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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對比研究北京研發投入現狀及與國際創新城市間的主要差距，可以發現：北京研發投入總量明顯提升，但研發投入結構有待優化，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和對國際研發資金的吸納能力相對不足。北京應聚焦世界科技創新前沿，優化各研發主體的研發投入結構；進一步創新研發經費使用方式，加大力度確立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同時，圍繞重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提高研發投入的精準度，精心打造國際研發機構聚集區，提高研發外向度。

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是北京的四大城市戰略定位之一。充裕的研發要素和合理的研發投入結構，是提升科技創新實力的基礎和保障。研究北京研發投入現狀及與國際創新城市間存在的差距，對優化北京研發投入結構、提升北京科技創新實力、充分發揮北京在我國創新驅動發展過程中的引領作用，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北京研發投入現狀：投入力度大，結構需優化

從研發投入總量分析，近年來北京實現了研發經費和研發人員的雙增長。2010—2017年，北京市R&D（研究發展）經費內部支出逐年增加，以9.8%的年均增長率由821.8億元增加至1579.7億元。R&D人員穩步增長，以5.68%的年均增長率由269.9萬人增加至397.3萬人。其中，高素質研發人員占比明顯提升，本科及以上R&D人員占比由74.8%提高至84.7%。

在研發投入結構方面分析，從研發經費的資金來源看，政府在研發經費投入上發揮著主導作用，同時企業作用有所增強。2010—2017年，北京市R&D經費內部支出中政府資金所占比重始終保持在50%以上，明顯高于其他資金類型；企業資金所占比重明顯增加，由2010年的32.9%增加至2017年的39.2%；而國外資金占比相對有所下降。從研發經費的執行部門看，科研機構和企業是研發經費投入的主要執行部門。2010—2017年，科研機構執行的R&D經費內部支出占比保持在50%左右，明顯高于高校和事業單位；企業執行的R&D經費內部支出占比則保持在35%—40%。

從研發投入效率分析，北京市研發投入效率總體呈先下降后上升趨勢。1998—2006年為下降階段，北京市研發投入效率有所下降，即綜合技術效率由0.602下降至0.370。規模效率保持在0.7左右，而純技術效率由1998年的0.981下降至2006年的0.563。純技術效率相對不足，使綜合技術效率（綜合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出現明顯下降。2007—2017年為上升階段，北京市研發投入效率呈明顯增長態勢，即綜合技術效率由2007年的0.405增加至2017年的0.982；純技術效率由2007年的0.496上升至2017年的1.000，規模效率由0.816上升至2017年的0.982，二者拉動了綜合技術效率的提升。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研發投入的規模收益出現遞減，需進一步優化研發投入要素配置。1998—2013年，北京處于規模收益遞增階段，增加投入可明顯拉動產出增加，這一階段的核心任務是實現研發投入要素的“穩增長”；而2014—2017年北京市總體處于規模收益遞減的狀態，這意味著研發投入要素的增加未能帶來等比例的產出增加。因此，優化研發投入要素配置結構，是這一階段提升研發投入效率的關鍵，核心任務是實現研發投入要素上的“調結構”。

與國際主要創新城市比較：指數差距較大，增速優勢明顯

根據2014—2017年GPCI（全球城市實力指數）報告，國際城市研究開發指數排名前10的城市分別是：紐約、倫敦、東京、洛杉磯、首爾、新加坡、波士頓、芝加哥、舊金山、巴黎（以下簡稱“國際主要創新城市”）。以2017年為例，從研發經費和研究人員數量看，北京研發經費支出得分為10.4，而國際主要創新城市平均得分為42.6；北京研究人員數量得分為24.9，而國際主要創新城市平均得分為54.9，兩項得分均與國際主要創新城市存在差距。從研究人員素質及其所處的研發環境看，北京在研究人員就業機會方面表現突出，得分為67.0，高于國際主要創新城市平均得分50.3；而在研究人員素質、研究人員開展學術活動的機會、研究人員收入、研究人員生活環境等方面均相對不足，得分均低于國際主要創新城市。

