塊招牌，或說，這塊敲門磚對于敲開帝宮的大門是用得上的，這自然更加深人們對孔子倫理政治思想的仇視。這樣，批判孔子也就不只是意識形態的斗爭，而且直接成了現實的政治斗爭。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在這樣的思想政治空氣里，“推倒孔家店”，或“打倒孔家店”，是不是毫無根據，因而是冤假錯案呢？不能這樣說。因為孔子的禮教這種倫理政治思想是孔子的根本思想，它與民主主義思想是根本對立的。是不是矯枉過正呢？看來是矯枉過正。因為孔子思想，還不只是直接與封建君主專制相適應的倫理政治思想的。但如果我們能設身處地考慮一下當時中國的狀況，考慮一下幾千年來中國人民一直過著痛苦的生活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為有一個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封建制度，而維護與鞏固封建制度的封建思想的最高代表正是孔子的禮教，他的倫理政治思想。當時《新青年》的文化革命的倡導者們，又都是從舊營壘出來的，他們不但深知封建制度與封建思想給人民帶來悲慘的命運，而且他們本身也大都是身受其害，他們是帶著對舊社會憎恨的感情投入反抗斗爭的。我們又怎么能要求當時參加戰斗的先輩都是四平八穩，無過無不及的呢？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分析了中國大革命時期正在風起云涌的湖南農民反封建的斗爭，對于當時被一些人認為“過火”的現象，毛澤東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站在農民方面認為這是應有的“矯枉過正”，他的有名的格言就是“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毛澤東當時用“革命不是繡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這種生動而又警策的語言說明對革命應有的認識，這種堅定、嚴正的革命態度打擊了誣蔑農民革命斗爭的反動勢力，也教育當時有右傾思想的干部指導農民運動健康發展。

其實，從《青年雜志》到《新青年》，在大約到1919年以前這幾年，對孔子的批判，火力是猛的但又都是說理的，而且他們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孔子與君主專制的聯系這個問題上，他們都沒有全盤否定孔子。《獨秀文存》第三卷，保存著陳獨秀與他的朋友與讀者之間的通信，可以看到，陳獨秀與他站在文化革命同一戰線的同志，對孔子都不是全盤否定的。陳獨秀曾經自己表白：“本志詆孔，以為宗法社會之道德，不適于現代生活，未嘗過此以立論也。”這是符合事實的。不但陳獨秀，他的同志，也都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把孔子的禮教批倒。陳獨秀還說：“即孔教亦非絕無可取之點，惟未可以其倫理學說統一中國人心耳。”足見他并不是否定孔子的一切的。最典型的表現是吳虞，他給陳獨秀的信說道：“不佞常謂孔子自是當時之偉人，然欲堅執其學，以籠罩天下后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制之馀焰，則不得不攻之者，亦猶是耳，豈好辯哉？”這信大約是1917年初寫的。連這個“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也承認孔子是“偉人”，可見他雖然把孔家店“推倒”，還沒有打算讓店主“永世不得翻身”。看來，這個店主還有另外的一面，而且也是重要的一面，他與《新青年》的同人還是心里有數的。但在當時的中國，要“推倒”被譽為“圣人”、“通天教主”的孔子，這些人的處境一定不妙。盡管他們的言論對中國社會造成極大的震動，但并不容易為多數人所理解，至于主張復古尊孔的人對他們恨之入骨，是不言而喻的。真理開始時往往只在少數人手里，首先覺醒的分子容易被孤立。陳獨秀與《新青年》的同人被認為是“名教罪人”。過去幾十年中國革命的歷史使我們看到，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容易出現“左”，因為這種形勢更加深人們對敵人的仇恨，往往使人發生急躁情緒。對于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與革命家來說，這種情緒更是難于避免的。1919年1月15日，陳獨秀發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便是這種急躁情緒的反映。此文一開頭便這樣說：“本志經過三年，發行已滿三十冊；所說的都是極平常的話，社會上卻大驚小怪，八面非難，那舊人物是不用說的，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學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種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圣無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實在是慚愧的很；對于吾國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無限悲觀。”陳獨秀認為，當時非難《新青年》的人有兩種，一種本心是愛護《新青年》的，但認為言詞太過激烈，害怕《新青年》“在社會上減了信用”，這實際上就是勸告《新青年》至少把批判的調子放低一些，但陳獨秀還是表示“感謝他們的好意”。另一種人是反對《新青年》的。陳獨秀列舉反對《新青年》所加的罪狀后宣告“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便作他的答辯：“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在這里，在一種急躁、憤激的情緒下陳獨秀已不只反對禮法、貞節屬于“三綱”的倫理政治思想，而且反對整個“孔教”，也就是反對整個孔子的學說了。而且對舊倫理、舊藝術、國粹與舊文學等等都不加分析，都在反對之列。壓力越大，處境越困難，反撥的情緒就越高，以至忘了自己的初衷。

孔子的倫理政治思想，是維護、鞏固君主專制的封建思想，與民主主義思想是不相容的。這種思想，越到后來便越成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嚴重障礙。“五四”文化革命，首先批判孔子以“禮”為標志，以“三綱”為主要內容的倫理政治思想，實際上也就為以后中國的民主革命在思想上掃清道路，因此是正確的必要的。但孔子的思想不只是倫理政治思想，他還有哲學思想，教育思想，文藝思想，等等。而且就倫理政治思想來說，也還不是他的倫理思想的全部。如果說，作為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孔子的倫理政治思想，是與民主主義敵對的思想，應徹底批判，徹底葬送，那么對于其他方面的思想，情況便不一樣了，需要審慎、客觀的具體分析。恩格斯曾經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像黑格爾這樣影響很大的思想家，你要一腳把他踢開也很容易，但把他踢開不等于把他克服。對于我們中國的孔子，也可以說同樣的話。1939年，毛澤東看了當時陳伯達寫的文章，就寫信給當時黨的宣傳部長張聞天。在信里，毛澤東就陳伯達所涉及的孔子哲學中的方法論、認識論、道德論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要的是，正像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用唯物主義觀點改造黑格爾的哲學，把他的唯心主義辯證法救活過來一樣，毛澤東也用同樣的方法救活了孔子一些唯心主義的辯證思想。毛澤東說：“孔子的體系是觀念論。……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擁護。”談到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個論題，毛澤東認為，“作為哲學整個綱領來說是觀念論，伯達的指出是對的，但如果作為哲學的部分，即作為實踐論來說，則是對的，這和‘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實踐’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實不明則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認實為根本的話，那孔子就不是觀念論了……”在這里我們看到，毛澤東不是像有些人一樣，倒臟水連同小孩一起倒掉，在否定孔子的唯心主義時連同他的辯證法也一起否定，相反，毛澤東看到了孔子這唯心主義思想家的合理因素，用唯物主義觀點加以改造，把被孔子顛倒了的名實關系顛倒過來。毛澤東這個做法，特別容易令人想到列寧的“哲學筆記”對黑格爾的做法。在寫給張聞天的信里，毛澤東從方法論上肯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了他“過猶不及”的論斷，并作出自己的解釋。毛澤東認為，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事物與概念的一定的質”，“一定的質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重要的是從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確定那一定的質，為之設立界限”。他的大意就是事物的質都有一定的量的規定性。達不到或超過一定的量，都會發生質的變化。毛澤東把他對孔子的過猶不及的中庸思想的理解，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經驗聯系起來，認為“不及”是右傾，“過”則是“左”傾。孔子的“過猶不及”，或照朱熹的解釋“無過無不及”，作為一般方法論的原則是正確的。但在人們的行動實踐上，什么是“過”，什么是“不及”，是有階級標準的。作為封建階級的思想家，孔子這個原則上正確的中庸思想，自己實際運用時卻往往受到他的保守思想的干預，往往變成折衷、調和的思想。孔子是堅決反對人民反抗壓迫剝削的斗爭的，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亂”，認為這是“過”。一切革命在儒家看來都是“過”。他們的政治路線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有這條路線才是他們的“無過無不及”。

　　歷史現象有些時候是很有戲劇性的，“五四”文化革命時期受到猛烈批判的孔子儒家思想，他的觀點原來也有重要的合理的方面，而且正是可作為總結“五四”時期的文化革命經驗的借鑒。批判孔子基本上說是正確且必要的，但孔子的“過猶不及”這個方法論的原則恰恰說明了當時批判孔子的偏頗所在。

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矯枉過正”了嗎？

　　毛澤東此文是為了答復當時黨內外對于農民革命斗爭的責難而寫的，他為此專門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寫了這一篇報告。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一直不愿接受毛澤東的意見而頑固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的錯誤，主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起來與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愿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與共產黨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國民黨之所以敢于叛變，發動“清黨運動”與反人民的戰爭，主要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

“農會雖要辦，但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于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里，一群人涌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借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準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⑷。這一派的議論，表面上與前一派不同，但其實質則與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與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里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游鄉（湘潭、湘鄉叫游團，醴陵叫游垅）。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里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注釋〔4〕“矯枉過正”原意是糾正錯誤而超過了應有的限度，但舊時有人常用這句話去拘束人，讓人只能在修正舊成規的范圍內活動，而不許完全破壞舊成規。在修正舊成規的范圍內活動，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壞舊成規，就叫做“過正”。這也正是改良派與革命隊伍內機會主義者的理論。毛澤東在這里駁斥了這類改良派的理論。這里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就是說，要終結舊的封建秩序，必須用群眾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改良的方法。

只有經歷調查才有發言權，現代中國農村的各級領導干部制定農村政策推動農村改革發展，仍需要對農村深入調查；在對農村調查時要開調查會，廣泛聽取農民的意見，堅持實地考察而不能走馬觀花搞形式主義。只有經過充分的農村調查，才能制定適應當代中國農村狀況的改革發展政策。沒有農村調查，就沒有資格在農村問題上發言。充分重視農民的力量。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在國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漸縮小，但農民的絕對數量仍不容忽視。農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力軍，新農村建設依然需要依靠農民力量；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需要農民的智慧與探索；農民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促進了城市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各級黨與政府必須尊重農民地位，滿足農民基本利益訴求。農村建設任重道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建設取得了明顯進展，農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應當看到，城鄉之間在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傳統觀念制約了農村發展，部分農村尚未走出貧困狀態。如何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農村此類現實；如何促進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建設同步推進，在完善村民自治、發展農村經濟、改善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協調推進農村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如何在謀求農村發展的同時，通過制度創新，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專業化、標準化、集約化道路，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長征鍛造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矯枉過正”了嗎？

