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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華:毛澤東是如何戰勝逆境的?
點擊:8272  作者:王立華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20-02-04 10:11:16

 

       【摘要】:毛澤東在早期革命斗爭中,因為在重大問題上堅持真理、反對錯誤,多次受到錯誤對待,被排擠打擊乃至撤職罷官,但他始終堅持理想信念不動搖,以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態度,堅持真理、敢于斗爭、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高瞻遠矚、深謀遠慮、著眼長遠的戰略眼光,絕不消沉、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堅強意志,服從組織、耐心說服、爭取團結多數的大局胸懷,調查研究、辯證分析、抓住機會扭轉局面的機智方法,最終戰勝逆境和挑戰,成為黨的領袖和紅軍統帥,領導黨和紅軍走向勝利,把人生事業推向輝煌,展示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范。毛澤東在戰勝逆境中表現出來的立場與態度、品格與智慧,今天對我們仍有極大的啟發和幫助。

一個人要做成一些事、要取得成功,總會遇到逆境,總要有一個不斷接受挑戰、戰勝逆境的過程,甚至需要在絕望處求生存謀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偉人毛澤東早年走出逆境走向勝利的品格與智慧,對我們有極大的啟發和幫助。

一、毛澤東早年的三落

第一,是在剛上井岡山時。

19279月,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按照原定計劃率部攻打長沙,受挫后,放棄計劃,調轉方向上了井岡山。此舉遭到中央臨時政治局的嚴厲批評和處分,決定給他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撤消現任省委委員的處分。但是中央特派員于19283月到井岡山傳達決定時,將處分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毛澤東剛剛在井岡山站穩腳跟,在3個縣建立了工農革命政權,不但沒受到表揚,反而被開除黨籍了。不是黨員了,前委書記和黨代表自然也當不成了,于是他改當師長。4月朱毛會師,他特意背上一支短槍,幽默地說:

【“背上盒子槍,師長見軍長。”】

這一時間是一個月。這一個月里,因為沒有毛澤東的指揮,紅軍遭遇三月失敗。后來才知道中央是給了處分但開除黨籍是誤傳,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黨代表還是能當的。于是朱、毛會師后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當軍長,毛澤東當黨代表、紅四軍軍委書記。這一落一起毛澤東由師長變成了軍黨代表。

第二,是在下了井岡山后。

當時人民軍隊處在初建時期,領導層對如何建軍存在分歧,其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黨與軍隊的關系,軍隊指揮誰說了算?是個人還是黨委?用怎樣的方式說了算?19296月,紅四軍在福建龍巖召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建設的流寇思想和必須堅持黨的集權(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領導原則的正確意見,在選舉前委書記時,陳毅當選書記,而中央指定的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這是毛澤東一生唯一一次讓下級奪了權。會后,他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去地方指導工作。

這次打擊把毛澤東推向政治生涯的又一個低谷,他當時病得很重,以至共產國際誤發訃告說中國紅軍的領袖毛澤東因病去世了。

這一時間是半年。因為排擠掉他,紅四軍亂哄哄地打了大敗仗,損失嚴重。中央讓陳毅去上海匯報情況,毛澤東也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根據陳毅的匯報,中央負責人李立三、周恩來指示,一定要把毛澤東請回來。陳毅親自把毛澤東請回來繼續主持紅四軍工作。毛澤東回來后,籌備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彪炳史冊的《古田會議決議》,糾正了紅四軍黨內的錯誤思想,明確提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軍的基本原則,明確了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內容及一系列方針方法,毛澤東重新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

這一落一起的結果,肯定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原則,這是我軍最根本的原則,也是人民軍隊不變的靈魂。

第三,是在瑞金直到長征初期。

這一有幾個特點。一是時間最長,從1931年底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二是打擊最深,幾乎所有職務都被撤了。三是受苦最大,用毛澤東的話說當時他被孤立了:

【“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1];】

四是最驚心動魄,幾乎經受了能想到的所有挑戰。

這一落一起,使毛澤東從中央的邊緣領導成為核心領導。

二、毛澤東的苦難輝煌

1.連續取得反圍剿巨大勝利

朱、毛紅軍下井岡山后,在贛南、閩西一帶創建了革命根據地,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靈活機動、以弱勝強,不到一年時間連續打破三次圍剿,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勝利:三次反圍剿共殲敵7萬多人,近2萬國民黨軍戰場起義,紅軍發展到6萬多人,根據地擴展到28個縣250萬人口,總面積達5萬多平方公里,后來全盛時達8萬多平方公里,蔣介石被迫通電下野。

