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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這位歷史巨人為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人民永遠懷念他。我最早接觸毛澤東同志，是在1927年。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然而往事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下面的文字是記敘我近五十年來同毛澤東同志的直接接觸以及從中得到的啟迪和教誨，以此作為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的紀念。

在黑暗中點燃了希望的火炬

1927年8月，我所在的瀏陽工農義勇隊因沒有趕上南昌起義，暫時駐在江西銅鼓。縣委派我隨省委秘密交通員一起到南昌，向江西省委請示部隊下一步如何行動。九月中旬，我從省委趕回團部時，感到團里的氣氛有些異樣。團黨委的同志高興地告訴我：毛委員已經從安源到了這里，以他為書記的黨的前敵委員會經過縝密部署，統一領導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湖南平江、瀏陽和鄂南崇陽、通城的農民武裝以及安源煤礦的工人武裝共約五千人，勝利地舉行了舉世聞名、震撼全國的秋收起義。讓我趕緊把省委的意見向毛委員報告。

　　我聽到這個消息感到非常振奮，并渴望盡快見到毛澤東。當我走進毛澤東住處的時候，他健步迎上來，親切地拉著我的手。毛澤東身材修長，一身布衣布褲，目光炯炯，鎮定自若，細心地聽我的匯報。我說：我在南昌見到了江西省委書記汪澤楷(后為托陳取消派，同陳獨秀、彭述之一起被開除黨籍)，還見到了劉士奇(湖南人，曾任吉安特委書記，后遭張國燾殺害)。汪說，寧岡有一支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武裝，要我們的隊伍往西朝寧岡方向走。我把江西省委的密信以及剩下的組織上給我的盤纏錢都交給了毛澤東。他聽完匯報，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會兒，接著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對我講：你一路辛苦了，先休息去吧。

　　毛澤東等領導的秋收起義，是繼“八一”南昌起義后，我黨領導的工農革命武裝在革命低潮時期向國民黨反動派發起的又一次有力反擊。在攻打長沙的戰斗中，因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各路起義軍先后遭到嚴重挫折。9月19日，前敵委員會在瀏陽縣文家市舉行會議，討論進軍方向問題。在這個關乎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表現出一位戰略家的遠見卓識。他堅決反對少數同志提出的繼續攻打大城市的錯誤主張，認為在當時情況下這樣做是很不適當的，并明確指出，在敵強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敵人重兵把守的情況下，起義部隊應當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轉移，在那里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發展和壯大革命武裝，前敵委員會多數同志擁護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九月下旬，起義部隊在毛澤東率領下離開文家市，朝西南向湘贛邊界轉移。

創建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在當時，究竟把革命根據地建在哪里，事關重大。毛澤東調查了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湖北南部的整個羅霄山脈，認為北段不如中段可進可守，且北段離政治都會太近；南段雖地勢比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中段地勢好，黨的組織、群眾基礎等方面也比較好，而且遠離大城市，敵人的統治力量比其他地方薄弱，江西省又沒有正規的地方部隊。毛澤東確認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是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好地方。同時還了解到此地有袁文才部(汪澤楷講的寧岡有一支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就是指袁部)和王佐部兩支革命武裝。袁部駐在井岡山下的茅坪一帶，袁本人是共產黨員，袁部已建立黨的組織。王佐部駐在井岡山腹地。各有幾百人，六十余支槍。參加袁、王部隊的，都是當地的貧苦農民，不少人在大革命時期就受到過黨的影響，他們同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豪紳階級有深刻的矛盾，有很強的反抗精神。這兩支部隊，專打土豪劣紳，劫富濟貧，不侵犯群眾利益，比較守紀律，受到當地老百姓的擁護。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時候，他們還掩護過避難的共產黨員。這兩支部隊特別是王佐部的問題是，由于長年住在山區，缺乏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模糊，存在著濃厚的綠林習氣和一些封建落后的東西。

　　在寧岡古城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建議對袁、王二部采取爭取、團結、改造的方針，并首先加強袁文才部黨的力量和政治工作，通過袁部爭取團結王佐部。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在這樣一個關系到我們能否在井岡山站住腳的問題上，毛澤東又一次作出了正確的決策。

