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尹國明：疫情正走向失控，日韓為何不會抄中國作業，原因在此！

點擊：  作者：尹國明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20-02-25 09:44:53

 

 

      日本和韓國的冠狀病毒疫情已經表現出失控的危險，或者說已經踏進失控的旋流之中。

   

      截止到2月24日上午，韓國累計確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763例。

   

      比累計感染者總人數更能說明形勢嚴峻程度的，是最近幾天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攀升趨勢，一周內增加700多例，2月18日確診病例才31例，僅22日一天，韓國就新增229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今天是24日，比23日晚公告的數據602例，僅半天多時間就增加了161例，很有可能感染人數又創新高。

   

      有報道稱，韓國疫情最嚴重的是韓國第四大城市——大邱市及其鄰近的慶尚北道，形成局部社區的爆發式增長。

   

      韓國政府宣布疫情進入嚴重局面，疫情防控措施也上升至最高級別，但似乎為時已晚。

   

      日本截止到2月23日21點20分的數據是累計確診838例，含郵輪上的患者691例。如果不考慮鉆石公主號的新冠患者，暫時還沒有出現韓國那樣急性爬坡的爆發式增長，但這只是表象，日本的情況比韓國也好不到哪來去，甚至更嚴重。與韓國政府對待疫情的透明化政策不同，日本政府跟韓國政府采取了一場完全不同的應對策略。日本政府表現的很懈怠，更準確一點說，日本政府在使用一系列的手段掩蓋疫情的嚴重性。

   

      首先是提高新冠病情的接診標準。日本政府規定，連續四天發燒37.5度以上的，可以打電話咨詢所在地的保健所，然后保健所會推薦去制訂醫院進行檢查，否則不給檢查，孕婦和高齡者可以縮短為兩天。日本的這個騷操作目的很明顯，那就是盡最大可能縮小檢測范圍，把大量疑似患者阻擋在醫療系統和數據報表之外，反正不能確診為冠狀病毒感染的患者，日本政府就認為不存在。

 

  

      現在日本各地就有許多人在發聲：“家人得了肺炎，希望做新型冠狀病毒檢測，但卻被醫療機構拒絕了。”

 

 

 

      比如就有病人家屬反映，他大兒子得了肺炎，連續發燒咳嗽，今天已經是第六天了。后來去看了醫生，去了保健所，強烈要求做新冠肺炎檢測，但被強硬的拒絕，給出的理由是不在檢測范圍內，現在的檢測對象標準是：1、最近有出國經歷或與陽性患者接觸過的人。2、醫生判斷為肺炎已經很嚴重必須要做檢測的人。

     

      還有患者反映，他的醫生幫他向保健所申請做新冠肺炎檢測，被拒絕，理由是只能轉為重癥再來找他。這個病人無奈的感慨：“這樣的話，我要是感染了還傳給別人，可不怪我”。

 

  

      還有孕婦咳嗽發燒也不給檢測的。

 

 

 

      日本有人反映，現在日本的保健所根本不給普通人做新冠肺炎的檢測。13900多通電話中，能夠轉接到對應門診的只有500通，而且很多人親自去了也被拒之門外。

 

 

 

      日本網民猜測，該不會是政府給給這些醫療機構下達了命令了，不讓各機構擅自檢測。

   

      我們旁觀者更清，這還用猜嗎？肯定是這樣的啊。

   

      日本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很多網民都上網抱怨和求助，但是又有什么辦法呢？而且，日本的這種情況并不是個別地區，而是從日本政府就開始是這個態度。也有相對好的，日本北海道對疫情更為重視，也更加透明，所以北海道報出的新冠病例就比較多，已經18例，而人口密集的大阪只宣布有1例。

 

 

 

      日本政府這么做，媒體的監督去哪了？別看日本是媒體表面上是實行了自由化，日本的很多主流媒體，大事面前，可是跟日本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很少爆政府負面消息，倒是花了不少時間對中國的抗擊疫情抹黑。越是自由化的媒體關鍵時刻越是講紀律，美國是這樣，日本也是這樣。

 

 

 