按理說,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應當給予充分肯定、表揚和鼓勵,但結果恰恰相反。因為當時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占據領導地位,他們主張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先奪取中心城市,然后奪取全國政權。而毛澤東則主張把重點放在農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還要反對本本主義,這就注定了他會時運不濟。

2.不斷遭受打擊直到靠邊站

連續三次反圍剿的巨大勝利,非但沒有給毛澤東帶來表彰和重用,反而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排擠打擊。

一免軍職。19311月,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不久,根據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決定,項英在寧都小布組成中共蘇區中央局(毛澤東等九人任委員),撤銷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建立由中共蘇區中央局為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毛澤東等任副主席),取消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11月,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上,毛澤東的一些正確主張受到指責。不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會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毛澤東雖然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但自然失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和總政委的職務,被剝奪了對紅軍的領導指揮權。緊接著,毛澤東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即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用任弼時的話說,在組織上使他脫離軍隊的直接領導

二免黨職。19321月周恩來來到瑞金,開會貫徹中央進攻路線占領大城市、討論打贛州的問題。多數與會者執行中央指示,而毛澤東堅決不同意,認為憑紅軍當時的力量根本打不下來。他還在葉坪主持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時提出,隨著日軍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人民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系必將發生變化。他的看法被中央代表團某些成員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結果會議中途另選了主持人。當時有人還說打下贛州再和老毛算賬。會后毛澤東生病了,帶著賀子珍和警衛員到瑞金城郊東華山古廟休養。

三免工作。毛澤東在東華山養病期間,彭德懷受命擔任前敵總指揮,率部攻打贛州,結果不出毛澤東所預料,打了33天,傷亡3000多人,不但未打下贛州,反被敵人包圍了一個師。無奈之下,周恩來讓項英去請毛澤東。毛澤東連夜冒雨趕往前線,邊走邊調兵遣將,使被圍紅軍部隊脫離了危險。于是中央便讓他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隨恢復后的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毛澤東帶領林彪部隊改變原定作戰方向,出其不意地東進福建,一舉拿下龍巖、漳州,繳獲了大量槍支彈藥給養,籌集經費100多萬元。同年8月,毛澤東又重新擔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但是在要不要攻打中心城市的問題上,毛澤東因為堅持反對打贛州,主張向敵人統治薄弱、黨和群眾力量較強的贛東北發展,在1932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寧都會議)上遭到批評。會議通過周恩來提議的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見,同時批準他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會后,中革軍委決定,毛澤東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其總政委由周恩來兼任。毛澤東實際上被撤銷了軍事領導權,他只能到醫院去休養了。

四肅影響。毛澤東到長汀福音醫院休養,與傷愈即將出院的福建省委(時稱閩粵贛省委)代理書記羅明談話,概括地總結三次反圍剿斗爭取得勝利的經驗,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樣,應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游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羅明聽后深受啟發,回去后傳達毛澤東的談話精神,以游擊戰方式向敵人力量薄弱地區發展。19331月,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羅明在迎接路過福建的博古時向他匯報說,正在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開展游擊戰,這使博古非常惱怒。他一進入蘇區就組織批羅明路線,又擴展到批鄧、毛、謝、古,即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指責他們是毛派,撤銷了他們的職務。甚至連毛澤東的親屬賀子珍、賀敏學、賀怡(毛澤覃妻)也受到牽累,被免去職務或調換工作。后因共產國際關系,毛澤東才被允許繼續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但被免去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改由張聞天擔任,他只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這個虛職,主要工作是號召植樹、檢查春耕、在蘇維埃大學里給學生講授如何開展鄉村蘇維埃工作。

五患重病。毛澤東被撤職后又患了病,當時連賀子珍也借口自己有事情要干而不怎么理他。長征出發時,他們的兒子毛毛送給了老鄉,從此再也沒見到。后來毛澤東在延安對曾志講:

【“我當時就那么想,讀書吧!堅持真理,堅持原則,我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處分,也不怕老婆離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讀書。”[2]

3.緊要關頭抓住轉機

失去毛澤東的領導后,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不得不撤離根據地開始戰略轉移。在這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毛澤東通過一系列工作,扭轉不利局面,最后在遵義會議成功崛起。