    階級需要政黨，政黨需要領袖群體，領袖群體需要堅強核心。領導核心是政治組織的靈魂與樞紐，往往站在時代的前列，引領方向、統籌全局、凝聚力量，發揮著主心骨、定盤星的作用。能否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特別是領袖人物，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否成熟與強大的標志與關鍵。長征是對中國共產黨人一次信仰、理想、精神、意志與體力的全方位磨礪，更是對第一代領導核心一次思想、組織、軍事等諸方面的鍛造與淬煉，其中有沒有“矯枉過正”的問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被迫長征，促使廣大將士反思與覺醒。毛澤東、張聞天與王稼祥等人看法日趨接近，逐漸走在一起，成了以后形成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關鍵。長征開始后，毛澤東與王稼祥、張聞天同在中央縱隊，一起行軍。一路上，三人積極交流意見，他們認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事，總結經驗教訓。張聞天后來回憶到：“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然后，他們又與朱德、周恩來、聶榮臻等人交流看法，大家一致認為，必須改變現在的錯誤，紅軍才有希望。由于接連的敗仗與損失，李德、博古日益被動。但毛澤東、張聞天等同志并沒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敗原因的討論上，而是集中在紅軍戰略方向的問題上，抓住了當時決定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鍵，從而贏得黨內許多同志的支持。在通道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否定此前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貴州進軍，得到與會者贊同。之后，黎平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后，會議再次肯定毛澤東進軍貴州，在川黔建立根據地的主張。隨后的猴場會議，再一次肯定毛澤東的主張，并在實際上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至此，召開遵義會議的條件已成熟，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實際上已明確了。遵義會議上，黨內多數與會者以毛澤東與張聞天為中堅與核心，同“左”傾錯誤展開斗爭并取得勝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常委中再適當的分工。鑒于博古已不適合擔任黨的總負責，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張聞天擔任總負責人后，鑒于此前李德、博古在軍事上獨斷專行的錯誤，在作戰指揮上也要求集體討論并強調少數服從多數。結果，常常出現決策遲緩、意見難于統一的情況。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其弊端終于在紅軍二渡赤水戰役中得到激化。在中央是否進攻打鼓新場的決策中，毛澤東說不能打，是“啃硬的”，但多數人都同意，毛澤東也只好服從。當晚，他在仔細思考之后，還是不放心，半夜里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再三說服周恩來，把命令晚一點發。周恩來最后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并且在第二天的會議上，說服了其他人，從而避免了一場重大的損失。隨后，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至此，毛澤東實際上成了中央紅軍的統帥，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于四川懋功，雙方將士擁抱歡呼，互道衷腸。但黨中央萬萬沒想到，在其剛剛克服“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之后，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將對紅軍帶來更大的影響與危害。張國燾眼見中央紅軍人數比紅四方面軍少得多，個人政治野心隨之膨脹。1935年10月卓木碉會議，張國燾居然“另立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黨籍，表明張國燾在分裂黨與紅軍的錯誤道路上，已由索奪權力、分兵對抗發展到組織上的公然對立。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南下，遭受巨大挫折，給紅軍帶來了巨大損失。正如毛澤東指出：“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1935年11月，南下川西的紅四方面軍在百丈地區遭到國民黨軍優勢兵力圍攻，8萬紅軍將士銳減至4萬，張國燾的南下方略徹底破產，自懋功會師以來的大好局面破壞殆盡。在應對張國燾的斗爭中，黨中央面臨著從未有過的棘手而復雜的難題。張國燾分裂與危害黨中央的企圖昭然若揭，黨中央不能公開與其針鋒相對，因為他后面還有數萬被蒙蔽的紅軍將士，武斷處理只會造成紅軍分裂甚至武裝對抗。但又不能失去黨性原則，一味妥協只會使其得寸進尺、變本加厲。這一難題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黨中央領導人政治能力與水平的極大考驗。對于張國燾，黨中央力求紅軍的團結與穩定，一方面與其反黨分裂的行徑作堅決的斗爭，另一方面耐心地說服教育，必要時作一定妥協讓步，促其轉化，表現出高度的原則性與靈活性。最終，紅四方面軍中廣大指戰員都站在黨中央這一邊。

    中國共產黨在其成長發展過程中，共產國際曾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由于其存在脫離中國實際、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與蘇聯經驗神圣化的問題，也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消極影響。然而，長征開始后，紅軍無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無意間給了中國共產黨一個重塑自我的機會，客觀上可以擺脫束縛，解放思想，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紅軍的長征，特別是遵義會議的召開，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沒有“洋拐杖”的情況下，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與政策，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此過程中，通過戰爭實踐，黨內同志逐漸認識到毛澤東的思想是唯一正確的思想路線，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逐漸形成。長征最終取得勝利，正是由于毛澤東等人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央紅軍長征的目的地與行動路線，完全是根據戰爭形勢、沿途自然條件與社會條件、敵我力量對比變化、全國總形勢的發展來選擇確定并不斷調整的。一開始計劃與湘西的紅二、六軍團會合，之后決定改道貴州，爭取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北渡金沙江之后積極尋求與川陜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又北上陜甘，直至奠基陜北，這一過程，是在不斷實踐、不斷探索、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實現的。在長征中，毛澤東審時度勢，把握時代脈搏，把紅軍被迫長征與北上抗日的進軍有機結合起來，從根本上解決了紅軍長征在政治上與軍事戰略指導上頭等重要的問題，為黨、為紅軍、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

紅軍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創造的人間奇跡，是中華民族一部驚天動地、震古爍今的戰爭史詩。廣大紅軍將士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我黨第一代領導核心的正確領導與指揮之下，以非凡的智慧與勇氣，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血戰獨樹鎮，激戰江油，轉戰烏蒙山，重要戰役戰斗約600次。中央紅軍共380余次戰役戰斗，翻越18座大山，跨過24條大河，攻占700多座縣城，擊潰國民黨軍數百個團。紅軍陣亡營以上干部多達430人，平均年齡不到30歲。像這樣幾乎每天都在作戰、作戰的密度與強度如此之大的情況在世界戰爭史上都是罕見的。長征中不僅作戰頻繁，戰役戰斗的類型樣式也是多種多樣。例如，強渡江河的模范戰例——嘉陵江戰役，精心設伏的成功戰例——老木孔戰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經典——東川戰斗，狹路相逢勇者勝的遭遇戰——夜村戰斗，出敵不意的奇襲戰——臘子口戰斗，步兵對抗騎兵的經典戰例——吳起鎮戰斗，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的成功范例——榆林橋戰斗，出敵不意的夜襲戰——平越戰斗，還有最生動詮釋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戰役。在這些戰役戰斗中，不僅有堂堂之陣的兩軍對壘，也有出奇制勝的偷襲埋伏，既有紅軍已擅長的運動戰游擊戰，也有仍需學習與實踐的陣地戰進攻戰。正是在這種緊張頻繁而樣式多變的戰爭環境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從而在軍事上得到鍛造與淬煉，極大地提升了軍事指揮的能力。在長征中，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得到相應的發展，并逐漸獲得廣大黨員干部的認可與推崇，成了我軍建設與指揮的根本指導思想。當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勝利會師之時，不論是外部的時勢還是紅軍內在的自我，都已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們的黨、我們的紅軍變得更加成熟、從容、自信。

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張聞天等為代表的我黨第一代領導核心，經過長征的鍛造與淬煉，具備了在國際國內大勢中縱橫捭闔的能力，避免了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的矯枉過正，快步走向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

四、毛澤東對“質的安定性”的探索“矯枉過正”了嗎？

　　毛澤東于1937年7月發表《矛盾論》后對與矛盾學說有關的概念作了進一步的思考，重點思考過與絕對的矛盾運動相關的相對的“質的安定性”問題。今天看來，弄清質的安定性概念的辯證內涵，對深入研究與理解矛盾學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毛澤東在1939年2月1日致陳伯達的信中提出，“一個質有兩方面，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于這方面，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面，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同年2月20日在致張聞天的信中說：“從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確定那一定的質，為之設立界限，使之區別于其他異質，作兩條戰線斗爭的目的在此。”又說：“‘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斗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毛澤東關于相對的質的安定性的闡述見之于書信而未發表論文專著，但觀點系統精辟，對“質的安定性”等概念的主要規定表述的已很完備：

