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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繼興：關鍵時刻的反對讓這位元帥抱憾終生，反顯毛主席云水胸襟

點擊：作者：劉繼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1-17 09: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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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劉伯承（右）站在毛澤東主席旁邊】

1929年2月，在上海的黨中央，曾經指示朱德、毛主席離開紅四軍到上海去，要部隊以連、排為單位全部分散，減少目標。

這時正處在革命低潮。毛主席答復中央說：我們離開不得，離開了部隊就會散掉，如果一定要我們離開，那就請派惲代英、劉伯承來代理我們的工作。

就是說，毛主席推薦惲代英代替自己，推薦劉伯承代替朱德，可見毛主席對劉伯承軍事才能的高度肯定。

當然，毛主席和朱德并沒有就此離開紅四軍，因為不久就爆發了蔣介石與桂系之間的軍閥戰爭，形勢變了。毛主席的詞《清平樂·蔣桂戰爭》，就是這時寫的。

試想一下，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持正確主張，紅軍會落到什么結局，就很難說了。

【劉伯承（右）在延安與聶榮臻（中）、蔡樹藩（左）合影】

1930年，立三路線在中央占了主導地位，想集中紅軍的主力奪取武漢。那時，紅軍形勢很好，在江西占領了十幾個縣，贛西整個地區都被紅軍控制了。許多同志主張先打開南昌，再打武漢。在這急需作出重大決策的時刻，毛主席敏銳地看出了形勢變化的苗頭。他判斷軍閥戰爭很快就要停了，蔣介石會集中兵力來對付紅軍。

這個問題當時只有毛主席看出來了。毛主席通過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長、中央代表的周以粟向紅三軍團做說服工作，不要冒險打南昌，部隊要迅速東過贛江回到老根據地，到敵人進攻時再消滅之。經過一個多月的爭論，才把紅三軍團的領導同志說服，將部隊撤回老根據地。

那時，我們偵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過看報紙，分析出國民黨要向我們大舉進攻。這又是一個關鍵性的決策，太了不起了！

1931年，江西紅軍根據毛主席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方針，粉碎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以后，黨中央派項英等來到蘇區，組成中央局，下面建立了軍事委員會。項英當了中央局的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撤銷了以毛主席為書記的一方面軍總前委。

緊接著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就來了，蔣介石采取“步步為營”的方法，筑堡前進。項英等沒有什么作戰經驗，他們主張跑，要離開蘇區，把紅軍帶走。

開始，只有毛主席一個人反對項英等同志的逃跑主義，反對離開蘇區，主張就地打仗。爭論了一段時間，毛主席的觀點得到了較多的人支持，但也沒有做出什么結論。可是敵人已經進到了江西的富田和東固之間的大山上，修起了壁壘，情況非常緊急。毛主席就果斷地下令出擊，一下子把敵人的幾個師消滅掉了。毛主席的《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詞里“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問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就是寫的當時的情況。

當時如果實行項英等的辦法，根據地就會丟掉，紅軍就會陷入困境。黃克誠后來回憶說：“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的決策又比別人高明，這是明擺著的歷史事實。這段歷史他自己沒有講過，別的人也沒有講，所以，現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圍剿”時沒有爭論了，完全聽毛主席的。因為經過前兩次反“圍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排斥了毛主席的領導，革命就受到重大損失。”

毛主席與劉伯承初識在1932年初。

此前，參與領導過南昌起義的劉伯承由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成歸來不久，曾擔任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后到上海協助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1932年初，劉伯承由上海經香港、廣東、福建輾轉來到中央蘇區，第一次見到了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毛主席。

毛主席代表中共蘇區中央局同劉伯承與何長工談話，決定由劉伯承接替何長工擔任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他勉勵劉伯承：“革命需要軍事人才，我們要把紅軍大學辦成‘紅埔’，你有軍事理論基礎，要多出‘紅點子’，把紅大辦成培養革命干部的基地。”

然而在這年10月上旬召開的寧都會議上，令人扼腕嘆息的事情發生了。

寧都會議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王明“左”傾盲動主義的“積極進攻戰略”同毛主席為代表的“積極防御戰略”斗爭的總爆發。

那些留學蘇俄并得到共產國際支持的洋派革命者在這次會議上占了上風，他們不顧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等的反對，排擠和剝奪了毛主席對紅軍的領導和指揮（于10月26日又撤銷了毛主席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不僅給當時紅軍的前線指揮機關造成了困難和不利局面，而且成為后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于這些洋派領導人不懂軍事，所以當時他們依靠的是同樣從蘇俄歸來的軍事干才劉伯承，在會上將劉伯承升任為紅軍總參謀長。所以在這次主要是軍事“土洋”之爭的會議上，頗富軍事韜略的劉伯承的態度很關鍵。但劉伯承在會上卻錯誤地支持了多數人的意見，否定了毛主席正確的軍事路線。

這一錯誤選擇，令劉伯承后來抱憾終生。

隨即，劉伯承又發表了針對毛主席、彭德懷等“游擊主義”戰術的理論文章，批評他們的右傾傾向，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的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

紅軍將領們當時看到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觀點，頗為不滿。連同老成持重的朱德也找到劉伯承語重心長地說：“伯承，你可不能聽別人瞎吹風啊！要說游擊主義，我也有份。潤之那一套證明是切實可行的。不然，我們能有這塊地盤？能有這點家底？要了解中國的具體國情啊！”

按說劉伯承在寧都會議上和會議后的舉動，對毛主席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毛主席從此開始在中央受冷遇，幾年當中只能搞點調查研究，看看書，寫寫字，填填詞，名義上當個蘇維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毫無發言權”。這種局面，直至中央紅軍長征到遵義時，才得到徹底改觀。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和劉少奇、劉伯承、陳毅等在天安門城樓】

但毛主席后來卻并沒計較這些不愉快的往事，能十分公正地對待劉伯承的驕人功績，對其贊揚有加。

第一次是在長征路上。作為紅軍先遣隊司令員的劉伯承創造性地開展了黨的民族政策，與彝族沽基家支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結拜為兄弟。忠于結盟之誼的小葉丹，第二天帶著他的人馬送走紅軍先遣隊之后，又接連奔忙了７天７夜，把紅軍大部隊安全送過了他的部落地界。毛主席贊揚劉伯承說：“諸葛亮七擒七縱才令孟獲心服，你卻一下子就說服了小葉丹，真是比諸葛亮還有辦法。”

第二次還是在長征路上。劉伯承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強渡大渡河，并成功地為紅軍前進打開了一條通道。毛主席高興地說“前幾天，我們一些同志還擔心，怕我們渡不過江去，被人家擠上絕路。當時我就對恩來、朱德講，沒關系，四川人說劉伯承是條下凡的龍，江水怎么能擋得住龍呢？他會把我們帶過江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