一是爭取了兩個人物。他們是王稼祥和張聞天,二人都曾經反對毛澤東。毛澤東先爭取的是王稼祥。他是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打贛州失敗后轉變思想,在寧都會議上站出來為毛澤東說話。他說我與毛澤東并非舊交,相反與王明、博古卻是老同學、老同事甚至同鄉,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從幾次反圍剿勝利中,從打贛州的教訓中,感到毛澤東的指揮是正確的。后來王稼祥受傷到后方住院,成為毛澤東最堅定的擁戴者。毛澤東說,王稼祥是從教條宗派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中宣部部長。他最初也曾起勁地反對毛澤東,后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與博古、李德產生分歧,被排擠到后方當政府主席,毛澤東任沒有實權的執行主席。他們都住在云山古寺的一個院子里,經常接觸交流。開始,兩人只是談點文學,后來張聞天公開流露出對博古的不滿,與毛澤東共鳴點也越來越多,逐漸接受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王稼祥和張聞天分化出來,對后來的事態發展作用很大。

二是提出了兩個要求。首先是在長征開始時要求與王稼祥、張聞天一起行軍。長征之前,在得知張聞天對中央最高三人團將政治局委員分散到各軍團有意見后,毛澤東立即向中央提議,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博古認為兩個躺在擔架上的病號,加上張聞天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批準了這個要求。于是他們經常討論黨和紅軍的大事,尤其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最后得出的結論就是不能再讓博古、李德指揮下去了,這才有了后來的一系列行動。其次是在湘江戰役后要求討論失敗的原因。湘江是長征突破的第四道封鎖線,湘江一戰使紅軍從8萬人減少到3萬多人,全軍上下對博古、李德非常不滿。毛澤東提議要討論失敗原因。周恩來同意他的意見,但鑒于蔣介石尾追甚急,許諾稍微安頓后開會,從而為后面的斗爭提供了條件和機會。

三是斗爭了三個回合。第一個回合是通道會議,改變了紅軍的行軍方向。過湘江后,周恩來在湖南省通道縣主持召開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李德堅持按原定計劃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毛澤東從敵軍重兵阻攔紅軍主力北上這一情況出發,力主往西,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意見,連博古也沒有否定。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這就是著名的通道轉兵。第二個回合是黎平會議,改變了原定戰略方針。進入貴州到達黎平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等又提出按照原定方針北上與紅二、六方面軍團會師,再創建新的根據地;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貴州西北進軍,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都支持毛澤東,并以政治局決定的形式明確毛澤東的主張為新的戰略方針。李德因自己的意見被否,會后與周恩來大吵大鬧。博古知道后也對周說不要理他。中央最高三人團從此分化。第三個回合是猴場會議,否定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在貴州甕安縣猴場召開舉辦的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否定了李德的主張,同時作出一個重要決定: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從而否定了三人團的指揮權。這三個回合的斗爭成果,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崛起提供了比較充分的準備和條件。

4.遵義會議進入領導核心

前面三個斗爭回合,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王稼祥對毛澤東提出,到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把他們轟下來。毛澤東說,就我們兩個人開得起來嗎?要活動活動。他建議王稼祥先同張聞天通通氣。王稼祥對張聞天說,應該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張聞天說:

【“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出來。”】

王稼祥又找到周恩來,婉轉地提出到遵義開會,周恩來毫不猶豫地支持這個建議。王稼祥又找到其他負責人交換意見,取得大家支持后,便通知博古到遵義開會。

193517日紅軍占領遵義,1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上圍繞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情況,先由博古作主報告,再由周恩來作副報告,然后張聞天作徹底否定博古報告的反報告。緊接著毛澤東發言,他提出其他問題暫不爭論,先著重解決軍事路線問題。他講了近兩個小時,主要思想后來寫成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陳云回憶說,毛主席講得非常有道理、非常系統,一下子大家折服了。毛澤東講完后王稼祥發言,他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表示完全贊同毛澤東的發言,建議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提議解散三人團,把軍事指揮權交給毛澤東。其他同志的發言也很激烈。朱德說:

【“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周恩來也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當時周恩來是政治局常委的第三號人物、三人團成員和中革軍委副主席;朱德是中革軍委主席、紅軍總司令、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是中央領導下的軍隊一號人物,他們的表態實際上等于大局已定。

