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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任窮：我所認識的毛澤東

點擊：4020  作者：宋任窮    來源：民心智庫  發布時間:2018-05-23 13:02:56

 

       宋任窮（1909年7月11日——2005年1月8日），男，生于湖南省瀏陽縣烏石垅村一個破落地主家庭。192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12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一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毛澤東

毛澤東這位歷史巨人為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人民永遠懷念他。我最早接觸毛澤東同志,是在1927年。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然而往事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下面的文字是記敘我近五十年來同毛澤東同志的直接接觸以及從中得到的啟迪和教誨,以此作為對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的紀念。

在黑暗中點燃了希望的火炬

1928年8月,我所在的瀏陽工農義勇隊因沒有趕上南昌起義,暫時駐在江西銅鼓。縣委派我隨省委秘密交通員一起到南昌,向江西省委請示部隊下一步如何行動。

9月中旬,我從省委趕回團部時,感到團里的氣氛有些異樣。團黨委的同志高興地告訴我:毛委員已經從安源到了這里以他為書記的黨的前敵委員會經過縝密部署,統一領導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衛團,湖南平江、瀏陽和鄂南崇陽、通城的農民武裝以及安源煤礦的工人武裝共約500人,勝利地舉行了舉世聞名、震撼全國的秋收起義。讓我趕緊把省委的意見向毛委員報告

我聽到這個消息感到非常振奮,并渴望盡快見到毛澤東。當我走進毛澤東住處的時候,他健步迎上來,親切地拉著我的手。

毛澤東身材修長,一身布衣布褲,目光炯炯,鎮定自若,細心地聽我的匯報。我說我在南昌見到了江西省委書記江澤楷(后為托陳取消派,同陳獨秀、彭述之一起被開除黨籍),還見到了劉士奇(湖南人,曾任吉安特委書記后遭張國燾殺害)。

汪說,寧岡有一支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武裝,要我們的隊伍往西朝寧岡方向走。我把江西省委的密信以及剩下的組織上給我的盤纏錢都交給了毛澤東。他聽完匯報,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會兒接著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對我講:你一路辛苦了,先休息去吧。

毛澤東等領導的秋收起義,是繼“八一”南昌起義后,我黨領導的工農革命武裝在革命低潮時期向國民黨反動派發起的又一次有力反擊。在攻打長沙的戰斗中,因敵我力量對比懸殊,各路起義軍先后遭到嚴重挫折。

9月19日,前敵委員會在瀏陽縣文家市舉行會議,討論進軍方向問題。在這個關乎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上,毛澤東表現出一位戰略家的遠見卓識。

他堅決反對少數同志提出的繼續攻打大城市的錯誤主張,認為在當時情況下這樣做是很不適當的,并明確提出,在敵強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敵人重兵把守的情況下,起義部隊應當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地區轉移,在那里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發展和壯大革命武裝,前敵委員會多數同志擁護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九月下旬,起義部隊在毛澤東率領下離開文家市,朝西南向湘贛邊界轉移。

★抗日時期的宋任窮

創建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在當時,究竟把革命根據地建在哪里,事關重大。毛澤東調查了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湖北南部的整個羅霄山脈,認為北段不如中段可進可守,且北段離政治都會太近;南段雖地勢比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

中段地勢好,黨的組織、群眾基礎等方面也比較好,而且遠離大城市,敵人的統治力量比其他地方薄弱,江西省又沒有正規的地方部隊。

毛澤東確認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是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好地方。同時還了解到此地有袁文才部(汪澤楷講的寧岡有一支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就是指袁部)和王佐部兩支革命武裝。

袁部駐在井岡山下的茅坪一帶,袁本人是共產黨員,袁部已建立黨的組織。王佐部駐在井岡山腹地。各有幾百人,六十余支槍。參加袁、王部隊的,都是當地的貧苦農民,不少人在大革命時期就受到過黨的影響,他們同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豪紳階級有深刻的矛盾,有很強的反抗精神。

這兩支部隊,專打土豪劣紳,劫富濟貧,不侵犯群眾利益,比較守紀律,受到當地老百姓的擁護。在白色恐怖嚴重的時候,他們還掩護過避難的共產黨員。這兩支部隊特別是王佐部的問題是,由于長年住在山區,缺乏有力的政治工作和嚴格的組織性紀律性,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模糊,存在著濃厚的綠林習氣和一些封建落后的東西。

