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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輝：如何取得中美貿易談判的最終勝利？

點擊：  作者：余云輝    來源： 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0-03-02 10:17:44

 

 

我們需要看清中美貿易協議條款背后的真正含義及其對中國的長遠影響。中美貿易協定主要涉及三大領域：知識產權保護、轉基因產品進口、金融市場開放，劍指中國的三大要害：中國的工業化與技術現代化、農業安全與種族安全、財富分配與經濟主權。中國產業界、金融界和有關政府部門應該認真評估中美貿易協議的嚴重后果，制定出相應的應對之策，并運用于后續的中美談判與博弈之中。

 

具體建議如下：

 

一、 關于總體策略

 

1、應明確新時期中美關系的政治性質

 

誰把中國當作敵人？誰把中國當作朋友？這是談判的首要問題。

 

美國把中國作為戰略伙伴還是作為戰略對手？這是確定中國對美談判策略的政治前提。決定中美關系敵友性質的主導權不在中國手中，而在美國手中。目前美國已把中國列為頭號戰略對手，把中國的政治經濟制度視為重要威脅，甚至把中國共產黨視為當代美國的“核心威脅”（蓬佩奧語）。美國不斷加強中國周邊的軍事部署，并在臺灣、南海和西藏等問題上侵犯中國主權、挑戰中美之間的政治底線。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對待美國霸權主義的歷史經驗表明，敢于斗爭才能求得生存與發展，妥協投降只能加速自我滅亡。這是因為：敢于斗爭才能凝聚國內人民的力量，才能建立起國際統一戰線；妥協投降只能飲鴆止渴，結果是政治丟分、民心喪失、加速瓦解，更難以形成國際統一戰線。當美國已經按下全面圍剿中國的按鈕，中美關系的性質就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美關系再也回不到從前”（基辛格語）。從現在開始，中美之間的任何談判都將成為當年朝鮮板門店談判的繼續，而不是慶功酒會的開始。在新時期處理中美關系方面，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和戰略判斷，放棄幻想，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

 

2、應明確中國的核心經濟利益

 

在中美貿易談判中，中國應該堅守三大經濟底線：（1）美國不得阻礙中國的科技進步與工業現代化；（2）美國不得威脅中國的農業安全與種族安全；（3）美國不得威脅中國的金融主權和金融安全。中國的上述要求必須作為中美談判的原則提出來，并在有關協議文本中得到體現。

 

3、應強調群眾路線和依法治國

 

中美貿易談判的結果涉及中國各行各業的生產生活。針對美國提出的各項要求，應該組織國內有關專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專家除外）參與討論和評估，應該傾聽國內行業專家和企業家的意見和建議。中方談判團隊成員不可能是三百六十行的通才專家。中方談判代表應該走群眾路線。

 

在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成果之后，必須把談判結果提交全國人大專業委員會審議。全國人大應該保留可推翻中美政府之間簽訂協議的權力。這既有利于在國際舞臺上展現依法治國精神，也有利于增強中方談判的主動性，并對美國的漫天要價形成有效的約束。

 

全國人大專業委員會應該提議審查2020年1月15日簽訂的中美貿易協議，并保留否決權。

 

二、關于知識產權與科學技術

 

在下一階段中美貿易談判中，中方應該向美方提出以下的要求：

 

1、美國政府不得通過干預或暗示等方式，阻止美國理工科高校與科研機構招收中國留學生和科研人員，不得阻擾中美民間的科技文化交流。中國也承諾給予美國留學生和科研人員同等待遇。

 

2、中方應向美方提出：相互尊重彼此的經濟制度和企業制度是雙方經貿合作的政治前提。中國承認美國公司選擇資本主義企業制度的合法性，并許可其進入中國市場開展投資與貿易活動；同樣，美國也必須承認中國公司選擇社會主義企業制度的合法性，并許可其進入美國市場開展投資與貿易活動。美方不得限制中方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公司在美國的投資活動。

 

如果美國限制中國的公有制企業進入美國市場，那么中國也可以限制美國的私有制企業進入中國市場。

 

3、美國應該許可中國資本在美國開展科技領域的直接投資活動。美國要求中國開放資本市場，相應地，中國也應該要求美國開放技術與投資市場。中國公司在美國通過正常的商業投資活動所獲得的技術和專利應得到保護，并擁有自主的處置權。雙方應該就科技發展與資本投入達成共識，即資本投入是科技進步的物質基礎，美國不應該限制中國資本以促進科技發展為目標的直接投資或股權投資。中國承諾給予美國在華企業同等待遇。

 

如果美國限制中國公司進入其高科技領域進行投資與貿易，那么中國也應該對等地限制美國公司進入中國金融市場。

 

中國持有的美元不應該只能購買美國指定的產品，如美國國債和轉基因產品，還應該可以購買中國需要的高科技產品、技術專利和科技公司股權，以滿足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需求。否則，中國可以選擇不開放金融市場、不出口稀土資源等，也可以拒絕美國的電子與軟件產品進入中國市場。

 