新加坡與北京均地處東亞、受儒家文化影響較大，兩地在以創新為主要驅動力、政府在創新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等方面較為相似。以新加坡為典型城市，從增速、結構等方面將北京與新加坡的研發投入情況進行對比分析，對北京而言，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從資金來源看，政府、企業資金是北京和新加坡研發經費的主要來源，而北京對國外資金的吸納能力低于新加坡。2010—2016年北京、新加坡來源于政府和企業的R&D經費占比均保持在90%左右；而北京來源于國外的R&D經費占比在5%以下且近年來有所下降，新加坡來源于國外的R&D經費占比自2011年起保持在5%以上且呈上升趨勢。以2016年為例，北京吸納國外資金占比低于新加坡4.4個百分點。從主要活動類型看，北京研發投入偏向于試驗發展，而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相對不足。2010—2016年，北京用于試驗發展環節的R&D經費占比保持在60%以上，而新加坡處于45%—50%區間；北京用于基礎研究環節的R&D經費占比逐年提升，由11.6%提至14.2%，而新加坡處于20%左右；北京用于應用研究環節的R&D經費占比保持在20%以上但近年來略有下降，而新加坡保持在32%左右。

從主要執行部門看，科研機構和企業是北京研發經費的主要執行部門，企業在新加坡研發投入的執行過程中優勢明顯。2010—2016年，北京科研機構和企業執行的R&D經費占比保持在8成以上，其中科研機構占比總體處于50%左右，企業占比處于35%—40%區間；而新加坡企業執行的R&D經費占比保持在60%左右，是高等學校、科研機構、事業單位的3倍以上。與新加坡相比，北京企業在R&D經費執行過程中發揮的作用相對不足。

從研發投入水平及增速看，與新加坡相比北京具有明顯優勢。在R&D投入強度方面，北京和新加坡的R&D投入強度均處于波動狀態，2010—2016年兩地均值分別為5.76%、2.10%，北京高于新加坡3.66個百分點。在R&D經費增速方面，北京和新加坡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7%、6.6%，北京高于新加坡4.1個百分點。在每萬人口中R&D人員方面，北京逐年增加而新加坡總體呈上升趨勢；2010—2016年兩地均值分別為155.9人和122.0人，北京是新加坡的1.3倍。在R&D人員增速方面，北京和新加坡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5.6%、2.5%，北京高于新加坡3.1個百分點。

通過比較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北京研發投入偏向于試驗發展，基礎研究投入相對不足。近年來，北京市研發經費及研發人員主要集中于試驗發展環節，而對基礎研究環節研發投入相對不足。以2017年為例，R&D經費內部支出結構（即基礎研究、試驗發展、應用研究三項）為14.7∶62.4∶22.9，R&D人員折合全時當量結構為17.6∶56.3∶26.1。從各創新主體所注重的活動類型看，企業、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各有側重。企業目前主要偏向于試驗發展且該環節主導地位十分穩固；科研機構更加側重于試驗發展，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地位有所增強；高校的研發活動由主要集中于應用研究向主要集中于基礎研究轉變。

與國外主要創新城市相比，北京研發投入數量及研發人員質量相對不足。從研發投入數量看，北京的研究者數量和研究開發經費支出與國外主要創新城市相比相對不足。從研發人員質量看，北京研發人員素質與國外主要創新城市相比存在明顯差距。同時，北京研發人員所處的研發環境有待進一步優化。需要進一步優化研發環境，促進高素質研究人員的規模集聚。

與新加坡相比，北京研發投入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與新加坡相比，北京在研發投入水平及增速方面具有優勢。2010—2016年，北京R&D投入強度、每萬人口中R&D人員、R&D經費增速、R&D人員增速等指標均高于新加坡，四項指標的均值分別是新加坡的2.7倍、1.3倍、1.6倍、2.2倍。而北京的研發投入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一方面北京對國際研發資金的吸納能力相對不足，應進一步通過優化研發環境吸引國際研發資金注入。另一方面，北京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相對不足，應大力引導各創新主體，特別是高校加大基礎研究環節的經費及人員投入力度，進一步提高原始創新能力。