會議開了3天,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周恩來仍為黨內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雖然博古沒有交出總負責的權力,但周恩來從中國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自覺地把自己置于助手地位,讓毛澤東全權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3],毛澤東實際上成為中央紅軍的最高指揮者和全黨的領導核心。所以,遵義會議的意義極為重大,它結束了王明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是我們黨和軍隊發展史上一個轉折點,也是毛澤東走出逆境從低谷中崛起的標志,從此,黨和軍隊在他的領導下轉危為安,從勝利走向勝利。

三、成為領導核心后戰勝五大挑戰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但從名分上講毛澤東只是政治局常委,如何鞏固領導地位使革命事業轉危為安走向勝利,仍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重大挑戰。一直到延安,這樣的重大挑戰對于毛澤東至少還有5次。

一是來自原來領導人的挑戰。毛澤東領導紅軍后,希望打個勝仗來改變處境,大家也對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但第一仗卻打敗了。遵義會議后沒幾天,在土城打了第一仗,毛澤東親自指揮,周恩來和朱德協助,本來情報說敵人只有6000余人,是貴州戰斗力很弱的雙槍軍,但一交手才發現,對方不是黔軍,而是戰斗力比較強的川軍,人數有1萬多,并且大批增援敵軍馬上就到,紅軍打得非常艱難被動。最后,毛澤東提議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人開會,決定立即撤出戰斗,停止執行原定北上四川的計劃,西渡赤水,開始了紅軍長征中舉世聞名的四渡赤水之戰。首戰失利對毛澤東打擊很大。更為嚴峻的是,大家讓毛澤東領導的強烈呼聲也跌落下來,博古遲遲不交權,凱豐也鼓動他不交。土城戰役幾天后,在云貴川交界處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張聞天提出讓博古交權,周恩來也找博古談,讓他交權,讓毛澤東來指揮。但毛澤東從大局考慮,說服大家同意讓張聞天作黨的總負責人。[4]博古聽說交給莫斯科回來的同學,才比較痛快地把象征權力的印章、文件和記錄等交了出去。隨后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任,而毛澤東是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二是來自領導層多數不理解的挑戰。二渡赤水后,毛澤東指揮紅軍在婁山關和遵義一帶,用5天時間殲敵兩個師8個團,俘虜約3000多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仗,驅散了土城失敗的陰影。幾天后張聞天和周恩來提議,在紅軍總部之下設立前敵司令部,任命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但毛澤東的這頂烏紗帽到第六天又被摘了下來。事情是這樣的:遵義戰役勝利后,一軍團司令員林彪、政委聶榮臻給朱德寫信,建議打打鼓新場。在狗壩召開的中央負責人會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時,朱德發言認為林、聶建議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獨毛澤東堅決反對,張聞天要少數服從多數表決。毛澤東急了,說:如果你們堅持打打鼓新場,我這個前敵政委不干了!張聞天說不干就不干吧,堅持讓大家表決,結果除毛澤東外都同意林彪的建議,同時撤銷毛澤東前敵政委一職,由彭德懷代理前敵總指揮。會后,毛澤東回到住處輾轉反側,深更半夜提著一盞馬燈,走了五六里山路去找周恩來,建議緩發作戰命令。正好周恩來剛收到情報說,敵人幾支部隊正在向打鼓新場集結,如果按原計劃打,有可能陷入滅頂之災,就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一早再次舉行中央負責人會議,說服與會者放棄前一天的指令。毛澤東又恢復了職務。鑒于作戰情況瞬息萬變,指揮不能少數服從多數而需要集中,他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會議一致通過他的建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毛澤東這次成了名副其實的核心決策者。

三是來自得力戰將不服氣的挑戰。19605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時對毛主席說,您指揮的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偉大的戰役相媲美。毛澤東回答:三大戰役沒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筆。四渡赤水后,黨和紅軍巧妙地跳出了包圍圈,巧渡金沙江,實現了北渡長江的目的,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從被動走向主動。但當時許多部隊主要領導和一些中央領導對毛澤東表示不理解。林彪甚至給中央寫信說毛澤東指揮部隊不合適,建議毛、周、朱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擔任前敵指揮。理由是部隊走了許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這樣下去會把部隊拖垮。這個意見在當時是有代表性的,連一直支持毛澤東的王稼祥都曾對張聞天說: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5]彭德懷等也流露出同樣的思想。19355月,政治局在會理城外的鐵廠召開擴大會,史稱會理會議。會議批評了林彪提出的錯誤意見。毛澤東在會上嚴厲批評林彪寫信是彭德懷鼓動的,改變中央軍事領導的意見,是違背遵義會議精神的。周恩來和朱德在會上都堅決支持毛澤東,指出在危機情況下,正是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機動作戰的方針,才擺脫了敵人的重兵包圍。會議要求維護遵義會議確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領導的團結,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