　　從哲學的角度上看，“質的安定性問題”其實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它貫穿于“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之中。這就是說，從感性的物質生活，到理性的精神世界；從具體的金木水火土，到抽象的宇宙時空哲理，無不需要質的安定性，以便作為某種存在能獨立有定，發展有常，以便作為認識與實踐對象能被辯別彼此，判斷是非、把握實質、變“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這便使得事物與概念普遍地需要一個相對安定的質。大千世界，七彩紛呈。要形成各種色彩，就需要各種不同光波波長的相對安定。市場的形成，需要相對穩定的供求關系。國家的昌盛，需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總之，一切為了顯示存在，一切為了希圖發展，一切為了有所適從，一切為了“為我”所用，都普遍需要相對安定的質。一個對象的質是對立統一體，有兩個方面，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這就是質的獨特的根據。必須偏重主要方面，才能確立一個質，否則便否定了質。毛澤東說，“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于這方面”，所謂“偏”，就是指偏于重點、中心、主要方面，以防止折衷主義用“一方面、另一方面”來否定掉相對安定的質。客觀事物相對安定的質，都是有所偏的。原子偏重于原子核，核子又偏重于質子。計劃經濟偏重于以計劃手段配置資源，市場經濟偏重于以市場調節配置資源。買方市場是因為供過于求使得買者處在有利于討價還價的主導地位，賣方市場是因為求大于供使得賣者把握了有利于自己要價的主動權，主觀上的一切概念內涵，也都是應當有所側重的，否則會使思想動搖，概念混亂。無論客觀事物還是主觀概念，都有相對安定的質。任何相對安定的質都是由決定質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確立對象之質，必須從量上設立質的界限。這種界限就是度。以一定壓力條件為前提，水在一定溫度內為液態，不及這個溫度為固態，超過這個溫度為氣態。人的品格也有度，儉與吝、豪與奢、謙與懦，恭與諂，盡管差異幾微，但都有公論的量度。對概念給出定義域，確定上限與下限的量的標度，概念才有質的安定性。此概念定義域之外的對象則是異質，即另外的概念。供過于求的市場，叫做買方市場；求過于供則為賣方市場。這種市場性質以供求數量的比例變化而定。“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器即以形上形下為規定界限。概念如此，概念所反映的一切對象事物亦如此。確立界限，“過猶不及”。“過”是過量、過份、過“左”，超過了定義域的上限；“不及”是份量不足，過右，達不到定義域的下限。“過”與“不及”都在質的量度規定性之外，是為異質。因此，要確立一個質，必須開展兩條戰線斗爭，兩條戰線斗爭在此是一個哲學概念，具有普遍的認識論方法論意義。一條戰線防止超過上限，是為防“過”、防“左”，另一條戰線防止不能滿足下限，是為防止“不及”、防“右”。辦事、說話、想問題、寫文章，實際上都要運用“過猶不及”的兩條戰線斗爭方法。凡事當留余地，論理要講真理。清夜捫心慚過激，高丘駐足仰先驅。文章得失由心定，上不輕天下重人。這些都是重視“過猶不及”方法的警言。搞好兩條戰線的斗爭是很不容易的事，這里最忌“墻頭草，隨風倒”的思想作風。不能反“左”不怕右，反右不怕“左”，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現代系統觀認為，為了達到系統穩定的目的，必須不斷利用給定信息與目標差信息，反饋調節控制。它的正反饋是忽左忽右，偏離穩定目的的，負反饋則是糾左糾右，使運行趨達目標的。控制論的反饋調控原理，用哲學概念來概括，也是兩條戰線斗爭。控制論一詞的希臘語源原意就是掌舵術。因此，質的安定性是從兩戰線斗爭中產生、確立的。兩條戰線斗爭是確立質的安定性的方法途徑，兩條戰線斗爭的目的則是確立一定的質，使之與異質相區別。在否定舊質，確立新質時候，舊質則是需要區別開來的異質，在創新新質、發展新質時，調整質的規定性的定義域上下界限，并為此而作的兩條戰線斗爭，則是區別舊質與一切異質的手段，兩條戰線之爭都是要確立相對的質的安全性。

　　將以上分析綜合起來則不難看出，毛澤東在上文所引的兩封信中關于質的安定性的闡述，已講明了以下幾點：第一，質的安定性需要的普遍性；第二，質的安定性根據的特殊性；第三，質的安定性概念的規定性；第四，規定相對安定的質的方法途徑，即“過猶不及”的兩條戰線斗爭；第五，規定相對安定的質乃是兩條戰線斗爭的目的。由此可見，毛澤東對相對的質的安定性概念的看法，已不是一般講講而已，而是系統精辟地闡述了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

　　質的安定性問題與矛盾問題的關系是什么？相對的質的安定性概念，與統一性、同一性、常住性概念是一個東西的不同提法。從對象的內在矛盾角度講是統一性或同一性，從對象運動形態角度講是常住性，從對象質的規定講是相對的質的安定性。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有“過程的常住性”與“矛盾的同一性”的論述。由于《矛盾論》一文，重點任務在于對立事物內在動因的原理，在于指出兩條戰線斗爭的根據與動力，在于強調矛盾斗爭的絕對性，因而文章定名為《矛盾論》，這正如《實踐論》的題名，“因為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故題為《實踐論》”是一樣的道理。重點強調兩條戰線斗爭的根據與動力，同重點強調兩條戰線斗爭的歸宿與目的，是兩個不同的理論論題。它們也是“必須要有所偏”，才是有的放矢的。因此，以上兩封信中強調把握相對的質的安定性以作為“斗爭的目的”，對《矛盾論》有一定的補充發展的意義。

　　理論概念，特別是哲學概念，對人們是會產生行動指導與心理導向作用的。人們在具體的行動或思維中，為了一定的目的，總得建立一種調控機制，防止“過”與“不及”兩種傾向，以期設立界限，確立相對安定的質，達到預期的目的。在形而上學觀點指導下，不承認或忽視矛盾斗爭的絕對性，沒有必要的、足夠的斗爭動力與過程，產生右的傾向，就是“不及”。反之，將矛盾斗爭的絕對性當作不講具體條件的絕對化，無限制地斗爭下去，無所謂目的界限，沖擊了質的安定性，出現“左”的傾向，就是“過”。“過猶不及”，“左”傾與右傾對目的同樣都是有害的。因此，為了防“左”防右，從理認完備性的要求上講，就必須既有動力系統，又有目的系統。《矛盾論》顯然是側重于對動力系統的哲學概括的。而質的安定性則是一個目的系統的哲學概念。毛澤東在發表《矛盾論》之后，又發表質的安定性的理論，從特殊的歷史背景來看，也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需要。中國當時內憂外患重重，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就是國民黨蔣介石的統治，也從來沒有統一過。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權也還是剛剛重新建立，遠未統一全國。國家的民主統一是人民幸福的保證，理論上必須有正確的統一思想作指導。當時這種理論也便應運而生。艾思奇編的《哲學選輯》涉及到統一問題，雖是哲學概念，也與國家統一問題密切相關。毛澤東對此十分關注。1939年5月以后，毛澤東在研讀《哲學選輯》時，針對原文中關于“只要條件具備，只要在這樣的條件下，那統一也是絕對可能的。所以列寧說：‘相對的東西中間，也包含著絕對的東西’”這段話，寫了較長的批注，其中寫道：“統一即事物的暫時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暫時是絕對的，在永久是相對的，這才是列寧‘相對中有絕對’之意，不是什么‘統一之絕對可能’。我們在一定時期內承認國家的絕對性(國家至上)，而在整個歷史上又否認國家的絕對性(國家是暫時的)。”這段批注，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有深刻的意義。從理論上講，毛澤東指明了質的安定性的二重性與它與統一的一致性，更進一步對對立統一規律的某些細節作了全面深入的考慮。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根據列寧關于絕對相對關系的理論，從總體上突出強調了對立面的斗爭的絕對性與統一的相對性，尚未具體展開論及統一在暫時也是絕對的。當時他征引列寧所說的“在相對的東西里面有著絕對的東西。”這句話，只是用以論證“在同一性中存在著斗爭性”的論點。這在論述對象層次上，是以矛盾的二重性為對象來談“相對中有絕對”的。艾思奇實際上正是根據《矛盾論》中這個意思，引申到以統一問題的二重性為對象的具體一些的層次，論證統一也具有絕對性之可能。毛澤東糾補艾思奇論述之不足，在艾思奇論證統一問題的同一層次上，明確肯定事物的安定即統一在暫時就是絕對的，而不是什么“可能”的問題。這在理論意義上，明確糾正了將斗爭性推向絕對化而否定質的安定性的偏頗。這實際上是防“過”反“左”之筆。在國家統一問題上，在將統一導向民主進步的國家目的上，有將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起來的某種深意。

　　“我們在一定時期內承認國家的絕對性(國家至上)”，“安定在暫時是絕對的”，不可能是偶然的無的放矢，而是有現實針對性。毛澤東寫《矛盾論》時剛到延安不久，從“保安”到“延安”表達了追求安定的意圖。兩三年以后，形勢日趨好轉，革命力量在延安站穩了腳跟，毛澤東不能不通盤考慮國家問題與革命陣線的暫時絕對安定問題了。這可以用以后的形勢發展與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發展脈絡為證。例如延安整風運動中，他發現了“團結——批評——團結”公式的正確性與重要性，強調以團結為斗爭的出發點與歸宿。由此可見，質的安定性的提出具有現實的、實踐的針對性，可惜在實踐中未能始終貫徹。毛澤東在60年代初曾經提出，《矛盾論》是適應歷史需要產生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需要適應新的情況寫出新的理論。現在看來，這些新的理論問題，至少包含了毛澤東的《矛盾論》發表以后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的“質的安定性”問題。

