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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正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認識中的折中主義和資本中心理念

點擊：5185  作者：紫虬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0-02-26 08:20:10

 

【摘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中，以馬恩列毛為代表的經典理論煥發出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同時，在理論認識中脫離實踐，二元論之上的折中主義有八個方面：一，混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本質。二，淡化直至脫離資本和勞動軸心，折中公、私所有制矛盾。三，平列各生產要素，最終質變分配制度。四，平列價值規律和效用價值論，放棄勞動價值論的指導，否定兩者的對立統一性。五，將市場經濟中性化，實際上是永恒真理化，抹殺資本主義屬性。六，混淆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和初級階段理論的階段策略性。七，對全球化兩重性分析不足。八，采用以物為中心的資本主義計量體系，缺乏以人的幸福為中心的社會主義計量指標。二元化之上的折中主義否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矛盾的普遍性，用矛盾轉化的可能性否認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實踐上聽任新自由主義長驅直入。資本中心理念善于用馬克思主義外衣喬裝，經濟理論界存在的不同立場說明，存在決定意識規律的剛性。在反擊社資市場經濟折中主義和資本中心理念上，習近平帶領全黨不斷做出撥亂反正。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在探索適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生產力中，長期發揮了世界經濟引擎作用，其深度和廣度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空前，黨領導的勞動階級為主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不斷增強了國力。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中，一方面，以馬恩列毛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在新的社會矛盾中煥發了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相對而言，因理論偏差指導的錯誤實踐也在一定階段、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理論總結總體滯后。

 

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西方庸俗經濟學和修正主義在歪曲剩余價值理論上結為同盟軍，歪曲的方法形形色色。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危害最大的，是用社會主義不可知論，中斷全黨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規律的實踐認識螺旋鏈，虛無建國后歷史，產生唯有在西方庸俗經濟學的指導下，才能發展生產力的錯覺。這種傾向的認識特點，是用折中主義和實用主義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而一些持機會主義態度的錯誤理論，脫離實踐，以理論創新、與時俱進的姿態曲解馬克思主義，助長了建立在二元論上的折中主義，造成長期的思想混亂，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探索，帶來負面影響。以筆者有限的視野角度，可以觀察到八個方面：

 

一，混淆以至割裂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本質。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消滅階級。根本任務是手段，本質是目標。把根本任務說成是本質，就割裂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處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上陷入二元論（詳見《帶著問題學原著：改革開放中的二元論矛盾及其克服》），實踐上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了后門。例如，我國私有經濟存量占優并主導部分領域的形成，就是在理論上片面理解生產力標準下取得“合法性”的。試圖用私有制來解決勞動和勞動資料、成果緊密結合，在探索企業運行規律上，理論上是錯誤的，實踐上有悖于勞動者主體，在解決企業活力問題上卯不對榫。（詳見《中國企業活力的規律是私有化嗎？》）

 

二，在所有制方面，淡化直至脫離資本和勞動這個“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依以旋轉的軸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1972年版269頁)，調和、折中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一方面，在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后，國企和聯合勞動企業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以“現代”企業制度為名，復制馬克思時代就存在的股份、證券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企業運行機制，離開剩余價值理論指導，用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和實現形式的理論，混淆股份制的社會性，即生產的社會性和變革后剩余價值公有的社會性；混淆按勞分配的工人合作工廠和按資分配的普通股份制；混淆公有股份或工人聯合股份的“積極揚棄”與股份制自身的缺點、矛盾（詳見《股份制實踐中兩重性的審視與問題對策》）。從而放棄階級分析，照搬西方資產階級產權理論，培育了“冰棍理論”、“靚女快嫁”等錯誤觀點，為大規模私有化擊鼓吹號。十五大以來，國有控股企業所有者權益占比由1998年的68%降至約三分之一，絕對值增長倍數4.65倍，相對2000年后貨幣發行量M2增長的12.32倍，很難確定實際增長，而同期私營工業企業所有者權益增長達190倍，出現了有悖于憲法的私有經濟存量主體和主導一些領域現象。（下表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整理）

 

 