四是來自實力派分庭抗禮的挑戰。19356月,中央紅軍翻過夾金山后,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懋功。當時中央紅軍有2萬多人,從上到下缺衣少糧;而紅四方面軍8萬多人,軍容整齊,兵強馬壯,糧草充足。領導四方面軍的張國燾也是一個老資格,當1918年下半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時,他已經是北大學生領袖;在中共一大上,毛澤東做會議記錄,他則作為李大釗的代表被推為會議主席;張國燾還是黨內少有的曾與列寧談過話的人之一。會師后,張國燾仗著自己人多槍多與中央爭權,先是反對中央和毛澤東北上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的路線,提出南下川、康的主張,繼而又提出組織問題,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增補紅四方面軍9人當政治局委員(當時中央政治局一共才8人),并以問題沒有解決為借口,延宕紅四方面軍主力北上。張聞天曾跟毛澤東商量把總負責位置讓給他,毛澤東表示不行:一是張國燾要抓軍權,這個位置他不一定滿意;二是如果真讓他坐上這個位置,會帶來很多麻煩。19357月,中央政治局蘆花會議為團結張國燾,同意周恩來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由張國燾接任,并任中革軍委的總負責者;周恩來調中央常委工作,在張國燾尚未熟悉情況前,由周恩來暫時幫助。直到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沙窩會議)增補了陳昌浩和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陳昌浩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張國燾才同意北上。但他又以各種理由主張南下反對北上,目的未達到便要徹底開展黨內斗爭。這個電報被葉劍英獲知后報告毛澤東,99日,毛澤東被迫帶中央紅軍先行北上,11月中旬到陜北時還剩下不到7000人。而張國燾率部南下后,105日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召開會議,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團中央,自任臨時中央主席,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中央領導的黨籍并下令通緝。毛澤東后來說,那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在當時的情況下,要解決張國燾的問題,肅清黨內傾路線,迫切需要共產國際的支持。就在這時,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委派,回國與中共中央恢復聯系的林育英也到了陜北,帶來了共產國際的最新精神和密電碼。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抗日反蔣統一戰線,同時讓張浩以國際代表名義幫助做張國燾的工作。國際代表站在毛澤東一邊,抗日已是今后的主要任務,中央很快與張學良達成停火默契等,這些新變化對張國燾打擊很大,加上他南下作戰受挫,損兵折將,8萬多紅軍打得只剩下3萬多,實踐證明北上路線是正確的,南下是錯誤的,最后連跟他最緊的陳昌浩都不愿再跟了,他不得不于19366月正式宣布取消非法的臨時中央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實現大會師。后來,因西路軍慘敗,張國燾受到中央批判,1938年清明節,他借代表邊區政府去黃帝陵祭奠之際逃跑叛黨,當了國民黨軍統特務,連他的警衛員都沒跟他走。

五是來自欽差大臣爭奪領導權的挑戰。1937年七七事變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開辟敵后根據地,進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形勢發展很好。就在這時,毛澤東迎來新的更大挑戰。同年11月底王明從蘇聯回國,開始了黨內新一輪爭奪領導權的斗爭。王明曾在向忠發叛變后代理黨的總書記,后來他指定博古留在中央負總責,自己跑到蘇聯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同時擔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主管中國和亞洲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回國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專門接見他,要他回國后糾正毛澤東提出的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等主張。因此,王明既是共產國際領導,又是帶有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一回來就召開了12月政治局會議,在會上作《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提出右派投降主義的主張,批評洛川會議以來中央采取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黨內大多數都支持王明,張聞天甚至在會上提出,自己不再擔任總書記,有意把位子讓給王明。由于毛澤東、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決議。會議決定,改組中央書記處,成立中共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增補王明和康生(兩人從蘇聯一起回來)、陳云為書記處書記;由周恩來、王明、秦邦憲、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同國民黨談判;由項英、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組成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王明提出他要在七大上做政治報告,按規矩只有黨的一號領袖在黨代會上做政治報告。在武漢,王明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名義發表宣言和談話,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漢建立第二中央。這樣大約有半年時間,毛澤東又一次處在少數和孤立的地位,他甚至對李維漢說:

【“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6]

19383月,115師師長林彪負傷后被送回延安,就誰當115師師長的問題上一天內發了兩個命令:一個是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下的,讓115師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代理;一個是八路軍集總下的,讓343旅旅長陳光代理。因為集總的命令早下了幾個小時,就以集總的命令為準。后來,王明建議讓任弼時去蘇聯匯報中國抗戰形勢和黨的情況,毛澤東順水推舟采納了他的建議,但此時的任弼時已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他去后與在蘇聯養傷并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稼祥一起,把中國黨的真實情況向共產國際做了匯報,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鄭重地對他們說:應該告訴大家,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導人,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競爭當領導人了。這時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戰開始一年多了,北方局按照毛澤東的主張取得了很大勝利,紅軍由改編時5萬余人發展到18萬多人,還建立了大片敵后抗日根據地。而王明搞一切經過蔣介石,新四軍政委項英聽他的,在南方處處碰壁發展不了。事實使大家認清了是非。王稼祥從蘇聯回來后,1938929日至11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會上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明確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盡管共產國際指示要以毛澤東為首,但毛澤東還是讓張聞天繼續負總責,自己仍擔任政治局常委,直到4年半后的19433月,通過延安整風運動,大家都比較清楚地認識了王明傾路線的錯誤,而張聞天也很難再在中央書記處繼續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機構調整決定,由毛澤東擔任政治局主席和書記處主席,而且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領袖地位。這時,離19351月的遵義會議已經過去了8年時間。

四、處在逆境時怎么辦?

從偉人毛澤東的經歷中,我們可學到一些帶根本性的態度和方法。

1.“四不

一是不消極對待。一個人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卻遭受那么不公正的打擊,一般情況下會陷入消沉,有的甚至另立門戶走向反面,而毛澤東是怎么做的呢?周恩來曾回憶說,在撤銷毛澤東紅軍總政委職務時,毛澤東對他說:需要我的時候,打個招呼我就來。沒過多長時間,紅軍打贛州受挫,周恩來派項英去請他,他二話沒說就跟著來了,迅速幫助前方解決了危機。在第五次反圍剿過程中,他已經徹底靠邊站了,看到戰場形勢很嚴重,還是給領導者連獻三計破圍,雖然他的建議被置之不理,但他自己沒有把自己置身度外。自己不把自己邊緣化,誰能把你邊緣化呢?當時有些會議不通知他參加了,但是只要讓他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會上力陳自己的意見,不管人家是不是喜歡聽,說真話并堅持真理。如果當時他隨波逐流,大家也就不會在失敗時反思他的正確。毛澤東說,在那段時間,他看馬列主義的書,搞農村建設工作,對黨的決議是服從的,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還說:我沒有吃過洋面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過別的國家。一些吃過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從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工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后來寫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毛澤東利用受難的時間讀書,總結經驗,寫出大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著作,指導中國革命一步步走向勝利。

二是不放過機遇。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就在于能在關鍵時刻和關鍵點上,勇敢機智地抓住機會積極行動,改變困境乃至改變歷史走向。如果只是被動地等待時來運轉,即使天上掉餡餅也砸不到自己頭上。有利條件是自己創造的,好的形勢格局也是在斗爭中爭取來的。如果不是在長征開始時,堅決要求與王稼祥、張聞天同行;如果不是通道會議提出改變行軍方向;如果不是一個一個地談話爭取多數支持;如果不是在得知張國燾圖謀不軌時,果斷決策帶領部隊連夜北上;如果不是爭取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同意,巧妙地克服張國燾分裂;如果不是讓任弼時、王稼祥等人去共產國際匯報黨內真實情況,得到共產國際的堅定支持等,中共的歷史會是什么樣子呢?毛澤東不是坐等時來運轉,而是不屈不懈地斗爭,正是因為抓住每個可能的機會努力做工作,才有了最后偉大的成功。