　　毛澤東親自對袁文才、王佐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向他們詳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提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應袁、王的請求先后派出幾批干部，到他們部隊擔任連、排以上干部，幫助進行政治軍事訓練，并給了他們一部分槍。此時，袁文才、王佐部各有兩個營，每營兩個連(后擴充為三個連)。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派到袁、王部隊工作的，曾任連黨代表、團宣傳科干事等。蔡協民、何長工已先期被派到袁文才、王佐部，擔任團的黨代表，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我們在毛澤東和團黨委的親自指導下，積極開展部隊的政治工作。在連隊發展政治覺悟高的士兵和基層干部入黨，做到每個班都有黨員，每個連都有黨的支部。還開設政治課和文化課，講解工農紅軍的性質和任務，宣傳為勞苦大眾求解放的思想，幫助文盲識字，提高戰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還組織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平等、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公布伙食帳目，禁止打罵士兵等，使袁、王部原來的一些不良習氣慢慢得到了改變。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袁文才、王佐部都成為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很有戰斗力的工農革命武裝。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軍余部，在發動湘南起義后，到達井岡山。朱德和毛澤東兩軍會師，使我們的武裝從原來的二千人增加到一萬多人，大大增加了井岡山根據地的革命力量。

　　在井岡山，由于以毛澤東、朱德為首的黨的領導集團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深入發動群眾，我們不斷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粉碎了敵人的幾次軍事“圍剿”，打擊了國民黨駐江西的反動武裝力量，使革命根據地不斷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反動派驚恐不安，指令湘贛兩省的敵人于1928年12月用重兵對井岡山發動軍事“圍剿”，同時實行經濟封鎖。

　　面對敵人的反復“進剿”和嚴密封鎖，毛澤東等研究后認為：在當時的情下，如果死守井岡山，恐難持久，為保存革命力量，堅持長期斗爭，由一部分主力紅軍守山，大部分主力紅軍打出去，到敵人后方發展新的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等共同商定：彭德懷、滕代遠率一部分兵力(包括王佐部)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包括袁文才部)向閩粵贛邊轉移，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這是一次重要要的戰略轉移，是在客觀分析當時敵我雙方實際情況后作出的正確決策。此時，我找到毛澤東，請求隨部隊下山，他開始同意了。后來，因有些同志也要求下山，毛澤東才對我講：要求下山的人多了，這就不好辦了，山上也需要一部分同志留守堅持，任務也是艱巨的，你也不要走了吧。我便留了下來。

　　毛澤東親自領導的秋收起義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勝利這條道路的起點。實踐證明，毛澤東決定上井岡山偉大，后決定分兵下井岡山同樣偉大。當時的中國是由數個帝國主義國家控制的半殖民地，他們在中國培植各自的勢力，互相之間有矛盾，我們就有可能利用這些矛盾，在黨和群眾的基礎比較好、敵人統治又比較薄弱的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毛澤東選擇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地區建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在新的情況下，毛澤東審時度勢，又決定分一部分紅軍主力下山向外發展，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也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的創舉，是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典范。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后，我黨還領導建立了贛西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湘贛等革命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多在幾省的邊界地區，它們的建立、鞏固和發展也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

撥正航向，使紅軍在長征中擺脫困境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出發長征。蔣介石得知紅軍轉移，即調集數十萬大軍，設置層層封鎖線，對我軍進行圍追堵截，企圖全殲我軍。而我們大搬家式的行軍，隊伍臃腫累贅，速度緩慢，沿途處處被動挨打。此時，由于毛澤東受到排擠，在王明錯誤路線影響下，李德堅持錯誤的軍事指揮，我軍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才短短三個月，便已折損過半。在這危難的時刻，毛澤東極力主張放棄原定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薄弱的貴州方向前進，以甩掉等候在湘西的十幾萬敵軍，擺脫困境。中央政治局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使我軍有了轉機，接連攻占貴州南部的許多縣城，于1934年底到達烏江南岸。1935年1月舉行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最為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批判了造成嚴重后果的錯誤軍事路線；選舉張聞天為總書記，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著，在行軍途中，又組成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這是中國革命的重大轉折。從此，毛澤東親自領導紅一方面軍展開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后退的運動戰，仗打得機動靈活，出奇制勝，使敵人對我們的去向捉摸不定，紅軍開始掌握了作戰的主動權。