　　質的安定性與矛盾斗爭性的關系是什么？統一問題，事物相對安定的質的問題，同矛盾斗爭性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哲學難點問題，需要認真地作具體分析。一般哲學難點問題都存在著微妙的分界線，分析上如果差之毫厘，結論將會導致謬以千里。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就曾經給艾思奇指出過失誤，為哲學學術研究的縝密性嚴肅性留下了典型示范。關于統一或質的安定性的絕對與相對關系，如上文所述，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論述了矛盾本身第一層次的基本原理，即“在同一性中存在著斗爭性”，“拿列寧的話說，叫做‘在相對的東西里面有著絕對的東西’”。這是將統一性在空間普遍聯系與時間永久聯系上與斗爭性比較，指出統一的相對性與斗爭的絕對性。這層意思帶有第一的、原則的意義，是一般原理，不能違背，違背即表現為“不及”，表現為右。而在1939年讀艾思奇《哲學選輯》的批注中，毛澤東又指出統一“在暫時是絕對的，在永久是相對的”，這就在堅持矛盾對立統一的相對與絕對關系的一般原理基礎上，將統一即質的安定性問題在空間的具體聯系上與時間的暫時聯系上，相對斗爭性而言，作出具體分析，指出統一性在暫時存在的絕對性。在這個層次上，毛澤東同樣又征引了列寧“在相對中有絕對”這句話，因論述對象層次不同，形式上結論相反，而內容上的原則性內在聯系卻是一致的。與此相關，在矛盾斗爭問題上，毛澤東同時也作了具體分析。就在上一批注的同一頁，毛澤東寫道：“具體的斗爭形態也是在一定條件之下的。說斗爭無條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說具體的矛盾。”將統一性與斗爭性在時空形式上具體分析后，毛澤東綜合起來寫道：“依一時說，統一是絕對的，斗爭是相對的；依永久說，統一是相對的，斗爭是絕對的，絕對謂占統治地位。”由此可見，在統一性的絕對相對關系上，存在著兩個層次的時空度量關節，存在有時空上普遍性、永久性的相對性這個第一層次與具體性、暫時性的絕對性這個第二層次的差別。如不分析這些差別，如不承認并把握這些差別，就要犯“過”與“不及”的錯誤。這是毛澤東在哲學上堅持唯物辯證法的一例典范。正是在這個難點上，艾思奇有“過”與“不及”兩種理論失誤，毛澤東以探賾索隱之筆，為他作了訂正。上文分析了毛澤東指出艾思奇關于“統一之絕對可能”提法之失誤于“過”之所在。下面我們再分析一例毛澤東指出其在質的安定性問題上失誤于“不及”之處。艾思奇在《哲學選輯》的“研究提綱”中寫道：“斗爭性表現在互相壓抑、互相排斥的作用上，事物必須壓抑自己的否定或對立的方面，以顯示自己的存在，以保證自己的存在，以維持自己的質的安定性。質的不變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維持的。”毛澤東讀到此處，將最后一句下面劃了橫杠，立即寫道：“質的暫時不變就是在這樣情形下維持的，質的終久必變也是在這樣情形下出現的。原文只說了斗爭的片面意義，而且是保守的意義。”“質的終久必變”是斗爭的積極成果方面，維持質的安定性是斗爭的保守方面。毛澤東敏銳地發現并指出“維持質的安定性的斗爭”這一提法的片面的、保守的意義，表現了毛澤東哲學理論堅定性與徹底性品格、指明了艾思奇論述斗爭性的“不及”之處，意義非常深刻。與此問題相關，在另一處，毛澤東針對“中庸主義”批評十分嚴厲。毛澤東曾經指出，中庸思想從量上找出并確定質的安定性從而反對“過”與“不及”，即反對“左”右傾向本來是對的，這個思想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但“中庸主義”卻必然導致思想頑固，將質的安定性絕對化。就在艾思奇所寫“中國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為折衷主義，中庸思想中的精華，是辯證法的，它肯定質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與否定平列看待”這一段話之后，毛澤東寫道：“中庸主義包括了死硬派與折衷派兩種思想。當其肯定質的絕對安定性，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中庸問題也是一個有難點的哲學問題，其難點就在質的安定性的相對絕對關系上。肯定質的安定性在暫時是絕對的，但不能肯定質的絕對安定性。前者是中庸思想從量上反對“過”與“不及”的“一大功績”，后者則是中庸主義本身的一種“不及”的錯誤。因此，在艾思奇所寫“中庸觀念是有一定的真理內容”與“錯誤”的一段旁邊，毛澤東批注道：“舊統治階級的兩條戰線斗爭方法是反動的方法，用以維持舊質不使變化，使舊質絕對化。馬克思主義的兩條戰線方法是革命的方法，只承認質的相對安定性，沒有絕對主義。”可見毛澤東堅定不移的明確觀點是，質的安定性在暫時具有絕對性，但沒有絕對主義的質的絕對安定性。辯證法是關于發展原理的學說，所以“質的安定性”終究是相對存在的，不宜用靜止的眼光去看待。

毛澤東對“質的安定性”的闡述沒寫成專著，但他的觀點已很系統、精辟、謹嚴了。毛澤東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堅定性，有的放矢的理論針對性，哲學思辯的理論縝密性，富有內在聯系的理論自恰性與完備性，哲學黨性的嚴肅性與戰斗性都十分突出、富有鮮明個性。毛澤東的哲學思想遺產，有待進一步繼承。

五、毛澤東的“主課論”對教育界“矯枉過正”了嗎？

1964年1月4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關于教育革命的座談會，后來被稱為“春節座談會”。《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節錄稿的第一句是：“（我看）學制可以縮短。”在鄧小平談罷學制問題之后，毛澤東說了一大段批評現行考試方法、評分標準的話：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毛甚至認為，考試可以交頭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這當然是極而言之，頗有矯枉過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試試點。”盡管毛澤東提倡與實行的“教育革命”已被拋棄，但看看目下的教育狀況，毛當年所責難的“舊教育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似非捕風捉影。也是出于自身的學習體驗，毛澤東對于自學成材的杰出人物特別欣賞。談話中一連列舉了中國的孔子、祖沖之、李時珍，外國的富蘭克林、瓦特與高爾基，強調他們“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毋庸諱言，毛澤東確實有著強烈的反知主義傾向，但強調啟發與自學，充分肯定實踐的重大意義。

　　與傳抄稿相比較，毛澤東審定的節錄稿所刪節的最重要的一段話，是關于狀元無學問與評論幾位帝王的內容：歷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詩人李白、杜甫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韓愈、柳宗元只是二位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松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與翰林。就是當了進士與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個太學生，而劉邦則是個大草包。之所以刪去這段話，大約同多年來批判所謂“封資修”文藝、批判帝王將相不無關系罷。1967年出版發行《毛主席論教育革命》，這番對封建時代文學家肯定，以及對封建帝王品評的話，似難與虛無主義彌漫的時代氛圍相適應，所以毛澤東賞識朱元璋、劉邦。

　　為了“大躍進”，毛澤東一再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這一年發動的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標志的“教育革命”，一度轟轟烈烈，但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式微，這場“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揚拜訪“教授的教授”陳寅恪遭到這位史學大師的嘲諷，其緣由便在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對教授的評價。

　　1962年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了階級斗爭”的呼吁，其中對知識分子的“陽過來，陰過去”特別警惕，文藝與教育因此成了格外關注的領域，此次座談會是新一輪“教育革命”的發端。1964年3月10日，毛澤東就北京某中學校長關于減輕學生負擔的信件作出批示：現在學生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于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8月29日，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節錄談話的兩小段，一段是關于“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論述；另一段是關于“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的論述。與“文革”初期的傳抄稿相比較，刪節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大體上可以說搞工業的知識分子比較好一些，因為他們接觸實際。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純科學的差一些，但比文科還好一些。最脫離實際的就是文科。無論學歷史的也好，學哲學的也好，學經濟的也好，都太脫離實際了。他們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這就不難理解，毛澤東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個“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的批示。（該批示其實是間接地表達“不必辦文科大學”這一固有的觀念。）9月27日，毛澤東對中央音樂學院某學生給他的信寫出“信是寫得好的，問題是應解決的”的批語，指示中宣部部長、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副組長陸定一“在教師、學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據編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中央文獻研究室披露，這位深受階級斗爭思想影響的學生，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由于長期地、大量地、無批判地學習西歐資產階級音樂文化，資產階級給了我院師生以極深刻的影響。我們迫切希望能引起領導的極大重視，采取堅決的措施，從根本上制止資產階級思想的繼續泛濫。還說：“我對學校工作的最大意見是學校沒有能堅決貫徹階級路線，院內師生的階級成分十分復雜，工農子弟少得可憐。”“學校的辦學方針也需要進一步明確，學校究竟培養什么人？在我們的教材中、舞臺上，應不應徹底趕走帝王將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換上我們的工農兵？”郭沫若的兒子郭民英是該學院小提琴專業的學生，在此后不久該學院發起的“徹底清除師生中十分嚴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聲浪中黯然退學。“文革”發動之初毛澤東曾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強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其實，早在1964年毛澤東關于“教育革命”的言論中，最能體現第二輪“教育革命”特點的，是7月5日與其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收入《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毛遠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當年簡稱“哈軍工”）的學生，毛澤東在談話中特別考問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的具體內容。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毛澤東召開主題是“教育革命”的春節座談會，卻在開場白里提到“各個部門都要學習解放軍搞政治部，加強政治工作”。

　　教育界繼文藝界之后成了發動“文革”的兩大首選領域，勢所必然。

六、劉少奇反對“大躍進”、“文革”被毛澤東“矯枉過正”了嗎？

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在題為《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個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意指該年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因到會者約7000人又稱“七千人大會”)與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以及江青在“文革”初期所稱“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后來者或許能從中尋出劉少奇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緣由之一。

　　196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對國民經濟調整。但由于人們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措施并沒有得到切實的貫徹，整個經濟狀況仍很嚴峻。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七千人大會”來統一思想，克服困難。當時人們思想認識上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過去幾年，特別是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與錯誤的看法，以及對當前經濟形勢的估計上。由于多年搞“大躍進”與“反右傾”的影響，一部分干部與黨員認為，當前把困難看得過重了，他們在等待形勢好轉后繼續大干，再重新“躍進”；一部分干部雖然認為需要調整，但懼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紅旗”(即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因而猶豫不決；還有一部分干部則在困難面前悲觀失望，產生怨氣。毛澤東又是怎樣看待這些問題的呢？

　　“大躍進”中的錯誤是嚴重的，毛澤東對此也有較充分的認識。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曾說，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要受懲罰，要檢討。我現在受處罰，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懲罰是什么！但他仍認為，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所以發生錯誤，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與辦法。現在把這些缺點錯誤總結出來，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實際的正確的具體政策，我們的工作一天天就會走上軌道。1961年9月在廬山開會時，毛澤東在周恩來發言中也曾插話說，錯誤就是那么一點，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與鄧小平等談話時又說，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興，因為具體政策都在實踐中見效了。

　　報告在肯定“三面紅旗”基本方向與主要原則是正確的前提下指出這幾年我們的“成績是偉大的，缺點與錯誤是第二位的，而決不是相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不是路線性質的錯誤，而是具體執行中的問題。錯誤主要有四條：第一，工農業生產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線過長，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過渡，違反了按勞分配與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產風”與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第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嚴重滋長；第四，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引起城鎮人口過量增加，造成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產水平不適應。