三，在認識新的生產要素時，接受西方庸俗經濟學全要素觀點，平列各生產要素，最終質變分配制度。理論上流行的一種傾向是：原則上肯定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一元論觀點，抽象肯定按勞分配主體，但是在具體的論證以及所謂“理論創新”中，虛化、否定按勞分配主體：或者把活勞動降為全要素中的子元素，喪失主體地位；或者擴大勞動外延，加入物化勞動、資本、土地等非勞動生產要素；或者割裂內容和形式，認為分配形式不能等同于分配制度等等，不一而足，其共性是在肯定各生產要素的作用和必要性時，淡化了活勞動的決定性意義，背離剩余價值論，用遮遮掩掩的二元論抹去資本主義經濟性質。

 

錯誤的理論必然導致錯誤的實踐，這種傾向合乎邏輯地助長了私有化，泡沫化按勞分配主體。實踐上以培育生產要素市場為名，重新培育了近代以來空前龐大的雇傭勞動市場，完成了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主體易位演變，私有經濟雇傭了“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中國經濟網-《經濟日報》2020年02月03日《共克時艱莫忘為中小企業雪中送炭》），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產生了嚴重的實踐對立。人們不能容忍下崗國企工人和農民工成為城市底層貧民，勞動階級附庸化，但對其根源資本和勞動的二元化理論卻毫無察覺。

 

四，在配置資源上，把剩余價值理論為核心的勞動價值論所指導、調節的價值規律，和西方庸俗經濟學的效用價值論以平列的方式二元化，放棄勞動價值論的指導地位，否定兩者的對立統一性。特別是在宏觀理論上，迷信不可能實現的市場“自動均衡”及其“看不見的手”，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中，鼓勵和放縱盲目和社會浪費；迷信只說繁榮，不講衰退的選擇性“市場資源配置最優”，從而形成市場宗教。

 

在運用價值規律上，自從馬克思在《資本論》提出縝密的剩余價值論體系以來，列寧、毛澤東在實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捍衛了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在《資本論》和不同的文章中，從不同角度論及了價值規律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特征與矛盾：

 

1，  剩余價值的產生過程“完全符合商品交換的規律”即價值規律。

 

2，  只要存在雇傭勞動制度，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的“等價交換”就與占有剩余勞動的剝削存在著形式與內容的對立。馬克思指出：

 

“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終符合商品交換的規律，資本家總是購買勞動力，工人總是出賣勞動力，甚至還可以假定這種交易是按勞動力的實際價值進行的；那末很明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基礎的占有規律或私有權規律，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辯證法轉變為自己的直接對立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639頁）

 

3，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又指出，在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社會主義階段，“顯然，這里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04頁），即依然是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而不是蘇聯、中國共產黨內曾經主張并實踐失敗的取消商品經濟的極左傾向。

 

4，  在社會主義階段，“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04頁）；指出了價值規律等價交換背后的弊端。

 

5，  馬克思揭露了資產階級經濟學以商品等價交換形式對勞動價值的背離，對雇傭勞動制度體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粉飾：

 

“庸俗經濟學家根本想不到，實際的日常的交換關系和價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馬克思致路·庫路曼（1868年7月11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581頁）

 

毛澤東把馬克思的主張中國化。毛澤東不僅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更是從中國商品經濟落后的實際出發，一方面根據要求在工農業公有制不同形式和主體條件下，大力發展商品經濟：

 

“現在商品經濟還是不夠，商品有大發展的余地，要大搞，要超過自給部分。中國是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應該有個廣大的發展。商品交換不但是城鄉之間，還有間，還有對外省的交換”（《毛澤東年譜》，1959年2月23日）

 

毛澤東批評了“割資本主義尾巴“，”還是留一點吧！割尾巴，那還不割出血來，還能不疼？”（《王震傳》編寫組，觀察者轉自中華網，2013-11-13，https://www.guancha.cn/ZhongHuaWang/2013_11_13_185329_s.shtml），把帶有資產階級法權的價值規律看作偉大學校，以發展生產力；另一方面，對于三大差別、商品制度等實際上的不公平，在晚年提出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毛澤東年譜》，1975年2月18日）。毛澤東指出：

 