在中美貿易談判中，中國不僅要追求協議文本的形式上平衡，而且要追求經濟利益上的實質性平衡。

 

三、關于轉基因產品進口

 

2月14日，中央提出“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轉基因產品事關人民健康和種族安全，屬于生物安全的重要內容。因此，在轉基因產品進口方面，中國應該堅持以人民健康為中心、以第三方安全評估為手段，對轉基因產品的進口實行嚴格把關。

 

1、由國家衛健委牽頭（而不是農業農村部）組織中國科學院、軍事科學院、國家疾控中心等部門的專家，成立“國家轉基因產品安全評估委員會”，對轉基因產品的成分、毒性及其環境影響進行跟蹤研究和評估。同時，為了使美方信服評估結果，中方可以聘請國際第三方研究機構的科學家團隊（比如俄羅斯、法國、德國的科學家團隊），分別研究和評估美國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及其環境影響。經研究評估合格，方可由國家衛健委授權農業農村部向美國頒發該品類轉基因產品的進口許可。

 

為了保持客觀、公正和制衡，中國農業農村部不得參與轉基因產品的各項評估。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評估只能由“國家轉基因產品安全評估委員會”具體負責。

 

2、在第三方國家的評估結果出來之前，如果美國急于對華出口轉基因產品，那么美國轉基因種子供應商、除草劑供應商、轉基因產品生產商以及貿易商，必須與中國消費者組織簽訂“轉基因產品安全承諾協議書”，并在協議書中約定：如果中國消費者食用、使用該品類轉基因產品而產生健康危害和環境危害，上述機構必須承擔全部責任并賠償相應的經濟損失。中美貿易協議必須增加此項執行性條款。

 

3、在美國轉基因產品安全評估報告完成之前，為了履行中國對美國做出的進口農產品金額承諾，中國可以向美國進口相同金額的非轉基因農產品。由于美國非轉基因農產品價格比較高，中國進口美國非轉基因農產品，不僅有利于促進美國農產品結構的調整，而且有利于推動中國有機生態農業的發展，有利于保護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

 

中國選擇進口美國的有機產品而不是低價的轉基因產品，這將有利于提升國內農產品的價格，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村就業。非轉基因產品可以減少城鎮居民疾病，減輕國家和家庭的醫療費用支出。因此，相比而言，食用非轉基因產品的綜合成本相對更加便宜。

 

中國具有生產非轉基因農產品的傳統農業優勢，而美國只有生產轉基因農產品的化學農業優勢，因此中國應該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規避劣勢。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農業的安全。只要中國禁止轉基因產品和除草劑，并且只進口國外非轉基因產品，那么中國農業就可以重新回歸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上，這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

 

4、在國內，必須對轉基因產品、轉基因產品的深加工產品、食用轉基因飼料的動物產品實行強制性標識。轉基因產品與非轉基因產品的性質不同、功能不同、生產成本也不同。如果沒有實行強制性標識，就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轉基因產品將會淘汰非轉基因產品。通過制定轉基因產品和非轉基因產品的強制性標識制度，可以為非轉基因產品預留出市場發展空間，減輕進口轉基因產品對國內農業的沖擊，同時維護城鄉消費者的知情權。

 

第四、關于金融開放

 

金融是政府調節國民經濟的統御工具，金融開放意味著經濟統治權的分享。金融的有限開放，意味著經濟統治權的有限分享；金融的全面開放，意味著經濟統治權的全面分享，也意味著經濟金融可能全面失控。一旦美國把中國鎖定為戰略對手，中國的金融開放政策就成為美國最喜歡、最得心應手的殺傷性武器。

 

近年來各地政府允許私人資本發展民間金融，已經造成數以萬億的損失。央行、銀監會和各級政府正在收拾殘局。這一被動局面是金融決策者始料不及的。這個教訓很深刻，而且就在眼前。美國金融機構歸屬于美國資本，美國資本就是私人資本。如果中國全面對外開放金融，全面放行美國私人資本，未來可能造成更大的損失，局面可能更加難以控制。美國金融機構是由美國私人資本所控制，他們在南美、東歐、俄羅斯、東南亞等地策劃制造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利用危機洗劫財富“剪羊毛”，可謂劣跡斑斑，但各國政府對他們卻無可奈何，因為美國私人金融資本背后站立著美國政府和美軍。因此，在中美貿易協議簽訂之后，中國金融監管者必須認真應對美國的金融攻勢。

 

1、必須堅持金融開放的有限性原則。因為金融是政府調節宏觀經濟的重要工具，同時還因為，在人民幣尚未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和國際結算貨幣的前提下，外匯儲備的有限性天然地決定著金融開放的有限性，所以中國金融必須堅持有限開放原則。

 

金融開放的有限性原則主要體現在：（1）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的數量必須有限制；（2）其金融投資的外匯額度、管理資產的規模必須有限制；（3）其經營范圍和投資品種必須有限制。

 

中美貿易協議沒有體現中國金融開放的有限性原則。中國需要在未來中美談判和協議執行過程中體現這一原則。

 