　　按照劉少奇“缺點講透”的精神，報告比較全面地總結了“大躍進”幾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但也基本體現了毛澤東的意圖。會議討論了最初集中于“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問題。多數代表同意報告的觀點，認為分散主義最突出的表現是目前存在許多各自為政的“小天地”。這些“小天地”只顧局部利益，不顧整體利益，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不堅決執行中央的統一政策，不嚴格執行國家的統一計劃。當高指標、“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被糾正后，這類分散主義就成了我們前進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因此，必須要大力反對分散主義，加強集中統一。不少代表還舉出分散主義的具體事例。接下來，代表們對分散主義產生的根源展開了討論，而分歧也隨之表現出來。很多人認為是體制上的原因，即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處理不好。他們說，1957年以前，搞一長制，過分強調“條條(中央)”，“塊塊(地方)”摸也摸不得；1958年，又提倡權力下放，“塊塊”的領導加強了，但權力下放太多，“條條”失去了作用。但也有人認為，分散主義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是中央這幾年工作失誤造成的。

會上的爭論表面上是代表們對報告的主旨有不同的意見，實質上是會前人們思想上分歧的充分展現，而這也恰恰達到了毛澤東“集思廣益”的目的。
　　代表們在會上的暢所欲言確實有些出乎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的意料，所以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作進一步修改。毛澤東說，看來，這個稿子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強調，委員會內充分討論，有意見都可以提，貫徹“三不主義”——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但問題決定之后就要遵守。起草委員會實行這個原則，大會也實行這個原則。起草委員會一面在內部對報告充分的討論，一面吸收大會的討論意見，加以修改。毛澤東下決心要充分發揚民主，讓大家把意見都提出來。但前提還在，修改報告過程并不輕松，既要把大家提出的問題都解釋清楚又不能違背“三面紅旗”的宗旨，既要總結經驗教訓又要統一思想。
　　起草委員會以劉少奇牽頭，由21人組成，他們都是中央與地方的“黨政大員”，對問題的認識有高度、深度，說話也有分量。起草委員會的討論從1月17日開始，劉少奇在介紹了毛澤東對修改報告的意見后說，現在首先要討論的是第一個本子可以不可以？反分散主義是不是主要問題？國內形勢要不要重新估計？任務要不要重新提？其實也就是基本上推翻或不推翻的問題。

　　經過討論，去掉了15年趕英國的提法及不切實際的糧食畝產指標，糧食、棉花、鋼鐵、煤炭四大總產指標在原基礎上調低5%左右。彭真在發言時稱，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與中央常委的同志？三五年過渡問題與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鄧小平插言引用了毛主席所說的“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圣人，圣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又接著說，我們對毛主席不是花崗巖也是水成巖，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么高。現在黨內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負面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好處，得不到應有的教訓。1月19日會議上陳伯達稱彭真關于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彭真不得不解釋自己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后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在這次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充分體現了黨的領袖的廣闊胸懷。受其影響，在會議的第二階段，各省委、中央部門與國家機關的領導也作了自我批評，這對于統一思想有積極作用。

　　修改后的報告表示，“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當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門與國務院及其所屬各部門”；“其次要負責的是省一級領導機關”。在講到缺點與錯誤產生的原因時報告指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與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

　　對于非常敏感的“三面紅旗”，起草委員會也認真的討論了。劉少奇一開始就稱，比較難說的是“三面紅旗”，但難說也要說。陳云指出，有些問題只能原則上肯定，有些人認為不具體，還有懷疑，我說公開講，過幾年再說，如人民公社，有懷疑的人允許他懷疑幾年。鄧小平表態，人民公社如果經過試點會更好，既然早產了就應當好好地愛護它，對“早產的孩子”有四種態度：一是不要，這是右派；二是對對付付，不認真；三是拔苗助長，多給豬肉吃，多運動。這三種態度都不對。主席的態度是重視愛護它，想辦法解決問題。四種態度跟哪一種走？當然是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劉少奇基本上也持這種觀點，認為人民公社還是有一點兒“一大二公”，當時不辦也許可能好一點兒。問題是已辦起來了，還是應逐步把它辦好了。周恩來則建議，報告要多說有關人民公社的優越性。

　　對于“大躍進”矯枉過正，會上人們提出的疑問最多。鄧小平認為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躍進，“三面紅旗”就少了一面。劉少奇接著說，“三面紅旗”少了一面不好，還是要提躍進。產量下來了，品種齊全了，質量提高了，還是躍進。今后幾年內我們要在品種、質量、技術方面來個“大躍進”。起草委員會經過討論參照了大會代表的部分意見，最后將“書面報告”中“三面紅旗”是“站得住的”，改為是“正確的”，基本上肯定了“三面紅旗”。

此起草委員會還討論了黨中央犯錯誤的原因與廬山會議的影響，修改稿保持了原報告的框架，但做了較大幅度的調整。“目前形勢和任務”修改后突出地講了“大躍進”以來的成績，總結的成績是十二條，缺點錯誤四條，并增加了基本經驗教訓十六條。教訓的重點講了社會主義建設應注意的問題，同時加寫了“最困難的時期已過去”這一關鍵句子。根據大會的反映與30日下午毛澤東關于加強民主集中制的講話精神，修改報告在反對分散主義前面加寫了加強民主集中制的內容，將第二個問題“關于集中統一”改題為“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集中統一”。報告將發揚民主與反對分散主義統一起來，在各級干部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由于起草委員會領導們的大局觀與戰略眼光，問題基本得到了較為圓滿的解決，在當時“身在廬山中”的情況下，這些認識應說是達到了相當高的理論水平。從一定意義上說，修改后的報告也更符合毛澤東的意圖。因此，24日毛澤東看過報告后立即找到劉少奇、鄧小平談話，明確表示“贊成這個方向”。

　　25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由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修改后的報告稿對幾年來的經驗教訓作了深入分析，但中央認為仍有必要對報告作進一步的說明。在1月27日大會全體會議上，劉少奇把它作為“書面報告”提交大會討論，他只在全體大會上作了口頭報告。這個口頭報告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月26日晚，劉少奇花了一個通宵草擬了提綱，并在大會開始前經過毛澤東與其他常委傳閱同意的。講話長達兩個多小時(毛澤東在其中做了若干插話)，劉少奇從實際出發，順應民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與看法。主要內容有：

　　第一，對當前經濟困難更切合實際的估計。講話指出，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表現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么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減產了，減產數量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少了40%，或還多一點，1962年也難于上升……這種形勢，對于許多同志來說是出乎意料的。兩三年前，我們原以為在農業與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我想要實事求是承認事實就是這樣……顯然，劉少奇的這種估計，對于大家認清形勢是有極大幫助的。第二，指出困難形勢產生的原因。劉少奇在講話中分析：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與工業減產；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與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在這里，劉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農民的說法，認為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對打消廣大干部的思想顧慮，認真總結經驗是極為有利的。第三，全面分析近幾年來的成績與缺點。劉少奇在講話中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與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與成績，比之于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些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此處，毛澤東插話，這種地區也不少)，在那些地區雖然缺點與錯誤可能只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與成績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系，恐怕是三個指頭與七個指頭的關系。還有些地區，缺點與錯誤不只是三個指頭……這種分析在當時來說是能令多數代表所接受的。因為當時經濟形勢很嚴峻，若再套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系很難說得過去。無疑，這對于廣大干部冷靜地思考這幾年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是大有益處的。第四，對“三面紅旗”提出總的看法。劉少奇說，“三面紅旗”是一次試驗，是否正確要經過實踐的檢驗。“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斗。現在有些問題看得不那么清楚，但經過五年、十年后，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進一步作出結論……很明顯，這一觀點比“書面報告”與劉少奇在起草委員會上的講話都進了一步，在當時的情況下，能作出如此透徹的分析，不僅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也透射出高超的智慧，讓人震聾發聵。

上面這些話，今天看起來是很平常，即使從當時來看，也沒有超出劉少奇在1961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范圍，更沒有超出按照毛澤東指示起草與修改的“書面報告”的范圍。那些最刺耳的“天災”、“人禍”的話毛澤東也曾說過，只不過毛澤東認為“人禍”更多地是由于沒有經驗造成的罷了。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時，已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這是后話，會議原定在劉少奇作完報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結束，代表們于31日即可離京。可到29日下午，許多代表反映話還沒說完，弊了一肚子氣。毛澤東在與政治局常委商量后決定延長會期，號召大家發揚民主，“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廣大與會者表示熱烈歡迎，群情高昂。毛澤東提議當晚，各中央局即迅速部署如何開好“出氣會”。1月30日上午，各省召開動員會，要大家打消顧慮，趁熱打鐵，把“氣”出完，重點是對省委的工作提出批評。為了讓大家充分“出氣”，毛澤東親臨大會作了重要講話，特別談到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毛澤東說，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對于建設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這是自由與必然的辯證法。在沒有認識必然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有盲目性的。中國的民主革命經歷了24年后才有了比較正確的認識，現在社會主義建設也必須要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要翻過筋斗，碰了釘子，有了成功與失敗的比較，才能比較主動、比較自由。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是缺經驗啊！

毛澤東誠懇地承認，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新中國還是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與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經過“大躍進”與隨后的三年困難，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與復雜性有了深刻的認識，而不是為“大躍進”缺乏經驗所作的某種開脫。

七、“文革”式批斗對毛澤東“矯枉過正”了嗎？

文革我沒趕上，記得曾被我媽媽抱著，手里揮著小旗子與一大群人上街，然后就睡著了，據我媽媽回憶說，那是慶賀粉碎四人幫的游行。我還記得在一間大房子里，幾個人低著頭，身上掛著大牌子，上面打著大叉，后來我問我媽那是怎么回事，我媽卻說，那不可能是真的，按我出生的年份，我不可能見過這樣的事，這就讓我匪夷所思了，莫不成是我上輩子看見了，現在才回憶出來了？