“現在要利用這個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毛澤東年譜》，1958年11月9日）

 

馬恩列毛的這些主張和西方庸俗經濟學排斥勞動價值的價格函數，供求關系、邊際理論及其引發的競爭是截然不同的。毛澤東說限制商品經濟、價值規律中的資產階級法權，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用勞動價值論分析，干預供求、競爭關系，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對雇傭勞動市場必須要把握的底線，但是市場宗教對于馬克思主義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或者陌生，或者無視。價格和需求互為因果等盲目、混亂觀點充斥于經濟領域和理論界，助長著生產的盲目性和兩極分化。

 

五，在對市場經濟性質的判斷上，將市場經濟抽象化、中性化，實際上是永恒真理化，抹殺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屬性。調和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把市場法則不加分析地當做社、資通用的抽象法則、或者當做現代資本主義的積極因素而盲目崇拜。（參見《抽象的“市場經濟”是潛伏危機的烏托邦》）因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存在，用因噎廢食的態度全盤否定計劃手段，污名化計劃經濟，否定或貶低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市場自由化中，近年以互聯網金融創新改革等名義出現了全社會性高利貸或龐氏集資騙局與泡沫。這些市場自由化的資本中心、利潤至上原則，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中，作為醫、患的公敵，得到一次明顯暴露。其消極性受到人民群眾的反對，在新自由主義觀念長期盤踞的學商官的一些領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醒悟。

 

六，在經濟指導理論上，存在著把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和初級階段理論的階段策略性相混淆的傾向。這種傾向教條地理解馬克思的“兩個絕不會”，認識滯后于信息化時代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沖擊，在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時，不能及時重視以先進的企業家為首的廣大勞動階級在科技和生產力創新的同時，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上的創新。在認識作為全球經濟引擎的中國經濟自身時，低估了用計劃手段干預市場盲目性的重要優勢。有些觀點原則上同意探索公有制創新，但在工人階級創新實踐面前，又習慣用原有全民、大集體等有限視野做出評判，評頭論足，葉公好龍。華為、海爾等一批明星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發展起來，不僅在生產力而且在生產關系上不斷創新，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對于直接威脅帝國主義美國，引起其舉國打壓的華為，理論界對其從社、資矛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角度理論總結滯后。而在經濟和社會運行中一些部門把改善民生不自覺地轉向以資本中心，如在公共服務領域嚴格控制公立醫院，向私人資本傾斜的舉措，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反對。

 

七，對全球化兩重性分析不足。用“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的單方受惠心態，認識對外開放，實質是否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矛盾的普遍性和不可調和性。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在強調全球化產業鏈代表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必要性時，對壟斷資本全球化掠奪和貿易壁壘的兩手政策缺乏警惕；對待美國兩黨兩院代表的壟斷資本從吮吸巨額利潤到全面一致遏華，對糧食、金融、科技研發、品牌戰略、生產供應鏈等方面的風險防范不足，時常處于被動。例如以產業鏈等各種理由，在生物科學危及糧食、健康命脈方面，在自來水、鹽等事關人民扼喉生計的合資經營方面；在金融單方面開放方面；在迷信市場換技術，“造不如買”方面；在品牌反圍獵方面等等，缺乏警覺，缺乏華為“備胎”式長遠戰略，承受了與世界經濟引擎不對應的國家經濟安全上的被動。

 

八，采用以物為中心的資本主義計量體系，缺乏以人的幸福為中心的社會主義計量指標。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通過勞動價值創造更多更好的使用價值和精神財富；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是創造更多剩余價值，兩者是截然不同的體系。按照資本中心，GDP指標服務于記錄資本集中、壟斷，脫離生產趨勢中的經濟規模，混淆生產性收入和非生產性收入，內在地鼓勵社會經濟去實向虛。例如驅動貨幣超發，恒定通貨膨脹趨勢，以利于資本剝奪社會財富；鼓勵破壞環境；一些資本中心理論批評馬克思主義歧視服務業，以掩護家族基金會等私人金融資本攫取社會財富。

 