★井岡山舊城

在寧岡古城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建議對袁、王二部采取爭取、團結、改造的方針,并首先加強袁文才部黨的力量和政治工作,通過袁部爭取團結王佐部。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在這樣個關系到我們能否在井岡山站住腳的問題上,毛澤東又一次作出了正確的決策。

毛澤東親自對袁文才、王佐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向他們詳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提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應袁、王的請求先后派出幾批干部,到他們部隊擔任連、排以上干部,幫助進行政治軍事訓練,并給了他們一部分槍。

此時,袁文才、王佐部各有兩個營,每營兩個連(后擴充為三個連)。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派到袁王部隊工作的,曾任連黨代表、團宣傳科干事等。蔡協民、何長工已先期被派到袁文才、王佐部,擔任團的黨代表,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我們在毛澤東和團黨委的親自指導下,積極開展部隊的政治工作。在連隊發展政治覺悟高的士兵和基層干部入黨,做到每個班都有黨員,每個連都有黨的支部。還開設政治課和文化課,講解工農紅軍的性質和任務宣傳為勞苦大眾求解放的思想,幫助文盲識字,提高戰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還組織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平等、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公布伙食帳目,禁止打罵士兵等,使袁、王部原來的一些不良習氣慢慢得到了改變。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袁文才、王佐部都成為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很有戰斗力的工農革命武裝。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軍余部,在發動湘南起義后,到達井岡山。朱德和毛澤東兩軍會師,使我們的武裝從原來的2000人增加到1萬多人,大大增加了井岡山根據地的革命力量。

在井岡山,由于以毛澤東、朱德為首的黨的領導集團執行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深入發動群眾,我們不斷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粉碎了敵人的幾次軍事“圍剿”,打擊了國民黨駐江西的反動武裝力量,使革命根據地不斷鞏固和發展。

國民黨反動派驚恐不安,指令湘贛兩省的敵人于1928年12月用重兵對井岡山發動軍事“圍剿”,同時實行經濟封鎖。面對敵人的反復“進剿”和嚴密封鎖,毛澤東等研究后認為:在當時情況下,如果死守井岡山,恐難持久,為保存革命力量,堅持長期斗爭,由一部分主力紅軍守山,大部分主力紅軍打出去,到敵人后方發展新的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等共同商定:彭德懷、滕代遠率一部分兵力(包括王佐部)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包括袁文才部)向閩粵贛邊轉移,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

這是一次重要的戰略轉移,是在客觀分析當時敵我雙方實際情況后作出的正確決策。此時,我找到毛澤東,請求隨部隊下山,他開始同意了。后來,因有些同志也要求下山,毛澤東才對我講:要求下山的人多了,這就不好辦了,山上也需要一部分同志留守堅持,任務也是艱巨的,你也不要走了吧。我便留了下來。

毛澤東親自領導的秋收起義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勝利這條道路的起點。實踐證明,毛澤東決定上井岡山偉大,后決定分兵下井岡山同樣偉大。

當時的中國是由數個帝國主義國家控制的半殖民地,他們在中國培植各自的勢力,互相之間有矛盾,我們就有可能利用這些矛盾,在黨和群眾的基礎比較好、敵人統治又比較薄弱的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毛澤東選擇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地區建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

在新的情況下,毛澤東審時度勢,又決定分一部分紅軍主力下山向外發展,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也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的創舉,是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典范。

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之后,我黨還領導建立了贛西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閩浙贛、湘鄂贛、廣西的左右江、廣東的東江和瓊崖、湘贛等革命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多在幾省的邊界地區,它們的建立、鞏固和發展也為中國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講話

及時糾正錯誤肅反,維護和鞏固了陜甘寧革命根據地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了解到這里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影響下進行了錯誤肅反,劉志丹等當地黨政軍的許多領導同志無辜被捕,個別好同志慘遭殺害。他立即下達“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采取果斷措施,及時糾正了錯誤,挽救了陷入危險局面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親自接見劉志丹,親切地安慰他說:你們受委屈了。

毛澤東對劉志丹以及以他為領袖的陜北紅軍寄以完全的信任,決定由陜北紅軍組成紅二十八軍,任命劉志丹為軍長。同時,又任命劉志丹為臨時組建的北路軍的總指揮,統一指揮由二十六軍改編的七十八師陜北騎兵團和紅二十八軍向北挺進,配合紅軍主力打退國民黨反動軍隊對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圍剿”。