      不難想象，如果日本媒體對日本政府的懈怠和隱瞞行為，敢于揭露，日本政府也不敢這么冒天下之大不韙。至于日本媒體這么做的原因和美國的媒體一樣，本人在前幾天的文章中分析過。

   

      中國網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在于，疫情初期發生在武漢的很多被證明導致疫情加重的錯誤及失誤，為什么又在日本和韓國身上又重演了一邊。武漢當時是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病毒，而韓國和日本有中國的事情在先，經驗甚至教訓都是現成的，因新病毒的不確定性因素對疫情防控的影響已經可忽略不計，理論上完全可以吸取中國抗擊疫情的經驗以及教訓，就是抄作業，也不至于再出現疫情失控的局面。這真像網友說的，中國的武漢因為閉卷考試有很多錯題，那多少還有得解釋；而日本和韓國完全是開卷考試，還考成這個樣子，把武漢的錯誤幾乎重犯了一遍，這怎么解釋？

   

      中國網民不能理解日本和韓國的原因，其實還有一個，那就是長期以來，他們對韓日的印象是來自中國媒體（包括自媒體，以下同）的灌輸。在他們的印象中，日本和韓國都是發達國家，又實行所謂的西方體制，所以他們印象中日本和韓國政府的官員在人民監督之下有錯誤就會擔責，所以不敢懈怠瀆職。

   

      只是他們不知道，他們平時對日本和韓國的印象，只是經過媒體加工制造的日本和韓國，已經過濾到很多不利的信息，并且突出了很多正面的信息?？偪吹接行┤苏f，中國的媒體對國外報憂不報喜，但因為大量市場化媒體的存在，其實整體上正好相反，是報喜的多，報憂的少，對中國國內的報道，則正好又相反，報憂的多，報喜的少。正面典型無人問津，負面事例大炒特炒。至于原因，參考本人以前的文章，在此不贅。

   

      真實的日本、韓國就是現在的這個樣子，是明知道中國這里有正確答案，開卷考試還是要考成不及格的樣子。

   

      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不光是日本、韓國，就是澳大利亞、美國，還有歐洲，面對重大災難和重大疫情，也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

   

      別看美國現在公開承認的新冠肺炎病例只有25人，但這是不是真實的數字，大有蹊蹺。反正美國已經有一名昵稱為“Dr. PaulCottrell（保羅·科特雷爾博士）”的博主發視頻稱，據CDC內部線人的消息，美國目前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已經超過1000例，數量比公開數據多幾十倍，為了維持社會穩定，CDC在故意隱瞞實情。不少網友也對他的觀點給予信賴，視他為“吹哨人”。

   

      至于近日日本朝日電視臺報道稱“美國1.4萬名因流感致死的人中部分可能死于新冠肺炎”， 2月23日美國疾控中心（CDC）的回應是，到目前為止，CDC沒有證據支持日本朝日電視臺的相關猜測。這個答復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堅決，因此存疑。

   

      而美國被揭露之前就有疫情當中隱瞞疫情真實情況的前科。

   

      一位在中國生活了近20年的意大利裔美國人馬意駿（Mario Cavolo）在社交媒體上撰寫題為《各位，有點兒不對勁：對比美國2009年的H1N1病毒和中國2020年的冠狀病毒》的文章引起不少網友關注。文章開篇就給出了一組2009年美國暴發的甲型H1N1流感事件的數據：2009年，美國暴發甲型H1N1流感，公開的數據是導致6000萬人感染，至少18449人死亡。但這一全球大流行的流感最終造成的結果遠超這一數字：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2012年最終統計，甲型H1N1流感死亡人數接近30萬人。在這一嚴峻事實面前，美國花了六個月才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這些數據都揭示了一個事實，美國號稱擁有全球最發達的醫療系統，但面對疫情，美國的做法也就那么回事。

   

      讓中國網民困惑不已的問題，其實答案很簡單，不是日本和韓國政府看不到中國政府的努力，也并非不知道正確答案是什么，而是他們沒法抄，抄不了。

   

      中國網民心中認為正常的政府行動，比如為了抗擊疫情，對千萬數量級人口的武漢采取封城措施，在日本和韓國政府那里，就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想都不敢想。

   

      這還真是妥妥的體制問題。

   