整編部隊，提高戰斗力，保護老同志

　　遵義會議后，紅軍廣大指戰員精神為之一振，個個信心堅定，士氣高昂。我們這些參加過五次反“圍剿”斗爭的人對此體會更加深切。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斗爭，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采取了正確的作戰方針，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取得了殲敵七萬多人的偉大勝利。第四次反“圍剿”斗爭時，王明路線開始統治黨中央，但還沒有控制紅軍領導機關，中央紅軍在周恩來、朱德等指揮下，繼續按照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作戰，仍然取得了粉碎敵人“圍剿”的勝利。到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由于李德(德國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等積極推行王明路線，拒絕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提出了“御敵于國門之外”、“寸土不讓”等不符合當時敵我情況的錯誤口號，在戰略戰術方面采取所謂“短促突擊”，進行以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與敵人拼消耗，使紅軍苦戰一年仍不能打破敵人的“圍剿”，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得不突圍長征。在中央蘇區，在王明等人散布的“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等論調的影響下，我們不少同志在開始的時候總認為共產國際要比中國共產黨的水平高，從共產國際回來的洋包子比國內的土包子強。后來，大家從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鮮明對比中，逐漸認識到上述看法是一種盲目性。從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中，深深認識到毛澤東軍事路線的正確和錯誤軍事路線的危害。撤銷李德等人的軍事指揮權，紅軍重新由毛澤東等指揮，這是全黨全軍企盼已久的事，此訊傳來，我們都竭誠擁護，由衷地感到高興。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親自領導了對部隊的整編，精簡不必要的輜重和非戰斗人員，充實戰斗部隊，紅軍的戰斗力大大加強。對原來編在軍委縱隊休養連的一些老同志也分別作了安排。一次，毛澤東把陳賡和我找去，對我們說：“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四老年紀都大了，行軍、作戰時要很好地照顧和保護他們。林、謝二老已安排到別的單位，中央決定把董、徐二老安排到干部團。這是一項特殊任務，你們一定要把二老保護和照顧好，出了問題唯你們是問。”毛澤東這幾句話，滲透著對老同志的深切關懷。干部團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對董、徐二老都十分尊敬、關心和愛戴，在當時的條件下盡心盡力保護和照顧好他們。

　　紅軍干部團是長征出發前由中央根據地的四所紅軍干部學校合并而成的，陳賡任團長，我任政治委員。主要任務是警衛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并負責儲備、培訓和為部隊輸送干部，必要時也參加一些戰斗。1935年1月底，一渡赤水前，彭德懷、楊尚昆率三軍團在貴州赤水河畔的土城與敵四川王牌軍遭遇，后期命我干部團參戰，統歸三軍團指揮。這是一場惡仗，我團傷亡百余人，令人十分痛惜。我就此事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我說：“干部團的學員是從部隊擇優選調的，都是連、排以上干部，培養一個干部不容易，這樣使用代價太大了。”毛澤東聽后心情沉重，惋惜地說：“對啊，對干部團的學員用是要用的，但這樣用不行，以后要注意。”

出敵不意，指揮全軍巧渡金沙江

　　我紅軍三渡赤水后，敵人向川南集中，企圖堵截我們同四方面軍會合，毛澤東出敵不意，突然改變了渡長江與四方面軍會合的計劃，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當紅軍主力渡過烏江后，為了迷惑敵人，虛張聲勢，佯攻貴陽，掉轉頭又直逼昆明。在向云南進軍的路上，毛澤東時常同干部團一起行動。毛澤東宏圖大略，胸有成竹，任它風塵仆仆，陰雨綿綿，甚或風雷滾滾，大雨滂沱，他總是那樣穩健，那樣從容不迫，真是“勝似閑庭信步”。一天，他騎馬在雨中徐徐而行，對陳賡和我講：現在，我們已把敵人的主力吸引到了貴陽和昆明，便于我們采取突然行動，火速搶占金沙江渡口，以便全軍渡過金沙江，把敵人甩得遠遠的。說著，他對天氣表現出憂慮，說這幾天的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漲，怕是影響我們渡江哩!
　　我們知道毛澤東關于甩掉敵軍，搶渡金沙江、大渡河同四方面軍會合，共同北上抗日的戰略意圖后，非常振奮。正如毛澤東預料的，此時，國民黨反動派已集中七十個團以上的兵力向我追擊，而金沙江兩岸卻布兵不多，顯得空虛。毛澤東、周恩來等親自研究渡江計劃，并親自進行指揮。我干部團接到從中路迅速搶占皎平渡并架橋的命令。為加強領導，總參謀長劉伯承擔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揮干部團。伯承同志親自隨我團三營一起行動。三營先遣連機智神速地搶占了皎平渡。接著，為掩護部隊渡江，又成功地奔襲了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靠著找到的七條船，經過幾天幾夜的搶渡，紅軍大部分人馬都從皎平渡過了江。擔任殿后任務的五軍團，處境十分艱苦，他們頑強戰斗，在勝利完成任務后，也從皎平渡過了江。紅軍渡江后，敵人的大隊人馬才趕到金沙江南岸，這時，渡江船只已被我們燒毀，敵人只好望江興嘆，徒呼奈何!毛澤東親自部署和指揮的巧渡金沙江戰斗，成為軍事史上的奇跡。從此，我軍跳出了數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包圍圈，實現了渡江北上的戰略意圖，取得了長征途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偉大勝利。