我小時候對文革的印象是極為負面的，我父母的出生都不好，我爺爺家有過十幾畝魚塘，這在江南就算地主了，在文革中被抄過家，送到鄉下改造。我外公當過四大家族手下一個銀行的高級銀行，外婆是位模范教師，在文革中被稱為“戴上慈母的面具與黨爭奪青年學生”。所以我父母都是極反感文革的，家里也常借些某某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小說與報告文學，每當看電視講到解放前的某某人，我父母就常說，這人到了文革肯定挨整。在我聽來，文革就象十年恐怖時期，要活過文革太玄了。文革就是四人幫想奪權，而毛主席又老糊涂了，還滿腦子封建思想，想當土皇帝，打擊功臣。上大學時，不管什么專業，照例要上哲學，革命史，馬列原理之類的課，不只怎么，教務處給我們班漏開了馬列原理這門課，大家心里都暗暗高興，可是當大學最后一學期來臨，教務處想起來了，但臨時派了一位老師來開一門叫“解放后毛澤東的若干重大決策”的課，那時大家都忙著分配，出國，誰都沒有心思，卻不曾想正是這門課改變了我對毛澤東，對文革的全部看法。首先講的是抗美援朝，這位老師講，抗美援朝的決策，使中國后四十多年的大和平有了保障，建立了中國人鴉片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信心與民族自豪感，并樹立了中國在世界的形象。這以后，陸續講了毛澤東的一些經濟決策，與政治事件的決策，這里主要講講毛澤東對于反右與文革的決策。反右并不象現在宣傳的那樣，是陰謀，而是象毛澤東講的那樣，陽謀。反右與文革的最初的想法，來源于延安時期，當時來延安參觀的民主人士黃炎培，就象毛澤東提過一個周期理論，那就是，歷史上，一個朝代剛剛建立時，都是欣欣向榮，統治階級開明，善于納柬，嚴于律己，但后來卻都因為貪污腐敗而衰敗下去，周而復始，共產黨執政后怎么才能打破這個歷史周期率呢？面對這個大是大非問題，毛澤東思考了一生。反右之初，毛澤東提出的“百家齊鳴，百花齊放”是真誠的，他希望黨外人士能監督執政黨，從而促使黨內的反官僚主義。他的這個想法，在黨內受到了很大阻力，以至于在北京沒有能發表，而是跑到了上海，通過文匯報發表的。而到了后來，形式發生了變化，連毛澤東本人也沒有預料到知識分子的反應會如此強烈，加上黨內的巨大壓力，于是矛頭一轉，開始反右，改造知識分子，不得不說這次運動使毛澤東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徹底失去了信心，從此轉向最底層的工人與農民。文革的起因，也是因為這個周期論。六四、六五年時，黨內的官僚主義已日趨嚴重，大家如果讀過紅墻內外這本書，就該知道，毛澤東當時有一個衛士，后來分到一個勞改農場去工作，在那里見識到了驚心動魄的腐敗景象(當然今天來說算不了什么)，勞改隊的頭頭把犯人當作奴隸，讓他們伺候自己，如有任何的不同意見，他們就會打擊報復，這位衛士把這些事后來全報告了毛澤東，可想而知對他的震動有多大。這不是毛澤東想要建立的中國，要打破這種已形成的官僚與腐敗，只有從下至上發動一場革命，而他本人當時已被架空，于是他利用他的個人威信，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到后來終于失去控制，以至于被文革的受害者---老干部們全盤否定。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之初，這些老干部們并沒有意識到文革是沖著他們來的，在整人時，他們的子女反而比任何人都急于沖到前頭。然而，他們后來都嘗到了老子靠邊甚至被打倒的苦澀滋味。

前不久，我父母來探親，談起文革，說了我很多過去沒有聽到過的事。起因是我老爸在當地圖書館看到一本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書，是香港人寫的，看的津津有味，而后說此書太丑化工人造反派。并回憶起他在文革之初在大學的造反經歷。我極為驚訝，原來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參加造反派，我爸說各地情況不同，上海出身不好的人較多，所以較寬松。據我爸說，文革剛開始時，大家都是很興奮的，尤其是這些出身不好的人，平時被團干部壓制的太多，所以大多都參加了造反派，當然這批人也很快就靠邊站了，不過我爸回憶說，當時他還在各處寫寫文章，并沒有挨斗，因為他不是運動的目標，而且說當時學校工宣隊的工人們人都非常好，加上我爸后來在工廠工作的經歷，他至始至終對工人很有感情。我母親就更離譜了，偽職員出身，卻因為是學樂器的，也去了文藝宣傳隊，向貧下中農宣傳毛澤東思想。記得她講過一個笑話，在某少數民族地區，夏天，他們在表演詩朗誦時，本該說“看，下面是一片紅旗的海洋”，因為臺下都是些光膀子的農民，朗誦者一開玩笑，就念成“看下面是一片赤膊的海洋”，也沒有追究。盡管我祖父母與外祖父母都在文革受了苦，但基本都在文革開頭時。由此可見文革并不是沖著普通人，包括出身不好的普通人來的，但在執行中有的走了樣，使他們受到了傷害。在我看來，文革是一場失敗了的反官僚主義與反腐敗的運動。現在大家都忙著否定文革，有人說要開文革紀念館。可我覺得，最重要的卻應是總結文革的教訓，討論為什么文革會失敗？文革不能簡單說是一場浩劫，有人的利益被侵害，但也有得勢者，而且得勢的是從來就最沒資格談政治的農民與工人。看看現在誰又把這些人放在眼里呢？現在政治是政治家的事，經濟是經濟學家的事，賺錢是商人的事，工人與農民的聲音又在哪里？文革給經濟的影響，前面有網友談過了，我讀過的一些書也提過，工農業增長率約年均7%，并不低，更談不上是災難。文革期間，導彈，衛星，等等都有了巨大飛躍。文革下水了第一艘萬噸輪，盡管鄧小平說這沒什么可吹的，他在法國留學時就見過萬噸輪了，可畢竟是自己造的。現在，哪樣先進一點的東西不要進口，中國人的創造精神已沒有了，因為隨時可以引進，等哪天再被人全面封鎖，不知道該怎么辦。當然，文革的負面作用也是很大的。毛澤東想矯枉過正，就是沒想到會物極必反。比如他強調文藝要為工農服務，結果全中國只有八臺戲在演，以至于老百姓都厭倦了，一看為工農服務的戲就倒胃口，所以現在才子佳人，及宣揚資產階級的文藝到處都有，就是沒有反映工人農民的戲。另外就是毛澤東“鼓勵學生交白卷”，不重視理論知識，并且只送出身好的人上大學，造成了很多人終身的遺憾，國家的知識人才儲備斷層。同時，也造成了另一種物極必反，那就是現在大家都只搞紙上談兵，沒有知識分子再愿“上山下鄉”，即使下基層掛職也寧可走過場了。

中國應鼓勵人們研究文革，并且從各個角度來研究它，這樣才能做到以此為鑒。我的那位老師，因為特殊原因可以接觸到很多未公開的資料，他說，到現在為止，毛澤東全集還出不來，為什么？怕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猜想其中很多言論應是與現在的領導方向相悖的，所以才不敢發表。毛澤東在很多人眼里是獨裁專制的代名詞。當我聽這位老師說，毛澤東曾設想過一種“地方多黨制”，我也很驚訝。也就是說，在共產黨在中央的絕對領導下，在地方允許多黨派共同執政。(具體說法記不清了，大概是這個意思)公開毛澤東的全部資料，應有利于人們正確了解他的思想，與正確評價他發動的各個時期的政治運動。讀過一些美國人寫的較客觀的評價毛澤東的左翼書籍，盡管相比之下讀者不多。此類洋學者往往把毛澤東稱為“民粹主義者，民本主義者”，我認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八、毛澤東時代的住房政策“矯枉過正”了嗎？

面對當今中國不斷高漲的房價，時而有學者懷念毛澤東時代的房子由政府與單位包分配，人人有份。每家只要交很少的的房租給國家就能有自己的住房，這是多么美妙的畫面。可真是今不如昔嗎？一旦得知1978年的城鎮人均住房面積比49年還低，一旦過來人回憶一家數輩幾口人擠在幾平米的小屋里與為爭奪分房名額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的往事，如何才能在看起來美好的制度與并不美妙的現實之間架起必然的橋梁，對于今天的我們又該有怎樣的教訓與啟示？

高房價下難免有人懷念毛澤東時代住房政策：人人有房住，還免費！現在買房每平米不低于5000元，原來是租房，還是福利房好啊！1971年李世凱從工程與民用建筑專業畢業后分配到房屋管理局修建科工作。“就算拆房子也是見縫插針，危房才拆。一切都在計劃控制下，興建小型房屋也是要政府計劃指標的，所以那時建新房很少。”那時沒有消費品市場更沒有房地產市場，所有住宅均由政府建造，然后通過單位租給單位職工。居民還可以提出申請向房管局要房。對那時人們來說，能分到房屋在現在看也是一件美事。在面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由于中央政府掌握了制定計劃與實施調控措施的權力，根據博弈結果，在中央政府決定控制住房建設規模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最優選擇也只能是控制住房建設規模。可見，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近三十年中，住房建設領域一直存在著“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復循環，其實質是中央政府住房建筑計劃與市場需求脫節而出現問題后宏觀控制措施矯枉過正的必然結果。

1978年前的住房制度：城市居民有企事業單位分配福利住房。在新中國的多數城鎮，房子長期以來是單位提供的一項重要福利，福利分房的制度幾乎一直貫穿了整個20世紀的下半葉。有人比喻說那時的單位就像是無所不能的家長，職工是單位的孩子，單位除了是工作與領取工資的地方，還要負責為職工提供一系列的福利，諸如食物的配給、交通補貼等等。在單位提供的諸多福利中，最為人民關注的就是房子。人們非常有秩序地等著排隊分房，用熬來的工齡、資歷職稱等等去換取從小房子到大房子，從筒子樓到單元樓資格沒有其他路可走。“等國家建房、靠組織分房、要單位給房”是毛澤東時代福利分房的典型特征。