三是不簡單行事。毛澤東處理復雜問題時,總是比別人考慮得更加周到細致,更加留有余地,更加著眼長遠。遵義會議上,他完全可以一步成為黨和軍隊的總負責人,但他出人意料地推薦張聞天,堅持讓他先干些時間,其中深遠的考慮常人難及。張聞天自己也曾說,他當總書記是毛主席提議的。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說,遵義會議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當總書記),我說那不行,那樣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這樣搞,那就會弄僵了。我們在第三國際會成為不合法的了。還是要斯大林信得過的人來出頭露面。實踐證明,這樣做是對的。實際上并不影響我的領導地位。實踐證明,這一考慮不只對第三國際和斯大林有用,對團結當時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包括后來開展與張國燾分裂活動的斗爭,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博古、李德、凱豐還有后來到紅二方面軍的任弼時等,都堅定地站到毛澤東一邊。中央紅軍單獨北上時陳昌浩曾派人追,他的副參謀長李特拿槍逼近毛澤東,曾最排擠毛澤東的李德二話沒說,搶上前去雙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幾十米外。在遵義會議上李德根本不肯認錯,此時卻挺身而出保護毛澤東。[7]在接到張國燾另立中央并開除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黨籍的電報后,大家都很氣憤,楊尚昆、葉劍英等都主張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毛澤東說:

【“你們這樣就做絕了,開除了張的黨籍,后面沒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雖然已經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了,但還控制著四方面軍啊!”[8]

毛澤東從團結四方面軍同志的角度出發,堅持不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暫不給張做結論,不宣傳張的錯誤,斗爭只限于黨的高層,中央紅軍的師級干部都沒有傳達,給張留一個北上的面子,后來做工作就有了余地。而張國燾南下后卻召開3000人大會,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宣布開除中央主要領導人黨籍,甚至通電不許中央機關稱中央。對此毛澤東冷靜回答,我們可以稱中共中央西北局,你張國燾也不要稱中央。當時如果沉不住氣,后果將不堪設想。即使在張國燾南下破產后到陜北,毛澤東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東去見面,勸他不要再爭,再派周恩來和楊尚昆等前去迎接。因為楊尚昆與張國燾過去比較熟悉,主席專門向他交代不要國燾國燾地隨便叫,切記要叫他總政委,還指示林彪率紅軍大學的學員迎接,使他能夠體面地與中央其他領導見面。在與王明做斗爭時,盡管王明非常強勢,毛澤東也沒有與他搞得勢不兩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實踐中覺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時去蘇聯匯報真實情況,使共產國際在了解真實情況后發話,王明最后不得不低頭服輸。最后當黨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來后提出不設黨的總負責,把張聞天排在政治局常委的第九位,整風中連他自己都認為不適合當領袖時,毛澤東才水到渠成地成為領袖。

四是不動搖信念。毛澤東曾評價自己:

【“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實(有此志而已),自己說的話自己負責,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不愿犧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9]

他多次說,路線之爭不得不爭,這都是一樣的道理。剛進京時,周恩來曾講如何學習毛澤東。他說:

【“當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在十年內戰的時候就是如此。我們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我們的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見大多數不贊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著打。結果打敗了,毛主席趕快在會議上提出:打敗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換一換吧!大家還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著大家走。”[10]

正確的意見為大家接受,要經過很大的堅持和忍耐,這個爭取和等待過程是痛苦的,而轉折和勝利也往往在最后的堅持中。

2.“二對

所謂本體,是借用哲學名詞講戰勝逆境對自己的要求。主要有兩點:一是思想認識要對,二是措施辦法要對。自己是正確的才能令人服氣,才能引導事業走向勝利,如果自己錯了,就不能堅持錯誤,就要改弦易轍服從真理。

怎樣保證自己的思想認識正確?毛澤東曾多次講,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他比教條主義高明,比其他領袖高明的一個要訣,就是注重調查研究,掌握大量別人沒有掌握的情況。剛上井岡山時,他在調查中了解到,從前這里有個山大王叫朱聾子,官府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幾十年都抓不住他,為什么呢?朱聾子的訣竅是不用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毛澤東由此受到很大啟發,他對大家說,我們把這位山大王的辦法改進一下,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滅敵人。第一次反圍剿勝利間隙,他寫了近10萬字的《尋烏調查》,長征路上那么艱苦,隨身的許多東西都扔掉了,有幾份調查報告手稿卻一直珍藏在身邊,最后帶到了延安。

怎樣保證自己的辦法正確?最根本的還是要調查研究。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廣州的一次會議上說: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問題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他講到第二次反圍剿時,敵我力量懸殊不知道該怎么打,就與彭德懷兩個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那里看到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敵人的計劃,最后打勝了。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道如何去打。他還把自己過去寫的調查報告,專門印發給大家學習。他教導大家說: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11]

在總結自己的失誤時說,我這個人是官做大了,像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也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他要求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3.“三點

認識事物發展的根本規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長遠,才能在逆境中安之若素,沉穩應對。要認識哪些規律呢?