粉碎張國燾的陰謀，率紅軍勝利到達陜北

1935年6月17日，紅軍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此時，日本帝國主義不僅侵占了東北，而且直接威脅我華北地區，全國抗日高潮正在到來。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紅軍繼續北上，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進一步發展。這是關乎全局的戰略性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毛兒蓋會議之后，黨中央決定部隊分左右兩路北上，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徐向前、陳昌浩等在右路，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在左路。此時，干部團同四方面軍的紅軍學校合并，改編成新的紅軍大學，隨黨中央編在右路。干部團編成紅軍大學的特科團，韋國清任代理團長，我任政治委員。特科團的干部都是一方面軍的，招收的學員主要來自四方面軍。左路軍到達四川阿壩地區后，張國燾違背他在會議上同意了的北上抗日的方針，堅持讓部隊再過一次草地往南返。他不僅擅自命令左路軍停止北上，并對中央和一方面軍進行裹脅。毛澤東、周恩來等得悉后，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采取果斷措施，率領一、三軍團和紅軍大學連夜出發，繼續北上，避免發生武裝沖突。

　　張國燾得知紅軍大學北上的消息后，膽大妄為，居然派人傳來什么緊急命令，讓紅軍大學立即停止前進。此時，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走在紅軍大學前頭，在半山坡一塊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來。張國燾的追隨者、紅軍大學教育長李特持槍帶著幾個荷槍實彈、指頭按著板機的警衛員，氣勢洶洶地趕了上來，阻止我們前進，氣氛異常緊張。面對李特的無理要挾，毛澤東從容不迫，以平穩、莊重的語氣，耐心地講解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指出我軍只能北上，萬萬不可南下。因為，南邊集中了國民黨的主力，而在陜西、甘肅，敵人的勢力比較薄弱，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可以樹起抗日的旗幟。南下是沒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國人民擁護的。毛澤東還語重心長地說：我相信，不出一年你們一定會北上的。你們南下，我們歡送。我們前面走，歡迎你們后面來。毛澤東要李特把上述意見轉告張國燾。李特眼看威脅右路軍南下無望，便對毛澤東說：張國燾要紅軍大學的學員留下。毛澤東顧全大局，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同意讓四方面軍的學員和干部回去。此時，毛澤東又讓我們立即把紅軍大學的全體干部和學員集合起來，說他要對大家講話。毛澤東在講話時又反復強調說：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們將來一定要北上的。你們現在回去，我們歡送，將來回來，我們歡迎。事實的發展完全為毛澤東所料。毛澤東高瞻遠矚，堅持原則，堅持黨內斗爭的正確方針，粉碎了張國燾妄圖挑起紅軍打紅軍的陰謀。