思想認識上的二元化的特點是否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矛盾的普遍性，否定資本和勞動矛盾的普遍性，最常見的傾向是，用新時代、新實踐出現的非本質特征取代社資矛盾的本質特征，回避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原則，用矛盾轉化的可能性否認矛盾的不可調和性，表現了典型的折中主義。這種思想上的折中調和，反映在實踐、認識中，就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變成大門洞開，聽任新自由主義長驅直入。列寧指出：

 

“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最容易欺騙群眾，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趨勢、一切相互矛盾的影響等等，但實際上并沒有對社會發展過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列寧選集》第3卷127頁）

 

我們揭露折中主義，是因為只有在清晰把握社資矛盾中，才能汲取資本主義制度中的一切積極成果，才能在對立統一中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正確的態度被片面理解“不爭論”和“斗爭擴大化”或污名化為“守舊”所否定，只能在矛盾長期積累，經歷曲折后，依托社會實踐結果，用問題導向，矛盾分析來解決，并在實踐中做出新的理論總結。十八大以來這個條件逐步具備。

 

資本中心理念的喬裝。長期以來宣傳極端市場化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近期發文，稱改革尚在半途，全文八條獻策居然幾乎全是政治改革內容，反映了其“經濟學科學”的圖窮匕見。吳先生所主張的“現代市場經濟”，一如既往地反映了一種吳氏話術，如在其曾經的國有經濟“有進有退”主張下，欲擒故縱，國企占比大幅度萎縮；這次則改頭換面為“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的干預”，釜底抽薪，吳先生認為：“國有經濟的規模仍然很大，而且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保持著政府賦予的行政壟斷權力”，意圖對其所說“占據制高點”的幸存公有經濟進行最后一擊。這不禁讓人想起了1990年夏季戈爾巴喬夫在講話中強調的相同口吻：“國家所有制的壟斷性獨占性的統治是造成蘇聯經濟危機狀況的主要原因”。吳先生還善于聲東擊西，以人民痛恨的特權權貴為靶子，掩飾資本主義性質市場經濟的陰暗面在人民生活中的無惡不作，以平息民怨；還習慣以局部性“市場失靈”提法粉飾資本主義市場的周期性潛在危機，以“規則基礎上運轉”粉飾市場經濟的盲目性，擅長描繪市場自動均衡的海市蜃樓。總而言之，只要對照市場經濟的客觀效果，看清吳先生觀點中老練的馬克思主義裝飾技巧，分辨他的資本中心體系、立場，并不困難。

 

我國自九十年代開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以來，在不斷探索的宏觀調控手段下，雖然沒有出現經濟危機，但是產能過剩與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銳，2015年底開始，在習近平倡導下，實施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舉措，近年來提出的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以及穩健的貨幣政策等，多為針對市場自由的計劃性質手段，以此構成反周期舉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長期形成的深層次矛盾構成的新常態，成為經濟形勢長期向好的阻力。總之，在運用價格體系，競爭機制，周期分析，遵循價值規律等工具時，正視自由市場盲目性的社會生產方式浪費，客觀評價市場配置資源效率，深入總結十九大指出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中的具體內容，總結在汲取資本主義一切積極成果中的沉沒成本，才是全面的。總結以往，可以斷定，如果不正確對待效用價值理論的引導，商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尖銳化，必然令產能過剩與需求不足的矛盾，兩極分化、人民相對貧困的矛盾兩大矛盾的不斷加劇。這個現實和可能性與折中主義及二元論理論的因果聯系，是需要正視的。

 

經濟理論界存在的不同立場說明，存在決定意識規律的剛性。在反擊社資市場經濟折中主義和資本中心理念的喬妝上，習近平代表黨和人民的立場，不斷做出撥亂反正。針對有些人抓住“兩個毫不動搖”做私有化文章，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學集體學習中提出新的兩個不能動搖：

 

“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

 

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方面，習近平提出：

 

“要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為我們在新時期總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指出了方向。

 

（本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系列文章之二，之一是（《抽象的“市場經濟”是潛伏危機的烏托邦——兼與某學者同志商榷》），之三主要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在實踐中斗爭轉化的總結，其后續醞釀文章為學習習近平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探索中的撥亂反正和團結藝術，待續）

 

202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