1978年前的農村住房：農村居民從集體中分到自己的宅基地。新中國完成土改后，普遍的低婚姻率、生育率與死亡率，促使家庭人口規模不斷擴大。許多家庭原有的住房已不能容納日益增長的人口。集體經濟時期，社員剩余資金的投向主要是房屋。按照當時的地方性規定，村民只要有兩個兒子，就有資格申請得到一塊新的宅基地，家中老宅只留一戶使用。這意味著兩個以上兒子的家庭可以得到更多的宅基地。這種現象的出現由以下幾個因素促成：家庭人口的迅速增長客觀上使原有宅院難以容納，即時分家行為(結婚后短期內分家)又加重了居住的緊張局面，無償獲得宅基地的政策驅使村民追求對公共資源的占用。

福利分房制度的真相：大量居民只能數代同房。1985年普查資料顯示：城鎮居民中缺房戶1054萬，占總數的26.5%，無房戶128萬，占3.2%；不方便戶415萬，占10.5%；擁擠戶511萬，占12.9%。城市居民中，缺房戶754萬戶，占城市戶數的28.8%，縣鎮缺房戶300萬戶，占縣鎮總數的22.1%。1995年武漢有40%居民住房困難，12歲以上的子女與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9%；12歲以上的異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0%；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占4.2%；已婚子女與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廳里放床的占8.6%。

1978年的城市住房真實狀況：人均居住面積比1949年還低。據統計，建國初期我國共有城鎮住房約2.52億平方米，但因年久失修，已多屬危舊房屋。50年代，國家通過基本建設投資建設住房2.43億立方米，60年代投資建設住房3.44億立方米，70年代投資建設住房8.62億立方米，30年合計建設住房14.49億立方米，用于住房建設的投資總計549.79億元。但在同一時期，城鎮居民人口則從1949年的5765萬，激增到1978年的17245萬。30年人均住房投資不足300元，年人均住房投資不足10元。到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積從1949年的4.5平方米下降至3.6平方米，這意味著平均每人在自己的家中只有大約一張床的位置。相比之下，更多的處于平均線以下的居民家庭在住房方面更為窘迫。

城市住房問題的根源：國家對建設資金投入嚴重不足 擠出資金發展重工業。中國推行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目標，與中國當時的資源票賦存在著尖銳的矛盾，為了克服這種矛盾，保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需要一種不同于市場機制的宏觀環境，使資源有利于重工業的發展，而忽視社會公共利益的發展。這些政策目標在國家對住房投資的比重方面就是明證。當時，城鎮的住房建設實行中央與地方兩級管理，住房建設資金相應由中央與地方兩級財政負擔，一直未設專項資金，而是作為一種非生產性投資，附列在基本建設投資之中。由于沒有專門的資金渠道，在強調“先生產后生活”的年代，住房建設資金被不斷擠占。

1978的年的農村住房狀況：人均宅基地面積比不上1957年。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村宅基地制度更接近共有產權，現行農村宅基地制度私有化的內容多些，我們可以進一步從二者制度效果充分比較。從1957年至1977年二十年間，中國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由11.3平方米下降到不足10平方米；而1978年至1998年二十年間，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由10.17平方米增長到23.5平方米。按不變價格計算，1957-1977年，農村人均農業總產值增長43.1%，1978-1998農村人均農業總產值增長1274%，即使考慮經濟增長因素，一正一負也不可比。

農村人均宅基地不升反降的背后真相：土地利用率極低。宅基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后，農村耕地面積持續減少，而同時，農民住房情況并未得到顯著改善，1957年至1977年，耕地面積凈減少1.89億畝，同期城市發展估計占用土地0.39億畝。考慮到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后放松農村自留地管制出現“挖邊”現象并未引發耕地面積大量增加，因此我們也不考慮拋荒的情況，在農村建筑90%以上是住房的前提下，1957-1977年農民人均居住面積從11.3平方米下降到不足10平方米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即土地利用效率越來越低。

國家全包住宅分配的住房制度成立的基本條件：土地全部公有化。計劃經濟的核心在于由中央宏觀決策機構直接調配資源，否定市場機制的作用。毛澤東時代也存在生活資料與生產要素以商品形式的流通，但國家實行嚴格的職工低工資制度、非商業化的金融制度與物價定價制度，多數商品的價格既不反映價值也不反映供求關系。生產資料方面對要素的需求不是通過價格手段得到滿足，而是看是否已被列入國家的供應計劃：生活資料方面受到政府物價部門的嚴格控制，而解決需求的主要辦法之一就是實行憑票供給。對土地則完全否定了它的商品屬性，全面實行與國民經濟發展計劃與建設項目緊密相聯的行政劃撥制度。

住房分配的惡化是政府單方面壟斷土地與住房的結果：在計劃經濟的社會大背景下，我國各級政府的行政手段與企事業的自身決策決定著住房的供給與分配，而不是個人的實際負擔能力與實際需求，完全否認了市場機制對住房的作用。其實質是，傳統的住房保障制度否定了住房的商品屬性，不認為住房是商品，不能進入市場交換，排斥了市場機制對住房資源配置的調控，剝奪了市場機制在住房領域中應發揮的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進而造成了住房市場惡性發展。種種跡象表明，以國家公有住房福利分配、低租金使用甚至無償使用為特征的城鎮住房產權公有制度只會持續造成入不敷出的惡性循環，住房建設不能得到可持續發展，沒有了生產資料與資金的積累，住宅建設發展勢必受到制約。

土地與房產的國有化思路：為實現快速工業化必須犧牲土地私有權。在毛澤東看來，當時中國的農民以及其所從事的農業經濟是“落后的”，“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僅僅在于其廢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業與手工業逐步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但要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為此，毛澤東告誡全黨，與將來的現代化相比，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建設）道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只有快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化，社會主義才能早日建成，近代以來，中國人所追求的國富民強才能實現。基于社會發展的需要而犧牲農民的土地私有權，其實早已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勢所趨。

城市福利分房制度的目標設定：固定城市職工 為快速工業化提供低價勞動力。低成本、高積累的快速經濟增長目標是嵌入于當時社會環境中的一個重要目標，新中國建立之初便確立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戰略。一方面要動用國家的力量，盡力壓低各種要素價格，以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各種要素價格中，人工成本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實行低工資制可以降低生產成本，但低工資的同時要求福利分房；另一方面要借助計劃與行政命令配置資源，以確保稀缺資源能首先滿足重工業部門的發展需要。這一時期的住房分配制度具有“低工資、低租金加補貼、實物配給制”的特征。

農村宅基地分配制度的目標設定：配合城鄉二元體制將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如何能使農業持續不斷地為工業發展提供支撐？在當時特定的時空背景下能給出的最好答案只能是：永遠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活動。 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之間人口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驅使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于是，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控制人口的遷徙與流動。為了將農民牢牢束縛與固定在土地上，國家對農民最重要的生活資料——宅基地推行了無償、無期限與嚴格限制流轉的制度，消滅其商品屬性。

城鎮住房產權公有制度存在的問題：一是住房管理體制效率低，二是資金缺乏導致市場機制陷入惡性循環，三是阻礙住宅業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在計劃經濟的社會大背景下，我國各級政府的行政手段與企事業的自身決策決定著住房的供給與分配，而不是個人的實際負擔能力與實際需求，完全否認了市場機制對住房的作用。其實質是，傳統的住房保障制度否定了住房的商品屬性，不認為住房是商品，不能進入市場交換，排斥了市場機制對住房資源配置的調控，剝奪了市場機制在住房領域中應發揮的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進而造成了住房市場惡性發展。種種跡象表明，以國家公有住房福利分配、低租金使用甚至無償使用為特征的城鎮住房產權公有制度只會持續造成入不敷出的惡性循環，住房建設不能得到可持續發展，沒有了生產資料與資金的積累，住宅建設發展必定會受到制約，住房供需矛盾日益加劇，居民居住水平無法提高。另外，在這種體制下，城鎮住房產權主體利益與產權來源的對應性缺失造成了城鎮住房產權本身也缺乏商品性。一旦職工獲得了住房的使用權，就只能是永久的占有與使用，無法自由在市場上流動。排斥住房的商品屬性，也阻斷了城鎮住房產權的市場交易渠道。