★1936年毛澤東在陜北和紅軍第三工作人員合影

毛澤東委托周恩來同我和其他幾位派到紅二十八軍工作的同志談話,再三叮囑我們去了以后,要尊重劉志丹,尊重地方紅軍,要互相學習,加強團結。

劉志丹對中央派去的干部也非常尊重,并經常教育當地干部要尊重和學習外來干部。作為政治委員,國查我同劉志丹之間推心置腹,互相信任,沒有絲毫芥蒂。

這支部隊在劉志丹指揮下戰斗力很強,接連打了許多勝仗。不幸的是,劉志丹在紅軍東征中的三交鎮戰斗中英勇犧牲。部隊回到康城后,我即到總部向毛澤東匯報了劉志丹英勇犧牲的經過,并報告毛澤東:二十八軍經過多次戰斗,雖然人員不斷傷亡,減員近半,但部隊士氣仍很旺盛。劉志丹犧牲后,二十八軍的同志們如同劉志丹在世時一樣聽從指揮。毛澤東聽后連連點頭,稱贊劉志丹培育了一支很好的部隊。

此后,毛澤東派總政治部的同志到二十八軍進行考察,了解到部隊情緒穩定,士氣旺盛,素質確實不錯,決定繼續保留二十八軍建制。在毛澤東領導下,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遷駐延安。延安成為我們黨領導抗日戰爭的中心。

制定各項基本政策,緬懷革命先烈

全國解放前,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規定了全國解放后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上會轉變為社上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

講話要求全黨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這篇講話成為全國解放后我們進行各項工作的指導性文件,也是一篇極其重要的歷史性文件。

新中國的成立來之不易,是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由兩千多萬革命先烈的鮮血換來的。在歡慶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們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繼、英勇捐軀的革命先烈懷著深深的敬意和深切悼念之情。中國革命的勝利,主要應當歸功于獻出寶貴生命的先烈們。

新中國宣告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親自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戰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這個碑文由周恩來書寫后刻在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上

1950年在北京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期間,在分別十四年之后,我重新見到了毛澤東。當時,毛澤東在中南海的住地約見率部舉行昆明起義的盧漢將軍,我作為云南省委書記陪同會見。

毛澤東和盧漢將軍寒暄后,高度評價他毅然率部起義,脫離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正義行動。稱贊盧漢此舉減少了因戰爭帶來的損失,為我人民解放軍進入云南全省創造了條件,為提前結束西南戰役作出了積極貢獻,為國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澤東對盧漢和我講,云南地處西南邊陲,位置很重要,你們雙方要搞好團結,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設好。毛澤東同盧漢談完后,我去找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聊天。我和葉子龍在長征時就認識。兩人談了不大一會兒,毛澤東派人讓我到他那里。

★毛澤東、宋任窮(右四)等同志1963年在杭州合影

毛澤東說:十多年不見了,我們也聊聊嘛。于是,他便很隨便地同我談起來,話題很廣泛,古往今來,天上地下,什么都談。他首講到云南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一個省,上層知名人士也不少,有當過內閣總理的李根源,有龍云,有同我們打過仗的楊池生、金漢鼎,還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數民族頭人,囑咐我們在云南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別是民族政策和統戰政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他還問起我下井岡山后脫離部隊的那一段情況,我再一次向他作了詳細的敘述。在談到陳昌、夏明翰時,我告訴他陳、夏是我的老師。毛澤東對陳、夏的評價很高,說陳昌是他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同學,兩人關系很好,在一起進朝夕相處,分別時常有書信往來。

他稱贊陳是一位出色的宣傳鼓動家,在組織進步青年出國勤工儉學時,他和蔡和森共同把陳留下來在國內為革命培育人才。不幸,陳昌于1928年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壯烈犧牲。

我們還談到,陳昌的兩個弟弟陳安古和陳安懷也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一個在馬日事變后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一個在廣東討伐陳炯明的戰斗中犧牲。毛澤東還告訴我,不久前他收到陳昌女兒的來信,他親筆復信,勉勵她進步并照顧好母親,并從稿費中拿出三百元匯給陳昌家屬以作生活補助。

據我所知,毛澤東資助過不少烈士的遺屬和后代。毛澤東還談起他1920年結識夏明翰的情況,還向我問起井岡山時期曾任三十一團書記官,后調任三十二團第二營黨代表的康健的情況。