第一,發展是否定之否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道理。被認為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經》,說到底就是講變易,沒有不變的事物,沒有永遠的興盛,也沒有永遠的低谷,沒有永遠的順利,也沒有永遠的逆境,是那種否極泰來的領悟,由此可以保持戰勝逆境和困難的信心。

第二,萬事萬物相輔相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绔少偉男;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等等,這是杰出人才成長的規律,也是成就事業的必經之路。

第三,反者道之動。這是老子哲學帶根本性的思想原理。相反的東西是前進的動力,是事物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不管你有沒有感覺到這個規律,事物發展的最后結果就是如此證明的。中國近代幾近亡國滅種,反而激發了全民族萬眾一心的抗爭,幾代人奮斗創造了今日輝煌。毛澤東歷盡磨難三落三起,最后終成頂天立地的偉人。可見,經受磨難是好事不是壞事,大磨難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能否擺脫一般人的視野和心態,把自己放到更高層面上去對待困難和逆境。

4.四句話

在愛女李訥大學畢業時,毛澤東送給她自己喜愛的四句話。

第一句話: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這是孟子的話,千百年來曾激勵過無數仁人志士,它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如果上天要賦予你重大責任和使命,一定要先對你進行嚴酷的考驗和試探,使你不斷遭受失敗和挫折,使你處于生不如死的逆境,讓你內心痛苦絕望,身體疲乏無力,忍受饑寒交迫的煎熬,還要不斷地打亂你的設想和計劃,使你要做的事情顛倒錯亂總不如意,你只有堅持下來,想出辦法克服困難,磨煉出鋼鐵般的意志,積累起豐富經驗,增長了一般人所不具備的定力和能力,才有可能擔負更大的責任。所以,面對逆境和種種不如意,不堪重任的人會怨天尤人,悲觀喪氣,而真正能擔當大任的人會將之看作難得的機遇。當你有了這樣的認識境界時,還有什么力量不能征服你嗎?難道不感到事業人生完全是另一番風光嗎?

第二句話: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一切都是物質運動的形式和過程,即使生死也不例外,物質永恒不滅,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無所畏懼。無所畏懼這個詞,是延安時期大家經常說起的。19885月,美國一位叫德穆克的來訪者,托人轉給耿飚一本影集,扉頁上寫著:

【“送給無所畏懼的領導——耿飚。”】

第一頁是兩人的合影老照片。為什么這樣稱呼呢?那是1944年,美軍駐延安觀察團一個7人觀察組,由耿飚帶部隊護送穿過敵占區,德穆克是美軍觀察組組長,他問耿飚:怎樣評價這次偉大的冒險行動?耿飚回答說:

【“無所畏懼!”】

這群美國軍人聽后感到非常“OK”,便把這次行軍稱作無所畏懼行動,稱耿飚是無所畏懼的領導。當無所畏懼成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還有不能克服的困難、不能戰勝的敵人嗎?肯定是天下無敵的!

第三句話: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在逆境面前的根本信念。在延安時毛澤東常說,革命的道路如同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字路,走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物發展的原則。著名作家劉白羽回憶說:

【“當毛主席講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時候,他安詳沉靜地朝前望著,舉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這是推動歷史前進啊!這時我的心情特別莊嚴,什么艱難險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話下,就是付出生命,也會馬上站起來毅然決然走上前。”】

當你認識到這樣的真理時,一切不如意都成了成功的前提,都是為光明的前途做準備,困境和困難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四句話:

【“在命運的迎頭痛擊下頭破血流但仍不回頭。”】

有了前面三條,堅決不回頭的人生態度也就成為必然,還有什么困難和逆境克服不了呢?

注釋:

[1]《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頁。

[2]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頁。

[3]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頁。

[4]《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頁。

[5]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頁。

[6]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頁。

[7]《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頁。

[8]《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頁。

[9]《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頁。

[10]《周恩來選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7頁。

[11]《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頁。

王立華,昆侖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高級研究員。本文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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