及時糾正錯誤肅反，維護和鞏固了陜甘寧革命根據地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了解到這里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進行了錯誤肅反，劉志丹等當地黨政軍的許多領導同志無辜被捕，個別好同志慘遭殺害。他立即下達“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采取果斷措施，及時糾正了錯誤，挽救了陷入危險局面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毛澤東親自接見劉志丹，親切地安慰他說：你們受委屈了。毛澤東對劉志丹以及以他為領袖的陜北紅軍寄以完全的信任，決定由陜北紅軍組成紅二十八軍，任命劉志丹為軍長。同時，又任命劉志丹為臨時組建的北路軍的總指揮，統一指揮由二十六軍改編的七十八師、陜北騎兵團和紅二十八軍向北挺進，配合紅軍主力打退國民黨反動軍隊對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圍剿”。毛澤東委托周恩來同我和其他幾位派到紅二十八軍工作的同志談話，再三叮囑我們去了以后，要尊重劉志丹，尊重地方紅軍，要互相學習，加強團結。劉志丹對中央派去的干部也非常尊重，并經常教育當地干部要尊重和學習外來干部。作為政治委員，我同劉志丹之間推心置腹，互相信任，沒有絲毫芥蒂。這支部隊在劉志丹指揮下戰斗力很強，接連打了許多勝仗。不幸的是，劉志丹在紅軍東征中的三交鎮戰斗中英勇犧牲。部隊回到康城后，我即到總部向毛澤東匯報了劉志丹英勇犧牲的經過，并報告毛澤東：二十八軍經過多次戰斗，雖然人員不斷傷亡，減員近半，但部隊士氣仍很旺盛。劉志丹犧牲后，二十八軍的同志們如同劉志丹在世時一樣聽從指揮。毛澤東聽后連連點頭，稱贊劉志丹培育了一支很好的部隊。此后，毛澤東派總政治部的同志到二十八軍進行考察，了解到部隊情緒穩定，士氣旺盛，素質確實不錯，決定繼續保留二十八軍建制。

　　在毛澤東領導下，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延安成為我們黨領導抗日戰爭的中心。

毛澤東指引抗日戰爭取得勝利

1937年8月，為了實現一致抗日，經過兩黨協議，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我被任命為一二九師政訓處副主任。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我在一二九師領導下，主要在冀南地區開展平原抗日游擊戰爭，沒有到過延安，一直沒有機會見到毛澤東。同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聯系主要通過電報。我們就是通過這些不斷從延安拍來的電報，了解黨中央和毛澤東對冀南地區以及整個華北地區抗日斗爭中重大問題的指示。

　　毛澤東在延安發表的重要講話和文章，都以最快速度用電報發到各抗日根據地，這對于我們開展抗日斗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如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在詳盡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性質和中日雙方的人力、軍力、物力、財力之后明確指出，最后的勝利必定屬于中國。亡國論和速勝論都是錯誤的，只有持久戰才能取勝，并進一步提出了持久戰的三個階段。讀了這部著作，使我們的思想頓時豁然開朗，信心倍增。這部不朽的名著，好像一盞光芒四射的明燈，照亮了通向勝利的道路。毛澤東的其他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論政策》等，對發動群眾，開展武裝斗爭，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黨的建設、政權建設，正確貫徹土地政策、勞動政策、稅收政策、鋤奸政策，以及正確執行對反共頑固派、漢奸親日派和帝國主義的政策和策略，都作了精辟的論述。在抗日根據地的實際工作中，我們堅決貫徹中央關于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在同反共頑固派斗爭中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日力量，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毛澤東領導的延安整風運動對我們有深刻的影響。我們雖然身在前方，戰事頻繁，環境殘酷，但是仍然按照中央的要求在黨內進行整風，認真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矛盾論》、《實踐論》等重要文章。整風運動對提高思想理論水平，改進工作作風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大推動了我們的各項工作。就我個人來講，印象最深的收獲之一是提高了對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認識。過去，我們長期做群眾工作，也積累了一些經驗，但這些經驗是零碎的和感性的，經過整風學習，才真正提高到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的理論高度。毛澤東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這段富有哲理的論述，是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是群眾智慧的結晶，放射著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讀后得到深刻的啟迪，因而大大增強了貫徹群眾路線的自覺性，提高了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

　　延安時期，毛澤東著作的數量最多，是他創作的鼎盛時期，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走向完善和成熟的時期。我雖然沒有機會當面接受毛澤東的教誨，但是毛澤東的著作成為我們同日本帝國主義斗爭的武器，也為我們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制定了明確的方針政策。毛澤東思想指引著我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解放戰爭時期，我先后南下到豫西、豫皖蘇、南京等地工作，由于戰事緊張，仍然未能同毛澤東見面。

制定各項基本政策，緬懷革命先烈

　　全國解放前，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規定了全國解放后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講話要求全黨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這篇講話成為全國解放后我們進行各項工作的指導性文件，也是一篇極其重要的歷史性文件。