      中國網民以為武漢抗擊疫情前半程的整體表現是屬于整體不及格的那部分，是中國處理疫情的下限。但其實，中國的這個下限，卻是日本和韓國各級政府處理疫情無法達到的上限。

   

      日本和韓國政府并非不想在疫情初期就把問題扼殺在萌芽狀態。但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就是另一回事。

   

      事實是，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政府，他們是真的做不到，所以武漢市很多處置疫情過程中飽受批評和質疑的錯誤，在日本和韓國又上演了一遍，而且還不僅僅是簡單的重復，還有重復基礎上的發揮。

   

      武漢市因為疫情已經比較嚴重，還舉行萬人宴和春節聯歡等公共聚集活動，這被普遍的認為是一個不能容忍的失誤；但在日本，明知道疫情已經來襲，馬拉松和祭奠等大規模公共聚集活動照常進行，天皇壽宴也沒耽誤。

   

      與日本政府的消極處理方式不同，韓國政府態度要積極的多，但無奈韓國有民眾不配合啊。22日，在韓國已經出現新冠病毒的超級傳播現象之后，首爾市長已經宣布禁止大規模集會活動，但當天上午還是出現大規模的集會，組織者稱禁令毫無根據，他們手持韓美國旗，高唱韓國國歌，該怎么玩還怎么玩。據稱，這次的集會者主要來源地大邱，就是韓國疫情最嚴重的的兩個地區之一，距離首爾230公里，來回一趟經過半個韓國。

   

      這種事發生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韓國，這就是正常的。

   

      因為組織集會的是韓國反對派，他們才不會為了疫情考慮，那是臺上政黨考慮的事情。黨派之爭重于一切，黨派利益高于一切。組織者明知道疫情的嚴重程度還要組織那么多人跨越那么遠的距離到首都去搞一場大規模公共聚集，當然也不能排除其目的之一就是讓事態無法控制，這樣才能打擊文在寅政府。

   

      面對大災和疫情，不同政治力量之間，不能放下政見和利益之爭，不能統一認識和協調行動，共同處理疫情，還要拆臺，各級政府以及歸屬不同黨派執政的地區步調不一，代價當然是韓國人民的健康受到更大威脅以及韓國整體利益遭受更大損失。

   

      你說這不是體制問題又是什么？

   

      日本呢，是剛好相反。在臺上執政的政治力量，隱瞞疫情嚴重程度，這里面既有擔心奧運會會受影響的考慮，也有經濟利益因素的考慮。  

   

      日本和韓國的區別是，韓國在臺上的是相對左翼的政黨，而日本正在執政的是極右翼的政黨。這里所指的左翼和右翼，只是在資本能夠容忍的政黨黨派里面所做的細化，區別大約類似于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大家差別本來也不大，都不會跟資本對著干，但相對而言，左翼更關心民眾利益，右翼更關心資本利益。

   

      再以韓國為例，韓國右翼，更親資本，也更親美。文在寅在政治上和盧武鉉接近，被視為盧武鉉政治理念和路線的繼承人，這一支力量是不被美國看好的，因為雖然沒有能力撼動美國在韓國的利益，但還是時不時要給美國添點堵。現在的韓國總統文在寅執行的大約就是沒有盧武鉉的盧武鉉路線，當然，因為前面有盧武鉉的前車之鑒，文在寅手段沒盧武鉉那么硬朗，畢竟命要緊啊。但即便如此，美國早就對文在寅不滿了，2019年就以“文在寅政權”代稱韓國政府，這是對文在寅的一次嚴重警告。

   

      韓國相對左翼的黨派執政，所以也相對韓國的右翼黨派更在意民眾的健康，這本來是韓國民眾的幸運，但是被右翼裹挾的民眾并不買賬，所以就有了韓國左翼的首爾市長勸返韓國右翼組織的集會因而圍攻的事情發生。

   

      日本右翼執政，所以更看重奧運會和背后資本的利益。奧運會先前投入那么多，一旦因為病情嚴重并公開導致奧運會不能舉辦，那政府和資本的前期投入和損失誰來彌補？

   

      相比較而言，韓國的左翼政府已經做的相當不錯了，至少沒有隱瞞疫情，一天兩次發布疫情最新情況，也及時采取了一些措施。

   