提升首都科技創新力：多方向投入，全方位發力

聚焦世界科技創新前沿，優化政府、科研機構和高校的研發投入結構。加大政府研發投入力度，聚焦優勢重點領域的原始創新。北京市應統籌布局重點領域原始創新，集中力量實施腦科學、量子計算與量子通信、納米科學等大科學計劃，引領我國前沿領域關鍵科學問題研究。一是支持已有的量子計算優勢方案，并重視量子算法的開發。二是加大人工智能領域研發投入。北京在人工智能領域具有突出的優勢，應根據基礎研究、技術研發、產業發展和行業應用的不同特點，制定有針對性的研發支持策略。三是加強對納米技術產業化的研發投入力度。四是加強對腦科學、人類細胞圖譜等領域的基礎研發。北京聚集著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腦科學研究、技術和工程研發、基礎設施及國內一流的醫院資源，應借力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和大學“雙一流”建設中的相關領域和學科優勢，加大對這些領域研發中心建設的支持力度。

創新研發經費使用方式，加大力度確立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探索改革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評價機制和職稱評聘制度。促進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面向產業和社會需求，將前沿性技術、基礎性技術轉化為應用技術、生產技術和應用技術的創新型企業，將科研成果轉變成服務社會、增加財富的科技創新。利用結構性減稅，引導企業加大研發經費支出。如，擴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范圍、加大對新型研發機構和社會組織的稅收支持等。以政府購買服務方式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力度，政府可進一步拓寬創新券等資金支持方式，降低研發成本。吸引海外研發資金和跨國公司研發總部入駐北京，在不危害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外資在人體干細胞、新能源汽車制造等產業領域的研發投入。充分發揮科技金融優勢，探索社會資本支持科技研發新模式。科技金融已經成為北京特有的資源優勢，加快科技金融建設應該成為建設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任務之一，應對其進行全面戰略部署。唯有科技和金融的雙輪驅動，讓科技金融成為創新主體，才能真正推進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圍繞重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提高研發投入精準度。北京可依托高精尖經濟體系的構建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點產業領域，圍繞重點產業鏈布局完善創新鏈。具體看，應結合十大高精尖產業發展的共性技術、平臺技術和關鍵性技術開展研發，在區域內形成上中下游相互銜接、政產學研一體的產業鏈與創新鏈互動發展模式，降低研發風險，提高研發投入的精準度。鼓勵經濟合作區、產業園區與科技創新中心形成緊密合作關系，在京津冀區域內圍繞重點產業領域打造研發平臺，促進成果產業化。鼓勵中關村等優勢科技園區面向京津冀布局，在區域內移植其成功模式和品牌，鼓勵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知名院校和中國科學院等著名科研機構，緊密圍繞區域內的重點產業開展技術性研究。

打造國際研發機構聚集區，提高研發外向度。借鑒新加坡、東京、倫敦等國際創新城市的成功經驗，北京應著力吸引國際主要研發機構入駐北京。研究出臺相關政策，為跨國公司開展研發活動提供資金支持。如，針對外資研發機構制定R&D輔助計劃、公司研究鼓勵計劃等；對入駐國際研發機構的設備購買、員工培訓、專利注冊等商業投資行為進行補貼。鼓勵國際天使投資基金對本土創新型企業的研發投入。實施天使投資稅收減免計劃，對入選天使投資者向新創企業的投資，提供一定比例的稅收減免。通過補貼的形式，與風險投資機構、孵化器及天使投資共同承擔投資新創公司風險。促進體制機制創新，降低國際研發在京成本。促進創新資源開放協同，在不影響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鼓勵本土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向外資研發機構開放實驗設備，實現協同研究。對北京打造全國科技創新中心的重點領域，同時又是薄弱環節的研究領域，加緊制定特殊政策，鼓勵外資研發機構入駐和吸引外籍研發人員加盟。

作者：葉堂林，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特大城市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毛若沖，首都經濟貿易大學2017級區域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

本文發表于《前線》雜志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