　　新中國的成立來之不易，是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由兩千多萬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的。在歡慶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們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繼、英勇捐驅的革命先烈懷著深深的敬意和深切悼念之情。中國革命的勝利，主要應當歸功于獻出寶貴生命的先烈們。新中國宣告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親自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戰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這個碑文由周恩來書寫后刻在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上。1950年在北京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在分別十四年之后，我重新見到了毛澤東。當時，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地約見率部舉行昆明起義的盧漢將軍，我作為云南省委書記陪同會見。毛澤東和盧漢將軍寒喧后，高度評價他毅然率部起義，脫離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正義行動。稱贊盧漢此舉減少了因戰爭帶來的損失，為我人民解放軍進入云南全省創造了條件，為提前結束西南戰役作出了積極貢獻，為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毛澤東對盧漢和我講，云南地處西南邊陲，位置很重要，你們雙方要搞好團結，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設好。毛澤東同盧漢談完后，我去找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聊天。我和葉子龍在長征時就認識。兩人談了不大一會兒，毛澤東派人讓我到他那里。毛澤東說：十多年不見了，我們也聊聊嘛。于是，他便很隨便地同我談起來，話題很廣泛，古往今來，天上地下，什么都談。他首先講到，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一個省，上層知名人士也不少，有當過內閣總理的李根源，有龍云，有同我們打過仗的楊池生、金漢鼎，還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數民族頭人，囑咐我們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別是民族政策和統戰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他還問起我下井岡山后脫離部隊的那一段情況，我再一次向他作了詳細的敘述。在談到陳昌、夏明翰時，我告訴他陳、夏是我的老師。毛澤東對陳、夏的評價很高，說陳昌是他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同學，兩人關系很好，在一起時朝夕相處，分別時常有書信往來。他稱贊陳是一位出色的宣傳鼓動家，在組織進步青年出國勤工儉學時，他和蔡和森共同把陳留下來在國內為革命培育人才。不幸，陳昌于1928年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壯烈犧牲。我們還談到，陳昌的兩個弟弟陳安古和陳安懷也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一個在馬日事變后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一個在廣東討伐陳炯明的戰斗中犧牲。毛澤東還告訴我，不久前他收到陳昌女兒的來信，他親筆復信，勉勵她進步并照顧好母親，并從稿費中拿出三百元匯給陳昌家屬以作生活補助。據我所知，毛澤東資助過不少烈士的遺屬和后代。毛澤東還談起他1920年結識夏明翰的情況，還向我問起井岡山時期曾任三十一團書記官，后調任三十二團第二營黨代表的康健的情況。毛澤東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在談到幾位為革命犧牲的先烈時，他滿懷深切悼念之情，眼中不時含著淚花。此時，劉伯承應約來見毛澤東，我們的談話便中止了。

不要大元帥的軍銜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這是我軍實現現代化正規化的一項重要措施。在這以前，由羅榮桓提名，我從中共中央西南局調到北京任解放軍總干部部第一副部長，同賴傳珠、徐立清一起協助他工作。羅榮桓當時是總干部部部長，也是總政治部主任。這一年，總干部部除了日常的軍隊干部任免外，用了很大精力搞軍銜制。

　　實行軍銜制，在我軍還是第一次，從上到下都沒有經驗，不知道怎么搞法。我們不僅要仔細地研究各方面的情況，還要對個別對軍銜抱過高期望的同志做工作，難度比較大。

　　毛澤東和黨中央很重視這項工作。一次，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聽取匯報，由當時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主談。在初步方案中，毛澤東被評為大元帥，評出的元帥、大將都不止十個。毛澤東聽完匯報后說：根據國際國內的經驗，這個大元帥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帥的制服不舒服啊!經過討論，大家認為毛澤東高瞻遠矚，深思熟慮，一致贊同他的意見。接著，毛澤東一個一個地問在座的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你們的元帥軍銜還要不要評啊？周、劉、鄧都擺擺手說：不要評了，不要評了。毛澤東轉身又問幾位過去長期在軍隊擔任領導工作，后來轉到地方的同志：你們幾位的大將軍銜還要不要評啊？這幾位同志也都說：不要評了，不要評了。最后評的結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沒有設大元帥，只評了十個元帥，十個大將，五十七個上將以及一批中將、少將。除了賽福鼎、烏蘭夫、謝富治、韋國清、葉飛、閆紅彥等少數幾位同志外，其他已轉業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駐外大使，都沒有授予軍銜。