      和日本的右翼政府相比，文在寅政府簡直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朵白蓮花了。

   

      西方體制的國家，還有一個因素不能忽視。因為資本至上，所以一切都被金錢衡量，包括人命在內。大災大疫面前，救不救，怎么救，必須要考慮成本問題。像中國這樣，為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為了人民的健康，做到了不惜代價，對一座上千萬人口的城市進行封城，疫情形勢嚴峻時，為防疫情擴散，整個國家都在行動起來，進行隔離與封閉管理以減少人口流動，整個國家的經濟都一段時間內基本為之停擺，讓整個國家的生產經營處于一個維持最低運轉的狀態，大量的工礦企業也是在疫情明顯可控之后，才開始大規模復工的，服務業很多到現在都還在為抗擊疫情做出犧牲，這些在西方體制的國家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你查查整個近現代史，這樣的先例有幾個？

   

      西方體制的國家實行這樣的邏輯，太正常了。

   

      這樣的邏輯不只是出現在這次疫情中。在澳洲的大火，在美國的災害中，這樣的邏輯經常可以看得到。

  

      中國人不理解外國出現森林火災之后，那么長時間內都滅不到，這在中國是同樣不可想象的。

   

      中國一旦出現森林火災，無論有多難，代價有多大，也要爭取在最短的時間內撲滅。

   

      澳洲大火，燒了那么久，政客該休假休假，給人感覺并不著急。

   

      這種事要是發生在中國，那輿論早就沸騰了。

   

      拋去其他因素不說，在國外，無論是火災預防，還是疾病預防，都要考慮一個成本問題。

   

      預防火災，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這些投入是發生在公眾看不見的地方，又費錢又沒有政績，費用預算還要經過一次次的辯論，很費勁，又不能用來做競選時的宣傳，那誰還愿意去干這么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預防疾病也是同理。

   

      至于事后的滅火和治病，同樣都是要考慮成本的，考慮的是眼前的成本，至于長遠的和全局的成本與代價，那誰管？

   

      中國雖然搞了很多年的市場經濟，但在一些領域，還是非市場的原則在發揮重要作用。

   

      比如高鐵建設，不惜成本鋪遍全國，人口稀少的西部地方，也沒有被忽略。經濟相對落后的中部地區，高鐵發達程度不輸給東部地區。這在西方國家就不可想象，用西方經濟學也是沒法解釋的，具體項目的投入怎么可能不考慮產出和收益呢？只算小賬不算大帳，至于全國一盤棋，那就更不用想了，舉國體制那都是西方反對和詆毀的事情，所以高鐵大規模建設，既不會在西方國家出現，也不被中國的西方經濟學者理解。

   

      再比如，中國的電力和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幾乎做到了所有有村莊的地方就有覆蓋。在西部的山區，建設成本比東部的平原地區不知道高了多少，有時候投資幾百萬給山區的一個村子拉條線，靠收那點電費多少年也無法回收。

   

      這些事情誰在做？當然是被主流媒體罵來罵去的國企在做。

   

      這次抗擊疫情，明知道有危險，還是從全國各地動員和組織了幾萬名醫護人員去武漢和湖北，大規?？鐓^域的醫療資源調配，也是靠市場機制解決不了的。雖然，中國從近年來我國公立醫院與民營醫院數量來看，私立醫院數量快速增長，公立醫院數受到了很大控制，五年間減少了1364個， 2013年全國公立醫院數13396個，比私立醫院數多2083個，到2015年私立醫院數量迅速反超公立醫院當年公立醫院，到2018年末，全國私立醫院20977個，比公立醫院多出8945個。但還是要慶幸，目前中國最好的醫療資源還是公立醫院。因此，疫情一發生，第一時間戰斗在戰疫第一線的，也是公立醫院的醫生護士。

   

      這些都是中國的體制因素在起作用。這里的體制是指新中國創建者建立的公有體制和動員機制。

   

      像韓國和日本的政府，去哪找這么多資源調用到抗擊疫情上面。

   

      中國可以在短短時間內就在武漢建起了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你讓日本的和韓國的政府如何能做到？

   