毛澤東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在談到幾位為革命犧牲的先烈時,他滿懷深切悼念之情,眼中不時含著淚花。此時,劉伯承應約來見毛澤東,我們的談話便中止了。

親自做出發展我國核工業的戰略決策

1955年初,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我國發展原子彈事業的匯報。聽完匯報后說: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

這次會議作出了中國要發展核工業的戰略決策,標志著中國核工業建設的開始。會后,由周恩來具體組織實施,并指定陳云、聶榮臻、薄波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指導核工業發展工作。

1956年,周恩來曾對我講過,中央有成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員會的考慮,毛澤東的意見請郭沫若當主任,我作郭老的助手,任副主任。后來,又決定不成立原子能委員會了。

同年11月,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以后改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和核工業部)任命我為部長、劉杰、袁成隆、劉偉、雷榮天、錢三強任副部長。三機部成立后,中央書記處多次聽取匯報,對重大同題作出決定。

中央各部門和各地區大力支持,表現了很強的全局觀念和團結協作精神,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物給物,一切優先。有些單位主動找上門來,問我們還要什么。三機部的全體同志艱苦奮斗,同心同德,情緒十分高漲。

因此,雖然是白手起家,遇到不少困難,但各項工作進行得都比較順利。在建設我國核工業的起步階段,我們就堅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努力爭取國外援助的方針。為了爭取蘇聯對我國核工業的援助,1957年9月我和陳賡隨聶榮臻為團長的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

談判獲初步成果后,聶帥和駐蘇大使劉曉讓我飛回北京向中央匯報。下飛機后,我直接從機場到釣魚臺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談判結果。毛澤東等聽完匯報后,對代表團的工作表示滿意,認為談判是成功的,同意簽署協議。同時,我轉達了劉曉大使的意見:赫魯曉夫邀請毛澤東赴蘇參加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和世界共產黨、工人黨會議,使館從當時的中蘇關系和國際形勢考慮,傾向于毛澤東接受邀請,親赴莫斯科。

1960年,全國出現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蘇聯的一些技術設備陸續運來后,有些同志要求對這些技術設備進行改造,而且很堅持。

部領導進行了專門研究,一致認為這種意見不妥,人家的東西首先要弄明白,學到手,然后再進行改造以至創新。不研究透徹就要改,帶有很大的盲目性,結果只能是事與愿違。可是,有些同志堅持自己的意見。我便專就此事寫信給毛澤東要求當面向他匯報。兩三天后就接到電話,通知我到中南海去見他。

匯報后,毛澤東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這個原子彈,235,你們還沒有掌握好,怎么就動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寫字,首先得學寫正楷,再學寫行了書,然后再練草書。小孩子連走路都不會,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嗎?

我回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才結束了這場爭論。二機部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指示,作出決定:對沒有掌握的蘇聯設計“不準改”,對蘇聯供應的儀器設備不準亂拆亂動,如需作任何改動,都要經過上級批準。

這樣,及時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混亂。核工業建設一開始,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就明確確定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

因而,在外援突然斷絕后,我們雖然遇到了困難,但很快地實現了向全面自力更生的轉變,保持了繼續前進的步伐,迅速掌握了核技術,縮短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

1960年冬,周總理帶領一些部長,在廣州學習政治經濟學。學習結束后，毛澤東約見我們幾個部長,康生也去了。毛澤東到來之前,我們談起了什么時候能夠爆炸原子彈的問題。我說: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原來答應給的樣品也不給了,部里經過再三研究,即使盡最大努力,爆炸時間也得延遲到1964年。

康生大言不慚,說什么太遲了應該1962年爆炸,說這對我們國家,對外交,都有好處,等等。這類的話,他講了很多。毛澤東來后,了解了我們談話的內容,便只講了一句話:康生,要原子彈在1962年爆炸,那就叫你去當二機部部長吧!康生看勢頭不對,便再也不吭聲了。

康生明明知道1962年不能實現原子彈爆炸,去偏偏一再堅持,足見他用心不善。以后的實踐證明,1964年爆炸的計劃是切合實際的。

★晚年宋任窮夫婦合影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在中國,不堅持毛澤東思想,就談不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

我們今天紀念毛澤東,要緬懷他的偉大功績,繼承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毛澤東思想,也要認真思考和總結建國幾十年來我們黨和國家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努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理論,發揚成績,減少失誤,開拓更加光明的未來。