城鎮住房產權公有制度的矛盾性：第一，住房建設集約化與分配公平的矛盾性。現在我國的公有住宅有兩種，分別是“直管公房”與“自管公房”。其中，“直管公房”由政府的下屬部門房管局直接管理；“自管公房”由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建造、分配與管理。對應住房投資一般通過兩種方式：一是依據基本建設投資計劃配套撥付的，二是少量零星安排的住宅投資。顯然，前者只提供給那些新建的單位，而后者往往具有較大的隨意性，那些規模大、級別高、談判能力較強的國有企事業單位才能得到這部分住房。所以，同樣受雇于國有單位的職工住房條件因其受雇單位不同會存在巨大的差別。根據歷史經驗可以直觀地觀察到這種矛盾的體現：中央的政府部門與中央所屬企事業單位職工的住房水平高于地方政府即所所屬企事業單位的水平，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城市住房水平高于內地經濟不發到地區的住房水平，富裕單位的職工住房水平高于貧困單位的水平。所以，單位與政府的博弈結果才是獲得基建項目的關鍵。為此，我國傳統住房保障體制的最大弊端就是以低房租與高補貼形式表現出的實物福利制，以及這種福利在居民之間的分配不公。第二，住房分配行政化與按勞分配的矛盾性。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問題以及單位統包職工住房的歷史原因，造成了不同城市之間、不同地區之間與不同單位之間的住房分配不均，原有體制下各個國有企事業單位雇員的住房條件也是不均衡的。之所以這樣，還是因為政府在對房屋福利分配時沒有貫徹好公平的原則。原有住房體制實行的是住房實物分配福利制度，住房是人人共享的福利，多分多得益。那么必然造成的結果是：一是住房分配以工齡、廠齡與家庭人口數量為主要依據，是嚴重的平均主義，與按勞分配的原則極不相符；二是住房的行政分配制度按照職工的行政級別、職務等非經濟因素，既缺乏科學性也違反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加之社會監督機制的缺失，造成了普遍的尋租傾向，分配不公由此產生。這種制度安排只是給少數人創造了福利，給大眾帶來的卻是大量的分配不公，住房行政性內部分配也給具有分房權的人們提供了大量的腐敗尋租空間。第三，住房租金福利化與維持成本的矛盾性。對于國家來說，不但每年要支出巨額的住宅建設資金，還要付出大量的維修養護資金，以至于國家投資建設的房屋越多，國家的經濟損失也就越多，致使國家財政不堪重負。統計顯示，在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為3.6平方米時，國家與單位需要支付的人均年房租補貼為28.08元。陳云在1980年《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一文中就對巨額的住房建設資金與維修資金的效率產生了擔憂，特別還提到了福利租金與國家補貼必然性。國家與企業投入到住房建設的資金在住房低租金制度下難以得到有效的回收，就連房屋的維修費用也是需要補貼的，形成了“租不養房”的局面。在房改之前，國家與企業每年投入建房的資金為200億元，外加住房維修管理以及給職工發放的住房補貼等總計達到300億元。而分配給職工的住房租金很低，全國平均住房月租金只有0.13元/平方米（按使用面積計算），個別城市的租金個人負擔甚至更低。按照住房成本計算的租金每平方米應在1.5元左右，若按照商品租金計算，每平方米已超過2元。由于房租收入相較于房屋的維修費用似乎是九牛一毛，以至于全國有一半以上的住房失修，危房增多，房屋壽命縮短等狀況出現。最終形成了國家與企業建房越多，支付的維修與管理費用補貼越多的沉重包袱，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也無法讓住房政策既公平又有效率。

總結：第一，住房體制是重工業優先政策失敗后財政無力回填的窟窿。被規定為福利品的住宅本身不僅無利可圖，而且意味著長期的巨大的投入住房建設的國家壟斷并不意味著超額利潤，而是一個重工業優先政策失敗后，國家財政補貼無力回填的窟窿，并且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大。住宅問題并沒有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逃脫消費品的魔咒，相反，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集體消費”的危機同樣是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的不可承受之重。第二，改革前住房領域的失敗是計劃經濟體制運行的必然結果。面對高通脹的壓力，由于中央政府掌握了制定計劃與實施調控措施的權力，根據博弈的結果，在中央政府決定控制住房建設規模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最優選擇也只能是控制住房建設規模。可見，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近三十年中，住房建設領域一直存在著“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復循環，其實質是中央政府住房建筑計劃與市場需求脫節，出現問題后宏觀控制措施矯枉過正，地方政府對住房建設理性選擇的必然結果。第三，改革前分配住房體制造成了職權不同形成的嚴重不平等。修建更多的經濟適用住宅，解決更多人的住宅問題。但出現了許多隨意提高建筑標準、廣建樓堂館所的現象，其建設時間都是在百廢待興、勤儉建國的1950年代。在住房極緊張的重慶、哈爾濱、廣州等城市中，書記院高干樓如雨后春筍。如劉少奇所說：“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也莫過于此！”第四，被忽視的住房商品性與消費資料本質留下了改革空間。從根本上說就是無視住房的商品性，住房沒有被看做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消費資料。傳統住房制度是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體制特征是按高度集中統一的行政性指令性計劃配置社會資源。住房投資建造、分配、消費等應由國家統包統分，將住房當成實物福利分配。

毛澤東時代的住房保障制度實際上是我黨建國之初設計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分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為國家的快速工業化服務。在高積累低享受的政策之下，住房的福利在“公平”的名目之下實際上被大大壓縮了。今天可用自己的收入選擇自己住宅的我們回憶走過的道路，本當洞悉所得所失。

九、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左”右之爭被“矯枉過正”了嗎？

斯大林曾說：“真理在‘左’和右中間。”此話正確，也很精辟。斯大林自己把握得怎樣，姑且不論，但這句話說得確實好。中國的儒家實早有此意。《中庸》謂，執其兩端用其中，《論語》謂，過猶不及。“過”與“不及”亦即“兩端”。“過”與“不及”都不對，“用其中”才對。毛澤東給張聞天的一封信里談及“中庸”問題時說，“‘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亦即認為真理在“左”與右之間。不“左”不右才是真理，是真理則必勝。不“左”不右才“恰當”，“恰當”便會成了主流，占據主導地位。

    懂得真理在“中間”，未必就能把握好立于“中間”；懂得應當反“左”反右，未必能先認準何為“左”右。1950年代搞經濟建設，周恩來主張“既反保守，又反冒進”，亦即既反右，又反“左”，立于“中間”。此為真理。

    反右過頭向“左”偏，反“左”過頭向右偏，此為矯枉過正，歷史上、現實中皆有此偏向。毛澤東言：“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是之謂也。大革命失敗后反右傾錯誤，出了李立三、瞿秋白等“左”傾錯誤；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卻有論者否定解放前反抗階級壓迫的階級斗爭的正義性；表彰了“國軍”的抗戰功績，卻忽視或回避了“國軍”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與腐敗。

    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謬誤，反右、反“左”過了頭就會離開“中間”走向對面。過猶不及，不能過。君不見多少政治運動因照此辦理而釀成禍亂？郭沫若對矯枉問題發表過持平之論：“在我認為，答復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們不能因為世間上有一種歪曲流行，而另外還他一個相反的歪曲，矯枉不宜過正，矯枉而過正，那便有悖于實事求是的精神。”說的多好！李瑞環同志更明確講過：“只能站在正確的立場上反對錯誤的東西，而不能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左”。

    反“左”反右，就應像郭老與李瑞環說的那樣，矯枉不過正，實事求是。反“左”反右，如何對癥下藥，最根本的是四個字：實事求是。“左”與右，總是與實事求是對立著，那么，就用實事求是去做“左”與右的克星。這四個字，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左”與右，或冒進，或保守，或過激，或不及，皆脫離實際，皆背離實事求是。但從歷史上看，“左”往往比右與實事求是的距離更遠些。李德指揮紅軍蠻干，毛澤東諷其：不知道人是要吃飯的，轉移是要走路的，子彈是可以打死人的（大意）。如此不顧常識，可見與實事求是的距離之遙遠。延安整風解決“左”的思想根源，武器便是“實事求是”四個字，樹立的也是這四個字。1943年，毛澤東曾為延安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小平同志撥亂反正，重舉實事求是之旗，遂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新路。改革開放3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曾受過“左”與右的干擾，主要是“左”，同時也有右。“左”與右的發生，說到底都是因為背離了實事求是的正確思想路線。

    反“左”反右，藥方是實事求是，但施用此藥方又談何容易！在馬恩列斯中，毛澤東最喜讀列寧的書，他覺得列寧的書好讀，管用。在反“左”反右問題上，他推崇列寧的兩本書：《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與《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他曾把這兩本書推薦給彭德懷。先給了“兩個策略”，他在書上用鉛筆給彭寫了一句話：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就不會犯右傾錯誤。后來在給彭“‘左’派幼稚病”時，又在書上寫了一句話：“你看了以前送你的那一本書，叫作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這是多么清醒的認識！有個傳聞，說毛澤東長征時左右衣兜里各裝一本書，一邊裝著《共產黨宣言》，一邊裝著 “‘左’派幼稚病”，后一本是專門對付王明的。這個傳聞雖未必準確，但也有幾分道理。從邏輯上說，王明老是拿馬列說事兒，毛澤東要想“以牙還牙”，搬出列寧是很自然的。

    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路線必須改革，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都是這樣認為的。但兩人的改革思路有重大差異。據親歷會談過程的蘇聯記者歐福欽回憶，會談時，戈說，應用推土機把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系推平，改革才能前進。小平同志回答說：“現在我們和您正行駛在一條鄉間小路，也就是計劃經濟。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被車軋平了。而右邊有一條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從現在這條路轉向那條路。為了能轉過去，必須牢牢掌握方向盤，而您建議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將汽車從這條道路轉向另外一條呢？”

    戈爾巴喬夫的“把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系推平”的改革思路，與鄧小平的改革思路相距甚大，所以他也批評了趙紫陽這位當年的蘇共式走資派。

鄧小平時代搞市場經濟，一度曾被極左分子判定為走右的道路。在他們眼里，只有計劃經濟那條鄉間小路才是正路。然而，不走鄉間小路，走高速公路，這是小平同志的選擇，且他走路的方向感極強，認為走高速公路時不能不注意方向。這表明，第一，中國必須走市場經濟的高速公路，第二，這是一條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高速公路。總之，鄧小平為我們設計了一條既不“左”也不右的路。

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一錘定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包括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兩個時期都不能否定。如此強調“兩個不能否定”，不僅符合歷史的本來面貌，符合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相統一的要求，更是站在政治、現實高度思考解決歷史問題得出的科學論斷。這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所具有的高超的政治洞察能力、政治智慧與政治定力。

十、小結

誠如毛澤東打過的一個比方：要把一棵向右偏的歪脖樹扶正，首先卻不得不把樹頭向左拉過來并堅持一段時間，然后放手才有可能使樹頭回到理想的“中庸”位置。歷史的波浪式前進與螺旋式上升的基本原理亦然，適度的“矯枉過正”符合唯物辯證法，“矯枉”是目的而“過正”是手段，前者不容置疑而后者適可而止。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癡，古今中外哪個黨派從無失誤記錄？只有傳說中的某種神靈是“全知全能”永不犯錯的，只要是人就會有誤判，“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又有點像開車，絕對的不左不右是不現實的，不斷打方向盤矯正才是常態。我黨歷史上的“左傾”或“右傾”也都是難免的，適可而止及時矯正就行了。

來源：昆侖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