2、在協議執行過程中，中國政府應該根據美國政府批準同意中國金融機構進入美國市場的時間進度、牌照類型、牌照數量來控制美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的節奏。換言之，中國應該根據美方給予中方多少金融牌照、批準了什么類型的金融牌照、批準了哪些業務范圍，中國政府據此相應地、對等地核準美國金融機構在華的金融準入許可。美國不得限制中國國有控股金融機構進入美國市場，否則，中國也可以限制美國私人資本控股的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如果美國對在美的中資機構設置經營障礙、實施無理處罰，中國也應該對在華的美資機構做出對等反擊。中美之間在金融機構的準入數量、金融牌照類型、經營范圍、非歧視約定等方面必須對等，并形成相互約束。

 

2020年4月1日開始，中國金融監管部門應該根據這一原則來處理和執行美國金融機構的準入問題。

 

在中國金融機構對等取得美國金融市場的相應金融牌照之后，可以設立相應的金融機構、組織國際化的業務團隊、開展相關的金融業務。國家資本和國內企業可以委托在美的中資金融機構開展投資活動，用好國家外匯儲備（在此，美方不得限制中方資本開展工業與科技領域的投資就顯得尤其重要）。

 

3、央行（包括外匯管理局）、財政部、銀保監會、證監會應該聯合組建“國家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聯席會議制度”（簡稱“國家金融安全聯席會議”），負責組織相關領域的專家共同研究銀行、保險、證券、期貨等領域對外開放的安全邊界和壓力極限，并建立相應的金融量化模型，制訂維護金融安全的預案與對策。各個金融管理部門制定的對外開放政策、核準外資金融牌照等事項，必須經由“國家金融安全聯席會議”討論通過，“國家金融安全聯席會議”具有一票否決權。

 

在外匯儲備有限的前提下，中國需要高度重視資本市場開放對外匯儲備的沖擊。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會把美元兌換為人民幣，并轉換為各類人民幣資產。外資的人民幣資產及其盈利最終都將兌換成美元回流境外。國際金融資本一旦進入回流周期，將會對國家的外匯儲備形成沖擊。如果外資在國內股票市場、債券市場、衍生品市場、不良資產市場、房地產市場制造泡沫并獲得巨大盈利，那么將對國家的外匯儲備形成巨大沖擊。根據中美貿易協議，中國政府使用匯率工具調節國際資本流動必須與美國政府協商，這使得中國政府事實上喪失了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和主導權。一旦外資金融機構利用某些政治事件、軍事事件或公共安全事件在國內外聯手發動金融攻擊，將會造成嚴重的匯兌危機，甚至會導致匯率崩盤。因此，應該盡快恢復外資投資中國資本市場的額度控制，并把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等資本流動通道統一納入外資投資的額度控制之中。

 

在全面許可外資金融機構參與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情況下，“國家金融安全聯席會議”應該要求中國證監會及時抑制國內各類金融交易所所謂“做大做強”和本位主義的利益沖動，必須嚴格限制各類金融衍生品的發展，特別應該限制股指期貨和股票期權的發展。對于那些可能威脅資本市場穩定和國家金融安全的金融衍生產品必須盡快終止交易。

 

資本市場應該服務于實體經濟，而不應該服務于短期資本的投機交易。資本市場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一點應該向德國學習。

 

4、“國家金融安全聯席會議”應該定期分析對外經濟數據，評估金融安全，并建議中央和國務院適時調整財政金融政策和對外經貿政策。

 

美國要求中國全面公開對外經濟數據，包括每月外匯儲備和遠期頭寸數據、國際收支金融賬戶的子項數據（包括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等），以及每季度貨物與服務進出口情況。這些關鍵數據與實體企業的生產經營沒有直接關聯，但是對于策劃事件、發動戰爭、制造動亂、制裁經濟、制造危機、攻擊金融卻有著重大意義。由此可見，美國在部署一個系統而龐大的羅網，并靜候收網的時機。在特朗普挑起中美貿易戰之后，美國金融家索羅斯撰文稱贊特朗普的對華政策非常正確，代表的是美國資本集團的意見，并聲稱：“我對打敗當下中國的興趣，超過了對美國的國家利益的關心”。美國政府圍剿中國的戰略轉向與華爾街金融集團進攻中國的決心已經高度一致。

 

面對日益嚴峻的國際政治經濟局面，中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應該要比美國政府更為重視中國宏觀經濟數據的變動趨勢，并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及時調整內外經濟政策。當前的當務之急應該是：避免一切激進的對外開放政策，提高未來危急時刻外匯儲備的流動性保障能力；同時，借助人民幣的資本化功能和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功能，迅速降低行業龍頭企業的負債率和地方政府的負債率；嚴格控制政府財政支出和財政赤字，優化國家整體的資產負債表，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抗風險能力。

 

美國已經把中國列為國家戰略對手。只有練好經濟內功，提高國家免疫力，繼續推進真正的工業化和科技現代化，全力保障農業安全和人民健康，積極消除各類經濟金融的風險隱患，全面打造“國家極限生存能力”，才能在不遠的將來有效抵御美國的立體化攻擊。

 

2020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