      一旦疫情嚴重到一定程度，醫療體系崩潰，那西方體制的短板就會暴露的更明顯。

   

      韓國政府很著急，韓國人民不著急。日本人民很著急，日本政府不著急，那只是表象。

   

      背后還是體制原因。

   

      疫情面前，是人民的健康至上，還是黨派利益至上、資本利益至上。這個選擇題，在中國直到現在，還不成為一個問題。但是在西方體制的國家，這就是一個必須面對、而又無法跨越的問題。

   

      相對左翼的韓國政府選擇了人民健康優先，但是政治對手不這么認為，韓國的財閥不認同，民眾也不可能被動員起來，執行力度就大打折扣，還是不能避免疫情嚴重、失控。

  

      極右翼的日本政府選擇了經濟考量優先，資本控制的媒體站在日本政府這邊，報喜不報憂，只有部分民眾著急又有何用？

   

      還有一個因素，是政府在社會中的定位和作用的差異，也決定了西方體制的國家無法抄中國的作業。

   

      在西方經濟和政治理論里，雖然各種理論觀點不同，但有一個共同之處，政府被視為是惡的，是維持社會運行而不得不容忍的一個存在，因此，政府的角色被設定在“守夜人”，對社會的干預能力抑制到最低，更多的資源不在政府而在資本手里，所謂的小政府大社會，本質就是政府弱勢資本強勢。所謂的把政府關在籠子里，給資本更大自由，資本掌握著籠子的鑰匙。

   

      所以有人總結，西方政府是有限政府，而中國的是無限政府。有限政府那就當然只承擔有限責任了。

   

      西方體制的政黨組織作為選舉型政黨，最主要的任務是參加選舉贏得選舉，體系建設也是著眼于這個任務而設，沒有可以延伸到最底層的動員和組織體系（西方的宗教會有），這種選舉型組織是很松散的，很多成員可以跳來跳去，因為本身的綱領就差別不大。所以動員能力也是極為有限的。像中國這樣，一旦最高層作出決定，那么從各級政府一直到最基層自治組織，都會迅速動員起來。

   

      西方為什么一直執著于要中國進行政改，心里是非常忌憚這套體制的動員和組織能力的。

   

      應對疫情，其實沒有什么好辦法，基本措施就是控制人員流動，切斷傳染源，集中強制隔離收治。

   

      中國采用戰時動員機制應對疫情，那效率自然是最高的。

   

      別看一時間好像成本很高，但能夠通過這種方式把疫情快速撲滅，代價又是最低的。

   

      大規模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挑戰著政府應急管理與反應機制，其實也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一場大考。國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就是國家動員和組織能力。

   

      效率如何，這次疫情雖然還沒有完全結束，但其實已經有了答案。

   

      綜合以上分析，中國對西方的體制優勢表現在：有一個強大的領導核心，關鍵時候黨員沖在前面；有自上而下的組織和動員體系，能夠把最高的決策貫徹到最基層，到達每一個社區、每一個村莊；公有制（國有制）還有相當的實力，政府還有強大的資源調配能力；有一支強大聽指揮的軍隊，危機時刻總是能出現在最需要出現的地方；有世界上最有覺悟最有集體意識的人民，關鍵時候不給添亂......。

   

      有沒有問題？當然有。最需一提的是中國的一些市場化媒體，對負面消息熱情似火，對謠言趨之若鶩，對正面信息視而不見，對辟謠非常不上心，添了不少亂。

   

      中國的體制也有其他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世界上就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和機制，而且不如人意的地方，并非是體制自身的因素造成，恰恰是一些去體制化的結果（此處只能點到為止）。沒有對比，很多人可能會跟著一些資本化媒體，以為西方的體制如何美妙，中國的體制如何糟糕。

   

      我們不是在用比爛的方式來求得安慰，不是有句話是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嗎？那就要做最好的自己，通過這場疫情，克服西方（指政治意義的西方）崇拜論，總結什么是我們該堅持的，什么是我們該放棄的。

   

      一場疫情下來，很多從西方傳來的經驗，并沒有發生積極的作用，真正依靠的還是新中國創建的那些機制和辦法。

   

      所以要感謝新中國的創建者，特別要感謝那位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