　　毛澤東等一批中央領導同志，大都是我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和創建者，指揮過許多重大戰役，為我軍的建設和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在全黨全國全軍享有崇高的聲譽。以毛澤東為首的一批中央領導同志主動提出不授軍銜，對全軍是很大的教育，大大推動了授銜工作的順利進行，我們的工作也好做多了。在毛澤東和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經過一年的努力，我軍第一次實行軍銜制的工作勝利完成。

親自做出發展我國核工業的戰略決策

1955年初，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我國發展原子彈事業的匯報。聽完匯報后說：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國要發展核工業的戰略決策，標志著中國核工業建設的開始。會后，由周恩來具體組織實施，并指定陳云、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指導核工業發展工作。1956年，周恩來曾對我講過，中央有成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員會的考慮，毛澤東的意見請郭沫若當主任，我作郭老的助手，任副主任。后來，又決定不成立原子能委員會了。同年11月，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以后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和核工業部)，任命我為部長、劉杰、袁成隆、劉偉、雷榮天、錢三強任副部長。三機部成立后，中央書記處多次聽取匯報，對重大問題作出決定。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大力支持，表現了很強的全局觀念和團結協作精神，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物給物，一切優先。有些單位主動找上門來，問我們還要什么。三機部的全體同志艱苦奮斗，同心同德，情緒十分高漲。因此，雖然是白手起家，遇到不少困難，但各項工作進行得都比較順利。

　　在建設我國核工業的起步階段，我們就堅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努力爭取國外援助的方針。為了爭取蘇聯對我國核工業的援助，1957年9月我和陳賡隨聶榮臻為團長的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談判獲初步成果后，聶帥和駐蘇大使劉曉讓我飛回北京向中央匯報。下飛機后，我直接從機場到釣魚臺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談判結果。毛澤東等聽完匯報后，對代表團的工作表示滿意，認為談判是成功的，同意簽署協議。同時，我轉達了劉曉大使的意見：赫魯曉夫邀請毛澤東赴蘇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和世界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使館從當時的中蘇關系和國際形勢考慮，傾向于毛澤東接受邀請，親赴莫斯科。1960年，全國出現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蘇聯的一些技術設備陸續運來后，有些同志要求對這些技術設備進行改造，而且很堅持。部領導進行了專門研究，一致認為這種意見不妥，人家的東西首先要弄明白，學到手，然后再進行改造以至創新。不研究透徹就要改，帶有很大的盲目性，結果只能是事與愿違。可是，有些同志堅持自己的意見。我便專就此事寫信給毛澤東要求當面向他匯報。兩三天后就接到電話，通知我到中南海去見他。匯報后，毛澤東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這個原子彈，235，你們還沒有掌握好，怎么就動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寫字，首先得學寫正楷，再學寫行書，然后再練草書。小孩子連走路都不會，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嗎？我回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才結束了這場爭論。二機部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指示，作出決定：對沒有掌握的蘇聯設計“不準改”，對蘇聯供應的儀器設備不準亂拆亂動，如需作任何改動，都要經過上級批準。這樣，及時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混亂。

　　核工業建設一開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就明確確定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因而，在外援突然斷絕后，我們雖然遇到了困難，但很快地實現了向全面自力更生的轉變，保持了繼續前進的步伐，迅速掌握了核技術，縮短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1960年冬，周總理帶領一些部長，在廣州學習政治經濟學。學習結束后，毛澤東約見我們幾個部長，康生也去了。毛澤東到來之前，我們談起了什么時候能夠爆炸原子彈的問題。我說：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原來答應給的樣品也不給了，部里經過再三研究，即使盡最大努力，爆炸時間也得延遲到1964年。康生大言不慚，說什么太遲了，應該1962年爆炸，說這對我們國家，對外交，都有好處，等等。這類的話，他講了很多。毛澤東來后，了解了我們談話的內容，便只講了一句話：康生，要原子彈在1962年爆炸，那就叫你去當二機部部長吧!康生一看勢頭不對，便再也不吭聲了。康生明明知道1962年不能實現原子彈爆炸，卻偏偏一再堅持，足見他用心不善。以后的實踐證明，1964年爆炸的計劃是切合實際的。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在中國，不堅持毛澤東思想，就談不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

（作者：宋任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